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0名博士编入民兵强武装（论文文献综述）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1]（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指出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曾毅[2]（2020）在《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藏族传统上康区的核心区域。它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解放初,甘孜州仅有各类干部69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80余名。截止2019年,全州共有各类干部6230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38800余名,藏族干部35800余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全州地区生产总值388亿元,是1950年的1142.5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831元、12808元,分别是1950年的137.7倍和145.5倍;全州18个贫困县（市）、1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22.2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7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党的民族理论和干部政策在甘孜州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运用,其干部队伍建设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对民族自治州而言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以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较多,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把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体现了党的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干部政策优良传统。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无论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要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为念。由于资料获取受限和信息滞后等原因,目前对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范围和领域呈现碎片化特征,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个具体问题,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为基础,以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和干部政策为指导,把甘孜州干部队伍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切入,对甘孜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其自然环境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制约性,以及“治藏必先安康”在“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和把握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回顾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梳理总结解放初期、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等阶段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阶段性特征、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新时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环境下,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面临挑战,存在着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同时,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都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求,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对甘孜州干部队伍的现状调查,从干部队伍结构、履职和职业发展两个重要维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在民族结构、籍贯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较为均衡,但在学历结构、专业学科结构、行政辖区分布结构、行政职级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是干部队伍诸多结构因素中与发展稳定工作密切相关的因素,集中反映出当前干部队伍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以及基层能力薄弱的问题。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继承弘扬“老甘孜精神”,持续加大正风反腐力度,同时对当前较为突出的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严重缺乏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张瑜[3]（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杨玲[4]（2020）在《外宣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研究（1976.1-1980.12）》文中研究指明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在人民共和国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文革时期（1966-1976）和新时期（1976年）以来,曾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期刊。作为中国外文局主管的刊物,《中国文学》实际参与中国对外宣传的国家形象建构。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文学艺术的对外翻译活动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必然要纳入到这一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加以考察。论文以1976年1月至1980年12月英文版《中国文学》所刊载的中国现代当代作家作品的英文译介作品、政治家文本的英译刊载作品,《中国文学》的封面图片选择为分析中介,试图挖掘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翻译中的选择问题（对象、作品篇目、主题内容）,内容涉及对现代当代文学作品、文学政策、艺术家作品的译介,试图还原在对外政治宣传主导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过程,和对外文化交流观念的细微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国家形象在具体的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有效传达,但这一刊物的文学性质必然使它在承担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可以称之为“交织与矛盾”的复杂纠葛状态。
梅阳[5]（2019）在《军民融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权力结构、政策过程与国防工业治理》文中认为
张晋[6]（2018）在《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田中正造（1841-1913）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作为日本近代历史上着名的“草根民主主义者”、“反公害义士”和“和平宪法的先驱”,田中正造基于日本传统世界的熏陶,考量并选择西方民主思想、环境保护思想作为其行动理念,并在日俄战争后提出“废除海陆军备论”的和平思想,充分体现出一位近代日本思想家对国家与人民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相处关系、人与战争关系的思考。可以说,田中正造提出的“真正的文明,不令山荒芜,不令川干涸,不破坏村庄,不杀戮人”思想,对于现代日本民主主义发展、环境保护乃至思考如何继承和平宪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内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等政策,并于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明治宪法,对外则奉行武力扩张政策。针对明治政府的这些政策,田中正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批判,他认为:“殖产兴业”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破坏较为严重;二元制君主立宪,未建立代表民意的政府,不符合民主价值观;对外扩张则最终未必利于日本发展。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中的民主思想、环保思想与和平思想正是反对或部分反对明治政府这些政策的具体体现。所以,对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明治日本进行反思,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评判明治以来的日本近现代历史。全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本课题所利用的主要资料等。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产生的基础和时代背景。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的形成,源于其受到日本传统世界的熏陶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田中正造家的“名主”身份培养了其公众责任意识;而“通俗道德”与传统“富士讲”信仰对田中正造潜移默化地熏陶使其具有勤勉、谦让与正直的性格;幕末时期流传的儒家思想又让田中正造笃行仁义道德、注重政治实践;“六角家骚乱”事件更是让其意识到对民众负责、用法律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田中正造阅读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相关着作,坚定了他从政、立宪、渴望改造现实社会的信念;基督教思想又对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与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章论证了田中正造的民主思想。民主思想体现了田中正造从政以来渴望实现的政治目标。明治时期,日本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田中正造的民主思想则深受此影响。