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世纪故事

一、中国农村的世纪故事（论文文献综述）

骆弟燕^[1]（2021）在《1990年代以来的村支书银幕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村支书,即村党支部书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一种文化表征,聚集在其身上的多重关系如官民关系、党群关系等,使他们成为反映农村变化发展的一面镜子。1990年代以来,村支书形象频繁地以主角身份出现在电影中,创作者们以影像呈现村支书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村支书银幕形象进行研究,可以窥见我国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时代洪流中的深刻变化。本论文以1990年代以来的22部农村题材电影中的村支书形象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影视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综合利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和案例分析之法,结合社会、文化和时代语境对电影文本进行细致的研究。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对“村支书银幕形象”作出界定,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村支书银幕形象嬗变进行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阐明本论文研究范围确定的依据。第二章主要从共性与特性两方面对村支书银幕形象的塑造进行探讨。共性方面,村支书银幕形象的塑造深深植根于时代沃土、渗透着民族精神,较为注重人物情感温度的统摄,惯于制造矛盾冲突以强化人物性格;特性方面,主要表现在地域文化和影片叙事主题变化对村支书形象塑造的影响两个方面。第三章考察村支书银幕形象建构的意义,并对其进行反思,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王凤羽^[2]（2021）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喜剧电影作为最具活力和最具有民众基础的电影类型之一,始终在电影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为中国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农村喜剧电影作品,其电影理论对推动中国农村喜剧电影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主要以从文化语境角度对电影“叙事分析”、“人物分析”、“审美特征”等方面的分析作为切入点,运用电影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因此,文章运用喜剧理论,对于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论述。第一章着眼于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基本概况。从概念的界定和建国以来作品的梳理来对基本概况进行叙述。通过厘定喜剧、喜剧电影、农村题材电影的相关概念,从而发现农村题材喜剧电影概念的界定是农村题材电影和喜剧电影概念的提取合并;80年代中国处于社会经济变革时期,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社会语境给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发生机会。第二章为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类型分析。在概况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电影文本内部,从题材分类的角度将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类型划分为改革喜剧、爱情喜剧、生活喜剧。该时期的农村题材喜剧从针砭时弊和抚慰人们心灵的“伤痕电影”走向多元化发展。第三章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叙事进行分析。从叙事主题和叙事策略两方面进行。纵观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作品,发现在改革开放这种特殊的社会语境下促使其产生歌颂农村新生活和揭露农村残留弊病的叙事主题。指出单一的叙事模式链,二元对立叙事手法、贴近现实的叙事风格等对当时受众群体来说都是有效的叙事策略。第四章是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人物分析。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多元化的农民形象的塑造,改变了以往农村题材喜剧片在人物塑造时的概念化、平面化的特点,变得更加关注农民的真实生活和心理诉求,同时人物喜剧性格和趣味性的人物语言为电影增添了喜剧性。第五章通过上述概况与三方面的分析,总结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审美特征。喜剧电影审美是从审美主客体两方面进行的,本文从笑的发生机制与电影本体固有的特性来分析其审美特征。以此产生了不协调状态下触发的笑;在笑声中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温情、乐观、昂扬的喜剧风格;张扬的歌颂与贬抑的讽刺;大众化的审美取向五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独特的审美特征。文章将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的梳理了其发展脉络,并对其分类、叙事、人物进行归纳总结,深入剖析了其审美特征。文章的不足之处是,由于个人能力有限,研究的层面较为单一,在研究角度上存在局限性。

杜玉洁^[3]（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路小斐^[4]（2021）在《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研究（2000-2020）》文中提出农村题材电影与新中国政权相伴而生,其诞生背景与生产机制决定了它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带有典型时代特征、政治色彩的中国电影类别范式。作为乡土文化、乡土风貌的直观载体,农村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曾一度是新中国电影的主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广大农村地区的地位悄然发生变化,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下日益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特点。在电影领域,农村也日渐失去了被表述的中心地位。进入新世纪,在国家惠农政策和文艺政策的扶持与鼓励下,在国内影人的不懈努力下,农村题材电影迎来了复兴的机遇。本文以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2000-2020年）为研究对象。回看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发现此类影片的生产、传播与国家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后,相较于其他类别影片,农村片更加需要也更加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同时它们与时政的结合倾向也更为密切和明显,充分体现了农村题材电影艺术服务于意识形态、服务于政治话语的鲜明特点。鉴于农村题材电影艺术与国家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的相互关系,本文尝试将政策分析及数据统计引入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发展历程探讨,以时间为线索,以时代背景和官方政策为依托,在数据统计、文本细读、导演访谈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新世纪农村片进行发展阶段的划分,旨在直观辨别新世纪农村片的发展趋势与总体走向。通过查阅文献及影片梳理、统计,以此类电影历年产量作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同期政策及电影流变规律,将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渐起期（2000-2005年）、蓬勃期（2006-2012年）、回落期（2013-2016年）、机遇期（2017-2020年）四个阶段。文章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回顾农村题材电影的历史源流,阐明此类电影在新世纪的总体发展状况。接着,在数据统计与政策动力分析的基础上,将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二章至五章分别对应四个时期,主要围绕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在各阶段的发展情况展开探讨。结语章节从乡土中国视角出发,阐述在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呈现下总体欣欣向荣、却不乏凋敝落寞的现代乡村景观,发掘新世纪乡土影像中所蕴含的人情社会、乡土中国等深层文化意涵。本文试图能够相对全面、客观地就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流变历程进行一番全景式的描绘和探讨,希望借此为中国电影相关研究的拓展贡献绵薄力量。

