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与中国轿车业新一轮规模扩张(论文文献综述)
胡志豪[1](2021)在《我国轿车产业政策及成效研究(1978年-2001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后,我国轿车产业迎来了第二个“创业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我国轿车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种成就更多的是量的发展,而非质的提高。这种结果同这一时期我国轿车产业形成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技术等有着很大的关系。基于各种指标对我国轿车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轿车产业发展的前二十多年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制定的一系列为了提升我国轿车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难言成功。三层级管理模式存在着缺陷、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也有着结构性冲突,以及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这些影响产业政策效力发挥的阻力,在我国长期以来不合理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下始终无法有效解决,最终导致了八九十年代轿车产业政策整体上的失效。
刘婕[2](2021)在《基于注意力视角的汽车产业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发展的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家政策与市场趋势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关注的因素,处在相同外部环境的不同企业其最终企业发展的走向表现出明显差异,已有学者研究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但对于企业发展走向差异的根本原因尚未做出清晰解释。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纵观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外资品牌汽车一直是在汽车消费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我国汽车企业与外资合作开始于加入世贸组织后,而最初一批与外企合作的汽车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多是白手起家。汽车市场经过了多年的激烈角逐,最先获得外企合作机会的国企在市场上的表现却不如后起之秀的民企;同时,在国家正式大力倡导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关键历史节点之时,最先响应与做出实际回应的依旧是民企,如今,在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上,民企占有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处于相同的外部环境中,汽车企业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却在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显着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市场竞争局面。根据已有研究,注意力对于企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是否能从注意力视角切入,对此现象进行研究呢?由此,本研究聚焦对于以下三个问题的解释与研究:(1)不同组织身份的汽车企业发展过程中注意力的分布是怎样的?(2)市场与政策对企业注意力配置的影响是什么?(3)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导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通过双案例分析方法,选取一汽与吉利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以企业注意力为切入点,探究制度逻辑对于企业注意力的影响机理;对于企业外部情境以市场因素与国家因素为主,深入剖析汽车产业的市场逻辑与政策逻辑演变过程,同时总结提炼企业各自的发展逻辑,进而探究以市场逻辑和政策逻辑为代表的外部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之间的联结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得出(1)汽车企业发展过程中关注与企业利润直接相关的业务板块以及与企业利润非直接相关的非业务板块因素,民企与国企在注意力的聚焦方面有着本质差别,国企因为其特殊的组织身份对非业务板块的注意力配置要重于民企(2)市场因素反映出的市场逻辑以及国家政策因素反映出的政策逻辑对于企业注意力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国企的注意力配置呈现注意力稀释的特征而民企呈现注意力聚合的特征(3)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呈现显着相关关系,民企国企由于自身发展资源基础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企业发展逻辑,在以市场因素和国家因素为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境中,导致了企业发展逻辑不同的走向,同时通过矩阵关系图更够更好的反映出市场逻辑政策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之间的联结关系。以一汽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呈现出从中高端品牌向中低端品牌渗透的发展路径,以吉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则呈现出从低端品牌向中高端品牌延伸的发展路径。
卢建昊[3](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邵冰[4](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石宇飞[5](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本质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装备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3年;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但在2013年以后增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同程度地面临进口和出口压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3年之前表现为比较劣势,而后则表现为比较优势。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2003年前后先提升而后平稳。从影响力系数变动趋势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呈渐趋提高态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力的提高幅度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总体上呈现缓慢提高的趋势。出口和资本形成一直是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而消费和进口则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不仅对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对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装备制造业仅对出口项目的最终需求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对其它三个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程度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装备制造业产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渐趋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中国工业总体下降水平。