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对外影响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何苗[2]（2021）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其在东南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作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之一,从二战之后便开始对全球的援助,日本对外援助历史悠久、援助方式多样、援助机构众多,日本对外援助的重点主要为受援国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生产相关领域,进而促进其在受援国的直接投资。深入研究日本对外援助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可为今后我国如何处理好对外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依据。东南亚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点,也是与我国开展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最为全面的地区,RECP的签订更加凸显了东南亚在我国经济外交中的重要性。日本长期深耕东南亚,实现了援助与投资的良性互动,研究日本在东南亚的经验对我国进一步密切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实现中国-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年度投资流量方面已居世界前列,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但同时全球政治及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我国未来的国际合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创新国际合作交流模式,助力我国更好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对外援助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具有多重功能性,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展开,因此将对外援助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课题进行细化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何通过对外援助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在此方面拥有一定的历史经验,我国可从其中获取一定的经验启示。本文从日本对外援助及其投资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当前面临的挑战阐述了选题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梳理现有援助对投资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和相关理论是对这一议题展开的基础,同时也为下文进行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阐述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的援助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并选取了东南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8个受援国作为文章的研究对象,利用2004至2018年东南亚8个受援国的面板数据,重点对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其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探讨了日本当期及滞后期的援助对其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将经济基础设施及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及服务和生产等部门的援助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差异进行比较。通过对全样本数据回归可得出以下结论,即日本当期及滞后二期的援助能够带动其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增长。通过分部门援助数据回归可以得出以下结果,即日本的社会基础设施及服务部门、经济基础设施及服务部门的援助能够显着促进其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其他部门的援助对投资则存在反向的替代效应。基于日本对外援助与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及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援助和投资两个层面得出了利于我国援助促进投资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范燕梅[3]（2021）在《要素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世界经济还未步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当今世界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中,国际生产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而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挑战,今后十年将是面临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再加上美国实行单边主义,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对全球来说,美国这种做法不仅会对世界投资形成阻碍,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破坏,打破国际竞争的平衡,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还将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的分配方式带来负面影响,抑制全球经济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之间只有互利共赢才能路越走越宽。目前,产业升级转型在中国势在必行,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投资目光投向了海外。南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从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2019年,南亚吸引了57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较2018年增长了10%,2019年印度吸引外资在全球排名第12位。南亚地区在地里位置上与我国毗邻,吸引了不少中资企业前往南亚国家进行投资,随着“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与推进,中国对南亚国家的投资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目前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然存在一部分问题,如国别差异明显,投资行业和领域单一等,这些问题对加强中国和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形成了阻碍。因此,本文结合中国在南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行业、领域等现状,研究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促进中资企业在南亚国家投资的质量提升。本文以南亚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向南亚国家的OFDI。首先进行文献梳理,研究要素禀赋对OFDI的影响;然后,通过概述南亚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分类和特点,本文将南亚国家要素禀赋细分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禀赋来进行分析,并分析南亚国家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劣势。其次介绍南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向南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状况和现状,分析中国在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先前学者是研究,利用2003-2019年南亚7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对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要素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通过建立实证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得出:结果表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会影响对一国的OFDI,南亚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和技术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显着,资本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不显着,其中劳动力禀赋经济意义较为显着。此外,东道国外资开放度、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显着,而经济制度因素和东道国政府管理质量则不具有显着促进效应。同时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对要素禀赋条件下中国向南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从当前南亚国家的投资中得到的启示,并对将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发展作出展望,指出将来中国企业在南亚国家投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向。希望未来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迎来新的生机,也希望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在未来发展得越来越好。
