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财经学院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述要（论文文献综述）
刘爱华[1]（2020）在《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基于文本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教材是课程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教材建设也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我国有着历久弥新的教育发展史,也有着独具匠心的教材建设史。中国古代学校教材是新时代教材改革与创新不可替代的文化源流,遗憾的是,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开展了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研究,但对明清时期学校教材（以下简称‘明清教材’）缺乏专门的探讨,有待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研究。明清教材在宋元教材体系的基础上予以改版,并新编了一批经典教材,是中国古代学校教材集大成者,倾注了明清统治者与精英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折射出了中国近五百年的教育发展轨迹,是明清历史时期教育生态的高度总结和生动反映,深度隐含着关于中国教育的永恒思考。根据教材研究的特点,本研究采取了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理论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梳理明清教材体系的基础上,直接面向一本本教材的文本,用多元的视角考察分析了明清教材的发展背景、影响因素、知识体系、文本特征与实践价值,共分成七个章节予以论述。在本研究中,第一章阐述了明清教材研究的意义,整理了明清教材专门研究、当代教材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以及与本研究有关的其他文献,并确定了研究思路:在收集与整理明清教材史料的基础上,从社会和文化视角分析其嬗变与发展,从知识视角梳理其知识类型与框架,从教育价值视角分析其文本特征,从实践视角归纳与总结对当代教材建设的启示,各阶段研究层层递进,朝向现实的借鉴价值归拢。第二章解析了明清教材体系的嬗变与发展。一是明清文化思想的流变与传播。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了以理学为宗的教材体系的形成与续接,陆王心学的崛起使教材增加了更多注释之本,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经义之学的民间传播;颜元实学的涌现使明清教材呈现了专科式发展的萌芽,丰富了明清教材的知识体系;二是明清专制的文教政策与八股选材。政教合一不仅使诸多律法类、文体类文本成为官方教材,而且导致部分教材成为科举的附庸,强化了部分教材的功利性和保守性;书院讲学形成了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或应用性的着作式教材,书院藏书更是极大丰富了明清教材的版本与存量,并带动了蒙学教材的学科式发展。第三章对明清（公元1368年-1840年）时期官学教材、着名书院教材和蒙学教材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教材的作者、产生背景、主要内容、社会影响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共整理明清教材80余本。第四章对明清教材的知识指向与存量进行了解读,将明清教材的历史与人文、思想与义理、法制与礼仪、诗词与文体、科学与技术等知识进行了分类呈现,并结合具体的文本进行了解读与分析。第五章分析明清教材文本特征,从“存量”、“呈现”、“表达”三个层面解析了明清教材文本的教育性。明清教材文本存量是“丰富”的,是基于生活应用的百科读物,并凭借丰富帮助学习者走向整全的生活、生动的实践及价值意义的生成;明清教材文本是基于百家之言的启蒙与建构,错落有致的内容布局和言之有理的历史论证显现了朴素的说理风格;明清教材文本是基于诗词歌赋的文化隐喻,韵律与诗词、典故与神话能给予学习者广泛的想象与思考空间。第六章是在分析明清教材文本的教育性的基础上,揭示了理想教材的文本模型。理想的教材文本作为本土文化的基因应是“活性”的知识,具有知识体系、表达呈现、接收逻辑三个基因链;教材文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应实现价值超越,作为客体与他者的关系价值是教材文本的功能指向。教学生态是教材价值超越的藩篱,个体的认知建构是如何实现价值超越的心理逻辑;教材文本要来源于本土文化,并作为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予以表达和呈现,“文以载道”作为中国文化的表达模式应予以回归,“由博返约”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有益经验应予以推广,教材文本以“厚”为导向是“最经济”的教材本土化原理。作为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典型代表,明清教材警示了部分当代教材文本的粗放性与空乏性、文本表达的抽象性与直接性、文本选材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性与固化性。在第七章结论部分,全面总结分析了明清教材的成就与局限。明清教材是在明清时代产生和流传的,其被浸润的封建糟粕应予以批判和摈弃;明清教材属于明清时代,不能施以“拿来主义”,要予以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之,未来教育的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的关系都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未来的教材也正面临新一轮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诉求,明清教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永恒瑰宝,为新时代教材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创新视角和文化关照,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宋哲琦[2]（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提出《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崔秀兰[3]（2019）在《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钱乘旦在《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中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有着鲜明的特质,保守中内蕴着开拓、进取,有敢为天下先的霸气;开拓中坚守着渐进,有顺应潮流的稳健。这种独特的民族性格决定着英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发展。因此,在传统与变革中,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循着本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沿着一条开拓、渐进、稳健的路径向前发展。