从装备制造业企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资产运用效率、资金利用效果、盈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近期有小幅回落,营业净利率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的能力在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近些年的财务风险有所降低,企业资产主要源自负债的倾向逐步下降,但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显着的结构性差异;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流动比率整体偏低,流动资产规模不足,但现金比率普遍较高;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总资产和固定资产周转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所提升,但产业分工地位仍需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所增加,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研发、中间品与零部件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最终品出口比重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间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出口增加值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呈现显着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下降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装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出口之中本国中间品出口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以及其重要组成来自国外账户重复计算部分均出现下降。三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表现并不相同,而且呈现阶段性特征。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前、后向生产长度均出现增加,但产业分工地位出现下移。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投入所占比重仍然较低,这导致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低,科技水平相对较弱,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在总量和比重上呈现出双重提高趋势,且提高幅度显着超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从制度基础角度看,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提升排污处理能力,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中国推动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应着重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孙舒[6](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高鹏[7](2019)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新科技浪潮的兴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已见端倪,全球先进制造业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此形势下,各个制造业大国为了保持自己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相继制定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规划。美国率先提出了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的国家战略后,德国继而提出了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工业4.0”规划,而英国和日本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出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的战略规划。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也提出了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然而,这些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的提出,其本质就是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核心技术的竞争而设计的。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当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占,其有效的实现路径之一就是通过国际间的海外并购这一方式来获取。尽管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制造产能,但制造业的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仍然与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先进制造业如何利用海外并购这一有效途径快速地提高产业核心技术水平,从而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当下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是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和海外并购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中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理论框架准确地描述了全球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态势,而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地位和态势的动态变化。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处于中下游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先进的产业核心技术本身也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判定海外并购战略目标实施的效果,可以为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途径快速提高核心技术的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研究围绕着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途径获取核心技术能力这一议题,在对全球价值链、先进制造业和海外并购进行理论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为切入点,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角度,采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通过对不同动因驱动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尤其是技术获取动因驱动的海外技术并购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效应进行的深入分析,得出关于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核心技术、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结论,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无论是从获取技术的角度,还是寻求品牌的角度,抑或是扩张市场的角度等,基本上都能够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提高中国先进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目标。然而,从获取产业核心技术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最顶端的产业关键技术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技术并购的技术溢出效应总体上获得了产业技术的快速提升,实现了技术的追赶效应,但对于产业核心技术的获取和推动技术创新的作用却并不明显。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的途径来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对于当下处于中低端的中国先进制造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中国先进制造业获取产业核心技术从而占领全球价值链顶端、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战略来说,作用却不显着。因此,中国先进制造业想要获得产业核心技术从而突破全球价值链锁定、实现价值链重构,只能自力更生,通过对研发的大力投入进行内生性创新来实现。