葛瑞卿[4]（2021）在《省级面板数据下FDI对就业质量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起到了重要影响。从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状况来看,一方面中国利用外国投资经历了积累经验、快速发展以及创新性发展三个阶段,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但二十世纪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行业分布存在不均衡现象。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占据绝对优势,而内陆地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小。分行业来看,外国直接投资曾经主要流向制造业,但目前逐步向房地产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流动。从中国就业质量状况来看,根据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就业质量评分,2011年至2018年各省级行政区就业质量呈稳步上升趋势,就业质量改善明显。分地区来看,中国就业质量具有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高于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就业质量差距较小的分布特点。为了探究外国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年至2018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实证分析了FDI对就业质量的影响。首先,FDI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回归结果表明,当前FDI的增加会导致就业质量的下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加入平方项后的回归结果表明FDI与就业质量呈U型关系。当前二者关系处于U型曲线极值点的左侧。虽然当前FDI的增长会导致就业质量的下降,但是随着FDI的进一步增长,FDI又会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其次,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存在差异,本文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比较FDI对于不同区域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于内陆地区的就业质量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FDI对于沿海地区就业质量的负面效果不明确。结合FDI与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的U型关系,沿海地区相较于内陆地区更加接近于U型曲线的拐点。最后,为了更加完整的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就业产生的影响,本文比较了FDI对就业质量、就业规模产生的影响,二者结果存在差异。FDI与二者都具有U型关系,但是FDI与就业质量的关系处于U型曲线的极值点的左侧,FDI与就业规模的关系处于极值点的右侧,当前FDI对于就业质量具有消极影响,但是对于就业规模具有积极影响。分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FDI对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就业规模的增长都有积极影响。这与FDI对各地区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相反。实现FDI与就业质量的良性发展,政府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政府应该继续扩大引进FDI的规模,促进就业质量和就业规模长期向好发展。第二,政府应该根据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三,政府应该加强劳动保障服务,平衡FDI对于就业质量带来的短期消极影响。在这些举措下,中国必将迈入FDI促进就业质量与就业规模共同提升的新发展阶段。
曹文[5]（2021）在《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欧盟首个联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立法——《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为案例,试图回答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开放的欧盟为什么建立统一的外资审查机制?二是欧盟建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强制性审查机制,而是非强制性的合作机制?既有研究未能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三个层面的工作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大量文献,以及对欧盟官员及商会、智库人员的一手访谈资料,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欧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出发,基于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从利益偏好、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为欧盟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在考察外资国别和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欧盟外资审查立法中的主要行为体——核心、外围以及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分歧与妥协,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基于不同偏好的合作;第二,从权力分配与议程设置的角度梳理欧盟外资审查立法的决策制度与过程,分析共同商业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原则、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不同欧盟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第三,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探讨国际投资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对欧盟规范升级的影响,包括欧盟如何利用所谓“布鲁塞尔效应”,维护其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本文认为,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该机制非强制性的性质与特征,是欧盟成员国利益博弈、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在外资政策领域的具体延续和应对全球化最新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其价值观念与规范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与美国主要出于权力竞争的目的限制外资不同,欧盟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不能简单界定为保护主义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保障欧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在政治上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协调一致,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盟的研究贡献直接投资领域的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外资—东道国分析框架,尤其论证了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在利益界定与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提供注脚。
周崇阳[6]（2021）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展的一系列直接投资行为,为中国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带来了可能。但是,现有研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的前因和机制的探讨仍然存在许多欠缺。因此,基于知识溢出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本文试图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的综合研究框架,深入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的前因和机制,及其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本研究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数据,本文考察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同群效应,即同群企业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并提炼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两种模仿行为:基于学习的模仿与利润驱动的模仿。并且,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网络放大了这两种模仿行为对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研究。本文利用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相匹配的区域数据,依据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技术水平将东道国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两大类,并且将中国和东道国的技术差距划分为客观技术差距和期望技术差距两类,研究了不同情形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升级的影响研究。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及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文化、经济距离对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本文从理论框架、计量模型以及研究视角等方面对已有研究做出了补充和拓展,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同群效应,同群企业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存在重大影响。