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战争的诗风

一、南朝战争诗风格论（论文文献综述）

周燕懿^[1]（2021）在《吴均五言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丽君^[2]（2021）在《鲍照谢灵运诗歌清代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鲍照是六朝时期着名诗人,后世诗论家对其诗多有阐述。至清代,诗论家对鲍照诗的阐释较前代更为系统、全面。清代诗论家对鲍照诗的接受涉及创作风格,诗歌内容,艺术技巧等多方面,涵盖范围广,微观接受与宏观接受并存,相关论述主要见于清代诗话与清代古诗选本中。清代诗话中,诗论家对鲍照诗的接受以宏观视角为主,以诗学嬗变为纲,细化了鲍照诗与前代文学的关系、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等问题,具有较高的诗学价值。叶燮关注鲍照诗与建安诗的关系,王士禛对钟嵘“鲍照出于二张”这一观点大加批驳,刘熙载认为陈琳诗创作对鲍照有一定影响,均意在分析前人创作对鲍照诗的影响,这些观点同时又与清代诗学背景,诗论家的诗学观念密切相关。王士禛从鲍照诗对后世文学影响的角度观照鲍照诗,认识到鲍照诗对盛唐边塞诗派与五言古诗的影响,与诗歌题材变化和诗法观念联系紧密。清代古诗选本对鲍照诗的接受则从微观视角展开,立足鲍照诗本体,分析其诗歌风格、创造内容、艺术技巧等问题,同时注重鲍照与其他六朝诗人的对比研究。陈祚明、王夫之均从风格入手分析鲍照诗创作的得与失。就艺术技巧而言,陈祚明关注鲍照诗起句托兴的特色,张玉谷重点分析鲍诗结句撰写灵活的特点,二人从细部入手,具体到鲍照诗中某句的特色,丰富了鲍照诗艺术技巧接受。关于鲍诗与六朝诗人的比较研究,古诗选本也是从微观视角展开,陈祚明与沈德潜分析鲍照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承变,同时关注鲍照与庾信诗风的差异及原因,对杜甫“清新”“俊逸”之说进行诠释。清诸家文集从更加广阔的文化视角,对鲍照诗进行多角度阐释,拓宽了鲍照诗歌清代接受的维度。本文系统分析清代诗话、古诗选本、诸家文集对鲍照诗的接受,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分析艺术、风格、流变、文学地位等具体问题,对鲍照诗清代接受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

张银玲^[3]（2021）在《吴嘉纪叙事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清一代,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社会现实成为诗坛总的风气,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吴嘉纪作为清初泰州遗民诗群中成就最大的一位,其叙事诗创作既可以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透视遗民群体的心灵侧面,也能表现其狷介高洁的人格精神及独特的艺术风貌。吴嘉纪于明亡后,绝意进取,终生苦吟,坚守着“以诗振世”与“以遗民志传”的精神信念,将个体的悲欢与时代的苦痛融入其叙事诗创作之中,展开了遗民苦痛的心史。吴嘉纪叙事诗内容丰富,包含民生世态、亡国追忆、悼亲哀友、生活纪事等内容,其叙事诗中大量描绘泰州盐场区域的民生疾苦诗篇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吴嘉纪的叙事诗不仅思想价值高,而且具有丰富的艺术内蕴。通过分析吴嘉纪叙事诗的叙事性,即全知、限知的叙事视角,“以情动人”的人物形象生成路径,顺叙、倒叙、预叙相结合的叙事时间形态,典型化、片断式的叙事空间,能够进一步把握诗人对诗歌中人物与事件的诗化处理形式。吴嘉纪的诗风评价多以孤寒冷畏为主,但洪亮吉评价吴嘉纪诗有“姜桂之气”,就此论点出发,从“冷貌热肠”的姜桂之性、“老辣严畏”的姜桂之气、“自然真朴”的姜桂之貌三个方面入手,把握吴嘉纪叙事诗独特的审美效果。吴嘉纪叙事诗的师法渊源主要承自杜甫,在叙事诗精神上师法杜甫叙事诗的“风雅”精神与“诗史”品格;在叙事诗艺术上则师法其“即事名篇”的创作倾向、写实化的题材处理形式、曲折跌宕的叙事结构与沉郁醇厚的情感基调。通过探究吴嘉纪对杜甫叙事诗精神与艺术层面的接受,把握吴嘉纪叙事诗最核心的师法渊源,从中亦能透视清初叙事诗对杜诗接受的一种形态。

