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决定（论文文献综述）
赵银河[1]（2020）在《中国共产党云南边疆治理研究（1950-1957年）》文中提出
唐丕跃[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方耀武[3]（2020）在《1949-1958年中国共产党广西民族工作研究》文中提出1949-1958年,是广西从解放到设立壮族自治区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广西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实施了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开展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族工作。党在广西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了大量民族干部;开展了民族地区土地改革,进行了民族扶贫;同时还创制了民族文字、发展了民族教育,保护了民族历史文化。这一时期党的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为广西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和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加强对1949—1958年中国共产党广西民族工作研究,有助于总结宝贵经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团结、繁荣和发展。本文对1949—1958年中国共产党广西民族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研究内容主要分为:第一部分,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背景。探究这一时期的背景,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广西在政治局面、经济现状、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各方面都存在着紧迫而重大的问题。政治上政权初步建立,遗留残匪猖獗,治安状况欠安;经济上基础较为落后,物资供应失稳,物价波动频繁;环境上洪涝灾害频发,灾情严峻危急,民众亟需救助;社会上歧视压迫残留,民族关系紧张,对立隔阂严重。这些现象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高度要求,是对党的施政本领的艰巨考验,凸显了党在广西开展民族工作,进行民族政策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部分,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主要内容。基于史料梳理了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政治工作、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经济工作和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文教工作三大部分。其中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政治工作包括:宣传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设立各级民族自治地方;在省内民族地区开展剿匪运动;开展民族调查,进行民族识别和划分运动;培养和发展当地少数民族干部。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经济工作包括:进行广西民族地区土地改革;贯彻发展民族经济方针,扶持民族贸易;开展广西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文教工作包括:立足壮语创制壮文,建立机构进行推广;挖掘整理民族戏剧,发扬保护民族文化;开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教育。第三部分,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特征及成就。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总结归纳出了1949—1958年中国共产党广西民族工作三个突出特征,即:民族工作对象的广泛性、民族政策范围的全面性、民族识别划分工作深受苏联影响。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平定和消灭了匪患,巩固和稳定了新生政权;民族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民族关系更加紧密,社会环境和谐稳定;保护了丰富民族历史遗产,发扬了优秀民族文化。第四部分,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不足之处与原因分析。这一部分主要分析总结了1949—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民族干部数量质量均难达标,干部管理存在严重缺位;民族经济依靠国家补助救济,缺乏持续发展内生动力;部分民族地区救灾反应迟滞,救灾力度存在较大不足。随后,分析总结了当时广西的民族工作中出现的这些不足的原因,主要原因分别是:地方培养方针贯彻不足,缺乏有效民族干部管理体系;缺乏有效教育政策引导,民众观念陈旧人才数量短缺;形式主义作风大量存在,少数干部官僚主义较为严重。第五部分,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经验启示。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的政治保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是民族工作的理论支撑;大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是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求真务实并且针对性强的方针政策是民族工作的关键前提;通过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是民族工作的必要措施;高度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任用是民族工作的重要保证。而这些经验,为当下和将来的工作提供了现实启示:继续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理论;因地制宜制定科学方针政策,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发展民族教育培养现代人才,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高度重视民族干部培养任用,发挥民族干部桥梁纽带作用。
李永娜[4]（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龚梦川[5]（2020）在《论民族区域自治从理念到制度的历史演进》文中认为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众多,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不尽相同,我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我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生存繁衍,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中融合发展,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具有政治上的统一性和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性。基于这样的国情,我国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的基本方式。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从理念形成、付诸实践到确立为制度的演进过程,并不断发展与社会各阶段相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宪制地位得以确立,其政治地位实现了法律化,并上升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实施,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发展,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国家各方面事业向前快速发展,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民族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作为协调民族关系基本方式的民族区域自治也需要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强化“制度建设”的当下,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形成、实践与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制度自信”的同时,我们应赋予民族区域自治新的理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框架之下,坚持以“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为价值引导,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本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我国的民族关系及其协调”,简要概述了我国民族的构成及其特点、由此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民族关系与特点,并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协调理念,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协调民族关系的基本方式。