1890-1894初期日本帝国议会围绕着增加海军军费预算、政府干涉众议院议员选举、与外国的修约谈判等问题进行争论,田中正造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作为民权家,他与专制政府对峙、呼吁党派必须有选民支持;作为众议院议员,他充分发挥质问权利、追责政府、尊重司法独立。田中正造的民主思想包括以下内容:地方相对于中央要有独立的自治权利,要充分发挥人民在国家中的作用;日本应开设国会,赋予人民参政的权力;以宪法为根本法,充分发挥宪法的平等性和对等性,建立对人民负责的责任内阁以保障民权。第三章论述了田中正造的环境保护思想。环境保护思想体现了田中正造倡导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明治时期日本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却忽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日本因而发生数次大型公害事件,其中,“足尾矿毒事件”影响尤为恶劣。当时的日本政府从经济利益出发,不顾足尾地区采矿业的污染问题与其对村民生活质量的损害,支持采矿企业。面对此种情况,田中正造利用舆论唤起社会关注,就足尾矿毒问题问责政府,团结受害民众使反足尾矿毒运动组织化,并亲赴谷中村预防水灾、调查河流情况,最终病逝于谷中村。在此过程中,田中正造从尊重自然角度出发,形成了具有先驱性的环境保护思想,即环境保护要基于“公共利益”,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治水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第四章介绍了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和平思想体现出田中正造对日本军事与外交的思考。作为明治时期的民众思想家,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随着足尾矿毒问题的进展、对西方思想的吸收以及国家观的转变而逐渐形成。最初基于中日关系紧张,田中正造主张扩张国权。此后,田中正造目睹了日本因扩张军备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经历了甲午战争时期“义战论”到日俄战争战争时期的“非战论”的转变,并最终在日俄战争后形成了和平思想。田中正造主张坚持内治改良为主要任务,追求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民众权利,反对国权扩张;基于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田中正造关注士兵在军队及负伤回国的待遇问题,同情战争中日本与俄国的受难民众;在军事外交上,田中正造主张日本应放低姿态,以“小国论”进行外交,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废除世界海陆军备,将军费全部转为外交费。与同时期其他和平思想者相比,田中正造的思想具有坚持“官民一致”的特征,展现出自然本土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双重色彩。最后部分为结论。本文结论认为,田中正造的“真文明”思想体现出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对近代社会的构想。尽管田中正造并没有留学过海外,但隐藏在田中正造内心深处的日本传统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想一起发力,让田中正造在保留本土文化的同时改革西方近代思想以最终适应日本国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田中正造的“真文明”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当然,田中正造思想的价值绝不仅止于此,田中正造经历了幕末、明治和大正三个历史时期,而这三个时期正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向近代社会的关键期。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恰恰指出了近代日本关键期所存在的弊端,并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是田中正造思想精华所在,也是其理性所在。所以,研究田中正造的思想对于我们更加理性和全面地看待明治维新以来的近现代日本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徐丙祥[7]（2018）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是指制定和完善党的纪律的各项规章制度,保障党的纪律得到贯彻执行,使党的活动规范化、程序化的一系列工作。它主要包括:制定和完善党的纪律的各项规章制度,监督和检查党的纪律的执行,开展党性和纪律教育等内容。积极而有效地开展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内部团结统一,巩固自身力量,完成各个时期的重大任务的关键举措和重要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开展纪律建设,尤其是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通过积极、有效地开展纪律建设,将党锻造成为一个内部高度集中统一、团结一致,外部纪律严明、深得民心的政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1921-1949年,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又是自己成立、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始终贯穿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之中,这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大革命时期,中共初步开展了纪律建设的实践,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纪律规定,并正式成立了党内专门的监察机构,促进了党的组织系统运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开展纪律建设,中共在大革命失败之初的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中有效地保存了组织力量,并得以在广大农村地区立足和发展,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了自身的力量,推动革命运动实现了新的发展。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开展纪律建设使迅速发展起来的组织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并促进党员干部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充分发挥团结抗日的模范和表率作用,大大扩展了自己在全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此外,中共在这一时期开展的纪律建设,还成功地做到了既保持全党的团结统一,又使处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状态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危险、紧张而又复杂的环境中保存和发展了自身力量,从而为中共在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开展正面较量创造了重要基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迫切需要在全党和全军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以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此,中共采取了多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有力措施,使全党全军迅速达到了高度团结一致的状态,从而有效地汇聚起强大的力量,夺取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由此可见,积极而有效地开展自身的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转向成熟,并成功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对这一时期中共开展纪律建设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探寻其取得成功的经验和规律,反思其出现挫折和失利的原因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律建设的历程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纪律建设是中共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有效承担起时代提出的重大任务的关键性举措。如今,中国共产党又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能否成功开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进而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依靠纪律建设使全党实现高度的团结一致,汇聚其领航新时代发展的强大动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历程,无疑能够为我们在新阶段继续开展好党的纪律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思想养分和有效经验。因此,对这一时期中共开展纪律建设历程的研究同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前言、正文两大部分。前言部分包括: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研究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正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六章: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本章首先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作出的理论阐释,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规范,开展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实践活动等内容。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纪律建设的早期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开展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来源。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而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本章着重从全面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重大意义,深入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基本内涵,严格要求和执行党的纪律,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主要举措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部分内容有利于使我们更直接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身纪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萌芽和初步发展（1921-1927）。