徐慧极^[4]（2020）在《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体式”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对艺术门类、类型、体裁、风格等涉及体制与样式问题的总体概括。本文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体式问题。中国古代艺术体式有其独特的形式构成与理论表达方式。本文针对艺术体式理论的论述是以四个结构层次为划分依据,从五个理论维度进行阐述。四个结构层次分别是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以及从体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风格;五个阐释维度分别是物质媒介与艺术语言、形制规范、名家样式、地域风格、时代风格。艺术体式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它在门类、类型、体裁三个层级上经历了从混融综合之“艺”到独立之“体”,再到具体体式细化、整合的演化过程。先秦、秦汉是艺术体式的混融期,体式在礼乐制度的规约下发展,该时期着重讨论的是体式与礼乐制度、百工技艺的生成及规范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体式的确立期,各艺术门类作为独立个体的艺术批评意识日渐强烈,门类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界限渐趋明朗,体式理论侧重于强调艺术家的主导作用及名家样式的典范地位,体式形构、样貌的形式认识逐渐深化,二者在体的生成、确立中互为因果。唐宋是体式的系统整合期,也是体式形制规范的重构期,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的样式标准逐渐建立,书、画、乐门类艺术的样式类型论逐渐形成,奠定了后世艺术体式阐述的理论基础。元明清时期,艺术体式在整合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艺术体式理论通过拓展体式阐述的本体向度,整合前代艺术体式,再释体式活力。从种类形式层面延伸至风格,时代风格、名家样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成为体式阐述的主要方面。历史阐述维度进一步推进,既有体式的样式形态获得了系统的梳理,体式的形式构成因素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凝练,部分原有艺术样式的体式价值得以彰显。把握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理论,是重审古代艺术样式形态、样式谱系、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等论题的一个窗口,也是认识古代艺术整体样式构成的一架梯子,对之进行系统整理,有助于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现代阐释。

陈玉萍^[5]（2020）在《明清曹操诗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曹操其人,从自身性格、政治地位、文学成就等方面看,均有话可说、有论可辩,故成为后世诸人笔下重点谈论的人物之一。明清两代,诗学飞速发展,文人思想相互碰撞,对曹操诗的接受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就立足于明清时期,以曹操诗为对象,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四章分别考察明清时期对曹操诗的整体接受情况。于绪论中归纳各朝文献,整理魏至明清时对曹操诗的接受研究脉络。魏至明清对曹操诗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评说艺术风格、辨析诗品与人品、考证渊源、总结地位及影响、创作同题乐府诗、整理诗文集、三曹优劣论等七个方面,并构成现代学界曹操诗接受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一章为明清曹操诗接受背景及方式,主要从曹操形象的历史演变、明清诗学接受背景、曹操诗接受方式等三个方面考察明清时期对曹操诗接受的基本情况。同前代相比,明清俗文学不断发展,使曹操形象跳脱史书外,曹操之‘恶’被无限放大,成为较为独立的文学形象,并影响着文人对曹操诗的相关接受态度。在诗学背景上,复古思想的不断传承与以诗话为代表的诗论的复兴和集大成,使曹操诗在明清存在被仔细研究的土壤。曹操诗的接受方式基本上以诗歌集辑录、诗选本的选录评议、诗话诗论的涉及、同题诗创作等为主。第二章从诗选的角度,审视明清时曹操诗于经典诗选本中的选录情况和地位价值。在明清曹操诗的相关诗选本中,以明《古今诗删》《古诗归》《古诗镜》《古诗解》,清《乐府广序》《采菽堂古诗选》《古诗评选》《古诗源》等为代表,对曹操诗的选录情况比较突出。曹操诗作为明清诗选本中的常驻客,同样兼具由诗选本带来的阐释与传播双重价值。第三章从渊源论、风格论、诗品与人品论、地位论等方面总结明清诗论中对曹操诗的关切点,并关注诗论中对曹操诗的接受倾向。细化而言,曹操诗源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和汉赋等。古直悲凉和以“气”入诗是操诗风格的主要特征,明清曹操诗风格的相关论说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结合时代风潮,更凸显对其诗“气”的独特审视,显示出明清诗论家不同的审美追求。诗论中对曹操诗品与人品关系的讨论分人奸诗奸和奸雄情真两派观点。明清诗论家认为曹操是古体诗的承继与发展者,是诗与人的启蒙家,同时对曹操诗地位的评价常存在于三曹地位评价体系中。第四章从名家对曹操同题诗的创作角度,考察明清时名家在实际诗歌创作上对曹操诗的接受。名家创作的同题诗分为三类:直言仿作诗、疑似仿作诗、同题创新诗。受时代因素和诗学思潮影响,明清曹操同题诗创作呈现集中性和持续性的特征。在具体的同题诗创作实践中,明清名家所创之诗与曹操诗相比,既有继承关系,又结合时代特点和自身诗学理想,显示出新的创作之境。同时其缺陷亦难以忽视,过于追求对曹操原诗的模仿,使诗作成为原诗附和语,实际价值不大。结语总结,明清两代对曹操诗的接受呈现集大成之势,各方面的探讨和研究皆非前代可比,是古代曹操诗歌接受的高峰期。附录部分辑录了明清刘基、高启、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陈子龙、王夫之、王士禛、沈德潜等名家对曹操的同题诗作,依时代和生卒年整理。论文的核心是从明清曹操诗接受背景、操诗在选本中的择录情况和价值、诗论家对操诗风格和地位的探讨、创作同题诗等方面进行分析归纳,总结明清时期对曹操诗接受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明清名家对曹操同题诗的创作,是研究曹操诗在明清两代接受的突破之处。