同时,在卓越教师的“教师专业标准”“校本培训”“职业生涯规划”“卓越教育无处不在”等方面引领世界。二战后70多年来,英国卓越教师从理念上的价值追求走向课堂、走向教学实践,卓越教师的内涵和意义不断丰富发展,引领世界卓越教师培养的方向。因此,本文基于长期以来对我国特级教师,即中国卓越教师的关注,进而从比较的视野追寻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发展变迁,从政策文本分析出发,对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出台背景、发展历程、主要内容、价值变迁、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研究,不仅探问源头,回眸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社会历史根基,而且问道求索,审视英国乃至世界的现实发展状况,同时关注政策制定的政治变革、经济需求、文化传承、教育思潮、改革诉求等社会发展背景,进而研究探索思考、总结、归纳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发展的特征。其特征具体来讲,主要是第一,二战后英国卓越教育政策发展的历程是英国人追求卓越的过程;第二,二战后英国卓越教育政策发展过程中有一条隐形的人文主义教育主线;第三,二战后英国卓越教育政策发展与英国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第四,二战后英国卓越教育政策是在传承、发展、批判、反思、创新和超越中不断地渐进式发展,绵延向前,引领世界。同时,本文还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探问中国教育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希望得到对我国卓越教师政策的深刻启示和有益借鉴,努力践行比较教育家贝雷迪（G.Z.F.Bereday）的观点:“从认识别人而得到自我认识,是比较教育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教育。”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及概念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文献综述阅读和研究了国内外对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研究现状,主要是对英国卓越教师的内涵、标准、评价和问题对策等内容进行文献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第二章分析了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出台的背景和英国卓越教师政策之间的联系。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大英帝国国力,特别是二战后,英国从世界帝国的顶峰跌落,由英帝国变成英联邦。丢掉帝国并不情愿,英国人不断努力变革,因此英国虽然衰落却并不落后,仍然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教育方面,首先,追求卓越是二战后英国教育变革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探索。其次,教师专业主义盛行。第三,二战后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撒切尔等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布莱尔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卡梅伦一克莱格联合政府的兼顾公平与卓越的执政理念,都是影响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背景。第三章梳理了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发展的历程,并对代表性文本。按时间顺序进行述要,主要是对:1945-1979年萌芽期的《詹姆斯报告》、1979-2016年形成期的《高级技能教师计划》《高级技能教师标准》、2006-2015年发展期的《优秀教师计划》《优秀教师标准》、2011年《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计划》《杰出教师标准》和2016-2019年深化期的《卓越教育无处不在》《教师专业发展标准》等一系列政策文本的主要内容进行叙述和简要分析。第四章探讨了卓越教师政策的实施过程、积极成效及存在问题,分析了对卓越教师专业发展的历史贡献,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其中,第一部分总结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实施过程中实现的变革期盼,主要包括政策实施主体获得了政策保障、政策实施取得较快进展。第二部分总结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实施获得的积极成效,包括优化了教师结构、提高了教师效能和增强了教师职业的吸引力。第三部分总结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反应的现实诉求,包括标准与职责的问题、资金与管理的问题和计划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落差”等。第五章阐述了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对我国培养卓越教师、建设高质量师资队伍的启示。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分析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优势。主要有:以法律政策为机制保障、以追求卓越为价值取向、以教师专业标准为引领、以校本培训为精准模式、以评估问责为促进手段等。第二部分总结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对我国的相关启示和借鉴:“教育优先”的国家战略不是口号是行动、“卓越教师计划2.0”缩小政策和实施的落差、“教师专业发展标准2.0”的前瞻性设计与“教师幸福感”的卓越教师政策吸引和防止基层“政策失灵”的中国特色卓越教师政策的研制等,旨在积极努力地探寻我国卓越教师培养的成功机制与路径。