时晓虹[8](2014)在《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2000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政策改革,例如国企改革、加入WTO、房地产改革等,为过去十几年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政策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于是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正逐步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亟待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突破“瓶颈”。这既是解决我国长期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为未来经济发展开拓空间、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的根本保证。然而深化改革的主要途径在于制度的变迁及创新,需要以制度手段推动我国经济的重新振兴。鉴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了需要通过新一轮更深入的制度改革来开拓发展空间的重要关口,进一步获取制度红利的途径不应只停留在具体制度层面,还需要从制度基础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和创新,即在以往改革耗尽了制度红利的情况下,唯有在理论创新中寻找新的制度红利。因此如何对制度理论层面进行创新,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复杂网络的视角对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进行理论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对制度网络结构的变迁及路径进行分析,并采用博弈论及模型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主体的关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理论上认清制度体系、理清制度关系,进而指导改革方法以及提升改革成果。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得出结论:第一,本文对制度网络结构理论及其层次性进行研究。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关于制度结构构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构成要素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制度网络结构”的内涵,并将网络结构中的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节点制度,另一种是连接制度,其中节点制度作为网络结构的主体是制度结构整体功能输出的主要来源,其功能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整个网络输出的结果,连接制度作为形成网络结构的必要手段,建立起节点制度之间的关系机制。在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其纵向的“基础—派生”结构层次和横向的子网络结构层次,从而在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维度中构筑起整个制度网络结构的框架。第二,本文在制度网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制度网络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企业、消费者等要素网络的独特特征,由于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形成唯一的制度网络整体,所有的制度都在生成时即被自动地纳入在这一网络结构中,该网络伴随着制度的变迁及创新而变动、扩展,因此网络规模非常庞大,并产生了新的网络结构效应,即互动效应、倍增效应和衍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运用该假说对我国传统的碎片化制度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第三,本文对制度网络结构的变迁特征进行研究,提出网络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具有协同和多重路径依赖两个特征。由于网络结构下具体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与之相连的其他制度的边际调整,出现一项制度变迁牵动多个层次制度共同调整的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涉及诸多相关制度的重新安排与组合,应该看做是制度网络结构整体框架中一组相关制度共同变迁的过程,从而表现出协同性的特征。本文分别从纵向关系、横向关系以及中间连接关系三个角度详细阐述制度协同变迁的机理。此外,网络结构下制度变迁受到与之相关联的多项节点制度的共同影响,于是具有多重路径依赖的特征。由不同路径依赖程度的差异将产生制度变迁偏离原有自身历史路径的可能性,当偏离程度累积达到一定值便汇聚成打破路径依赖和实现路径创造的突破力,使路径创造成为可能,以创新的制度取代旧制度,完成对路径依赖的破解。本文将制度网络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多重路径依赖阶段,二是路径偏离阶段,三是路径创造阶段,并运用多重路径依赖理论对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缺陷进行弥补。第四,本文对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本文从制度变迁主体彼此相互联系、依赖的关系出发构建主体间的网络结构,把每一个独立的变迁主体作为节点,把构成任意两个主体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组织方式视作连接,则主体网络结构就形成了,主体之间的连接关系既可以是无形的社会关系,也可以是有形的组织关系。这种网络结构作为对人与人之间或组织之间关系模式的反映,具有复合层次性、动态自变性及沟通协作性的特征。此外,在我国传统的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为辅助的二元主体结构基础上,本文还具体分析网络中三元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各自的行为特征及优劣势,重点突出微观个体对制度变迁的重要贡献作用。第五,本文在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元主体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和新增收益进行探讨。在逐一阐述三元主体利益目标之后,本文归纳出三者目标的冲突和融合之处,指出地方政府的目标利益具有三者利益的聚合,同时还重点指明人民利益是三者利益的归宿点,这些一致的目标使得将三元主体的目标利益统一起来成为可能。此外,还进一步对三者合作博弈关系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进行分析。本文创新性的构建合作博弈模型对三元主体的单阶段合作博弈和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问题及新增收益分配问题分别进行探讨并得出结论:由合作博弈产生的新增收益的最优分配方案是在三者之间平均分配,合作博弈能够连续进行的关键在于参与主体每一阶段分得的收益不小于其初始预期收益,由此合作博弈关系才能长期维持下去。第六,在理论部分研究内容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汽车产业入世后的政策变迁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对汽车产业政策进行结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以网络结构形态分布,并在运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此外,本文从制度变迁主体的角度选取汽车产业投资政策以及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变迁过程进行单阶段和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发现入世后建立在合作博弈关系基础上的制度决策给三元主体都带来了新增收益。本文的创新性研究在于:第一,本文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制度网络结构”,并提出“连接制度”概念,对其内涵、功能、类型划分及测度等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用以解释制度网络结构特有的功能。