宋琪^[6]（2020）在《魏晋南北朝战争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大分裂的时期,整体时代背景复杂。首先,政治上极其混乱,政权更迭频繁,只有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其次,这一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移,人口的流窜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第三,不同民族在冲突对抗中逐渐走向融合,这一方面引发了民族战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最后,社会主流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改变,儒家、道家与佛教思想对当时人们的思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思想状况。在上述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古代爆发战争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社会混乱,为战争诗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所以这一时期创作出数量较为丰富的战争诗。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力求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全文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对战争诗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战争诗是指直接描写战争,或描绘由战争引发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情感层面的诗歌,然后对魏晋南北朝的战争诗进行数量统计并梳理分析了目前战争诗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论述魏晋南北朝战争诗中文人精神世界的展现。分析魏晋南北朝战争诗中文人的精神意蕴并追根溯源,挖掘战争诗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传承。魏晋南北朝战争诗中透露着文人强烈的家国意识、伦理意识、忧患意识和功名意识,这些思想意识直接影响到文人的创作实践;第三部分是有关魏晋南北朝战争诗主题类型的研究。结合具体的战争诗作品来分析魏晋南北朝战争诗的内容主题,内容主题是思想意蕴在诗歌文本中的直接展现,与第二部分有着承接关系,将这一时期的战争诗按照叙写的内容分成爱国主题、怀乡主题、闺怨主题和建功立业主题。第四部分重点关注魏晋南北朝战争诗中抒情方式的变化。由《诗经》时代的群体抒情到魏晋文人的个体抒情,再到南北朝时期借助典故和想象来抒发情感,随着时代的变化文人情感的主要抒发方式也有所不同;第五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战争诗的影响。着重分析魏晋南北朝战争诗对唐代战争诗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主题内容、艺术手法和情感抒发这三方面。