王杰^[5]（2021）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文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坚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以昌吉市作为研究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具体内容的逻辑展开研究。分别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解释模型。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并在概括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村治角色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个人参与预备度和“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分别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公共服务内卷化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是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多管齐下共保障是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确保服务供给得以良性循环的策略;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其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乡风失范是新乡贤得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引领乡风民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文明乡风建设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鼓励嘉奖则是驱动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民族共生共存是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族际粘合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场域驱动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宗教并存是新乡贤得以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现实选择;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是促使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支持宗教中国化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宗教关系和谐则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最后,通过总结、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分别是译介治理、依德治理和补位治理。在形式理论层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与传统乡贤作了比较分析。综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之处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同内容的理论解释模型,并阐释了新乡贤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其次,在理论层面概括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三种方式;最后,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理论刻画作了比较分析,拓展了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认识。然而,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侧重从学理角度来进行经验叙事,势必削弱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经验过程,同时受限于田野调查的可行性,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扎根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将构建的理论模型放入乡村治理实践中予以检验和修正,不断增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对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从研究方法来看,要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正确回答研究问题,坚持方法运用的多元化;从研究理论来看,要在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质感的基础上,持续提炼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一般化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对治理实践的良好回应。

吴欣越^[6]（2021）在《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的乡村形象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习近平在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新时代以来,各大电视台和网络平台涌现出诸如《中国村落》、《了不起的村落》、《春去冬来》等一系列农村题材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从乡景乡民乡情等角度建构起新时代的乡村形象,勾画出新时代乡村的生活风貌。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为研究基础,以新时代（2017年）至今的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为研究对象,从该题材纪录片呈现的乡村形象、乡村形象的建构方法、乡村形象的建构原因及乡村形象的建构问题与反思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具体如下:第一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的乡村形象呈现。以形象的概念为基础,从“乡村家园”、“乡村人物”、“乡村文化”三个方面分析,认为该题材纪录片不仅为受众呈现了美丽生动的乡村景物,也刻画出一批安于乡村、为乡村建设而奋斗的人民,更展现出以乡愁文化为主导的、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乡村文化。第二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的乡村形象建构方法。结合符号学、修辞学和叙事学相关理论,从符号表征建构、影像修辞建构和多种叙述视角建构三个角度分析,认为以上建构方法使乡村形象的视听呈现更加唯美而富有诗意。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的乡村形象建构原因分析。认为该题材纪录片建构乡村形象既由创作主体的主观探询所导致,也由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制所导致。第四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乡村形象建构的问题及反思。该题材纪录片虽展现了新时代的乡村面貌,但在“乡村家园”、“乡村人物”和“乡村文化”三类形象的建构上均存在问题,认为问题主要在于建构的乡村图景无法遮蔽真实乡村景观、建构的乡村人物无法掩盖村民对城市的张望、建构的乡愁文化无法掩映多元乡村精神这三个方面,并对其进行反思。

张虎^[7]（2020）在《隐藏于乡土中国背后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纪录片话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改革开放40周年,农村改革40周年,首次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三农”问题进一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题材纪录片,作为反映“三农”问题重要媒介手段,在记录农业发展,农村变革,农民心灵嬗变的过程中,是从未缺席的。纵观农村题材纪录片研究,相关学者已从叙事、传播和形象等视角予以考察和分析,这些都是成立的,值得肯定的地方。为进一步拓宽农村题材纪录片的研究领域,笔者试图引入话语分析,尝试从话语层面去考察农村题材纪录片创作,因为话语切入更容易展开,它涵盖的面也是多层面、多角度的,抓住了话语,也就等于牵住了创作的“牛鼻子”。纵观农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历程。从上个世纪50年代,第一部纪录片《到农村去》的播出,到新世纪以来,系列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热播。农村题材纪录片,在紧跟时代步伐,烛照社会现实中,以润物细无声之势悄然崛起,逐步汇聚成政治化、个人化、乡土化等三种主要话语形态。这三种话语,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在整合中共同推动着农村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论文主要以话语分析、叙事学、文化学等理论为支撑,着重对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纪录片中政治化、个人化、乡土化的创作历程、发展困境和现实路径予以分析,探究其话语背后逻辑与话语变化内在、外在的因素,并对如何才能在各个话语形态中,更好地实现农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提出有效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思考。论文主体内容主要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政治化:对农村发展的主流关注。政治化农村题材纪录片,主要以“党和国家”的视角,去考察农村发展变迁和农民生存境遇的创作,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化和灌输的作用。论文主要从政治化发展概况、话语特征和话语建构之思三个层面予以探讨。叙述者主要建构了官方主导下倡导者形象,在宏大政治变革语境下来言说的,主要采用了“形象化政论”为主的创作模式。旨在为后期纪录片创作提供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第二部分,个人化:对农民生存的人文关怀。个人化农村题材纪录片,主要以个人的生存、自由和解放为核心,去关注农民个体的生存境遇,流露出浓厚地“人文关怀”精神。论文主要从个人化创作历程、话语特征和话语建构之思三个层面予以考察。叙述者主要建构了主体消隐下隐蔽者形象,在转型变革人文关怀语境下来诉说的,主要采用了“直接电影”为主的创作模式。旨在为后期纪录片创作提供出启示思考。第三部分,乡土化:对农村文化的当代开掘。乡土化农村题材纪录片,主要以传统文化视角,致力于乡村文化背后的传统意识和民主文化心理的挖掘。把乡村文化视为一种资源,为乡村文化未来建设提供了N种方案,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精神之钙,更是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有效措施。论文主要从话语创作历程、话语建构现状、话语建构之思,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叙述者主要建构了柔性文化下的问道者形象,在乡土文化的“乡愁”语境下来言说的,主要采用了“展示+陈述”为主的创作模式。对乡土化农村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探讨,旨在为后期纪录片创作提供启示思考。