朱薛友[4]（2019）在《六艺之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研究》文中提出近代学术以方法与材料区分新旧,潜在割裂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学术与历史、价值与知识间的联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马一浮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理论,以判教融合分科,整合中国传统学术,复兴儒家文化,挽救世道人心,创办复性书院为之尝试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分五个部分,首先概述马一浮学术思想的流变与近代国学的走向,考察马一浮与近代各学术流派的对话与分合,及其独特的国学观;其次,分析马一浮从讲学浙大到创办复性书院的历程,考释复性书院创办的内外因缘及办学经过,探讨传统儒学契入现代文化的背景与路径;第三,通过梳理书院简章、马一浮与友人的论争、书院经费问题等,考察复性书院有别于现行教育体制的规制与宗旨,及在现代语境中如何诠释与转化儒学的问题;第四,为复性书院讲学研究,书院以讲会制度与课试展开学术交流与学业考核,综合《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吹万集》《复性书院日记》等文,分析复性书院讲学时期马一浮与书院其他教师所讲具体内容与学生对此的体悟及研习,通过再现书院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氛围,研究书院落实“六艺之教”的实情;第五,为复性书院刻书研究,着重考察在书院专事刻书后拟刻、所刻的各类书目,阐明马一浮如何提倡“六艺之教”的读书、治学次第与门径。同时,分析复性书院此时的经费困境及抗战胜利后书院的复杂走向,揭示儒学转型在三四十年代所遭遇的困境与其寻求出路的尝试。本论文主要通过对复性书院的研究,试图彰显马一浮“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国学思想的现实关照与实践路径,考察复性书院的学术反响与得失,进而思考马一浮学术的独特性以及“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成为典范的可能性,由此揭示近代儒学转型的多元走向,为当下文明国家探索提供知识参考与思想资源。
沈传河[5]（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提出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王玉[6]（2019）在《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地政学派成立于193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集当时最高水平的土地改革学术团体和国家经济建设智囊团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学术流派。地政学派的土地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中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对民国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制定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地政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该学派当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尚有距离。本文在广泛收集有关地政学派的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地政学派的活动和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以期拓宽近代土地思想史的研究,同时厘清国民政府关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演变逻辑。民国以来,局势不稳、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局动荡,但同时也激发社会各阶层探讨国家发展之路的热情,形成了一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活跃的文化氛围,近代也就成了经济思想发展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内容,更是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类土地思想也开始涌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3年由萧铮组织发起了中国地政学会,将当时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从事地政工作的领导分子的力量聚集起来,是地政学派早期的正式组织,由此也标志着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正式形成。1947年为吸收更广泛的社会人士以及农民群体,萧铮又组建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该协会性质为社会团体,以便深入民众,以此推动土地改革的发展。自此至1949年,地政学派步入了地政学会与土地改革协会两会并行的阶段。地政学派以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为指导,以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达马熙克土地改革学说为参照,在“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宗旨引领下,为国民政府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地政学派主要的学术活动包括发行《地政月刊》、《人与地》等地政刊物,出版地政论着,译介国外土地学说。地政学派的历届年会也会密切结合时政形势,围绕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决议,以此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并推动民众土地观念之改变。同时,地政学派积极兴办地政教育,先后依托地政学院、地政研究所、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等机构,为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地政人才。本文通过对地政学派相关资料发掘,系统梳理了地政学派的基本内容,提炼出地政学派土地改革主张的基础理论为平均地权、政策支柱为土地金融、配套设计为现代土地治理。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土地思想主线,地政学派对民国时期土地制度进行了整体谋划。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演化的脉络具有鲜明的以诱致性土地制度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特征,是顺应统制经济思潮以政府为主导解决农民对土地制度非均衡的诉求问题,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实践中,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逐渐脱离了诱致性土地变迁基础,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及制度主张不得不以妥协的形式实现,严重制约了土地改革的价值发挥。本文对地政学派同时期的中外土地学说进行研究对比。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的为了推翻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论,地政学派为国民政府设计的土地改革方案则是在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内寻求农业发展的路径,这是由两者政治党派背景、经济学分析范式、适应经济阶段以及经济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而相较于世界各国的土地改革事业,地政学派的土地改革主张也顺应了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以来土地改革的总体趋势,一是对土地私有制的行使范围大加限制,二是扶植农民收购土地,以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地政学派作为民国土地学界的重要组织,其土地思想和学术活动繁荣了民国的土地研究事业。