郝曦光^[7]（2020）在《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朝鲜半岛的女性汉文学创作有着深邃而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艄公霍里子高之妻丽玉所作的《箜篌引》,然而与其悠久的渊源相比,女性创作的数量却甚为稀少,且有诗文集流传者仅限于朝鲜时代一朝。朝鲜王朝建国之初,便把儒家思想定为治国理念。社会及家庭内部以父权家长制与儒家伦理规范为根基实行着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半点话语权,思想和行为处处受到制约与限制,从事文学创作更是不被认可与鼓励的事情。然而就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却涌现出了大批能用汉字作诗属文的女诗人,她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诗集甚至得到了刊行及流传。其中堪称“海东第一女诗人”许兰雪轩的诗集更在当时远播至中国及日本,在古代东亚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抹靓丽的色彩。朝鲜朝女性的汉文学创作是朝鲜汉文学史中不可忽略的一环,亦是留给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的研讨。鉴于此,本文从宏观的、整体性的角度着眼,对这一时期女性汉诗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发展的概貌、主题意蕴、艺术特色及与中国文化的关联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考察。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中主要从选题价值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对象及论文总体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概述。长期以来,朝鲜汉文学史一直被男性所主宰,女性创作处于边缘地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以及清晰客观的评价。近些年,虽然学界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一领域的研究,但仍显不足。现行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韩两国,国内起步相对较晚,成果较少;而韩国方面虽然研究颇丰,但大都集中于这一时期的几个代表诗人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上,缺少宏观性的整体考察。第二章为朝鲜朝女性汉诗兴起的原因和发展概貌。朝鲜王朝建国以后在文化上的重大创举便是“训民正音”的创制,自谚文产生之后,朝鲜女性的教化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且在女子不宜为文的社会主流思想下,仍有一些进步思想的文人把目光投向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对她们的诗作给予一定的肯定与欣赏。朝鲜朝后期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家族越来越重视家中女子的教育,他们积极鼓励倡导女性读书识字,为妻妾子女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松开明的家学环境。另一方面,朝鲜王朝时期官妓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妓生在教坊内接受了严格的艺技训练,提升了吟诗作赋的能力,且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她们,更加渴望通过作诗以立身扬名,求得身份上的提升。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各个阶层的女性皆展开了活跃的汉诗创作活动。此外,这一时期尤以朱之蕃与许筠为代表的中朝之间密切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女性汉诗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进一步刺激与推动作用。同时,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与立言求名以期不朽的自觉亦加速了女性创作的发展。因而,与前代相比朝鲜朝女性汉诗无论在作家还是作品数量上都实现一次质的飞跃,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个女性主导的文学诗社—“三湖亭诗社”,且在男性文人的认可及帮助下部分女性诗文集还得到了刊行及流传。第三章聚焦朝鲜朝女性汉诗的主题意蕴。这一时期的女诗人从闺阁情恨的诉说到超越苦难现世的渴望,再到民生国事的关心,实现了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表达的主题升华。首先,朝鲜时代的女性由于生活空间的局限性,她们所吟咏的范围常常离不开家庭与闺阁,如与恋人之间的相思与离情、嫁入夫家后对娘亲故土的思念之情以及因四时变幻所引发的伤春悲秋之情等;其次,在备受现实苦难的煎熬中,她们创作了诸多寄情自然、神游仙界及归隐田园主题的诗,而这些歌咏皆反应了她们想要超越现世苦境的一种内心渴望与情感诉求。最后,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作中还出现关乎国家军事、政治、民生等问题的诗歌,表达了她们对民族命运及百姓疾苦的关心与忧虑之情。第四章着重论述了朝鲜朝女性汉诗的艺术特色。从诗歌语言上看,用语自然浅显,有着天然去雕饰之美感。表达方式上从抒情到明理,文思隽永,耐人寻味。艺术风格则整体上主要呈现出了含蓄婉丽、冲淡闲雅、清壮豪迈三种风格,同时诗中还巧妙运用了比兴、用典、叠词等多种表现手法,展现出了这一时期女性汉诗创作的较高艺术水平及艺术魅力。第五章分别从与中国诗体、与中国民俗节日、与中国诗人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朝鲜朝女性汉诗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首先,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从古体到近体皆在朝鲜朝女性汉诗中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采用,相对古体来讲,近体的创作数量更多且更显成熟。虽然在平仄及对仗方面仍显不足,但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女诗人已基本掌握了这两种体裁的艺术技巧,呈现出了较高的汉诗创作水平。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沿用中国乐府古题翻新创作的乐府诗及对词的拟作。其次,在朝鲜朝女性汉诗中存在一部分与中国民俗节日,如与重阳、七夕、除夕、端午、寒食等等有关的诗歌创作。在保持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原型的基础上,诗中亦融入了朝鲜朝女诗人自身的审美体验与命运感受,表现出了具有民族化及性别化特色的诗歌文本特征。最后,朝鲜朝女性汉诗中亦表现出了深受中国的陶潜、李白及杜甫影响与辐射的痕迹。她们的诗作中不仅频繁出现了这三位诗人的名字及相关典故,还大量化用及借鉴了陶潜、李白及杜甫诗中的意象、意境、风格等,表现出了强烈的追捧与膜拜之情。然而在效仿摹拟的同时,却并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而是紧扣自身的人生经历与命运体验,写出了独具特色的情怀与感受。朝鲜时代给予了女性太多的痛苦与磨难,然而自古苦难造就诗人,可以说恰是这一苦难的时代孕育了大批优秀的女诗人。她们在时代的凄风苦雨中悲情吟咏,所谱写的诗歌如同春水般温柔,夏花般绚烂,亦如秋叶般静美,冬夜般凄凉。更为难得的是,她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并融入到自身的文学创作中,缔结出了一朵朵象征着民族文化间交流成果的汉诗之花。