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网络会放大基于学习的模仿与利润驱动的模仿对对外投资的影响。（2）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着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但是知识溢出效应的强弱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客观技术差距和期望技术差距。投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引致的逆向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具有积极而重大的影响,而投向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具有不利的影响。直接投资引起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与国内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客观和期望技术差距。客观技术差距越大、期望技术差距越小,逆向知识溢出的积极作用越显着。（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的知识溢出效应取决于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文化与经济距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与中国制度、经济距离更近的一带一路国家更强。文化距离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具体地,中低文化距离时,知识溢出效应随文化距离的增加而加强;高文化距离时,知识溢出效应随文化距离的增加而削弱。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补充了现有文献中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知识溢出效应前因和机制的研究,并且建立了一个综合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框架。本文也为跨国公司管理者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政策制定者引导企业海外投资、提升全球价值链劳动分工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田人渠[7]（2020）在《“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农业深度融入世界农业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进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耕地投资更是为我国和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仍以粗放式为主,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效益低,与我国农业生产要素高度互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具有互利共赢的基础及广阔的投资前景。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的关键时期,粮食安全、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安全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已日渐成为制约各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亦是现阶段我国与“一带一路”成员急需深入协同合作、共同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外耕地投资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耕地资源状况、双边距离及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影响机制,可以丰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领域的研究,为优化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参考。在理论方面,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来探究影响我国在沿线地区耕地投资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双边经济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耕地资源水平影响中国对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理论假说,拓展了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方面,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综合评价东道国2008-2017年的耕地资源水平,并采用东道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依存度测算双边经济距离,将这两个变量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区位特征纳入实证模型中,实证分析中国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基于资源配置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国家的投资合作模式。本文的实证分析补充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经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一带一路”国家耕地资源各指标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在耕地评价指标体系中,可再生淡水资源和可灌溉农田面积所占权重较高,反映了耕地质量本身的相对重要性。（2）中国的耕地投资在区位选择阶段和投资规模决策阶段既有相同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异因素。在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阶段,我国倾向于选择具有较近的双边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政府腐败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投资规模决策阶段,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腐败水平、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和地理距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对我国耕地投资的吸引力会受到腐败水平的负向调节,而政府有效性和市场规模有助于强化耕地资源对我国耕地投资的促进作用。（3）沿线国家的区位特征差异较大,我国需要结合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开展差异化的耕地投资合作,在欠发达的地区注重保护水土资源及农户生计,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注重农产品流通和销售环节,加强企业与当地市场的联系,保证沿线地区耕地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谨慎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企业层面:（1）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国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重点关注双边经济距离较近及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2）跨国耕地投资应注重对当地资源环境的保护,确保耕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地制宜的开展耕地投资合作。政府层面:（1）缩短双边经济距离,为中国的耕地投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制定和完善国际耕地投资规则标准。有效识别东道国投资风险,降低企业对外耕地投资的不确定性。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8]（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逄嘉宁[9]（2020）在《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迄今为止,大多数国际金融模型都建立在理性预期范式下。这种范式中的经济主体对复杂经济过程的规律有着超乎其学识、经历、境遇的理性又正确的感知,这显然与现实存在出入。本文认为,国际金融模型应建立在跨文化行为主体（个体、企业及国家）的价值观、感知及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只有深入地解构文化,分析多层次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感知,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资本流动中文化差异对各类投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界定“国家文化”及“资本流动”的概念来划定文章的讨论范围。“文化”本身不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宽广架构,更是潜移默化中对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心理编程。如何在纵横交错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一窥文化差异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成为了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对文化的概念抽丝剥茧,分离出可以量化的部分,亦需要谨慎地探究文化差异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不同方向和强度的效用;更要将这些问题与不同层级、不同内容的国际资本流动相结合,并寻找恰当的预测方式及回归模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Hofstede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使文化之核心一价值观得到了量化及应用,其效度及普适性也得到了诸多验证。本文将文化价值观维度作为文化差异衡量的主要方式,以国家文化熟悉度、管理者感知文化差异作为辅助,探讨国家文化差异对经济结果的相关性及影响。第三章细述了将国家文化差异纳入经济学模型建立本文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主要理论、文化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各组成部分影响及传导路径。