尽管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向土地制度转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现实问题的影响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地政学派的土地金融思想在推动台湾省政当局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说明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是能够转化为具有现实张力的政策实践的,其思想内涵对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7]（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王一婷[8]（2019）在《兰州电厂研究（1938-1949年）》文中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入,东南沿海的大批厂矿及人口迁往西部,这些地区的电力供给顿感不足,加之电力为一切工业动力之源,在此情形之下,当时主管全国工矿业的资源委员将电力工业作为其投资重点。兰州电厂原系地方事业,建立伊始,只供省署照明,后渐及民用,但发展始终不成规模。抗战军兴,兰州日形重要,甘肃省府以此为契机,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洽商合作,将兰州电厂于1938年8月16日正式改组为中央与地方合办之事业。改组后的兰州电厂,在组织人事上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逐渐建立起完善的领导体制,一面调整组织内部结构,明确职权划分,一面积极培训员工并开展员工福利保障事业。在生产运营上,兰州电厂整修旧设备,购买新设备,从而推进发电与供电工作,此外还厘定各项规章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及时调整。通过以上举措,兰州电厂的业务大有进步,发电总容量不断增加,电灯与电力用户逐年增长。作为企业,兰州电厂还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承担起路灯稽查与维修的任务,此外还通过捐机劳军、扶贫济困、接待学生参观、关注科教文卫等一系列活动投身于社会公益当中。经过努力,兰州电厂的发展卓有成效,在改变生产方式、培养电力人才、促进城市近代化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囿于社会经济落后、煤炭短缺、设备落后、空袭破坏等方面的原因,兰州电厂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困境。
王俏蕊[9]（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指出“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张光润[10]（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二、浙江财经学院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述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财经学院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述要（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基于文本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明清教材专门研究 |
| 二、教材(教科书)有关研究 |
| 三、教材文本有关研究 |
| 四、研究评价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明清教材的嬗变与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思想流变与教材发展 |
| 一、程朱理学为宗与教材 |
| 二、陆王心学崛起与教材 |
| 三、颜元实学涌现与教材 |
| 第二节 明清的文教政策与教材发展 |
| 一、教材体系的界定与增编 |
| 二、官学教材成为知识权威 |
| 三、书院派特色教材的兴起 |
| 四、蒙学教材学科式发展 |
| 五、教材集成与训诂考订 |
| 第三章 明清教材概览 |
| 第一节 明清教材概览(上):官学教材 |
| 一、经义类教材 |
| 二、律政类教材 |
| 三、礼制类教材 |
| 四、告诫类教材 |
| 五、文体类教材 |
| 六、军事类教材 |
| 七、科技类教材 |
| 第二节 明清教材概览(中):书院教材 |
| 一、讲求理学为主书院的特色教材 |
| 二、讲求心学为主书院的特色教材 |
| 三、以实学为主书院的特色教材 |
| 四、考据学派书院的特色教材 |
| 第三节 明清教材概览(下):蒙学教材 |
| 一、基础识字类教材 |
| 二、伦理规范类教材 |
| 三、名物典故类教材 |
| 四、诗歌作文类教材 |
| 五、数理科技类教材 |
| 第四章 明清教材的知识体系 |
| 第一节 关于历史与人文的知识:人物及其事件文本 |
| 一、鲜活的人物:以《三字经》、《千字文》为例 |
| 二、具体的事件: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为例 |
| 三、文化的标识:以《二十四孝图说》、《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为例 |
| 第二节 关于思想与义理的知识:论着与经义文本 |
| 一、直抒义理:以《三字经》、《小儿语》、《续小儿语》为例 |
| 二、官修权威:以《五经大传》为例 |
| 三、名家导读:以《四书大全》为例 |
| 四、博览众家:以《性理大全》为例 |
| 五、经世致用:以《武经七书》、《孝经》、《说苑》为例 |
| 第三节 关于生存与生活的知识:律法与礼制文本 |
| 一、行为样本:以《弟子规》为例 |
| 二、角色规则:以《皇明祖训》为例 |
| 三、生存法则:以《大明律》、《大明会典》、《明大诰》为例 |
| 第四节 关于审美与文体的知识:诗词与文体文本 |
| 一、创作与审美启蒙:以《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增广贤文》为例 |
| 二、诗词大会:以《千家诗》、《神童诗》、《唐诗三百首》为例 |
| 三、能臣作文:以《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书文》为例 |
| 四、文豪经典:以《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文章辨体》为例 |
| 第五节 关于科学技术的知识:科技与数理文本 |
| 一、天文地理:以《千字文》、《三字经》、《畴人传》为例 |
| 二、渔林制造:以《幼学琼林》为例 |
| 三、数理科学:以《九章算术》、《数理精蕴》为例 |
| 第五章 明清教材的文本特征 |
| 第一节 丰富展现:基于生活应用的百科读物 |
| 一、凭借丰富走向整全的生活 |
| 二、凭借丰富走向生动的实践 |
| 三、凭借丰富走向意义的生成 |
| 第二节 朴素说理:基于百家之言的启蒙与建构 |
| 一、错落有致——基于个体心理成长的内容布局 |
| 二、言之有理——基于百家之言的历史论证 |
| 第三节 诗性表达:基于诗词歌赋的文化隐喻 |
| 一、律对与诗词:创造的空间 |
| 二、比兴与典故:隐喻的展现 |
| 第六章 透析:来自明清教材文本的启示 |
| 第一节 教材文本“基因”:活性知识 |