这种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分析方法,一改传统集中于具体节点制度的分析思路,增加并注重对连接制度的分析,丰富了制度结构的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理清制度结构的构成、层次及相互关系。而“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的提出,扩展了制度分析的视野,给制度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它证明制度整合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在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中也体现出整体规划的必要性,从而为我们从整体角度进行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本文提出协同式制度变迁理论和多重路径依赖理论。一方面,协同式变迁的研究在传统单一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分析对象,以几个或一组制度为研究内容,并将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的关系纳入分析范畴,它扩展了制度变迁的分析思路,是从新的视角去理解制度变迁,并为决策提供新的方法。另一方面,多重路径依赖理论将具体制度变迁纳入到整个网络结构中进行考察,该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的单一路径分析模式,它在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础上,扩大了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范围,拓展了制度变迁的发展轨迹,使路径创造成为可能,进而丰富了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内容。第三,本文从博弈论角度探讨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并构建合作博弈模型进行深入分析。该方法一改传统对立的分析思路,在变迁主体相互依赖、协作互补的网络结构基础上,指出三元主体的合作博弈能够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个体三者的利益冲突,通过共同决策选择协商一致的行动策略,可以使每个主体获得比非合作博弈更多的收益。这种建立在合作博弈关系基础上的决策分析为制度变迁主体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摒弃非合作博弈视角下三者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分析模式,建立三者共同收益最大化的博弈目标,从而为我们在制度变迁决策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提供理论依据。而本文构建的单阶段及多阶段合作博弈模型,也拓展了制度变迁主体决策行为的分析方法,其结论为我国政府制度改革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因素,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意义。
欧结敏[9](2012)在《横向一体化、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以四家轿车制造企业为例》文中指出随着入世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分割性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主要依赖于中国企业能否积极参与中国乃至世界市场和行业的整合,同时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突破市场、资源和环境的制约。目前,很多行业的企业实施整合战略,将有限的资源高度集中,依靠在国内市场上获得了规模优势和市场控制力,并且在创新方面形成了世界级的竞争力。本文回顾了产业组织学关于横向整合战略、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横向整合战略对于市场结构的影响,从资源基础观的角度来说,横向一体化能够使企业占有更多的市场资源,能够增强对市场和供应链上下游的控制力度,形成市场势力。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在熊彼特等人的创新理论基础上,运用SCP框架来探讨市场结构、企业规模等多方面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初步的研究框架:遵循产业组织基本范式SCP的动态框架,通过一个微观的视角,探讨企业横向一体化战略行为、市场结构、市场力量、技术创新之间的传导机制。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对象是中国汽车制造产业从“三大三小”(2000)到“四大四小”(2009)十年时间,四家企业的横向一体化行为、市场力量变化及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对中国轿车企业的案例研究,剖析企业横向一体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试图证明在中国可以通过国内横向整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命题。文章首先分析中国轿车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而运用SPSS对四家案例企业进行了横向一体化行为次数与市场力量关系、企业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时间序列的曲线估计回归,最后分别对四家企业进行结构性案例分析。在对研究结果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企业实施横向一体化提高了企业市场力量。中国轿车产业是在中国特定的情境下发展起来。尽管四家企业的曲线估计结果呈现不一致,但借助情景化解释的案例研究方法,支持命题;第二,中国企业在与外方战略联盟中的关系资本是中国轿车企业市场力量形成的重要调节因素。我国轿车企业的发展是与跨国汽车企业合资合作形成的战略联盟所推动的。关系资本这种独特的企业资源,一方面通过联盟资源的协调与联盟伙伴活动的协作,使联盟能够有效的将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联盟伙伴间的信任关系,使联盟伙伴间沟通更加顺畅,从而帮助联盟企业在合作中获益,提高联盟企业各方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中国轿车企业的发展验证了“企业市场力量的提高,可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命题。汽车工业“三高”的特征以及中国国情,决定了我国轿车企业选择合资合作的模式。战略联盟作用的发挥与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紧密相关。第四,中国企业在与外方战略联盟中对外方的学习程度对市场力量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战略联盟中向合作方学习是企业竞争优势和提升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具体而言,战略联盟组织间学习程度的两个因素——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本文研究成果将为企业提高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对分割市场条件下的战略行为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企业行为的指导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方向。