理论发展部分介绍了经济学中刻画国际商品资本流动的经典理论引的产生背景、发展继承以及适用性;而第二部分则从资本流动的视角着笔,结合文献详述文化差异对不同资本流及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其中传导路径一节主要描述文化对经济结果循序渐进的作用机制,论证文化与金融研究结合的适用性,并结合文献,分层次梳理文化差异对微观企业决策者,到中观企业对外投资,再到宏观国家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所谓“见微知着”,文化最微观、最基本的载体单元是人,行为人通过自身的文化视角感知世界,并依此行事。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谈,从事金融资产跨境转移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决策主体是企业管理者。作为文化及公司行为的载体,管理者基于学习的跨文化经历形成了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的独特感知,继而塑造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跨境发展意义的管理认知,并成为其制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的依据。第四章将董事会跨文化经历作为企业对文化差异感知的代理变量,利用Logit及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企业董事会整体跨文化敏感度水平与公司海外并购持股份额的相关性。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业界及学界“谈文化差异色变”的负面刻板印象。在实操过程中,文化差异不仅仅是信息摩擦、潜在交易成本的“罪魁祸首”,亦是促进创新协同,多元化发展的“肱骨之臣”。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组织行为学的“开发-探索”视角出发,意图为“积极跨文化研究”进路增添经验证明。本文将中国企业从2005-2018年对60个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数据汇总为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建立单边动态引力模型,以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址决策的影响为例,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估计及D-K修正标准误,探讨文化距离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及流量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总体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呈U型的特征,各文化维度对于区位选择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一致。进一步的分组结果表明,文化距离的U型效应在中国企业对OECD国家的投资中体现较为明显,而对非OECD国家的投资则呈负相关。在前两章的实证研究中,文化差异影响的效度及稳健性得到了很好的数据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视域拓展至宏观的国际双边资本流动。受限于数据及方法,将文化差异引入分析模型的进路人迹罕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多种形式的跨国投资流,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国际资本流的组成,探讨文化差异在不同语境下与各影响因素的互动与耦合。文化差异对于不同资本流动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研究资本双向流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各层次不同经济主体面临的信息摩擦的本质,以及跨国资本市场的构成,而探求文化差异对于双边的整体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以期加深和拓展研究者对文化差异与动态的金融资产跨境配置结构变动的相关性的理解。本文依托跨境资本流量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引力模型,并基于两步的稳健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文化熟悉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的流向及流量具有积极影响,文化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而与证券投资呈正相关,正式制度对于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负面效应的影响具有缓解作用而对证券投资则并不显着,与之相呼应的是,文化距离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非OECD国家较明显,而在OECD国家则不明显;总体而言,文化距离对于国际证券投资对直接投资之比具有正面影响,说明国家对于文化距离遥远的东道国,仍偏向于承诺程度更低的非实物资产投资。最后,基于对以上分析及研究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对于未来该领域发展,以及针对目前中国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展望。
邵冰[10]（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二、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对外影响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对外影响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其在东南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本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结构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对外援助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援助与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 |
| 二、援助与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三、对日本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援助对对外投资影响的机制分析 |
| 一、社会基础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
| 二、基础设施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
| 三、生产性的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
| 第三章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援助与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现状 |
| 一、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援助的历史进程 |
| 二、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部门分配 |
| 三、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援助的特点 |
| 第二节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现状 |
| 一、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发展历程 |
| 二、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分布情况 |
| 三、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
| 第三节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援助与投资的关系 |
| 第四章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对其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选取及变量说明 |
| 第二节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检验 |
| 二、回归分析 |
| 三、主要结论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完善国际援助体系 |
| 二、强化援助对投资的促进作用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3）要素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点及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OFDI |
| 二、要素禀赋 |
| 三、南亚国家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 一、要素禀赋内涵及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
| 二、东道国要素禀赋对OFDI影响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要素禀赋理论 |
| 二、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三、小岛清比较优势理论 |
| 四、小规模生产技术理论 |
| 五、技术地方化理论 |
| 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亚国家要素禀赋分类及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南亚国家要素禀赋分类和特点分析 |
| 一、自然资源禀赋 |
| 二、劳动力禀赋 |
| 三、资本禀赋 |
| 四、技术禀赋 |
| 第二节 南亚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南亚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现状分析 |
| 一、总体概况 |
| 二、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流量和存量分析 |
| 三、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行业分布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要素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影响的分析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理论研究假设 |
