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

一、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论文文献综述）

田雨婷^[1]（2021）在《庄学本西部摄影与民族学话语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张福强,董茂林^[2]（2021）在《学术救国：民国时期民族学本土化的取向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强调知识服务国家建设,通过学术救国,这在民国时期民族学家的知识生产中根深蒂固,是民族学本土化的重要特征,在学科属性定位、学术范式出现及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均有体现。民国时期民族学本土化应用性格的生成,有文化传统等结构性外因,也有民族国家建构的场景性影响,是多重因素作用下学者的一种应变之道。学术的应用性要求民族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以探寻社会规律为目标,通过呈现社会事实求得问题解决之道。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大力宣扬民族学的科学属性,在科学化转型过程中,民族学讲求阐释和意义的人文属性及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属性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持续影响着中国民族学发展,亦成为今天民族学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

张福强,高红^[3]（2020）在《“采集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以吴泽霖、林惠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吴泽霖与林惠祥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前辈,民族文物事业贯穿着他们一生的学术研究,其成就被广为赞誉。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物采集展览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关怀之下,民族学博物馆成为"采集民族志"的理想归属,为其赋予了丰厚的理论意涵和时代价值。林惠祥的采集实践更多强调文化史构建,探讨族群的亲缘关系;吴泽霖则试图以"物化"形式来表达他的"平等"理念,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他们的这种分异代表着中国民族学史上"采集民族志"的两种取向,在杨成志等民族学家的采集实践中也有体现。但不管差异如何,用采集民族标本的形式来呈现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民族知识的建构,是当时诸多学者的一个共相。实际上,学者们的标本采集实践与民族志书写有着同样的学术诉求,只不过前者用实物的形式体现,而后者用文字书写的形式体现,殊途同归。即所谓"采集民族志",它与影像的民族志、文字的民族志等共同表达边陲文化,建构民族知识,都是探寻文化模式的重要手段。

王振刚^[4]（2019）在《徐益棠与中国边疆研究述论》文中提出文章介绍了徐益棠生平及学术研究活动,并梳理、介绍了其对云南、广西、西康、台湾、蒙古、西北及新疆等诸多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徐益棠的边疆研究涉猎领域广泛、视野开阔、富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经世致用精神,是值得认真研究和系统总结的。

罗锐^[5]（2019）在《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文中研究表明民族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期受到压迫的少数民族公开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有哪些民族、有多少民族进行甄别的工作,属于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民族识别工作使各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初期存在识别结果不够完善的问题。广西大新县地处中越边境,历史上民族成分的构成相对复杂,因此该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一个长期而又繁琐、一直存在调试并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对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工作中存在不完善的问题进行梳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搜集相关档案材料,结合田野调查的方法。阐述了民国时期的学者在“识别”各族群的基础上,新桂系的“民族同化”政策使得各族群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该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西通过民族识别工作,识别出12个世居民族,但识别结果不够完善,存在部分人群的族属无法确认的问题。叙述了在此背景下,大新县域的民族识别工作存在识别结果不够准确,各民族人口数量变动大,涉及范围广,各民族支系并归的政策在执行时,解释和宣传工作不够完善,导致群众对民族识别的认知不足,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的情况。以大新县域民族识别中的“苗改壮”为案例,回顾了大新县部分人群因服装、“名从主人”等因素被识别为“苗族”,随着民族识别的不断完善,并归为壮族,由此“苗族”的民族意识不断淡化的过程。探讨了大新县域的民族识别,有使得部分群体从人口较少民族变为省一级的自治民族,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发生改变的同时,民族关系从原有的与壮、汉冲突到相互交融的改变,从而有利于民族和谐与发展的历史意义。通过对县一级政区民族识别工作的回顾与反思,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民族政策落实到基层遇到的复杂情况,对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带来的促进作用,为更好的落实民族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开展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历史经验。

谢秋妮^[6]（2019）在《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调查的研究（1924-1945）》文中指出民国初兴,内忧外患,伴随着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势力的入侵和渗透,西南边疆形势一度紧张复杂,民族问题日益凸显,广西特种部族问题备受关注。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社会调查、民族调查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地政府、社会群体、学术团体出于认识社会和改良社会的目的开展对广西瑶族的调查。从20世纪20年代起,学人开始走进瑶区从事调查工作。尽管学界对广西瑶族的调查开展较早,但由于广西瑶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学人开展调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部分学者由于学科背景和调查目的的差异,对于实地考察的理论和方法难以一致,调查成果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抗战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的调查研究进入一个繁盛阶段,唐兆民、徐益棠、费孝通、王同惠、杨成志、黄现璠等一批名家接踵而至。此时调查人员多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人员素质、调查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调查团队和研究刊物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45年之后,内战渐起,百业萧条,学人缺乏一个良好的调查研究环境,这一时期学界对广西瑶族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开展的调查活动,调查团队类型和调查次数较多,调查内容和研究成果全面而丰富,是对民国广西特种部族的真实记录。学人以广西瑶族调查为契机,建构民族学研究体系,推动了民国时期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不仅促进了民族学的发展,也培养了大批专研民族研究的学术栋梁。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传播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相关学科的进步,推动了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进程,使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西瑶族调查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态。