赵宝山[10](2009)在《中国轿车产业SCP范式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汽车工业被国际着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称之为“工业中的工业”,也有人称之为“改变世界的机器”,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作用只有蒸汽机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能与之相比;它带来的是空间和时间的深刻革命,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战略性产业。而轿车产业是汽车工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高家庭生活水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入世以来我国轿车产业飞速发展,轿车产销量快速增长,产业组织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为了解轿车产业组织的最近情况,本文聚焦于2001年以来的时间段,用最新数据进行研究。论文希望通过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将轿车产业分解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个方面,既能够得到比较深入的分析结果,又能使整个分析框架具有系统逻辑性。论文前两章对相关研究及文中用到的理论进行了综述。在运用SCP范式进行产业分析之前,第三章对轿车产业做了介绍。首先界定了轿车产业的定义,然后通过对轿车产业发展过程的介绍,说明了它的历史;轿车产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分析,定位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按照SCP范式,第四、五、六章分别对轿车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了详细分析,勾画出了轿车产业组织的全貌。分析得出,我国轿车业集中度和产品差别化程度低、进入壁垒以行政壁垒为主,价格、车型、营销、重组等竞争行为日益激烈,利润率降低、规模经济效益低下、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自主品牌竞争力弱。第七章系统分析轿车产业SCP之间的关系,说明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同时探讨了外部因素及汽车产业政策对它们的影响。最后一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据此对政府提出了完善产业政策的建议,给企业提出了提高竞争力的对策。
二、入世与中国轿车业新一轮规模扩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与中国轿车业新一轮规模扩张(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轿车产业政策及成效研究(1978年-2001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对轿车产业历史的研究 |
1.3.2 对轿车产业发展的研究 |
1.3.3 对轿车产业政策的研究 |
1.4 基本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4.1 分期依据 |
1.4.2 基本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4.4 创新点 |
第二章 1978-1991 年的中国轿车产业政策 |
2.1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轿车产业政策 |
2.1.1 汽车行业管理机构的频繁变动 |
2.1.2 “六五”计划中的轿车产业政策 |
2.1.3 “市场换技术”政策 |
2.2 第一轮“轿车热”引发的轿车产业政策变动 |
2.2.1 供给端的轿车合资热 |
2.2.2 需求端的进口走私热 |
2.2.3 “七五”计划中的轿车产业政策 |
2.2.4 对轿车产业迫切性认识的转变 |
2.3 80年代末的中国轿车产业政策 |
2.3.1 北戴河决议 |
2.3.2 进口保护政策 |
2.3.3 生产许可证制度和“目录”管理制度 |
2.3.4 零部件国产化政策 |
2.4 90年代初期的中国轿车产业政策 |
2.4.1 首部国家产业政策中关于轿车产业发展的内容 |
2.4.2 汽车行业对国家产业政策的贯彻执行 |
2.4.3 “八五”计划中的轿车产业政策 |
第三章 1992-2001 年的中国轿车产业政策 |
3.1 新时期产业政策的出台和主要内容 |
3.1.1 产业政策出台的背景 |
3.1.2 新国家产业政策中关于轿车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 |
3.1.3 首部汽车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
3.2 第二轮“轿车热”与90年代的政策变动 |
3.2.1 车企集团化改革 |
3.2.2 鼓励轿车消费的政策 |
3.2.3 “九五”计划中的的轿车产业政策 |
第四章 我国轿车产业政策的成效分析 |
4.1 对轿车产业政策目标实现情况的评析 |
4.2 对我国轿车产业政策整体成效的评析 |
4.3 我国轿车产业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
4.3.1 三层级管理模式的缺陷 |
4.3.2 市场机制失灵 |
4.3.3 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内在冲突 |
4.3.4 考核评价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不合理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基于注意力视角的汽车产业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对象 |
1.2.3 研究方法 |
1.2.4 技术路线 |
1.3 研究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制度逻辑相关研究 |
2.1.1 制度逻辑概念及内涵 |
2.1.2 国家因素与制度逻辑 |
2.1.3 市场因素与制度逻辑 |
2.2 企业注意力相关研究 |
2.2.1 注意力概念及内涵 |
2.2.2 注意力的聚焦 |
2.2.3 注意力的情境化 |
2.2.4 注意力的结构性配置 |
2.3 企业发展逻辑相关研究 |
3 汽车企业注意力分布与配置 |
3.1 研究设计 |
3.1.1 案例选择 |
3.1.2 数据收集 |
3.2 案例描述 |
3.2.1 一汽集团案例描述 |
3.2.2 吉利集团案例描述 |
3.3 企业注意力分布 |
3.3.1 一汽注意力分布 |
3.3.2 吉利注意力分布 |
3.4 汽车企业注意力分析 |
3.4.1 一汽注意力分析 |
3.4.2 吉利注意力分析 |
3.5 汽车企业注意力配置特征 |
4 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分析 |
4.1 数据来源 |
4.2 汽车产业政府逻辑 |
4.3 汽车产业市场逻辑 |
4.4 汽车企业发展逻辑 |
4.4.1 一汽发展逻辑 |
4.4.2 吉利发展逻辑 |
4.5 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联结关系 |
4.5.1 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 |
4.5.2 制度逻辑与国企发展逻辑 |
4.5.3 制度逻辑与民企发展逻辑 |
4.6 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关系矩阵 |
5 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研究贡献 |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3)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提出问题 |
1.2 研究方法 |
1.3 分析范围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2.5 小结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3.4 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4.3 MPC-75项目 |
4.4 三步走战略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4.4.2. MD-90 |
4.4.3. AE-100 项目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6.5 小结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7.1.1. 新舟60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7.3 大飞机论证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7.3.2. 第一次论证 |
7.3.3. 第二次论证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7.5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的不足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7.1.1 目标明确 |
7.1.2 重点突出 |
7.1.3 灵活运用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1.1.1 选题意义 |
1.1.2 选题目的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发展问题 |
1.2.2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1.2.3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
1.2.4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效应研究 |
1.3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1.3.1 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1.4.2 本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产业发展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 |
