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加速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卢建昊[2](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认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林明灯[3](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曹鸿宇[4](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李洋[5](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刘登攀[6](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Przemyslaw Kowalski,Hildegunn Nords,Dirk Pilat,Norihiko Yamano,Naomitsu Yashiro,Kathrin Hoeckel,Andreas Schleicher,Michael Borowitz,Valérie Paris,Serge Gas,Richard Carey[7](2013)在《聚焦中国:经验与挑战(Ⅱ)》文中研究指明5中国加入WTO后的10年:保持以开放性为基础的增长态势15.1引言中国加入WTO所引起的深层体制变革是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核心。中国如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及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就必须继续进行结构性改革,而在某些领域甚至需要加快改革。具体包括消除现存的边境及境内保护主义,深化国有企业和农业改革并重新考虑原材料市场的相关战略。为避免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过
刘佳义[8](2007)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我国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经济正在快速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对外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292.3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7606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总额所占比重从1979年的0.83%提高到2006年的9.6%,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79年的11.26%提高到2006年的67.26%。外商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高速增长,从1979年的0.32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695亿美元,2006年,我国利用外资占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额的19%。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1982的0.44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61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79年的8.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0663亿美元。在此过程中,虽然政府经济管理模式不断变革,但如何应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不断高度融合成为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新中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断推进经济管理模式改革,并取得巨大成绩,但由于改革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我国传统的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部分弊端仍就存在。政府垄断公共物品提供、统筹统揽,以大量的行政审批手段过多地干预市场经济运行,政府运作透明度差、法治环境欠缺。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调控方式间接化、决策方式科学化、领导方式人本化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政府从职能、手段和机构设置等方面不断创新经济管理模式,加快机制体制转轨,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不断高度融合中,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能要在精简、效率的原则基础上适当地扩充,以便更好地承担起社会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职责,为此,就需要对政府经济管理绩效进行评估。改革目的就是要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界定,界定政府公共产品提供领域,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主体”,通过成本收益率的核算来纠正政府决策中的失误,以保持政府改革的正确方向。以1994-2003年中国大陆各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成本-收益法分别计算了各省政府的经济管理绩效,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政府改革的效率最高,其典型的成本-收益比率为1.25,其次是中部地区,其典型的成本—收益比率为0.25,最后则是西部地区,其典型的成本-收益比率为0.18,由此可见,东部地区政府改革是最富有成效的。除此之外,本文还对影响政府经济管理绩效的各因素提出了假说,并以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1)公务员收入水平的高低与政府改革绩效成正比,“高薪养廉”政府在我国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行贿受贿现象,稳定公务员工作心态,建立廉洁效率政府;(2)政府职能重新界定过程中有着规模经济现象,转型期间政府规模的适当扩张有助于提高政府改革效率;(3)提高区域对外开放度有利于政府改革绩效的提升,建立政府-市场的信息交流反馈机制是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度的必要条件。政府在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创新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加速市场培育和法制建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在经济职能转变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在面临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下国民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道路。并强化社会服务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加强国家经济安全维护。政府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管理手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运用的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均是以本国市场经济运作为基础来加以制订的,而我国正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之中,因而政府在制订经济管理手段方面,在借鉴人家经验的同时,还必须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出发点。近几年来,我国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软着陆”、“点刹车”、抓紧土地使用审批权等作法在实践中则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不少的经验,为我国政府进一步调控经济、解决经济过热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政府经济管理机构改革方面,结合西方行政机构改革的新趋势,提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原则以及若干建议。当今西方国家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效率优先,这主要表现在其建立“小政府”、职能机构分离、分权并加以强化等各方面。以当今世界政府改革的潮流为基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机构,以精简效率为先,同时以成本收益核算加以监督和强化。政府机构改革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WTO规则相对接、与职能转变相适应、注意成本效益核算、注重吸收本国经验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相结合。