本章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对党的纪律思想探讨和争论,展现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情况;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开始正式确立建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在党纲及党章中对党的纪律的初步规定;第三部分则专门论述了党的纪律规定的完善和执纪机构的设立;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了严肃执纪的主要举措。通过这四个部分内容,较为全面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萌芽和初步发展状况。第三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及出现偏差（1927-1937）。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运动,并建立了革命政权和红军,这既为开展自身的纪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党的纪律认识的深化;制定了党的纪律的新内容;重新建立执纪专门机构并制定相关工作制度;开展执行党的纪律的重大举措。同时,由于中共在这一时期还未完全走向成熟,以致在执行党的纪律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错误,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以政治纪律为手段推行错误路线的“惩办主义”;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贯彻错误路线。这些偏差和错误使大批党员干部遭到错误逮捕和杀害,其教训十分深刻。第四章: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继续发展并全面展开（1937-1945）。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新的形势下党员和党组织的迅猛发展,为了巩固自身力量,扩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纪律建设。同时,随着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使得中共中央能够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对党的历史和各根据地的工作经验进行充分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对党的纪律建设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共的纪律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展开,这主要体现在:深化了对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内涵的认识;完善了对组织纪律、秘密工作纪律、宣传纪律和群众纪律的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执行党纪的重要工作举措。第五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进一步成熟（1945-1949）。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在战争中战胜在各方面均占优势,尤其是兵力和武器装备更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在全党全军中加强了纪律建设。中共在此期间不仅提出严格的纪律是争取群众拥护,共同对付敌人的重要条件,也是加强集中统一,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保证,而且还进一步对组织纪律、宣传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和秘密工作纪律作了丰富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中共中央通过采取在全党全军开展纪律教育,开展整党和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违纪党员及时进行严肃处分,从而使党组织从中央到各级地方迅速实现了高度集中统一,最终得以夺取战争的胜利。第六章:1921-1949年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本章在前五章内容的基础上,对1921-1949年期间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即:党的纪律是保证全党团结一致,夺取各项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开展纪律建设的根本保障;从严执纪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在要求;实行党内民主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条件。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开展好党的纪律建设,从而保持全党的高度统一、团结一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吕翠苹[8]（2018）在《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是当前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动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细化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目标,即“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本文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立足西藏特殊战略定位并基于西藏特殊性进行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既具有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处理的普遍共性,又是一个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特殊案例,既涉及到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又涉及到民族区域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西藏现实问题的解决及促进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路,为中央与其他民族地区财政关系的处理提供借鉴,为区域经济的平衡充分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本文力图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新要求的角度和高度来研究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从民族视角上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从财政视角上研究中央与西藏自治区的关系。首先在对财政事权、支出责任、财权、财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等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界定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概念,即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支出划分以及建立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基础上进一步地财权划分、财力配置问题。本文详细考察了国内外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现状,发现学界对于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丰富的结论,但对于当前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相关研究较为分散,并没有放到一个整体中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探索。因此本文试图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抓住当前西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突出问题,着眼未来提高西藏内生增长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政治、法律基础之上,纵观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发展历史,横看典型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经验教训,在深刻认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特殊性的前提下,系统探索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指导思想、着力点,构建出符合西藏当前和未来发展实际的特殊、规范、有效的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框架,即“公共服务型+内生力增长型”西藏财政管理体制。这是一个建立在西藏特殊性基础上的,着眼解决西藏公共服务水平和内生增长力水平低这一突出问题的,与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相联系又有区别的特殊的财政体制。新的财政体制必然要求新的配套措施,因此本文最后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财权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三个方面来规范调整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使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这些具体配套改革措施是与本文提出的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框架相结合的,区别于目前中央对西藏的的财政管理体制,真正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相应政策法规。为此,本文按照“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做了五个部分的分析,具体来说:第一部分是第二章的内容,阐述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理论基础及政治法律基础。本部分详细分析了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中国民族学理论和中国藏学理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国家治理理论,为本文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民族地区财政的相关规定,是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的政治法律基础,因此本部分还详细介绍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与特色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当前《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有关民族问题相关法律体系的现状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建设等内容。第二部分是第三章的内容,阐述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历史追溯。本部分首先梳理了西藏和平解放前唐朝、元朝、明朝、清朝、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接着考察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五个时期”和“三种类型”的发展历程。