2.1 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定义与内涵 |
2.1.1 产业 |
2.1.2 竞争力 |
2.1.3 国际竞争力 |
2.1.4 产业国际竞争力 |
2.2 产业竞争力及产业发展相关理论 |
2.2.1 绝对优势理论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2.2.4 竞争优势理论 |
2.2.5 产业结构理论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 |
3.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 |
3.1.1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萌芽期 |
3.1.2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期 |
3.1.3 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期 |
3.1.4 装备制造业发展转型期 |
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特征 |
3.2.1 品牌经营意识持续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足 |
3.2.2 整体技术含量持续改善,上下游产业链衔接愈加紧密 |
3.2.3 国际化合作趋势凸显,服务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
3.2.4 多角度入手,侧重节能环保 |
3.2.5 区域分布多样化和区位集中化 |
第4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与国际竞争力表现 |
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 |
4.1.1 产业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总体稳定 |
4.1.2 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成效改善明显 |
4.2 国际竞争力波动中提升 |
4.2.1 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
4.2.2 出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波动中提高 |
4.2.3 贸易竞争力总体提升,但结构差异显着 |
第5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分析 |
5.1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与数据来源说明 |
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5.2.1 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分析 |
5.2.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构成分析 |
5.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5.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分析 |
5.3.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分析 |
5.4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5.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分析 |
5.4.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
5.5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 |
5.5.1 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 |
5.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 |
第6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基础分析 |
6.1 生产要素 |
6.1.1 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
6.1.2 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
6.1.3 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
6.2 需求条件 |
6.2.1 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 |
6.2.2 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 |
6.3 产业基础 |
6.3.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
6.3.2 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中间投入总量和比重双重提升 |
6.4 制度基础 |
6.4.1 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 |
6.4.2 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排污处理能力 |
6.4.3 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 |
第7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略 |
7.1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
7.1.1 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提升但趋势减速,且结构分化明显 |
7.1.2 产业科技创新中间投入仍显不足 |
7.1.3 国内消费和进口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 |
7.1.4 样本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渐趋下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
7.1.5 垂直专业化比重出现逆转下降,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需要进一步提升 |
7.1.6 “逆全球化”潮流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 |
7.2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解决方略 |
7.2.1 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
7.2.2 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 |
7.2.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7.2.4 提升全球价值链引领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一、研究范畴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三、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一、WTO制度发展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中文译着 |
(三)中文论文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一)英文着作 |
(二)英文论文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致谢 |
(7)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1.4 研究的创新与局限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局限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相关文献综述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2.1.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2.1.3 全球价值链“经济租”的产生和分布 |
2.1.4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
2.1.5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及路径 |
2.1.6 全球价值链评述 |
2.2 先进制造业相关文献综述 |
2.2.1 先进制造业内涵 |
2.2.2 先进制造业的特征和分类 |
2.2.3 中国先进制造业基本分类 |
2.3 海外并购相关文献综述 |
2.3.1 海外并购的内涵 |
2.3.2 海外并购理论 |