尹永纯[9](2006)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利用外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而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国家出台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对利用外资不同阶段的政策变化特点、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基本构架、创新之处、难点及写作方法。 第一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本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发展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外资实践出现曲折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第二章,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本章首先回顾了利用外资政策酝酿的国际国内背景及酝酿过程。国际背景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联系的日益加深。国内背景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左倾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文革”后,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中国经济考察团出国考察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经过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与讨论,中央领导层在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考察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的过程。包括利用外资机构的设立与法律的草创、落实华侨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试点地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政策及实施。再次,从利用外资的环境、优惠政策、管理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从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起步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 第三章,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开始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针对起步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的管理和引导。分析了1988年中国“第二次投资热潮”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第二
文峰[10](2004)在《制度变迁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文中指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发展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规律,但也存在各种缺陷。理论模型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照搬某种抽象的理论模型却难以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自己的特点,指导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论也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同,中国经济除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外,还有大量的农村工业,农村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还将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消除的过程。由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综合素质较低,因此,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仅仅是通过农民进城变成工人来完成。在城乡差距缩小的过程中,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环节。 不可否认,对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现,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条件,但制度变迁是其基本前提。工业化不仅仅是在资本积累基础上现代工业的发展,还包括微观经济主体的塑造,企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调动和发挥,以及企业家的培养等;工业化顺利推进不仅是供给能力增强,还要有需求的相应扩大;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城乡居民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为前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再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进行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悬殊,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任务十分艰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市场总供求关系的变化和成功加入WTO使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所有这些决定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须从多方面着手: 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兼顾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和生产要素功能,确立农民的土地法人产权,推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随着劳动力城乡之间和区域间流动限制的减少,必须解决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优质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既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又推进农村经济现代化;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消除对农民的就业歧视;为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农技推广机构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降低技术供给成本,增加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收益,建立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技术推广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协调机制。 正视农村工业的使命、发展前景和缺陷,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协调发展的机制,促进城乡工业发展,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一体化的市场机制作用之下,根据他们的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双层分离的城乡工业发展格局:消除农村工业企业的产权混乱状况,赋予其完整经济主体地位。 中国城市化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还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应该采取网络城市化和据点城市化共同推进的二元城市化战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城市化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农民、农村工业企业、社区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协调机制。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区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联系紧密。为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须探索区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机制。调节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健全统一市场的法制保障,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促进要素充分流动,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使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强化制度创新,提高要素收益率,吸引要素流入,加速增长极的培育,是实现上述两个二元结构转换之间协调的基本途径。 农户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与宏观经济高效之间的背离是我国经济的现实,此 问题产生有深刻的制度原因。进行农村组织的再造,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培育创新农业经营者和形成农民利益集团,一是走出农户经济行为悖论的重要途 1l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径。 改造宏观经济环境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方面。为此,必须消除二元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加强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与金融支持;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关键词:二元经济制度变迁结构转换