| 一、自然资源禀赋对OFDI的影响 |
| 二、劳动力禀赋对OFDI的影响 |
| 三、资本禀赋对OFDI的影响 |
| 四、技术禀赋对OFDI的影响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三节 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要素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影响的数据收集及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收集及描述性统计 |
|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
|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模型检验 |
| 一、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
| 二、平稳性检验 |
| 三、模型选择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实证结果 |
| 二、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一、与东道国加深互信机制,保障企业海外投资安全 |
| 二、加强国际间金融合作,建立互融互通体系 |
| 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 |
| 第三节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一、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发掘东道国市场 |
| 二、扩展投资领域,促进多元化投资 |
| 三、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
| 第四节 启示与展望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4）省级面板数据下FDI对就业质量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思路 |
| 1.4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本文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1 就业形势变动 |
| 2.1.2 就业质量衡量 |
| 2.1.3 FDI对于就业的影响 |
| 2.1.4 现有文献评述 |
| 2.2 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内部化理论 |
| 2.2.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4 资源观的理论 |
| 2.2.5 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小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及就业质量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现状 |
| 3.1.1 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 |
| 3.1.3 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 3.2 就业质量现状分析 |
| 3.3 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就业质量的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对于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研究方法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选取 |
| 4.1.3 数据来源 |
| 4.1.4 ADF检验和协整检验 |
| 4.1.5 有效性检验 |
| 4.2 FDI对于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 FDI对于不同区域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 FDI对于就业质量与就业规模影响的对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扩大引进FDI规模,推动就业向好发展 |
| 5.2.2 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促进地区均衡发展 |
| 5.2.3 加强劳动保障服务,平衡FDI短期内负面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罗马条约》与欧洲共同市场 |
| 第二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欧盟的形成 |
|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一体化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作为“独特”行为体的欧盟 |
| 第二章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革 |
| 二、欧盟成员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外溢效应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核心内容 |
| 一、外资审查的定义与主要对象 |
| 二、欧盟的权利与成员国的权力 |
| 三、管制外资的非强制性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中的争议焦点 |
| 一、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歧 |
| 二、欧盟外资权限的争议 |
| 三、欧盟外资监管的规范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及其分歧 |
| 第一节 外资在欧盟的分布及其特征 |
| 一、欧盟吸收外资及其主要来源国 |
| 二、欧盟吸收外资的国别及产业分布情况 |
| 三、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核心成员国外资审查机制的比较 |
| 一、外资审查机制及其最新调整 |
| 二、最新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
| 三、德法的利益偏好与合作 |
| 第三节 外围与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
| 一、中东欧和南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 |
| 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利益偏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权力分配及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政策制定的法律制度 |
|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欧盟的资本自由流动 |
| 二、共同商业政策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原则? |
| 三、普通立法程序还是特别立法程序?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决策机构 |
| 一、欧盟立法机构与外资政策制定 |
| 二、欧盟委员会与外资权限 |
| 三、欧洲议会与立法权扩张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权力再分配 |
| 一、成员国与审查自主权 |
| 二、欧盟与议程设置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资审查的新规范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政策新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升级 |
| 一、国际投资政策的新规范 |
| 二、欧盟外资审查规范的升级 |
| 第二节 欧盟调整投资激励机制的方向 |
| 一、欧盟的外资理念与政策反思 |
| 二、吸引外资与引导流向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灵活性 |
| 一、监管适度与投资便利化 |
| 二、监管合作与透明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知识溢出理论 |
| 2.1.2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1.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知识溢出相关研究 |
| 2.2.2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与知识溢出相关研究 |
| 2.2.3 全球价值链中的知识溢出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同群效应研究 |
| 3.1 理论与假设 |
| 3.1.1 OFDI中的同群效应 |
| 3.1.2 政策不确定性 |
| 3.1.3 出口网络 |
| 3.2 实证研究设计 |
| 3.2.1 数据 |
| 3.2.2 变量 |
| 3.2.3 方法 |
| 3.3 实证结果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
| 4.1 理论与假设 |
| 4.1.1 OFDI与逆向知识溢出 |
| 4.1.2 技术差距的影响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 |
| 4.2.2 变量 |
| 4.2.3 模型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客观技术差距 |
| 4.3.2 期望技术差距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技术升级 |
| 5.1 理论与假设 |
| 5.1.1 “一带一路”倡议 |
| 5.1.2 对外直接投资与知识溢出 |
| 5.1.3 距离与FDI知识溢出效应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和变量 |
| 5.2.2 方法 |
| 5.3 实证研究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项目经历 |
（7）“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研究范围 |
| 一、耕地及耕地资源 |
| 二、对外耕地投资 |
| 三、区域投资合作 |
| 四、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内容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二节 对外耕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旧殖民时期与现代对外耕地投资 |
| 二、对外耕地投资的评价 |
| 三、全球耕地投资的主要投资国与目标国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动因 |