2.3.3 海外并购的历史 |
第3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态势 |
3.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进程 |
3.2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 |
3.2.1 数量和金额齐飞 |
3.2.2 第二产业为主,细分行业增多 |
3.2.3 区位不断拓宽 |
3.2.4 民营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
3.3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趋势 |
第4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分析 |
4.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般动因 |
4.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 |
4.2.1 技术获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4.2.2 市场扩张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4.2.3 多元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4.2.4 品牌获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4.2.5 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4.3 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分析 |
4.3.1 并购背景 |
4.3.2 案例介绍 |
4.3.3 案例分析 |
4.3.4 并购的评价 |
4.4 中国先进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的趋势 |
第5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技术效应分析 |
5.1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效应 |
5.1.1 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
5.1.2 海外并购技术整合协同效应 |
5.1.3 海外并购技术创新效应 |
5.2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5.2.1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技术并购基本情况 |
5.2.2 海外并购整合模式 |
5.2.3 上汽集团收购罗孚案例分析 |
5.3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创新效应分析 |
5.3.1 中国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基本情况 |
5.3.2 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绩效评价 |
5.3.3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6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3.1 复杂网络理论的研究综述 |
1.3.2 网络效应的研究综述 |
1.3.3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综述 |
1.3.4 制度博弈论的研究综述 |
1.3.5 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的研究综述 |
1.3.6 研究文献总结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1.5 研究方法 |
1.6 可能的创新和研究展望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6.2 研究展望 |
2 制度网络结构及其层次性 |
2.1 制度结构的理论综述 |
2.2 制度网络结构的构成 |
2.2.1 节点制度 |
2.2.2 连接制度 |
2.2.3 连接制度的测度 |
2.2.4 节点制度与连接制度的比较 |
2.2.5 制度网络结构的形态 |
2.3 制度网络结构的模型 |
2.4 制度结构的层次性 |
2.4.1 制度结构演化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2.4.2 制度结构作用形态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2.4.3 制度结构派生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2.4.4 制度结构网络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2.5 本章小结 |
3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 |
3.1 网络效应的含义 |
3.2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的提出 |
3.2.1 互动效应 |
3.2.2 倍增效应 |
3.2.3 衍生效应 |
3.3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对碎片化治理模式改革的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4 制度网络结构变迁的两个特征 |
4.1 协同式制度变迁 |
4.1.1 制度变迁概述 |
4.1.2 制度网络结构中的制度变迁 |
4.1.3 协同式制度变迁的机理分析 |
4.1.4 协同式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
4.2 多重路径依赖 |
4.2.1 路径依赖的理论述评 |
4.2.2 制度网络结构中的多重路径依赖 |
4.2.3 多重路径依赖对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缺陷的弥补 |
4.3 本章小结 |
5 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及特征 |
5.1 制度变迁主体概述 |
5.2 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及其特征 |
5.2.1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构成 |
5.2.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特征 |
5.3 三元制度变迁主体的特征分析 |
5.3.1 中央政府 |
5.3.2 地方政府 |
5.3.3 微观个体 |
5.4 本章小结 |
6 制度变迁三元主体的合作博弈 |
6.1 制度变迁主体的博弈研究概述 |
6.2 三元主体的博弈分析 |
6.2.1 三元主体的目标利益分析 |
6.2.2 三元主体的利益冲突 |
6.2.3 三元主体的利益融合 |
6.3 三元主体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 |
6.3.1 多阶段重复博弈框架下的合作博弈问题 |
6.3.2 合作博弈新增收益分析 |
6.4 三元主体合作博弈模型 |
6.4.1 单阶段合作博弈模型 |
6.4.2 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模型 |
6.5 本章小结 |
7 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变迁案例 |
7.1 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概述 |
7.1.1 汽车产销量节节攀升 |
7.1.2 外资大举进入我国市场 |
7.1.3 国内自主品牌开始涌现 |
7.1.4 家庭轿车成为市场主力 |
7.2 入世前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变迁历程 |
7.2.1 入世前汽车产业政策概述 |
7.2.2 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概述 |
7.3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网络结构分析 |
7.3.1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网络结构的构成 |
7.3.2 汽车产业政策网络结构的层次性 |
7.4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网络结构效应分析 |
7.4.1 汽车产业政策的互动效应 |
7.4.2 汽车产业政策的倍增效应 |
7.4.3 汽车产业政策的衍生效应 |
7.5 入世后汽车产业投资政策产生的合作博弈分析 |
7.5.1 政策产生的背景 |
7.5.2 三元主体的博弈分析 |
7.5.3 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 |
7.5.4 数据例证 |
7.6 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的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 |