二、加入WTO:加速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加速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提出问题 |
1.2 研究方法 |
1.3 分析范围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2.5 小结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3.4 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4.3 MPC-75项目 |
4.4 三步走战略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4.4.2. MD-90 |
4.4.3. AE-100 项目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6.5 小结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7.1.1. 新舟60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7.3 大飞机论证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7.3.2. 第一次论证 |
7.3.3. 第二次论证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7.5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2.1 传统OFDI理论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2.1.2 内部化理论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2.6.1 东道国视角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2.7 理论述评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4.1 理论基础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4.2.1 前提假设 |
4.2.2 函数设定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4.3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5.1 研究假设 |
5.1.1 产权制度 |
5.1.2 经济制度 |
5.1.3 创新制度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5.2.3 变量说明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5.4 异质性检验 |
5.4.1 所有制差异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5.4.3 产业差异 |
5.4.4 行业集中度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5.6 本章小节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6.1 研究假设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6.2 研究设计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6.4 异质性检验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6.4.3 产业异质性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6.7 本章小节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7.2 研究设计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7.2.3 描述性统计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7.4 异质性检验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7.7 本章小节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8.1.1 契约制度 |
8.1.2 物权制度 |
8.1.3 税收制度 |
8.1.4 信贷制度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8.2.1 政府支出 |
8.2.2 供给效率 |
8.2.3 政府干预 |
8.2.4 政府补贴 |
8.2.5 行政审批 |
8.2.6 政府腐败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8.4 管理启示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致谢 |
(4)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外资自由化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1.6 研究提纲 |
1.7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2.1.4 小结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4 研究评述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4.2.6 小结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4.3.4 小结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5.5 小结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6.1 变量描述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6.4.3 稳健性分析 |
6.4.4 机制分析 |
6.4.5 拓展分析 |
6.5 小结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7.3 研究设计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7.5 小结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二、搭便车问题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一、政策机遇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一、党的领导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述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界定 |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外开放理论综述 |
一、中国传统对外开放理论 |
二、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理论 |
三、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理论 |
第三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论述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 |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一、开放方向方面的论述 |
二、开放原则方面的论述 |
三、开放路径方面的论述 |
四、开放价值导向方面的论述 |
五、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方面的论述 |
六、开放与国内治理方面的论述 |
七、开放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论述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态势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 |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 |
二、“一带一路”倡议 |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 |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六、人民币国际化 |
第二节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
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 |
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 |
三、“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 |
四、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 |
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 |
六、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特征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治理特征 |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二、创新性与延续性相结合 |
三、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相结合 |
四、依法治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