| 一、基因链之一:知识存量 |
| 二、基因链之二:表达呈现 |
| 三、基因链之三:接受逻辑 |
| 第二节 教材价值拓展:何以超越 |
| 一、价值超越的核心:客体价值 |
| 二、价值超越的藩篱:教学生态 |
| 三、价值超越的逻辑:认知建构 |
| 第三节 “教育性”落地图景:本土化 |
| 一、语言风格:文以载道 |
| 二、文本扩展:由博返约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一、明清教材是明清时期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 |
| 二、明清教材展示了理想教材的基因模型 |
| 三、明清教材文本教育性的现实价值 |
| 四、明清教材的时代局限 |
| 第二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的不足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1：明清官学主要教材目录 |
| 附录2：明清书院主要特色教材目录 |
| 附录3 :明清表蒙学主要教材目录 |
| 读博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2）《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 1.2.1 期刊论文类 |
| 1.2.2 专着类 |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 2.2.1 封面文字 |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 4.1 走入“全球化” |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 5 总结 |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 作者简介 |
（3）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培养卓越教师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 |
| (二)培养卓越教师是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追求 |
| (三)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借鉴价值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 四、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政策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一)英国卓越教师相关政策研究 |
| (二)对英国卓越教师的内涵研究 |
| (三)对英国卓越教师的特质研究 |
| (四)对英国卓越教师的实践指导研究 |
| 二、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一)英国卓越教师相关政策研究 |
| (二)英国卓越教师内涵研究 |
| (三)英国卓越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四)英国卓越教师评价体系研究 |
| (五)英国卓越教师培养模式及机制实践探索研究 |
| (六)国外卓越教师对我国启示的研究 |
| (七)卓越教师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
| 第二章 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出台的背景 |
| 一、二战后国际教育思潮促进卓越教师政策萌发 |
| (一)二战后终身教育思潮的卓越教师需求凸显 |
| (二)二战后国际教育思潮的优质化发展特征诉求 |
| 二、二战后英国追求卓越教育的价值选择 |
| (一)英国卓越教师思想溯源再现卓越教师传统价值观 |
| (二)二战后初期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酝酿助推政策出台 |
| (三)二十世纪末英国教育改革追求卓越的价值选择 |
| 三、新教师专业主义理念催生卓越教师政策 |
| (一)教师专业地位的确认开启卓越教师新起点 |
| (二)教师专业主义反映卓越教师专业化倾向 |
| (三)新教师专业主义促进卓越教师政策发展 |
| 四、英国政府执政党更迭与教育战略的变化 |
| (一)撒切尔—梅杰保守党政府开启卓尔不群教师专业化运动(1979-1997) |
| (二)布莱尔—布朗工党政府实施效益取向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1997-2010) |
| (三)卡梅伦—克莱格联合政府强调公平取向的卓越教育(2010-2016) |
| (四)特蕾莎×梅保守党政府脱欧与卓越教师政策的新困境(2016-2019) |
| 第三章 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发展的历程与代表性文本述要 |
| 一、萌芽期的教育法提供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发展的法律保障(1944-1979) |
| (一)《1944 年教育法》为教师政策提供法律基础(1944) |
| (二)《詹姆斯报告》推进教师政策进入新时代(1972) |
| 二、形成期的教育优先战略助推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出台(1979-2006) |
| (一)撒切尔时期英国教育市场化理念下的《1988 年教育法》(1988) |
| (二)布莱尔时期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下的《高级技能教师计划》(1998) |
| (三)《高级技能教师计划》(1998)文本述要 |
| 三、发展期的兼顾效益取向推进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完善(2006-2015) |
| (一)布朗时期帮助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优秀教师计划》(2006) |
| (二)《优秀教师计划》(2006)文本述要 |
| (三)卡梅伦时期吸引最优生从教的《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计划》(2011) |
| (四)《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计划》(2011)文本述要 |
| (五)《杰出教师标准》(2011)文本述要 |
| 四、深化期的兼顾公平取向反映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公平愿景(2016-2019) |
| (一)卡梅伦政府发布兼顾公平与卓越的《卓越教育无处不在》(2016) |
| (二)《卓越教育无处不在》(2016)文本述要 |
| (三)《教师专业发展标准》(2016)文本述要 |
| 五、教师专业标准引领下的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变迁 |
| (一)英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与修订背景的变化 |
| (二)英国教师专业标准的修订历程及其价值取向的变化 |
| (三)英国教师专业标准主要评价指标的变化 |
| (四)英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继承与超越 |