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构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各民族因交往交流形成的民族关系也有悠久的历史,这是我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我国民族关系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协调民族关系的方式也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第二章“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形成”,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萌芽、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理论基础、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形成。理念,是一种理性的观念,在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萌芽到理念形成的过程中,内涵得到不断发展充实。通过实践,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也从简单地提出民族平等的口号,废除民族压迫,扩展到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的经济文化,保护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包含着各有特色的各民族,各民族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兼顾整体与特殊、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形成了多层次的内涵。第三章“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实践”,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形成后付诸实践的几个重要阶段,即民族区域自治在局部的成功实践,在更大范围内的实践、宪制地位的确立及在我国的全面实施。在起初“试点式”的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研究并深化了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内涵,建立了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回民自治政府。随后民族区域自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实践,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成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经验,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初具雏形。民族区域自治理念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局部实践,再到更大范围内的推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从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中获得解放,建立了自治政权,发展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第四章“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地位的法律化,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上升为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始终遵循着自身内含的价值引导,在不断平衡中发展完善,发挥着协调国家与民族、民族与民族、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各领域民族关系的诸多变化,因此协调民族关系需要理念的更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需要坚持以“两个结合”为价值引导,加强制度建设,回应新时代民族关系协调的制度诉求。
高宏[6]（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杜俊奇[7]（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廉晓红[9]（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李浩,黎弘毅[10]（2019）在《贵州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究》文中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尤其是和平建设时期,发展教育尤其重要。因历史原因、地理原因,贵州教育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贵州省委省政府认识到发展教育的极端重要性,立足现实、抢抓机遇、后发赶超、尽全力改革发展教育。历经40载,贵州教育发展变化巨大、成绩斐然。由于教育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庞大体系,并且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所经历时间长,所经历的事情也多、所涉及的内容繁杂。要梳理好、研究透40年贵州的教育改革这一伟大历史,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此抛砖引玉而已。本文试图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贵州教育政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第一部分主要围绕"贵州教育政策",阐述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贵州教育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贵州教育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贵州教育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存在的历史教训等。第二部分就"贵州基础教育"进行展开。主要讲述了不同时期的贵州基础教育发展概况,分析了改革开放后贵州基础教育的成就、不足、历史影响及启示。第三部分以"贵州高等教育发展"为主线,介绍了改革开放前后贵州高等教育发展概况,归纳其成就、特点和历史作用。第四部分抓住"贵州民族教育"这一特色,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贵州民族教育的主要历史事实,探讨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指出其不足。第五部分把握"贵州职业教育"这一关键词,搜集整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贵州职业教育的主要历史事实,分析了贵州职业教育发展主要措施、成效及问题,探讨其发展历史规律。第六部分紧扣"贵州特殊教育"这一主旨,归纳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贵州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概括贵州特殊教育发展的成就,了解贵州特殊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索其给后人的启迪。
二、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决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研究现状概述 |
| (二) 主要成果分析 |
| (三) 存在的不足与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
| 四、研究内容和主要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一) 民族与少数民族 |
| (二)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
| (三) 统战与少数民族统战 |
| (四) 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
| 第二章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统战思想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 |
| (二) 无产阶级政党应在不同历史阶段组成不同性质的统一战线 |
| (三) 无产阶级政党要“照顾同盟者利益” |
| (四)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能获得解放 |
| (五) 历史地对待民族问题 |
| (六) 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民族问题 |
|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统战思想 |
| (一) 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 |