六、融入世界与引领世界相结合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特征 |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 |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1.0时期的复兴 |
三、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2.0时期的超越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一、全球化阶段新划分 |
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特征 |
一、中国历史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价值导向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导向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条件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优势分析 |
一、庞大的内部市场优势 |
二、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优势 |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势 |
四、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优势 |
五、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优势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劣势分析 |
一、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 |
二、营商环境条件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 |
三、海外权益保护体系处于起步阶段 |
四、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比差距较大 |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 |
六、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机遇 |
一、面向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 |
二、面向发达国家,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 |
三、面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 |
四、面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挑战 |
一、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
三、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 |
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依据及构成 |
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主要依据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基本构成 |
第二节 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
一、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分析 |
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
三、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力 |
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主体 |
五、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建构路径 |
六、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 |
第三节 创造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 |
一、持续推动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 |
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体制,提供有效外部救济体系 |
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 |
第四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一、战略对抗将导致双输,损害双方的战略利益 |
二、战略合作将带来双赢,有益于双方战略利益 |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
第五节 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
一、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 |
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三、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 |
四、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聚焦中国:经验与挑战(Ⅱ)(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加入WTO后的10年:保持以开放性为基础的增长态势1 |
5.1引言 |
5.2中国加入WTO是其重新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基石 |
5.3全球贸易网络、全球价值链和外商直接投资 |
5.4贸易专门化模式 |
5.5提高收入水平, 保持以开放为基础的增长 |
5.5.1农业部门的改革 |
5.5.2原材料 |
5.5.3仍然存在的边境及境内保护 |
5.5.4国有企业部门改革 |
5.5.5服务部门改革 |
5.5.6服务业对于制造业出口业绩的影响 |
5.5.7价值链上移过程中商业服务的职能 |
5.5.8电信业对促进信息经济的重要性 |
5.5.9发展进程中金融服务的职能 |
5.6结语 |
6提升价值链:中国的经验和前景 |
6.1引言 |
6.2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扮演的角色 |
6.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产业升级战略 |
6.4全球市场的转变和中国面临的机遇 |
7通过技能衡量来支持经济转型 |
7.1引言 |
7.2通过国际学生评估计划衡量技能 |
7.3技能衡量标准框架 |
7.4旨在促进经济转型的现行的与新兴的技能衡量标准:技能供应 |
7.4.1通过教育培训发展技能 |
7.4.2教育和培训质量 |
7.4.3技能的直接衡量标准 |
7.4.4持续评估基础技能 |
7.4.5其他技能供应来源:人口迁移和劳动力参与度 |
7.5衡量技能需求 |
7.6技能供求的匹配和技能发展成果 |
7.6.1直接评估技能和工作任务之间的匹配程度 |
7.6.2基础技能和经济效益 |
7.7影响技能发展的具体因素 |
7.8在可靠实证的基础上实施战略性技能发展政策 |
7.8.1制定实际的、有针对性的技能衡量 |
7.8.2在实证基础上设计有效政策 |
7.8.3战略性技能发展政策 |
8中国的医疗卫生:近期趋势与政策挑战 |
8.1引言 |
8.2非传染性疾病的挑战 |
8.3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已扩大, 但仍存在分割现象 |
8.4须进一步改革公立医院体系 |
8.5实施国家药物制度以改善价格合理药物的获得 |
9中国的核能发展:经合组织核能署的观点与展望 |
9.1引言 |
9.2核电反应堆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影响 |
9.3核燃料循环 |
9.4中国与经合组织核能署 |
9.5中国与经合组织核能署合作日益密切:互惠互利 |
9.5.1核安全与监管 |
9.5.2放射性废物管理与核电厂退役 |
9.5.3放射性防护和应急准备 |
9.5.4经济、战略和政策相关分析 |
9.5.5科技合作 |
9.5.6法律专长 |
9.6结语 |
10经济转型及减贫:研究中国经验, 帮助非洲实现发展 |
10.1引言 |
10.2经济转型和减贫 |
10.2.1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及减贫进程 |
10.2.2动态能力发展 |
10.3中国经验的关键元素 |
10.3.1政府的职能 |
10.3.2自给自足和自主性 |
10.3.3以绩效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和分权体制 |
10.3.4政策研究能力和创新体系 |
10.3.5确认并解决挑战的反馈机制 |
10.4将中国的经验应用到非洲 |
10.4.1非洲的发展合作动态 |
10.4.2透明度和企业社会责任 |
10.5发展合作方面的经验 |
10.5.1中国如何能加强其对非洲发展的贡献 |
10.5.2在非洲发展方面, 经合组织成员能够从中国的做法中汲取哪些经验 |
10.5.3非洲国家从中国发展过程中可以汲取的经验 |
(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插图索引 附表索引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研究背景 |
1.2.1 理论背景 |
1.2.2 现实背景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本文创新 第2章 政府经济管理模式 |
2.1 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及类型 |
2.2 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 |
2.2.1 公共选择理论 |
2.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2.2.3 行政生态理论 |
2.3 相关研究概况 |
2.3.1 国外研究 |
2.3.2 国内研究 |
2.4 政府管理经济的历史之争 |