| 二、中国对外耕地投资规模及对东道国的影响 |
| 三、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
| 第四节 现有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 |
| 三、资源配置理论 |
|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双边距离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
| 一、模型基本框架 |
| 二、双边距离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
| 第三节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 |
| 第四节 东道国耕地资源对产业聚集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现状、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对外农业投资及耕地投资现状 |
| 一、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分析 |
| 二、沿线国家的耕地投资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机遇和优势 |
| 一、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机遇 |
| 二、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优势 |
| 第三节 我国对外耕地投资面临的挑战 |
| 一、企业层面 |
| 二、宏观层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的测算 |
| 第一节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选择及系统构建 |
| 二、各指标空间集聚特征和异常值分析 |
| 第二节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评价模型构建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简介 |
| 二、沿线国家耕地资源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耕地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及模型设定 |
| 一、实证研究范围 |
| 二、计量模型选择及变量说明 |
| 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实证结果 |
| 二、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研究讨论及启示 |
|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
| 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模式研究 |
| 第一节 东道国区位特征分析 |
| 一、对应分析基本原理 |
| 二、对应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基于优势互补的投资合作模式 |
| 一、中国与俄罗斯的投资合作分析 |
| 二、中国与缅甸的投资合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企业层面 |
| 二、国家层面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沿线国家外资获得东道国耕地使用权规定 |
| 附录2 沿线国家范围(第六章实证分析) |
| 附录3 2008 -2017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耕地资源评价指标权重 |
| 附录4 2008 -2017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耕地资源综合评价结果 |
| 附录5 沿线国家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计算结果 |
| 附录6 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农作物产业区位熵值 |
| 附录7 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农作物产业区位熵值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8）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选题背景 |
| 1.2 主要概念与数据来源 |
| 1.2.1 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 |
| 1.2.2 国家文化的概念 |
| 1.2.3 主要数据来源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 1.3.2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
| 1.3.3 文献评述与研究启示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结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化差异研究与金融学的互动与耦合 |
| 2.1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的内涵与演化 |
| 2.1.1 文化的前因:定义与内涵 |
| 2.1.2 文化的现状:演化和稳定 |
| 2.1.3 文化的后果:趋同和逐异 |
| 2.2 金融学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差异研究 |
| 2.2.1 传统金融学理论的不足与改进 |
| 2.2.2 文化研究的视角 |
| 2.2.3 文化与金融学研究 |
| 2.3 国家文化差异的度量 |
| 2.3.1 国家文化价值观维度 |
| 2.3.2 国家文化距离指数 |
| 2.4 国家文件差异在不同层面的应用 |
| 2.4.1 宏观层面:国家 |
| 2.4.2 中观层面:跨国企业 |
| 2.4.3 微观层面:企业决策者 |
| 第3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 3.1.1 国际资本流动的“推力”与“拉力” |
| 3.1.2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 3.2 国家文化差异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路径 |
| 3.2.1 从管理者到企业 |
| 3.2.2 从企业到国家 |
| 3.2.3 从国家到国际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企业对外投资持股决策 |
| 4.1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概况与特征 |
| 4.2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的形成 |
| 4.3 企业海外投资持股策略的形成 |
| 4.4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对企业并购持股策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家对外投资的流量 |
| 5.1 中国海外股权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
| 5.2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 |
| 5.2.1 文化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 |
| 5.2.2 以中国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的必要性 |
| 5.3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理论基础 |
| 5.3.1 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的回归分析 |
| 5.3.2 “开发-探索”视角下的积极文化差异观 |
| 5.3.3 多维度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效应 |
| 5.4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4.2 稳健性分析及U型关系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双边资本流动 |
| 6.1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投资流动 |
| 6.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6.3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6.3.1 基于FGLS回归的实证分析 |
| 6.3.2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4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证券投资流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资本流动构成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对外影响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2]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其在东南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D]. 何苗.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要素禀赋对中国向南亚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D]. 范燕梅.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省级面板数据下FDI对就业质量影响研究[D]. 葛瑞卿.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5]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D]. 曹文. 北京大学, 2021(09)
- [6]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D]. 周崇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6)
- [7]“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D]. 田人渠.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9]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D]. 逄嘉宁.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