| (二) 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商量办事 |
| (三) 劳动人民同非劳动人民联盟 |
| (四) 团结民族上层有利于争取下层 |
| (五) 加强民族团结 |
| (六) 慎重稳进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改革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容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时代背景 |
| (一) 民族地区敌对势力猖獗和匪患严重 |
| (二) 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
| (三) 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 |
| (四) 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 (五) 民族上层自身仍具有特殊权威 |
| 二、解放之初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耐心争取西藏上层,和平解放西藏 |
| (二) 反复争取西北叛乱部落首领,平息西北叛乱 |
| (三) 妥善安置甘青新边境哈族流窜部落首领,安定社会秩序 |
| (四) 真诚团结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为解放大西南创造条件 |
| 三、民主改革过程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团结封建地主制度地区的封建主,不动多余浮财 |
| (二) 团结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地区的农奴主,和平协商推进改革 |
| (三) 团结原始社会末期地区的民族首领,直接过渡实现改革 |
| (四) 团结牧区的头人牧主,牧区实现和平改革 |
| 四、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对牧区的牧主在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
| (二) 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 |
| (三) 保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生活水平 |
| (四) 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废除封建农奴制度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途径 |
| 一、借助民主建政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借助民主建政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借助民主建政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二、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三、通过特殊人物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通过特殊人物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通过特殊人物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四、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 |
| 一、和平协商的方法 |
| (一) 和平协商方法的运用 |
| (二) 和平协商方法的评价 |
| 二、区别对待的方法 |
| (一) 区别对待方法的运用 |
| (二) 区别对待方法的评价 |
| 三、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法 |
| (一) 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方法的运用 |
| (二) 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方法的评价 |
| 四、“派下去”“请上来”的方法 |
| (一) “派下去”“请上来”方法的运用 |
| (二) “派下去”“请上来”方法的评价 |
| 五、教育改造的方法 |
| (一) 教育改造方法的运用 |
| (二) 教育改造方法的评价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经验教训及当代启示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
| (三) 坚持共同繁荣发展 |
| (四) 坚持协商民主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主要教训 |
| (一) 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 |
| (二) 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 |
| (三) 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 |
| (四) 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上层统战工作对新时代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 |
| (一) 抓好干部人才选派、培养和引进,不断强化人才支撑 |
| (二) 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
| (三) 坚持民生优先,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
| (四)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五) 推动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 |
| (六) 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七) 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1949-1958年中国共产党广西民族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一、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背景 |
| (一)政权初步建立,遗留残匪猖獗,治安状况欠安 |
| (二)经济较为落后,物资供应失稳,物价波动频繁 |
| (三)洪涝灾害频发,城乡受灾严重,经济发展迟滞 |
| (四)歧视压迫残留,民族关系紧张,对立隔阂严重 |
| 二、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主要内容 |
| (一)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政治工作 |
| 1.宣传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立各级民族自治地方 |
| 2.在省内民族地区开展剿匪运动 |
| 3.开展民族调查,进行民族识别和划分运动 |
| 4.培养和发展本地少数民族干部 |
| (二)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经济工作 |
| 1.进行广西民族地区土地改革 |
| 2.贯彻发展民族经济方针,扶持民族贸易 |
| 3.开展广西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
| (三)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文教工作 |
| 1.立足壮语创制壮文,建立机构进行推广 |
| 2.挖掘整理民族戏剧,发扬保护民族文化 |
| 3.兴建开办民族学校,发展各级民族教育 |
| 三、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特征及成就 |
| (一)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特征 |
| 1.民族工作对象的广泛性 |
| 2.民族政策范围的全面性 |
| 3.民族识别划分工作深受苏联影响 |
| (二)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成就 |
| 1.平定和消灭了匪患,巩固和稳定了新生政权 |
| 2.民族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
| 3.民族关系更加紧密,社会环境和谐稳定 |
| 4.保护了丰富民族历史遗产,发扬了优秀民族文化 |
| 四、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不足之处及原因分析 |
| (一)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不足之处 |
| 1.民族干部数量质量均难达标,干部管理存在严重缺位 |
| 2.民族经济依靠国家补助救济,缺乏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
| 3.部分民族地区救灾反应迟滞,救灾力度存在较大不足 |
| (二)原因分析 |
| 1.地方培养方针贯彻不足,缺乏有效民族干部管理体系 |
| 2.缺乏有效教育政策引导,民众观念陈旧人才数量短缺 |
| 3.形式主义作风大量存在,少数干部官僚主义较为严重 |
| 五、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经验启示 |
| (一)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 |
| 1.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民族工作的政治保障 |