2.4.1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争 |
2.4.2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期间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争 |
2.4.3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同国家干预主义之争 第3章 经济全球化及其对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 |
3.1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 |
3.1.1 国际贸易快速增长 |
3.1.2 跨国公司迅猛发展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加快 |
3.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及资本流动 |
3.2.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
3.2.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资本流动 |
3.3 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经济管理的一般要求 |
3.3.1 行政体制简约化 |
3.3.2 法律体系健全化 |
3.3.3 管理方式市场化 |
3.3.4 政府政策服务化 |
3.3.5 社保体系后勤化 第4章 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变革的现实基础 |
4.1 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 |
4.1.1 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演变 |
4.1.2 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演变 |
4.1.3 政府经济管理机构设置的演变 |
4.1.4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挑战 |
4.2 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 |
4.2.1 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 |
4.2.2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第5章 政府经济管理模式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
5.1 成本-效益分析对政府经济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性 |
5.1.1 完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 |
5.1.2 顺应市场经济中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的需要 |
5.1.3 有利于节省经济资源,促进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 |
5.1.4 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重塑政府形象 |
5.2 政府改革的成本分析 |
5.2.1 不同标准下对政府改革的成本划分 |
5.2.2 从经济学角度对政府改革成本的划分 |
5.2.3 小结 |
5.3 政府改革的效益分析 |
5.3.1 政府改革的直接效应 |
5.3.2 政府改革的间接效益 |
5.4 政府经济管理的绩效评估 |
5.4.1 绩效评估的涵义 |
5.4.2 绩效评估的意义 |
5.4.3 绩效评估的方法 |
5.4.4 运用成本-收益法对我国政府绩效的评估 第6章 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改革之一:转变职能 |
6.1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的动因 |
6.1.1 贸易的全球自由化要求政府转变经济管理职能 |
6.1.2 金融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要求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
6.1.3 外商投资的全球化要求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
6.1.4 国际经济组织要求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
6.2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的进展 |
6.2.1 以市场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 |
6.2.2 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 |
6.2.3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6.2.4 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6.3 目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
6.3.1 未能形成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
6.3.2 法制环境建设亟待改进 |
6.3.3 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尚未得以彻底理清 |
6.4 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
6.4.1 建设公平、竞争、高效的市场环境 |
6.4.2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方向 |
6.4.3 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重点 第7章 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新之二:管理手段 |
7.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运用经济手段的意义 |
7.1.1 运用经济手段是推动经济建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在要求 |
7.1.2 运用经济手段是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 |
7.2 当代西方成熟的经济手段:开放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手段 |
7.2.1 开放条件经济总量平衡原理 |
7.2.2 开放条件下政府对财政货币手段的应用 |
7.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手段的运用与经验总结 |
7.3.1 “软着陆”中经济手段的搭配运用 |
7.3.2 “点刹车”下对土地使用审批权的控制 第8章 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新之三:机构改革 |
8.1 中国以往机构改革的特点、问题及原因 |
8.1.1 前7次机构改革的基本特点 |
8.1.2 政府机构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8.1.3 形成政府机构改革特点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
8.2 西方行政机构改革的新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8.2.1 “小政府”趋势 |
8.2.2 决策与执行职能及机构的分离趋势 |
8.2.3 行政机构的分权化趋势 |
8.2.4 综合调整职能及机构强化的趋势 |
8.2.5 灵活政府模式与机构设置的弹性化趋势 |
8.2.6 政府机构改革法治化趋势 |
8.3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原则与若干建议 |
8.3.1 推进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8.3.2 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 |
8.3.3 机构改革的方向:与转变职能相适应 |
8.3.4 机构改革的标尺:实行严格有效的成本-效益核算 |
8.3.5 推进依法行政,实现政府机构改革法治化 |
8.3.6 建立反危机机构体系,提高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论文提纲范文)
导论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概念的界定 |
三、利用外资问题研究述评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五、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1930—1970年代)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思想 |
二、列宁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论述及利用外资思想 |
三、苏联利用外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基本历程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轨迹 |
二、20世纪50年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 |
三、从20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评价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走入误区的原因 |
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评价 |
第二章 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1978—1985)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政策的酝酿与启动 |