| (五)对完善我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启示 |
| 第四章 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实施的成效与问题 |
| 一、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实施实现变革期盼 |
| (一)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实施主体获得政策保证 |
| (二)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实施进程快速推进 |
| 二、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实施获得积极成效 |
| (一)优化教师结构 |
| (二)提高教师效能 |
| (三)增强职业吸引力 |
| 三、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实施问题反应现实诉求 |
| (一)标准与职责的问题 |
| (二)资金与管理的问题 |
| (三)计划与现实的落差 |
| 第五章 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研究的思考与启示 |
| 一、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优势 |
| (一)以法律政策为机制保障 |
| (二)以追求卓越为价值取向 |
| (三)以教师专业标准为引领 |
| (四)以校本培训为精准模式 |
| (五)以督查评估为促进手段 |
| 二、英国卓越教师政策的启示 |
| (一)“教育优先”国家战略不是口号是行动 |
| (二)“卓越教师计划2.0”缩小政策实施的落差 |
| (三)“教师专业发展标准2.0”要为明日的学生设计 |
| (四)“教师幸福感”政策多渠道吸引优秀人才从教 |
| (五)“双向人性化”评估引导卓越教师能力建设 |
| (六)防止“政策失灵”的中国特色卓越教师政策研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参与的研究项目 |
| 致谢 |
（4）六艺之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 |
| 2 马一浮的学术历程与近代国学走向 |
| 2.1 马一浮的学术历程 |
| 2.2 近代国学走向与马一浮的国学观 |
| 3 从“国学讲座”到“复性书院” |
| 3.1 浙大“国学讲座” |
| 3.2 倡议创办复性书院 |
| 4 经术与义理: 复性书院规制与宗旨 |
| 4.1 复性书院规制与学生征选 |
| 4.2 马一浮与贺昌群、熊十力关于复性书院的论争 |
| 4.3 书院的经费问题 |
| 5 六艺之教:复性书院讲学研究 |
| 5.1 复性书院师资与教学 |
| 5.2 《吹万集》与六艺之教 |
| 6 文脉一线之传: 复性书院刻书研究 |
| 6.1 马一浮罢讲及书院转向刻书 |
| 6.2 专事刻书后的经费问题——接收食米事 |
| 6.3 抗战胜利后复性书院之走向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5）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本课题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以前墨学述要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墨学的兴盛与衰变 |
| 一、墨学的创立、传承与传播 |
| 二、墨学内容与墨家着书 |
| 三、先秦非墨家墨学 |
| 四、两汉墨学:衰落与隐变 |
| 第二节 魏晋至明代:墨学的衰微与复苏 |
| 一、魏晋至元代墨学:历史性的衰微 |
| 二、明代墨学:墨学复兴的先声 |
| 第二章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与分期述要 |
| 第一节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 |
| 一、清代墨学的分期 |
| 二、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 |
| 三、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清代墨学分期述要 |
| 一、清代前期墨学述要 |
| 二、清代中期墨学述要 |
| 三、清代后期墨学述要 |
| 第三章 清代前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傅山:首开清代治墨之风气 |
| 一、傅山与墨学 |
| 二、傅山治墨的主要成就 |
| 三、傅山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马骕:《墨翟之言》的编选及其思想意蕴 |
| 一、马骕其人其学与其对墨学的接受 |
| 二、《绎史》中的墨学研究 |
| 三、马骕墨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分类汇编历代墨学资料 |
| 一、《古今图书集成》简说 |
| 二、《墨子部》解读分析 |
| 三、《古今图书集成》墨学批评 |
| 第四章 清代中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成就《墨子注》 |
| 一、《墨子注》其书 |
| 二、《墨子注》的墨学成就 |
| 三、毕沅等人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汪中:清中叶思想比较激进的治墨者 |
| 一、汪中及其诸子学研究 |
| 二、汪中的墨学研究 |
| 三、汪中治墨的学术史、思想史阐释 |
| 第三节 王念孙:谨守朴学方法的低调治墨者 |
| 一、王念孙与墨学 |
| 二、《墨子杂志》内容例说 |
| 三、王念孙治墨批评 |
| 第四节 张惠言:坚持辟墨的治墨者 |
| 一、张惠言与墨学 |
| 二、《墨子经说解》释说 |
| 三、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
| 第五节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
| 一、关于孟子辟墨 |
| 二、毕沅刊刻《墨子注》所引发的问题 |
| 三、汪中治墨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
| 四、其他相关的人事或论争 |
| 第五章 清代后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俞樾:继毕、王之后的治墨里程碑 |
| 一、俞樾与墨学 |
| 二、《墨子平议》内容例说 |
| 三、俞樾治墨批评 |
| 第二节 孙诒让:以《墨子间诂》集前人治墨之大成 |
| 一、孙诒让与墨学 |
| 二、《墨子间诂》研究 |
| 三、孙诒让治墨之批评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学的转型与新构 |
| 一、梁启超与墨学 |
| 二、梁启超治墨的主要方面及其成就 |
| 三、梁启超治墨之批评 |
| 第四节 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
|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
|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
| 三、近代中国对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
| 结语 |
| 一、清代墨学的主要成就 |
| 二、清代墨学的不足之处 |
| 三、清代墨学的价值意义 |
| 四、本课题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 一、关于民国时期土地思想的研究 |