通过追溯历代封建王朝至今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得出以下启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受制度惯性和历史惯性影响,在认识西藏特殊性基础上对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做出特别处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迁依附于全国财政体制的变迁,是寻求集权与分权最佳组合的探索过程,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趋于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始终着眼于改变西藏贫困落后的面貌并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三部分是第四章的内容,阐述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特殊性的现实考察。本部分首先给出了西藏的特殊战略定位,即: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西藏是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西藏是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西藏是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斗争的前沿。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特殊性,即:西藏公共支出成本高,地方内部事权财政负担沉重;西藏承担更多交叉领域的财政事权;财政自治权在西藏的实施使西藏享有其他省区所不具备的特殊财权;西藏对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高度依赖性。第四部分是第五章的内容,阐述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设计。本部分首先给出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指导思想,即:贯彻中央治藏方略,落实中央对西藏的特殊财税政策;立足新时代,以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为导向;借鉴国际经验,从典型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实践中获得启示。本部分提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着力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西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着眼未来提高西藏内生增长力,通过“保输血、强体造血”解决西藏的依赖性问题;有利于提升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祖国的边疆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后本部分提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应以“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为根本目标,遵循“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力与财政事权相匹配”的基本原则,建立特殊的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框架,即“公共服务型+内生力增长型”西藏财政管理体制,框架具体内容包括:（1）下划更多事权,保证依法支出;（2）自主设立地方税种,收入全部直接留用;（3）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财政收支缺口;（4）设立西藏重点扶持基金,加大重点专项扶持;（5）对所有财政资金的使用实施全面绩效管理。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必然会增加西藏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自主决策权,强化西藏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责任意识,有效避免西藏税收征收过程中“先征后返”办法带来的效率损失,优化西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质量和效益,推动西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内生增长力水平的提高。本部分是本文的核心所在。第五部分是第六、七、八章的内容,分别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财权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三个方面对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了规范调整。第六章从政府与市场活动边界模糊导致政府职责“缺位”与“越位”现象并存、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法律法规约束缺失等方面考察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改革思路:（1）在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下促进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2）充分考虑西藏特殊性,对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作出特殊安排;（3）建立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动态调整机制;（4）增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法律约束力。本章还据此给出了“公共服务型+内生力增长型”西藏财政管理体制框架下的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具体操作层面的划分建议,将更多诸如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科技、部分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事权和支出责任都明确下划给西藏地方政府,以增强西藏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意识和资金使用的自主决策权。第七章从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税收划分情况、西藏地方收入规模与结构分析、西藏财政自给率低并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特殊的税收征管权等方面考察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权分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由此在财权分配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权分配的改革思路:（1）在修订完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制定《西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条例》,明确西藏享有完整的财政自治权。尤其在财政自治收入权上提出在西藏征收的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全部直接留给西藏,由西藏自治区统筹安排使用,而不是采取现在的“先征后返”办法,有效避免了税收征收过程中不必要的效率损失;财政自治支出权上赋予西藏地方政府自主安排支出项目、自主确定支出标准的财政自治权利,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作出投资决策,提高西藏财政资金使用的质量和效益。（2）明确首先发挥西藏地方税的宏观调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和动力的指导思想下,通过进一步加快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的改革,使直接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以更好的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稳步推进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优化西藏当前的税制结构,实现构建和完善西藏地方税收收入体系的目标。第八章从中央对西藏转移支付制度根源上缺乏坚实基础、当前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依据测算方式及绩效考评办法有待进一步优化、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治化程度低等方面考察了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由此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对策:（1）促进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中央与西藏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适应;（2）调整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结构;（3）规范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4）逐步建立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5）建立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绩效考评机制;（6）建立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这里尤其强调了使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中央对西藏转移支付中的规模和比重中占绝对优势地位,提出建立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路,提出建立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绩效考评机制,以弥补西藏财政收支缺口,为西藏地方政府承担相应支出责任提供资金保障。
刘呈祥[9]（2017）在《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印尼恐怖主义及反恐措施分析》文中认为建构主义认为,“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印尼的恐怖主义分子基于对伊斯兰政权或伊斯兰教法的“认同”构成了其自身利益诉求,并驱使着他们采取恐怖主义行动。而印尼政府基于对“潘查希拉”等印尼社会规则的“认同”也构成了自身利益诉求,并驱使着他们采取反恐怖主义的行动。印尼主要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源头可以追溯到“回教之家”,其由于谋求在印尼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国家而与印尼政府存在矛盾,彼此之间斗争不断。后来,“回教之家”不断演变,印尼恐怖主义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并在印尼策划了一系列的恐袭击案。2002年的巴厘岛恐怖袭击案是印尼政府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转折点,在全球反恐的大背景下,印尼开始承认国内恐怖主义的存在,并开始通过诸多措施来反恐,包括:制定反恐法律;加强反恐的机构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消除激进化”运动;与印尼伊斯兰学者理事会和穆斯林社区进行合作等。从与泰国、菲律宾的恐怖主义事件数量变化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印尼的反恐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然而,从印尼自身恐怖主义事件数量的变化中,却也可以发现印尼在反恐中还存在着问题,如近年来印尼恐怖主义事件数量不断回升。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对印尼恐怖主义组织发展历史和印尼政府的反恐措施进行了研究,认为印尼恐怖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在于行为体之间认同的社会规则不同,而印尼政府的反恐措施之所以能产生效果,是由于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在行为体外部改变了社会行为规则,在行为体内部改变了思想意识思考规则。在规则完善的条件下,印尼恐怖主义虽然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由于“认同之争”的长期存在,印尼恐怖主义永难消除。