一、利用外资重新启动的历史背景 |
二、利用外资的酝酿过程 |
第二节 利用外资政策的出台 |
一、一系列利用外资重大举措的出台 |
二、利用外资政策的实施 |
三、利用外资问题上的争论与“租界风波” |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绩效与特点 |
一、利用外资的成效 |
二、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消极影响 |
三、利用外资的几个重要特点 |
第三章 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1991)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 |
一、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背景 |
二、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 |
三、“第二次投资热潮”的形成 |
第二节 利用外资的曲折发展 |
一、治理整顿对利用外资的影响 |
二、“六·四事件”的消极影响 |
三、“洋浦风波”——围绕是开放还是“卖国”的争论 |
四、利用外资走出阴影 |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 |
一、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效 |
二、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利用外资的快速发展(1992—1996)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一、冲破“姓资姓社”的思想迷雾 |
二、利用外资新的发展态势 |
三、利用外资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第二节 外资政策的实施与国民待遇体制的初步探索 |
一、改善投资环境,拓宽利用外资领域 |
二、出台新的产业政策,加强利用外资的产业导向 |
三、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争论及特区外资政策的调整 |
四、逐步实行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体制 |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 |
一、利用外资的成效 |
二、外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
第五章 加入WTO前后利用外资的稳步发展(1997—2005)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政策继续完善的背景 |
一、围绕利用外资问题的争论 |
二、国际国内利用外资环境变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影响 |
三、利用外资指导思想的转变 |
第二节 加入WTO前利用外资政策的继续完善 |
一、实施多元化引资战略,多渠道多方式吸收外商投资 |
二、继续强化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 |
三、继续扩大外商投资领域,积极鼓励外商来华投资 |
四、完善外商投资的地区布局,加大中西部引资力度 |
五、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 |
第三节 加入WTO后利用外资政策的继续完善 |
一、加入WTO后中国继续完善利用外资政策的背景 |
二、利用外资政策需要实行的战略转变 |
三、利用外资政策的继续完善 |
四、利用外资战略的重大转变——实施“走出去”战略 |
第四节 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 |
一、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效 |
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第六章 利用外资政策的演进路径及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利用外资的演进路径 |
一、利用外资在空间上的演进 |
二、利用外资在方式上的演进 |
三、利用外资在战略目标上的演进 |
四、利用外资政策体系的演进 |
第二节 利用外资的动因分析 |
一、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的需要 |
二、利用外资在国际分工方面的比较优势 |
三、稳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 |
四、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符合比较优势的外资政策 |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 |
一、解放思想,大胆实验,勇于创新,不断进行政策上的调整和完善 |
二、坚持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适度举借外债 |
三、努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
四、从坚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到主动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 |
五、坚持政策导向性,利用外资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服务 |
第七章 利用外资的影响、问题及思考 |
第一节 利用外资的积极影响 |
一、缓解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经济的发展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 |
三、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四、促进了中国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
五、扩大了就业、缓解了就业压力 |
六、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加深了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 |
第二节 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
一、地方政府在引资中恶性竞争,利用外资效益低下 |
二、优惠政策的滥用,使内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不公平 |
三、“市场换技术”政策存在的严重问题 |
四、外资企业逃税和利润成本转移使中方蒙受损失 |
五、跨国公司投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
六、利用外资增加了中国经济安全的不稳定性因素 |
七、外资立法体系不完善 |
第三节 进一步利用外资的思考 |
一、政府转换角色,引资的主体由政府转为企业 |
二、内外资政策从差别政策、倾斜政策转向统一的环境政策 |
三、转变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
四、强化外资政策地区导向,加大中西部引资力度 |
五、在利用外资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制度变迁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0 导言 |
0.1 选题意义 |
0.2 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
0.3 主要创新点 |
1 二元经济转换理论及其评价 |
1.1 结构主义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理论 |
1.1.1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转化理论 |
1.1.1.1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 |
1.1.1.2 对刘易斯二元经济转换理论的评价 |
1.1.2 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 |
1.1.2.1 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的主要内容 |
1.1.2.2 对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评价 |
1.1.3 对结构主义二元经济转换模型的评价 |
1.1.4 钱纳里的结构转变理论 |
1.1.4.1 钱纳里结构转变理论的主要内容 |
1.1.4.2 对钱纳里结构转变理论的评价 |
1.1.5 舒尔茨的二元经济转变理论 |
1.2 新古典主义的二元经济转换理论 |
1.2.1 乔根森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 |
1.2.2 对乔根森二元经济转换理论的评价 |
1.3 凯恩斯主义的二元经济转换理论 |
1.3.1 拉克西特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 |
1.3.2 对拉克西特模型的简要评价 |
2 二元经济转化模式 |
2.1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般过程 |
2.1.1 工业化 |
2.1.2 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 |
2.1.3 工业化与城市化推进 |
2.1.4 工业化与人口增长 |
2.1.5 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 |
2.2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制度变迁 |
2.2.1 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系 |
2.2.2 正式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2.2.3 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2.2.4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制度变迁机制 |