| 二、关于地政学派及其土地思想的研究 |
| 三、关于地政学派思想来源的研究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任务与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拟解决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地政学派的创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背景 |
| 一、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 |
| 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概况 |
| 一、地政学派的初期发轫 |
| 二、地政学派的正式成立 |
| 三、地政学派的组织发展 |
| 四、地政学派的成员群体 |
| 第三节 地政学派的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 |
| 一、举办年会 |
| 二、发行刊物 |
| 三、出版书籍 |
| 四、兴办地政教育 |
| 第二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渊源与制度经济学架构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理论指导 |
| 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 |
| 二、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 |
| 三、达马熙克的土地改革理论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制度经济学架构 |
| 一、制度变迁及土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地政学派的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
| 第三章 平均地权:地政学派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问题剖析 |
| 一、土地问题的界定 |
| 二、土地政策的内涵 |
| 第二节 对土地改革纲领的研究 |
| 一、“平均地权”诠释 |
| 二、“耕者有其田”诠释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
| 一、设置地政机关作为推行主体 |
| 二、推广土地整理作为基础前提 |
| 三、落实地价税制作为核心举措 |
| 四、改革租佃制度作为耕者保障 |
| 五、规划市地利用作为城建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金融:地政学派的政策支柱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金融问题剖析 |
| 一、土地金融的界定 |
| 二、土地金融发展瓶颈的成因 |
| 第二节 对融通土地资金必要性的研究 |
| 一、对土地金融与“平均地权”关系的探讨 |
| 二、对土地金融与“地尽其利”关系的探讨 |
| 三、对土地金融与工业化关系的探讨 |
| 四、对土地金融与城市改造关系的探讨 |
| 第三节 土地金融体系的构建主张 |
| 一、设立土地银行作为专营机关 |
| 二、发行土地债券作为资金来源 |
| 三、完善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补偿 |
| 四、发展合作信用作为有益补充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治理:地政学派的配套设计 |
| 第一节 对土地法制现代化的思考 |
| 一、修改《土地法》的探讨 |
| 二、推动土地纲领入宪的倡议 |
| 第二节 对人地关系现代化的探讨 |
| 一、土地人权保障论 |
| 二、内地殖民政策论 |
| 第三节 对土地利用现代化的分析 |
| 一、土地生产技术应用观 |
| 二、土地经营方式改良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政学派对同时代中外土地思想的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对原中共红色区域的土地政策研究 |
| 二、地政学派受到的中国农村派辩驳 |
| 第二节 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世界土地制度发展的趋势 |
| 二、部分国家土地改革运动的特点 |
| 第七章 地政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研究发展 |
| 一、对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
| 二、对孙中山土地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
| 三、对民国土地思想研究的引领与繁荣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政策实践 |
| 一、以推进土地改革事业为政治追求 |
| 二、参与国民政府土地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 |
| 第三节 为台湾土地改革积累经验 |
| 一、夯实台湾农地改革的基础准备 |
| 二、完善土地金融与土地行政体系 |
| 第八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土地制度变迁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演变 |
|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间的土地制度演变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演变 |
| 第二节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土地产权制度性缺失 |
| 二、土地金融供给不足 |
| 三、土地规模化经营受限 |
| 第三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
| 二、发展土地金融市场 |
| 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附录 |
| 地政学派主要成员简介 |
| 地政月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基础 |
| 一、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知识图谱绘制流程 |
| 四、辅助软件 |
| 第二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给养”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时序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论文时序分布 |
| 二、基于学科成长规律的基本判断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机构分析 |