刘东[10]（2017）在《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智库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团体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社会的道德重建、价值型塑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离不开智库这个重要群体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我国智库建设虽起步较晚,但是智库及智库学者处于思想创造与博弈前沿的现实,使我们时刻不能放松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而在智库建设方兴未艾之时,隐藏于建设热潮后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也让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对待意识形态问题要实事求是,既不能泛化,也不能淡化。我国智库在扞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智库本身在意识形态方面总体上也是安全的,但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既有智库建设本身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有智库建设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影响的问题,这两种问题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和交互作用。基于以上认识,选择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开展研究,力图为智库建设提供一些基于理性分析的冷静思考,并尝试为解决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提供一些对策与建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用“文献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法”,对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思想生产”作为智库的普遍属性,是智库与意识形态产生联系的关键纽带,也带来智库的意识形态安全隐忧,正是智库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契合以及智库所处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环境,一起构成了中国智库建设中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智库建设理论尤其是智库影响力理论为进行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主要工作如下:第一,概述了智库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理论,总结论述了中国智库建设中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以及中国智库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阐述了智库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智库建设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紧迫性及必要性。第二,回顾了中国智库建设的历史发展,总结了中国智库建设的模式、中国智库建设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贡献和基本经验、教训。中国智库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形成了不同于“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主多元”模式,有效支撑了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奠定了思想解放的理论基础,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供给,引领了社会意识的价值转型,提供了国际事务的解决方案,积累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进行安全预警和研判、以社会责任感为使命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和以思想生产为抓手提供危机解决方案等宝贵经验,找到了学术意识形态化造成智库思想僵化、盲目推崇西方理论导致智库决策失误等历史教训。第三,概括了中国智库建设中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西方智库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中国部分智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不强、思想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意识形态影响力与话语权、网站建设落后、保障条件短缺,制约了智库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第四,系统探讨了中国智库建设中存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客观挑战,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泛滥,智库自身意识形态安全意识薄弱,智库建设存在体制障碍。第五,提出了在中国智库建设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对策。即:发挥智库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作用,增强智库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的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智库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优化智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建立健全中国智库建设体制,大力推进智库的国际化发展。这六个方面工作既要独当一面,又要集成联动形成合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树立法治理念,运用法治思维,加强智库评估,坚持正确运用而不能滥用误用或不敢使用羞于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创新之处在于:总结概括了中国智库建设的“一主多元”模式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经验;综合分析了全球化和互联网条件下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对比分析了中外着名智库的网站建设,深入阐发了智库自身意识形态安全意识自觉和快速反应能力所具有的关键意义;提出了做好中国智库建设中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六个既独当一面又集成联动的对策。主张在具体实施中,应当注重将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要坚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既不能放弃也不能夸大,既不能羞于使用、不敢使用也不能滥用、错用,要实事求是把握好度;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指标恰当地纳入智库评价之中。强调要正确处理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之间的关系,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无论中国智库建设模式还是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对策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积极借鉴但不照搬西方模式和经验。论文努力兼顾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探讨研究主题,但是总体上看还是比较宏观,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
二、30名博士编入民兵强武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30名博士编入民兵强武装（论文提纲范文）
（1）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2）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两重性特点 |
| 一、自然环境的有利因素 |
| 二、自然环境的制约性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历史特点 |
| 一、政治历史沿革与民族人口结构 |
| 二、民族历史文化独特 |
| 三、“治藏必先安康”在“治边稳藏”战略中的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甘孜州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干部队伍建设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新生政权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
|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造就第一代干部 |
| 二、民主改革为干部队伍建设增添新鲜血液 |
| 三、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
| 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使用各民族干部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环境影响导致干部队伍建设滞后 |
| 三、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曲折前进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历程及特点 |
| 第一节 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迎来机遇与挑战 |
| 一、新时期发展与稳定为甘孜州工作定位 |
| 二、中央对涉藏地区实行差别化区域治理迎来干部队伍建设机遇 |
| 三、市场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对干部队伍的挑战 |