7.6.1 三元主体重复合作博弈关系的形成 |
7.6.2 三元主体重复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 |
7.7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制度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1 制度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 |
8.1.2 制度网络结构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
8.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2.1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 |
8.2.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横向一体化、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以四家轿车制造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界定 |
1.3.1 横向一体化 |
1.3.2 市场结构与市场力量 |
1.3.3 技术创新 |
1.3.4 战略联盟 |
1.3.5 轿车整车制造业 |
1.4 研究意义、方法 |
1.4.1 研究意义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流程及论文结构 |
1.5.1 研究流程 |
1.5.2 论文结构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中国市场分割性与企业战略行为 |
2.2 横向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2.2.1 横向一体化的一般理论 |
2.2.2 横向一体化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研究 |
2.3 市场结构、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关系 |
2.3.1 中观层面的理论基础: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
2.3.2 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市场力量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2.4 战略联盟的文献综述 |
2.5 研究机会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轿车产业的发展 |
3.1 轿车产业的特点 |
3.2 中国汽车产业概况 |
3.2.1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3.2.2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
3.3 中国轿车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
3.3.1 市场集中度 |
3.3.2 产品差异化 |
3.3.3 进入壁垒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研究框架与概念模型的建立 |
4.1 企业横向一体化对市场力量的影响 |
4.2 市场力量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4.3 战略联盟的影响 |
4.4 研究模型提出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案例描述 |
5.1 研究方法 |
5.2 案例研究对象的选择 |
5.3 数据收集与内容分析 |
5.3.1 变量的测量 |
5.3.2 数据收集 |
5.3.3 内容分析 |
5.3.4 信度与效度 |
5.4 案例企业的背景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案例分析与结果讨论 |
6.1 企业横向一体化与市场力量的案例分析及结果讨论 |
6.1.1 横向一体化与市场力量关系的纵向分析 |
6.1.2 中外战略联盟与中国企业市场力量的关系 |
6.1.3 战略联盟关系资本的调节作用 |
6.2 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的案例分析及结果讨论 |
6.2.1 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纵向分析 |
6.2.2 中外战略联盟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6.2.3 战略联盟组织间学习程度的调节作用 |
6.3 命题提出 |
6.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中国轿车产业SCP范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轿车业相关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相关研究 |
1.3.2 国外相关研究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论文内容和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2 理论综述 |
2.1 产业组织理论发展轨迹 |
2.2 SCP 范式及相关概念 |
2.2.1 市场结构 |
2.2.2 市场行为 |
2.2.3 市场绩效 |
3 中国轿车产业概况 |
3.1 轿车产业的定义 |
3.2 轿车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
3.2.1 轿车产业与汽车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
3.2.2 轿车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 |
3.3 中国轿车产业的发展历史 |
4 中国轿车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
4.1 集中度 |
4.1.1 集中度分析 |
4.1.2 集中度变化原因及趋势 |
4.2 产品差别化 |
4.2.1 物理性差别 |
4.2.2 买方的主观印象 |
4.2.3 销售服务差别 |
4.3 进入壁垒、退出壁垒 |
4.3.1 进入壁垒 |
4.3.2 退出壁垒 |
4.4 小结 |
5 中国轿车产业市场行为分析 |
5.1 价格行为 |
5.1.1 历年价格战情况 |
5.1.2 价格战的影响 |
5.1.3 价格战原因及性质分析 |
5.2 产品竞争 |
5.3 广告和公共关系 |
5.4 并购重组 |
5.5 小结 |
6 中国轿车产业市场绩效分析 |
6.1 利润水平 |
6.2 主要轿车企业生产效率动态分析 |
6.2.1 DEA 模型与Malmquist 指数介绍 |
6.2.2 投入产出指标及样本选取 |
6.2.3 计算结果分析 |
6.3 生产的相对效率 |
6.4 技术进步 |
6.5 自主品牌发展情况 |
6.6 小结 |
7 中国轿车产业系统性分析 |
7.1 轿车业SCP 相互关系及外部因素 |
7.2 汽车产业政策对轿车业的影响 |
7.2.1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影响 |
7.2.2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 |
8 对策建议 |
8.1 给政府的建议 |
8.2 给企业的建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四、入世与中国轿车业新一轮规模扩张(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轿车产业政策及成效研究(1978年-2001年)[D]. 胡志豪. 山西大学, 2021
- [2]基于注意力视角的汽车产业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关系研究[D]. 刘婕.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3]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D]. 石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3)
- [6]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7]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D]. 高鹏. 辽宁大学, 2019(05)
- [8]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D]. 时晓虹. 东北财经大学, 2014(06)
- [9]横向一体化、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以四家轿车制造企业为例[D]. 欧结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2(01)
- [10]中国轿车产业SCP范式分析[D]. 赵宝山. 沈阳大学, 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