张敏^[8]（2020）在《元好问与郝经诗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两度入主中原,使这一时期诗坛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样不可忽略的还有活跃于这一时期诗坛之上的士人群体,其中被誉为“一代文宗”的元好问,不仅以其独树一帜的诗歌理论在文学领域取得瞩目成就,而且“力以斯文为己任”,极力培植后进,承继文统,金末元初的多数诗家都受到过其影响,郝经便是其中之一。元好问与郝经均是金元之际北方文士中的典型代表,各有其立足于当时诗坛的突出贡献,且两人之间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因此将元、郝进行合论有其合理性。在此前提之下,本文以元好问与郝经的历史相交为切入点,考察其诗歌创作观念及诗歌审美风尚,并厘清其与北方学术之关联,最终给予北方文坛双雄在诗学史中更准确的定位。基于上述原因,本论文的结构与内容如下:第一章将元好问与郝经视为两代人进行考察,从其各自的历史定位入手,探求元、郝二人各自的学术生成理路与诗歌创作道路,继而考究元好问与郝经之间从同门问学到忘年之交的特殊情缘。元好问是金中后期诗坛的宗主,整个金代诗歌的发展有赖于其进入巅峰时刻。根柢于金的北方主要文士,如郝经、王恽、刘因等纷纷效法遗山并与之交游问学。可以说,元好问之于金亡之后的北方诗坛有着非凡的意义,将这一阶段的诗歌发展称为“元好问时期”,既凸显了其重要性,又点明郝经崭露元初诗坛与其师元好问之关联。第二章重在论述北方文化语境下元好问与郝经具体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其内涵。金元鼎革之际,元好问与郝经在民族碰撞、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巨变下,坚持对诗歌根脉统绪的探寻,力求接续儒家的文脉道统。强调诗歌的“雅正”成为元好问与郝经的共识,尖新浮艳诗风的泛滥,导致诗歌无法传递真情实感,妨害了“歌咏性情”儒家诗学立场的确立。元好问与郝经秉持儒家士人守正出新的精神,在复倡汉魏盛唐之风的旗帜下实现对诗歌审美典范的革新。第三章着眼于元好问与郝经的诗歌审美风格论,考察二人诗歌审美旨趣的形成与北方特定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元好问与郝经受“三晋”诗风传统的濡染,其围绕“河汾诗派”这一地方性文人群体有着相同的审美品鉴。元好问与郝经强调诗歌本身所蕴藉着的真实质朴之气,就二人的创作实际而言,“自然雄浑”可作为其共同的诗歌审美理想,推崇“和陶”风尚表明此点。与此同时,郝经受理学影响较之元好问更深,其对于诗歌表达亦多举“高古”格调。在此基础上,“自然真淳”和“自然高古”两种诗歌审美趣味,分别在元好问与郝经的诗歌中得到了体现。

陈璐^[9]（2020）在《方以智散文研究》文中认为发展到明代末年的桐城“桂林方氏”秉承了先代的忠节思想,并以易学传家,方以智堪称家族学术与思想的集大成者。生逢易代之际的他在散文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方面,方以智早年即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散文理论,既溯源了文道关系,也不乏对散文创作规律的探索与明代散文流派的总结;另一方面,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散文创作内容丰富,以不同的体裁反映着瞬息万变的时事和自己作为士人阶层的独特感受,外部环境的前后差异也促使其散文的艺术风格发生转变。我们试图在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探索方以智在不同时期的散文创作,归纳其散文理论,分析其散文的艺术风格,并论证其与桐城派之间是否存在源流关系,力求对方以智散文作较为具体的研究。绪论部分介绍研究来源、课题价值和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方以智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一章交待背景知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方以智家族桐城“桂林方氏”和家学特征的介绍;二是简述方以智的生平经历。第二章归纳总结方以智的散文理论。以其论文名篇《文论》和着作《文章薪火》为资料来源,试从文道观、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四方面作具体论述。第三章研究方以智的散文内容。本章拟将方以智的散文创作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崇祯甲申明亡之前,以论、序、说三种文体为代表;二是南明时期,主要研究其书信、上疏;三是出家以后,以山水游记、书画题跋为代表。第四章分析方以智散文的艺术风格。主要概括以上三个时期不同文体的艺术风格,并总结文风变化的趋势和原因。第五章“方以智开桐城派先河说”辨。试就取法渊源、散文理论和文风区别三个方面去论证方以智与桐城派散文的差异,从而辨析这一学说的片面性。