| 第二节 新时期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 一、恢复党的干部政策确立“四化”标准 |
| 二、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提升干部专业能力 |
| 三、反对分裂维护稳定成为干部政治能力建设重要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干部队伍结构分析 |
| 一、干部队伍结构情况 |
| 二、干部队伍双向流动情况 |
| 三、干部队伍结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干部队伍履职与职业发展状况 |
| 一、干部队伍履职和职业发展调查 |
| 二、干部队伍履职和职业发展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 |
| 一、干部队伍精神品质方面 |
| 二、干部队伍纪律作风方面 |
| 第二节 着力解决制约干部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 |
| 一、干部队伍建设中培养难的主要表现和对策 |
| 二、干部队伍留不住引进难的主要原因和对策 |
| 三、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问题和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清代选派官员和教师进藏办法及优惠待遇摘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外宣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研究（1976.1-198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节 选题缘起: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论文引起的思考 |
| 第2节 关于英文版《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现状 |
| 第3节 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及其刊物设置的意识形态内核 |
| 第4节 1976.1 月至1980.12 英文版《中国文学》的微观研究 |
| 第1章 1976年1月至1980年12月英文版《中国文学》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的翻译状况 |
| 第1节 1976.1-1977.12 中国现代、当代作家名单及其相关译介文本情况 |
| 第2节 1978.1-1980.12 中国现代、当代作家名单及其相关译介文本情况 |
| 第3节 中国现代作家、当代作家作品翻译选择背后的文化宣传 |
| 第2章 1976年1月至1980年12月英文版《中国文学》政治家文本的翻译状况 |
| 第1节 1976.1-1976.12 政治家文本英文翻译情况概述 |
| 第2节 1977.1-1980.12 政治家文本英文翻译情况概述 |
| 第3节 政治家文本英译的内在表述:从诗词到论文 |
| 第3章 1976年1月至1980年12月英文版《中国文学》封面美术图片刊载的文化意义传达 |
| 第1节 1976.1-1977.12《中国文学》封面美术图片概述 |
| 第2节 1978.1-1980.12《中国文学》的封面美术图片 |
| 第3节 1976.1-1980.12《中国文学》封面美术图背后的对外文化宣传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辞 |
（6）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内容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1章 传统世界的熏陶和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的产生基础与背景 |
| 1.1 传统世界的熏陶和影响 |
| 1.1.1 田中正造的家世 |
| 1.1.2 传统宗教之教化 |
| 1.1.3 儒学思想之启迪 |
| 1.1.4 六角家骚乱之影响 |
| 1.2 近代西方思想的启蒙与影响 |
| 1.2.1 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之启蒙 |
| 1.2.2 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
| 1.3 小结 |
| 第2章 “草根民主主义”——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之民主思想 |
| 2.1 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帝国议会 |
| 2.1.1 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衰 |
| 2.1.2 初期日本帝国议会中的主要问题(1890-1894) |
| 2.2 田中正造的主要民主活动 |
| 2.2.1 田中正造与自由民权运动 |
| 2.2.2 田中正造在日本帝国议会期间的活动 |
| 2.3 田中正造民主思想的内容与特征 |
| 2.3.1 倡导地方自立的自治思想 |
| 2.3.2 开设国会赋予人民参政权利 |
| 2.3.3 崇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保障民权 |
| 2.4 田中正造民主思想的地位 |
| 2.5 小结 |
| 第3章 “日本反公害意识”——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之环境保护思想 |
| 3.1 明治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 |
| 3.1.1 产业革命与环境问题 |
| 3.1.2 矿业污染与足尾铜矿厂 |
| 3.2 田中正造与足尾矿毒事件 |
| 3.2.1 足尾铜山历史与足尾矿毒事件 |
| 3.2.2 田中正造与反足尾矿毒运动 |
| 3.3 田中正造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 |
| 3.3.1 基于“公共利益”的环境保护思想 |
| 3.3.2 从尊重自然角度出发的治水思想 |
| 3.4 田中正造环境保护思想的地位 |
| 3.5 小结 |
| 第4章 “废除海陆军备论”——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之和平思想 |
| 4.1 田中正造和平思想的萌芽 |
| 4.1.1 甲午战争的背景和日本社会舆论 |
| 4.1.2 反对国权扩张——甲午战争时期田中正造和平思想的萌芽 |
| 4.2 和平思想的形成：日俄战争时期田中正造的“非战论” |
| 4.2.1 日俄战争的背景和日本社会舆论 |
| 4.2.2 民权重于国权——日俄战争时期田中正造和平思想的形成 |
| 4.3 田中正造和平思想的主要内涵 |
| 4.3.1 坚持内治改良为主,反对对外扩张 |
| 4.3.2 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同情战争中的受难民众 |
| 4.3.3 主张秉承“小国论”进行对外交往 |
| 4.4 田中正造和平思想的特征 |
| 4.4.1 明治时期的反战和平运动与和平思想 |
| 4.4.2 田中正造与同时期其他和平思想论者的共同特征 |
| 4.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
| (一)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理论认识 |
| (二)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原则 |
| (三)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活动 |
| 二、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
| (一)深化了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重大意义的认识 |
| (二)深入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基本内涵 |
|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
| (四)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主要举措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萌芽和初步发展(1921-1927) |
| 一、中共一大前对党的纪律思想的探讨和争论 |
| (一)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中对党的纪律的探讨 |
| (二)陈独秀与李汉俊在党的组织纪律问题上的争论 |
| (三)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建党问题上的争论 |
| 二、建党原则的确立和党的纪律的初步规定 |
| (一)建立组织严密的政党原则的确立 |
| (二)党的纪律内容的初步规定 |
| (三)专章规定党的纪律并突出党的政治纪律要求 |
| 三、党的纪律规定的完善和专门执纪机构的设立 |
| (一)党的纪律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和强化 |
| (二)首次提出反对腐败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
| (三)明确提出了“政治纪律”概念并将其放在党纪的首要位置 |
| (四)设立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执纪机构 |
| (五)对违纪行为的处分和审查方式作出规定 |
| 四、严肃执纪的主要举措 |
| (一)严肃处理违反纪律的党员 |
| (二)制止党内存在的违纪倾向 |
| (三)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及党员的监督 |
| (四)开展对党员的思想政治和党纪教育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进一步发展及出现偏差(1927-1937) |
| 一、对党的纪律认识的深化 |
| (一)进一步认识党的纪律的重要性 |
| (二)对党的纪律执行认识上的深化 |
| 二、党的纪律规定内容的进一步展开 |
| (一)对秘密工作纪律的规定 |
| (二)对组织纪律的进一步规定 |
| (三)对群众纪律的规定 |
| 三、执纪专门机构的重新建立及其工作制度的制定 |
| (一)执纪专门机构的重新设立 |
| (二)建立各级监察机构的工作制度和机制 |
| 四、执行党的纪律的重大举措 |
| (一)对陈独秀、罗章龙严重违反党纪的处理 |
| (二)“江苏问题”的妥善处理 |
| 五、执行党的纪律出现偏差 |
| (一)出现以政治纪律为手段推行错误路线的“惩办主义” |
| (二)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贯彻错误路线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继续发展并全面展开(1937-1945) |
| 一、对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内涵的进一步认识 |
| (一)对党的纪律重要性的新认识 |
| (二)对党的纪律内涵的深入认识 |
| (三)对党员遵守纪律的进一步认识 |
| 二、党内纪律规定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 (一)有关组织纪律方面的进一步规定 |
| (二)秘密工作纪律的新规定 |
| (三)宣传纪律的健全和完善 |
| (四)群众纪律的规定 |
| 三、执行党的纪律的重大举措 |
| (一)设立党内执纪机构,制定相关工作制度 |
| (二)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党的纪律教育 |
| (三)严肃处理违反党纪的党员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进一步成熟(1945-1949) |
| 一、对实行严格纪律重要意义的认识 |
| (一)严明纪律是争取群众拥护,共同对付敌人的重要条件 |
| (二)严格的纪律是加强集中统一,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保证 |
| 二、对党的纪律的进一步规定 |
| (一)党的组织纪律的规定 |