张福强^[7]（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段小佳^[8]（2019）在《邓子琴的民族学成就与贡献》文中认为如众所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主义的传入,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老一辈民族学家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的基调和当代中国民族的基本格局,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的民族是老一辈民族学家研究和建构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活动,作为民族学研究和发展的阶段性事件,邓子琴先生是我国早期的民族学家,也参与了这一项工作。梳理和系统研究邓子琴先生的民族学的实际工作和研究成果,有助于梳理近代以来民族学研究对民族的构建和对民族国家的构建的历史过程。民族学、人类学是源于西方的一门人文学科,进入中国本土近百年来,对指导中国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问题呈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民族学理论已不能够准确解释和指导中国的近代以来复杂的民族工作,需要引入西方民族学经典理论来进行指导研究和实践,但是外来的民族学理论在中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呼吁进行民族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的民族学有其历史传统,从《尚书·禹贡》《礼记·王制》《史记·西南夷列传》开始奠定了一套中国的在“华夷”体系天下观建构起来的民族学理论,适应了古代社会的族群关系,但是进入近代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情况,中国传统的民族学理论不能完全指导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在早期老一辈民族学家借鉴西方民族学理论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一批老一辈民族学家的科研成果的整理有助于推动民族学理论的本土化。当代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吴文藻先生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先生,此外,仍有不少民族学的先驱者,研究领域和研究者所在的地域是多元的,如陕西地区的马长寿先生,云南地区的方国瑜先生,四川地区的李安宅、任乃强先生等（就四川地区的民族学渊源来看,还包括徐中舒、蒙文通两位先生）。除此之外,邓子琴先生也是四川地区民族学的重要源头,邓先生大量的着述未被公开刊发,所以,他的影响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对邓子琴先生民族学学术成就的系统梳理,有助于对大四川地区民族学学科的谱系的完整建构。本文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阐述本文的选题缘起和学术意义,通过历史文献整理法、田野调查和学术谱系的绘制,梳理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成就和贡献。第二章主要针对邓子琴从1958年至1964年期间,带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赴茂汶羌族自治县、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进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带回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选择有代表性土司、宗教寺庙和农奴制进行介绍,并通过土司社会历史调查、宗教寺庙社会历史调查、农奴制社会历史调查等方面再现邓子琴的调查成果。第三章介绍邓子琴的民族史研究成就。邓子琴先生的民族史研究的成就多集中在《羌族史》《隋唐五代史讲稿》《中国少数民族史要略》《钓鱼城史实考察》《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论丛》等着作和《从少数民族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来看西周社会性质问题》等十几篇民族学研究论文,介绍其内容、结构、观点,总结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理论。第四章介绍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的贡献。邓子琴先生的民族史研究和民族学调查,一是促进民族学理论本土化,二是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开建之功,三是对西南大学乃至整个大四川地区民族学学科的贡献。通过前几章的阐述与研究,可以得出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具有历史性、区域性、文化性、宗教性和阶级性等特点。本文通过梳理邓子琴对西南大学民族学及民族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期望建立邓子琴民族学研究的学术谱系。结论部分,重点概括出邓子琴民族学研究的特点,分析其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渊源,评价其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希望建立邓子琴民族学研究的学术谱系,让更多学人了解邓子琴、研究邓子琴。

陈纪,何海霞,王真露^[9]（2017）在《中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其发展——基于三种权威期刊的研究》文中指出在19592016年间出版的民族学三种权威期刊中,以"研究主题"和"热点问题"为标识界定样本总体,并从这两个样本总体中分别选取1705篇论文作为它们各自的分析样本。通过描述各种研究方法在"研究主题"和"热点问题"中的应用,统计各种研究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分布及变化状况,总结中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并展望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孟航^[10]（2015）在《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反思和未来展望——以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论述为参照》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几度变化。文章通过对60多年来学科发展当中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如学科模式的变化、方法上的新发展、理论创新的难题、发挥学术的社会作用等方面进行历史反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出把握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拓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发展道路,创建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上的中国学派等设想。

二、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2）学术救国：民国时期民族学本土化的取向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3）“采集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以吴泽霖、林惠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徐益棠与中国边疆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5）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调查的研究（1924-1945）（论文提纲范文）

（7）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邓子琴的民族学成就与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其发展——基于三种权威期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反思和未来展望——以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论述为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论文参考文献）

• [1]庄学本西部摄影与民族学话语关系研究[D]. 田雨婷. 四川美术学院, 2021
• [2]学术救国：民国时期民族学本土化的取向与实践[J]. 张福强,董茂林.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1(03)
• [3]“采集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以吴泽霖、林惠祥为中心的考察[J]. 张福强,高红.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
• [4]徐益棠与中国边疆研究述论[J]. 王振刚.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9(02)
• [5]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D]. 罗锐.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6]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调查的研究（1924-1945）[D]. 谢秋妮.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7]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邓子琴的民族学成就与贡献[D]. 段小佳. 西南大学, 2019(12)
• [9]中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其发展——基于三种权威期刊的研究[J]. 陈纪,何海霞,王真露. 广西民族研究, 2017(03)
• [10]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反思和未来展望——以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论述为参照[J]. 孟航.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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