李文辉^[10]（2020）在《清代古诗选本选评鲍照诗歌研究》文中认为鲍照是南朝时期的杰出诗人,也是元嘉诗风向永明体诗风过渡的关键人物。中国古典诗歌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作品的选辑息息相关,清代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发展的高潮,诗论家的诗学观念以及对诗歌的品评主要是通过选本形式直接体现的。清代诗坛门派众多,异说蜂起,不同流派或师承的诗论家论诗旨趣、宗法对象不尽相同,对鲍照诗歌的接受也呈现出集大成的时代特点。本文立足于清代古诗选本,从文学接受角度,分三章考察清代诗学大家对鲍照诗歌整体风貌的建构、诗歌名篇的筛选、历代诗人的评价以及对后世诗坛的影响。绪论中将清代之前文人学者对鲍照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梳理。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可知,清前学者更关注鲍诗之艺术风格以及渊源影响。同时,对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及理论支撑加以说明,保证论题的可操作性。第一章主要论述清代古诗选本接受鲍诗的基本态势,归纳清代不同时期的古诗选本对鲍照诗歌诗坛地位的认定。清代前期古诗选本十分推崇鲍照诗歌,在选诗数量和评点阐述方面都有所体现。王夫之《古诗评选》和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认为鲍照与谢灵运可并驱元嘉诗坛,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和王士禛《古诗选》或指摘鲍诗直率浅近,或仍以谢灵运为元嘉之首,但都认为鲍诗瑕不掩瑜。清代中期沈德潜《古诗源》、张玉谷《古诗赏析》论诗注重创新性,从“格调”角度称赏鲍诗在诗歌体制及声韵结构上的突破。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刘大櫆《历朝诗约选》则对陈祚明、王士禛观点调和折中,认为在先唐诗人中鲍照首屈一指。清代后期,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关注鲍照五言诗,认为鲍诗有“气势”;王闿运《八代诗选》偏重鲍照拟古诗,心仪鲍诗之“绮靡”。陈沆《诗比兴笺》和吴汝纶《古诗钞》关注鲍诗兴寄讽喻,注重对鲍诗创作意旨的阐述。第二章考察清代古诗选本对鲍诗语言风貌、创作技巧的独特认知。清代古诗选本辨别鲍诗体制,认为鲍照古诗生涩秀丽,笔力千钧;乐府慷慨耸拔又纯净高朗。在创作方式上,王夫之提出“声情论”,认为鲍诗声韵穆耳协心,合于自然。王夫之、陈祚明、张玉谷、陈沆等关注鲍照比兴手法的运用,认为鲍诗虽抒怨情,却有所节制。吴淇、陈祚明、曾国藩、王闿运等认可鲍照在诗题诗体方面的创变,认为鲍诗拟古而不泥古。第三章总结分析清代古诗选本对鲍诗在诗歌史贡献方面的认识。鲍照诗歌对后世诗坛影响深远,清代古诗选本对此评价颇高。鲍照对七言体制的完备有重大贡献,唐人七古深受其影响,在七言诗使字用韵、起结方式、诗题诗旨等方面借鉴鲍照。同时,鲍照拓宽了边塞诗的表现内容,高适、岑参、杜甫等诗人对鲍照的学习各有侧重。最后,鲍照山水诗借秋冬险峻萧瑟的景色以抒情,对杜甫、王维、孟浩然等皆有启发。诗论家将鲍照作为六朝典范,既是基于清代宗唐尊宋的争论,也与清代诗论家追求真诗、强调儒家诗教、拓宽师法范围有关。

二、南朝战争诗风格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朝战争诗风格论（论文提纲范文）

（2）鲍照谢灵运诗歌清代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吴嘉纪叙事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曹操诗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魏晋南北朝战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元好问与郝经诗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方以智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古诗选本选评鲍照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南朝战争诗风格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吴均五言诗研究[D]. 周燕懿. 青岛大学, 2021
• [2]鲍照谢灵运诗歌清代接受研究[D]. 王丽君. 河北大学, 2021(02)
• [3]吴嘉纪叙事诗研究[D]. 张银玲.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2)
• [4]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D]. 徐慧极. 东南大学, 2020(02)
• [5]明清曹操诗接受研究[D]. 陈玉萍. 河南大学, 2020(02)
• [6]魏晋南北朝战争诗研究[D]. 宋琪.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7]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D]. 郝曦光. 吉林大学, 2020(08)
• [8]元好问与郝经诗学比较研究[D]. 张敏. 山西大学, 2020(01)
• [9]方以智散文研究[D]. 陈璐.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清代古诗选本选评鲍照诗歌研究[D]. 李文辉. 河南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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