| (二)宣传纪律的规定 |
| (三)群众纪律的规定 |
| (四)廉洁纪律的规定 |
| (五)秘密工作的纪律规定 |
| 三、严格党纪的主要举措 |
| (一)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党的纪律教育 |
| (二)通过开展整党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强化纪律 |
| (三)对违纪党员进行纪律处分 |
| 第六章 1921-1949年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纪律是保证团结一致,夺取各项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
| 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开展纪律建设的根本保障 |
| 三、从严执纪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在要求 |
| 四、实行党内民主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条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范畴的界定与阐释 |
| 一、事权、财政事权、支出责任 |
| 二、财权、财力 |
| 三、民族自治地方财政 |
| 四、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 |
| 五、财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理论基础及政治法律基础 |
| 第一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理论基础 |
| 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
|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 |
| 三、中国民族学理论和中国藏学理论 |
| 四、“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国家治理理论 |
| 第二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 |
| 一、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政治基础 |
| 二、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基础 |
| 第三章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历史追溯 |
| 第一节 和平解放前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沿革 |
| 一、唐朝时期 |
| 二、元朝时期 |
| 三、明朝时期 |
| 四、清朝时期 |
| 五、民国时期 |
| 第二节 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沿革 |
| 一、五个时期 |
| 二、三种类型 |
| 第三节 主要启示 |
| 一、受制度惯性和历史惯性的影响 |
| 二、在认识西藏特殊性基础上做出特别处理 |
| 三、依附于全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
| 四、寻求集权与分权最佳组合的探索过程 |
| 五、趋于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 |
| 六、始终着眼于改变西藏贫困落后的面貌并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第四章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特殊性的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西藏具有特殊战略定位 |
| 一、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 |
| 二、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
| 三、西藏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 |
| 四、西藏是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
| 五、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 |
| 六、西藏是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
| 七、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 |
| 八、西藏是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斗争的前沿… |
| 第二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特殊性 |
| 一、西藏公共支出成本高,地方内部事权财政负担沉重 |
| 二、西藏承担更多交叉领域的财政事权 |
| 三、财政自治权在西藏的实施使西藏享有其他省区所不具备的特殊财权… |
| 四、西藏对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高度依赖性 |
| 第五章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设计 |
| 第一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指导思想 |
| 一、贯彻中央治藏方略,落实中央对西藏的特殊财税政策 |
| 二、立足新时代,以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为导向 |
| 三、借鉴国际经验,从典型国家实践中获得启示 |
| 第二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着力点 |
| 一、提高西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进民生福祉 |
| 二、着眼未来提高西藏内生增长力,解决西藏依赖性问题 |
| 三、有利于提升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
| 四、有利于祖国的边疆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
| 第三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框架设计 |
| 一、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根本目标 |
| 二、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三、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框架 |
| 第六章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范调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
| 第一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分析 |
| 一、政府与市场活动边界模糊,政府职责“缺位”与“越位”现象并存… |
| 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 |
| 三、法律法规约束缺失 |
| 第二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思路 |
| 一、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二、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改革思路… |
| 三、当前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具体操作层面划分建议 |
| 第七章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范调整：财权分配 |
| 第一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权分配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税收划分情况 |
| 二、西藏地方收入规模与结构分析 |
| 三、西藏财政自给率低 |
| 四、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特殊的税收征管权 |
| 第二节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权分配的改革对策 |
| 一、财权分配的理论基础 |
| 二、西藏财政自治权的保障与完善 |
| 三、西藏地方税收收入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
| 第八章 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范调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源上缺乏坚实基础 |
| 二、当前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
| 三、中央对西藏转移支付分配依据、测算方式及绩效考评办法有待优化…… |
| 四、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治化程度低 |
| 第二节 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对策 |
| 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对策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印尼恐怖主义及反恐措施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论文选题背景 |
| 二、论文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结构安排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建构主义简介及恐怖主义的相关概念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内容简介及其理论适用性 |
| 一、建构主义内容简介 |
| 二、建构主义用于本研究的理论适用性 |
| 第二节 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分类 |
| 一、恐怖主义的定义 |
| 二、恐怖主义的分类 |
| 第三节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恐怖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印尼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第一节 印尼恐怖主义的产生 |
| 一、印尼的国家恐怖主义与集团恐怖主义 |
| 二、印尼国家恐怖主义的产生及其活动 |
| 三、印尼集团恐怖主义的产生及其活动 |
| 第二节 印尼恐怖主义的发展 |
| 一、印尼国家恐怖主义的发展及其活动 |
| 二、印尼集团恐怖主义的发展及其活动 |
| 第三节 印尼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
| 一、印尼国家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
| 二、印尼集团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印尼政府的反恐措施 |
| 第一节 改变客观社会规则反恐 |
| 一、制定反恐法律 |
| 二、加强反恐的机构建设 |
| 三、加强国际合作 |
| 第二节 改变极端思想意识规则反恐 |
| 一、通过“消除激进化”运动消除恐怖主义思想 |
| 二、通过印尼伊斯兰学者理事会消除恐怖主义思想 |
| 三、通过与穆斯林社区广泛合作消除恐怖主义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印尼政府的反恐效果 |
| 第一节 印尼政府反恐的对内效果 |
| 一、印尼恐怖主义事件数量先减后增 |