| 二、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基金项目分析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项目资助年度分布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类别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典型基金项目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学科知识生产仍处于成长阶段 |
| 二、学科发展呈现交叉性强领域广的特点 |
| 三、学科发展存在分化不均的现象 |
| 第三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轨迹”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展现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性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化 |
| 一、1979-198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二、1990-199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三、2000-200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四、2010-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特点总结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演进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关联”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阶段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基础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文献共被引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共被引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研究前沿的分析 |
| 二、基于研究基础的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学者分布状态 |
| 一、高产作者界定标准 |
| 二、高产作者产出与分布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合作网络解析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状况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架构 |
| 二、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学者合作状况的分析 |
| 二、基于学术群体构成的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工作及发现 |
| 一、基于“学科给养”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二、基于“发展轨迹”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三、基于“知识关联”视角的研究发现 |
| 四、基于“学术群体”视角的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知识网络视角下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特点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 |
| 二、学科交叉与互涉促进分支学科不断生成 |
| 三、以混合团体为基础聚合的学术共同体 |
| 第三节 学科视角下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展望 |
| 一、建构均衡化的教育管理学科体系 |
| 二、打造本土化的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 |
| 三、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术语缩写列表 |
| 附录二 数据索引 |
| 附录三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法律与政策文件 |
| 附录四 1979-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部分着作统计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兰州电厂研究（1938-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来源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兰州电厂的历史沿革及发展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的兰州电厂 |
| 第二节 兰州电厂的改组背景 |
| 第三节 兰州电厂的改组与扩建 |
| 第二章 兰州电厂的组织及人事 |
| 第一节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
| 第二节 人员的招聘与培训 |
| 第三节 员工福利 |
| 第三章 兰州电厂的生产运营 |
| 第一节 运营制度的厘定及调整 |
| 第二节 供电与发电工作的推进 |
| 第三节 实际经营情形 |
| 第四章 兰州电厂与甘肃社会 |
| 第一节 兰州电厂与市政建设 |
| 第二节 兰州电厂与工业发展 |
| 第三节 兰州电厂与社会公益 |
| 第五章 兰州电厂发展的困境及其成效 |
| 第一节 兰州电厂发展的困境 |
| 第二节 兰州电厂发展之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浙江财经学院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述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基于文本的考察[D]. 刘爱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2]《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3]二战后英国卓越教师政策发展研究[D]. 崔秀兰.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4]六艺之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研究[D]. 朱薛友. 浙江大学, 2019(01)
- [5]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
- [6]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D]. 王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7]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D].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8]兰州电厂研究（1938-1949年）[D]. 王一婷.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