| 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是民族工作的理论支撑 |
| 3.大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是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
| 4.求真务实并且针对性强的方针政策是民族工作的关键前提 |
| 5.通过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是民族工作的必要措施 |
| 6.高度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任用是民族工作的重要保证 |
| (二)1949—1958年党在广西的民族工作的现实启示 |
| 1.继续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理论 |
| 2.因地制宜制定科学方针政策,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 |
| 3.发展民族教育培养现代人才,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 |
| 4.高度重视民族干部培养任用,发挥民族干部桥梁纽带作用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硕士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论民族区域自治从理念到制度的历史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的民族关系及其协调 |
| 第一节 我国的民族关系 |
| 一、我国民族的形成与构成 |
| 二、我国民族构成的特点 |
| 三、我国的民族关系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民族关系的协调 |
| 一、近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协调理念 |
| 二、民族关系的协调与其发展相适应 |
| 三、我国民族关系的协调方式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形成 |
| 第一节 作为民族关系协调有效方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一、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萌芽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形成与特点 |
| 一、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形成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由理念到实践 |
| 一、红军长征深化了民族区域自治理念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在豫海的局部实践 |
|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从实践到制度 |
| 一、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的有效实践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具雏形 |
| 三、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特点 |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宪制地位的确立 |
| 一、《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国家制度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实施 |
| 小结 |
| 第四章 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 |
|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
| 一、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地位的法律化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由重要政治制度到基本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协调变化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新时期民族关系协调面临的问题 |
| 二、更新理念协调发展中的民族关系 |
| 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要坚持“两个结合” |
| 第三节 回应新时代制度供给需求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
| 一、制度自信背景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二、强化制度建设过程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架构 |
| 第一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背景 |
| 第一节 当代旅游业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
| 第三节 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增长 |
| 小结 |
| 第二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概要 |
| 第一节 旅游志编纂溯源 |
| 第二节 首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三节 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省级旅游志体例安排 |
| 第一节 省级旅游志结构设计 |
| 第二节 省级旅游志的体裁 |
| 第三节 省级旅游志的文体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体例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省级旅游志记述的事象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线路与规划 |
| 第三节 旅游类型 |
| 第四节 旅游市场 |
| 第五节 旅游服务设施 |
| 第六节 旅游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旅游志中旅游业的发展变迁 |
| 第一节 旅游活动类型的变化 |
| 第二节 旅游时空的拓展 |
| 第三节 旅游业属性的变迁 |
| 第四节 旅游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
| 第五节 旅游设施的发展 |
| 第六节 旅游功能多元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级旅游志的价值 |
| 第一节 资料价值 |
| 第二节 应用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小结 |
| 第七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组织工作问题 |
| 第二节 体例编排问题 |
| 第三节 内容记述问题 |
| 第四节 理论应用问题 |
| 小结 |
| 第八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资料收集 |
| 第二节 篇目设置 |
| 第三节 内容建构 |
| 第四节 理论创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地方志 |
| 三、资料汇编 |
| 四、着述 |
| 五、期刊论文 |
| 六、硕博论文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提出与确立(1921—1927) |
| 第一节 党团制度的缘起与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一、党团制度的起源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三、国民党党团 |
| 第二节 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党团制度的正式确立 |
| 一、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基本情况 |
| 二、中共党团制度的正式建立与法理确认 |
| 第三节 中共党团组织出现原因探究 |
| 一、苏联向中国进行革命输出的必然结果 |
| 二、适应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奋斗目标不断谋求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
| 第四节 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功能作用 |
| 一、大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
| 二、为党在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
| 三、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 |
| 第二章 中共党团的进一步发展与承续(1927—1945) |
| 第一节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党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一、中共党团干事会的成立 |
| 二、八七会议的召开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党团建设的推进 |