| 二、印尼恐怖主义组织受打击明显，却难根除 |
| 三、印尼反恐对国内局势的三点影响 |
| 第二节 印尼政府反恐的对外效果 |
| 一、印尼的反恐态度获得了国际支持 |
| 二、印尼反恐成果获得了国际认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智库建设研究状况 |
| 1.2.2 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状况 |
| 1.2.3 智库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联性研究状况 |
| 1.2.4 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智库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分析 |
| 2.1 智库与智库建设理论 |
| 2.1.1 智库 |
| 2.1.2 中国智库 |
| 2.1.3 智库建设相关理论 |
| 2.2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理论 |
| 2.2.1 意识形态 |
| 2.2.2 意识形态安全 |
| 2.2.3 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理论 |
| 2.3 中国智库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关系 |
| 2.3.1 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
| 2.3.2 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双重性 |
| 3 中国智库建设的历史发展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经验 |
| 3.1 中国智库建设的历史发展 |
| 3.1.1 中国智库建设的奠基(1949-1978年) |
| 3.1.2 中国官方智库兴起(1978-1989年) |
| 3.1.3 中国智库的多元化发展(1990-2000年) |
| 3.1.4 中国智库的战略发展与合作转型(2001-2012年) |
| 3.1.5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开启(2013年以来) |
| 3.1.6 中国智库建设的最新发展 |
| 3.2 中国智库建设模式的形成 |
| 3.2.1 对古代智库运作模式的批判继承 |
| 3.2.2 对国外智库建设模式的批判借鉴 |
| 3.2.3 “一主多元”模式的合理建构 |
| 3.3 中国智库建设对意识形态安全的贡献 |
| 3.3.1 支撑主流意识形态创新 |
| 3.3.2 奠定思想解放理论基础 |
| 3.3.3 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策供给 |
| 3.3.4 引领社会意识价值转型 |
| 3.3.5 提供国际事务解决方案 |
| 3.4 中国智库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经验 |
| 3.4.1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进行安全预警和研判 |
| 3.4.2 以社会责任感为使命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
| 3.4.3 以思想生产为抓手提供危机解决方案 |
| 3.5 中国智库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教训 |
| 3.5.1 学术意识形态化造成智库思想僵化 |
| 3.5.2 盲目推崇西方理论导致智库决策失误 |
| 4 当前中国智库建设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
| 4.1 西方智库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
| 4.1.1 西方智库着力巩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 |
| 4.1.2 西方智库刻意制造抹黑中国的系列理论 |
| 4.1.3 西方智库直接介入反中反华政治事件 |
| 4.2 中国部分智库思想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主流意识形态发展 |
| 4.2.1 创新思维缺乏胆识制约主流意识形态生命力 |
| 4.2.2 形势分析囿于表面制约主流意识形态科学性 |
| 4.2.3 理论概括能力薄弱制约主流意识形态可信度 |
| 4.2.4 内涵建设尚未自觉制约主流意识形态竞争力 |
| 4.3 中国部分智库缺乏意识形态影响力与话语权 |
| 4.3.1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足 |
| 4.3.2 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相对有限 |
| 4.3.3 中国化的智库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
| 4.4 中国部分智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不强 |
| 4.4.1 全球网络治理参与不足 |
| 4.4.2 网络舆情疏导意识薄弱 |
| 4.4.3 智库期刊电子版发布迟滞 |
| 4.4.4 智库间有机联动匮乏 |
| 4.5 中国部分智库网站建设落后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 |
| 4.5.1 网站制作水平落后制约价值观传播 |
| 4.5.2 快速反应能力落后制约舆论引导 |
| 4.5.3 “智”“媒”互动程度落后制约话题效度与深度 |
| 4.6 中国部分智库保障条件短缺限制智库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 |
| 4.6.1 经费短缺削弱智库思想生产的物质基础 |
| 4.6.2 人才短缺削弱智库思想生产的智力基础 |
| 4.6.3 成果转化不畅削弱智库思想的社会价值 |
| 5 当前中国智库建设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原因分析 |
| 5.1 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客观挑战 |
| 5.1.1 经济全球化扩大资本主义的世界影响力 |
| 5.1.2 西方政治制度全球渗透持续加深 |
| 5.1.3 文化全球化助推文化同质化拓展 |
| 5.1.4 信息网络全球化催生信息网络霸权 |
| 5.2 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泛滥 |
| 5.2.1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淡化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
| 5.2.2 “意识形态多元化”思潮分化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 |
| 5.2.3 “意识形态污名化”思潮诋毁和否定主流意识形态 |
| 5.3 智库自身意识形态安全意识薄弱 |
| 5.3.1 部分智库忽视意识形态安全 |
| 5.3.2 部分智库轻视主流意识形态培育 |
| 5.3.3 部分智库人员迷信西方智库经验 |
| 5.4 智库建设存在体制障碍 |
| 5.4.1 定位模糊降低了中国智库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
| 5.4.2 对体制的依附性制约了中国智库的创新动力 |
| 5.4.3 民间智库发展缓慢削弱了中国智库对社会意识的洞察力 |
| 6 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对策 |
| 6.1 发挥智库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作用 |
| 6.1.1 强化智库意识形态安全意识 |
| 6.1.2 坚定智库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 |
| 6.1.3 增进智库的理论创新功能 |
| 6.1.4 落实智库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
| 6.2 增强智库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的舆论引导能力 |
| 6.2.1 做好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与阐释 |
| 6.2.2 建立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中国智库话语体系 |
| 6.2.3 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
| 6.2.4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 |
| 6.3 提升智库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
| 6.3.1 做好智库自身的文化建设 |
| 6.3.2 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6.3.3 主动应对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 |
| 6.4 优化智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
| 6.4.1 推进智库的信息化建设 |
| 6.4.2 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专业化智库建设 |
| 6.4.3 加强智库电子出版物建设 |
| 6.5 建立健全中国智库建设体制 |
| 6.5.1 优化智库分工厘清意识形态安全责任 |
| 6.5.2 创新智库人才培养巩固意识形态安全人才优势 |
| 6.5.3 增强智库相对独立性激发意识形态安全创新活力 |
| 6.5.4 规范智库资金来源管理避免为西方代言 |
| 6.5.5 推进智库建设法治化形成意识形态安全制度保障 |
| 6.6 大力推进智库的国际化发展 |
| 6.6.1 打造“以我为主”的国际智库交流合作平台 |
| 6.6.2 加强中国智库“走出去”步伐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6.6.3 批判借鉴西方智库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经验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30名博士编入民兵强武装（论文参考文献）
- [1]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D]. 曾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4]外宣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研究（1976.1-1980.12）[D]. 杨玲.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8)
- [5]军民融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权力结构、政策过程与国防工业治理[D]. 梅阳. 国防科技大学, 2019
- [6]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研究[D]. 张晋. 吉林大学, 2018(04)
- [7]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1921-1949）[D]. 徐丙祥.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D]. 吕翠苹.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9]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印尼恐怖主义及反恐措施分析[D]. 刘呈祥. 暨南大学, 2017(02)
- [10]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刘东. 大连理工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