张昊颖^[8]（2020）在《新时代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农村想象》文中研究说明农村作为“被想象的对象”一直以来被各类文本所建构塑形。在“看”与“被看”“书写”与“被书写”的融合过程中,乡村想象主体的建构隐喻着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新时代以来,电视剧中形成的农村想象作为社会想象的一部分,勾画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灿烂图景。本论文以2012年以来省级以上卫视播出的中国农村电视剧为研究对象,从新时代下的新农民形象、新生态景观和新权力关系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得出农村电视剧中被形塑的新农村形象是基于多种因素被想象构造出来的,它再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仍存在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性认识,仍会对现实农村存在遮蔽与臆想的最终结论。论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开始阐述农村电视剧与农村想象的重组过程。对农村想象变迁历程进行梳理,对建构农村想象的研究方式、构成农村想象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第三部分论述农民主体想象。新的身份谱系、新的主体形象以及新的时代特点都是构成农民想象的重要因素。第四部分研究农村生态想象。通过对电视剧中的绿色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农业生态进行分析从而形成农村生态想象。第五部分是探讨农村权力想象。从农村剧中所构建的民主政治权力、法制权力以及经济权力入手,探究权力变革带来的新农村想象。第六部分探究新时代以来农村想象演变的建构动因。第七部分得出电视剧中的新农村想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时代、创作者、受众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发展被建构出来的研究结论。

黄润青^[9]（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李永琴^[10]（2020）在《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创业农民形象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题材电视剧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谋求发展,也有很大一部分农民选择自主创业。创业农民形象是农村题材电视剧塑造的一种人物类型,即以农民形象为主体,围绕农民创业者的创业途径、情感变化、思想发展,力求反映社会现实和农村生活面貌的电视人物系列之一。随着新世纪“三农”题材电视剧的生产不断增多,学者对创业农民形象的关注也越来越高。本文在梳理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剧中农民创业现象,力求总结出创业农民在创业途径、人物特征、塑造规律等方面的特点。本论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第一章。该内容简单梳理了农村题材电视剧和创业农民的发展现状,并对两者进行概念界定,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第二部分围绕电视剧中农民创业现象,分析创业农民的具体活动。主要包括第二章创业农民形象兴起的原因,第三章创业农民的创业途径,第四章创业农民在电视剧中呈现的类型特点。这也是该论文着重阐述的部分;第三部分通过分析创业农民形象在电视剧中的塑造与创作,提出虽然电视剧在主题上丰富创业农民形象的创作,但也存在着创作者忽略电视剧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创业农民形象类型化的弊端;第四部分文章进入尾声,主要包括第六章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新和突破,以及余论和结语。笔者站在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大背景下,从立足现实、丰富创作主题、刻画典型人物、整合资源角度切入,分析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未来发展方向。笔者结合电视剧和学者的相关研究资料,分析创业农民形象在电视剧中的发展过程。以此,希望能够丰富创业农民在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拓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路径。编剧创作真正表达农民诉求,反映农民心声,表现农民创业真实历程的电视剧,给实际生活中创业的农民提供参考价值。

二、中国农村的世纪故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村的世纪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1）1990年代以来的村支书银幕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的乡村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隐藏于乡土中国背后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纪录片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农村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9）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创业农民形象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农村的世纪故事（论文参考文献）

• [1]1990年代以来的村支书银幕形象研究[D]. 骆弟燕.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2]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研究[D]. 王凤羽. 扬州大学, 2021(09)
• [3]“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研究（2000-2020）[D]. 路小斐.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5]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D]. 王杰. 兰州大学, 2021(09)
• [6]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的乡村形象建构研究[D]. 吴欣越. 扬州大学, 2021(09)
• [7]隐藏于乡土中国背后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纪录片话语研究[D]. 张虎.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8]新时代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农村想象[D]. 张昊颖. 暨南大学, 2020(04)
• [9]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10]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创业农民形象的研究[D]. 李永琴.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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