| 三、中央第17号通告对于党团和其他党群组织关系处理的规定 |
| 第二节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的中共党团的发展 |
| 一、中共六大对党团制度的规范与强化 |
| 二、在处理苏维埃与党的关系中的中共党团 |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个中共党团制度条例的出台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团的调整与加强 |
|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党团组织建设政策的调整 |
| 二、皖南事变与中共设置党团政策的改变 |
| 三、抗日根据地内中共党团组织建设 |
| 四、中共七大党章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 |
| 第三章 中共党组的全面建立(1945—1954)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的发展 |
| 一、中共党组在解放区政府和群团组织中的逐步设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相关制度规定 |
|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组的全面设立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政权系统中普遍设立中共党组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政权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群众团体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组建设特点 |
| 第四章 中共党组的逐步弱化与撤销(1954—1977)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批示与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
| 一、毛泽东的批示对政务院党组运转机制的影响 |
| 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更名与撤销 |
| 三、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与中共党组设置的变化 |
| 第二节 中共八大召开后中共党组的弱化 |
| 一、中共八大党章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央财经、政法等5个小组的成立 |
| 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党组改建为党委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一、中央国家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取消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第五章 中共党组在曲折中继续发展(1977—2012) |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恢复 |
| 一、十一大党章恢复对中共党组设置的规定 |
| 二、在政权系统和群团组织中中共党组的恢复设置 |
| 三、十二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设置的系统规范 |
| 第二节 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
| 二、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与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第三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与发展 |
| 一、1989 年政治风波与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 |
| 二、十四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规定的修改 |
| 三、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首次提出 |
| 第六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新发展(201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守正创新 |
| 一、十八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 |
| 三、两个与中共党组相关规则办法的制定 |
| 四、中共党组、部门党委、机关党委等的区别 |
| 第二节 党的十九大后中共党组的创新发展 |
| 一、十九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出台 |
| 三、《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发展的原因探究 |
| 一、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组织制度保障 |
| 二、新时代推进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
| 三、适应了新时代中共党组制度自身规范建设的现实需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的作用发挥 |
| 一、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作用发挥 |
| 二、在重要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三、党组性质党委的作用发挥 |
| 四、在人民团体和文化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贵州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后贵州教育政策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前的教育政策发展概况(1949-1978年) |
|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政策发展概况(1978-) |
| (三)贵州教育政策实施所取得的成就 |
| (四)贵州教育政策的特点 |
| (五)贵州教育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 |
| 二、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基础教育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前的贵州基础教育概况 |
| (二)改革开放以后贵州基础教育概况 |
| (三)改革开放以后贵州基础教育的成就及不足 |
| (四)贵州基础教育发展的启迪 |
| 三、改革开放后贵州高等教育研究 |
| (一)改革开放以前贵州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二)改革开放后贵州高等教育发展概况(1977-2017) |
| (三)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特点 |
| (四)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作用 |
| 四、改革开放后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前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二)改革开放后贵州民族高等教育概况 |
| (三)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 |
| (四)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五)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建议 |
| 五、改革开放后贵州职业教育 |
| (一)改革开放以前贵州职业教育发展概况 |
| (二)改革开放后贵州职业教育发展状况 |
| (三)贵州职业教育发展特点 |
| (四)贵州职业教育的历史作用 |
| 六、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特殊教育发展概况 |
| (一)改革开放以前贵州特殊教育发展概况 |
| (二)改革开放后贵州特殊教育发展概况 |
| (三)改革开放后贵州特教育殊基本经验及存在问题 |
| (四)贵州特殊教育发展对贵州的影响 |
| 附录 |
四、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决定（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云南边疆治理研究（1950-1957年）[D]. 赵银河.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3]1949-1958年中国共产党广西民族工作研究[D]. 方耀武.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5]论民族区域自治从理念到制度的历史演进[D]. 龚梦川.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贵州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究[J]. 李浩,黎弘毅.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广西民族论文; 贵州民族论文;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