2.3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模式 |
2.3.1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多因素模型 |
2.3.1.1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多因素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 |
2.3.1.2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多因素模型之二——多因素作用流程模型 |
2.3.2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模式 |
2.3.3 二元经济转换的模式与战略的关系 |
3 挑战与应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环境与战略选择 |
3.1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强化 |
3.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非典型特征 |
3.2.1 工业资本密集倾向严重 |
3.2.2 就业结构转变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变 |
3.2.3 工农业、城乡经济不协调突出 |
3.2.4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
3.2.5 制度变迁难度大,严重制约工业化 |
3.3 建国以来我国二元经济差距的演变 |
3.3.1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差距演变的描述 |
3.3.2 中国二元经济差距演变的原因 |
3.4 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面临的新环境 |
3.4.1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变化 |
3.4.2 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3.4.3 体制转型向纵深推进 |
3.5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3.5.1 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 |
3.5.2 新的宏观环境中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新契机 |
3.5.3 加入WTO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 |
3.5.3.1 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影响 |
3.5.3.2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3.6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战略选择 |
4 要素的流动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
4.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4.1.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系 |
4.1.2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影响因素 |
4.1.3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机制 |
4.1.4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矛盾 |
4.1.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 |
4.1.6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
4.2 创新土地制度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4.2.1 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的基本形式 |
4.2.2 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发展 |
4.2.3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
4.2.4 土地制度创新的效率分析框架 |
4.2.4.1 经营规模维度分析 |
4.2.4.2 产权制度维度分析 |
4.2.4.3 土地制度安排原则和不同模式的效率比较 |
4.2.4.4 结论 |
4.2.5 中国土地经营制度的创新 |
4.2.5.1 土地经营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
4.2.5.2 对现有的土地规模经营模式的审视 |
4.2.5.3 新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的探讨 |
4.2.6 确立农民土地法人财产权,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
4.2.6.1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安排的弊端 |
4.2.6.2 改革以来农村土地产权的演变路径 |
4.2.6.3 确立和完善农户土地法人产权 |
4.3 农业技术进步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制度创新 |
4.3.1 农业技术进步的理论 |
4.3.1.1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4.3.1.2 科克伦和约翰逊的农业技术扩散应用理论 |
4.3.1.3 速水-拉坦的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 |
4.3.2 促进中国农村技术进步的制度创新 |
4.3.2.1 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
4.3.2.2 技术需求分析 |
4.3.2.3 技术供给分析 |
4.3.2.4 农业技术推广 |
4.3.2.5 推动技术进步主体协作,共同促进农村技术进步 |
5 城乡工业协调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5.1 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的反思 |
5.1.1 工业化模式 |
5.1.1.1 工业化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意义 |
5.1.1.2 工业化的发动与制约因素 |
5.1.1.3 工业化的模式 |
5.1.2 中国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的形成和特点 |
5.1.3 重工业优先工业化模式的后果 |
5.1.4 重工业优先工业化模式的内在联系分析 |
5.2 中国工业化模式的调整 |
5.2.1 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
5.2.2 中国工业化模式的调整 |
5.2.3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方面 |
5.2.4 农村工业发展与二元工业化结构的特征 |
5.2.5 农村工业化的贡献 |
5.3 我国二元工业化演进的阶段性 |
5.4 现阶段我国城乡工业协调发展遇到的困难 |
5.4.1 城市工业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 |
5.4.2 农村工业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
5.4.3 城乡工业发展中的不协调 |
5.5 构造城乡工业协调发展的机制 |
5.5.1 构造城乡工业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 |
5.5.2 理顺农村工业企业的产权关系,构造城乡工业协调发展的机制 |
6 城市化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6.1 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
6.1.1 城市化的发展 |
6.1.2 城市化的运行机制 |
6.1.3 城市化的制约因素 |
6.1.3.1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剩余与城市化关系的论述 |
6.1.3.2 马克思对农业剩余与城市化关系的论述 |
6.1.3.3 农业现代化模式对城市化的影响 |
6.1.3.4 土地制度形式对城市化的影响 |
6.1.3.5 工业化战略对城市化的影响 |
6.1.3.6 文化、制度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 |
6.1.4 城市化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作用 |
6.2 中国城市化的滞后及其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 |
6.2.1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轨迹 |
6.2.2 中国城市化的特点 |
6.2.3 中国城市化的水平 |
6.2.4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分析 |
6.2.5 城市化滞后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 |
6.3 二元结构转换与城市化的协调推进 |
6.3.1 我国城市化的指导原则 |
6.3.2 我国二元城市化的战略部署 |
6.3.3 城市化主体的微观分析 |
6.3.3.1 政府行为的分析 |
6.3.3.2 农民和企业行为的分析 |
6.3.4 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
7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协调 |
7.1 区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回顾 |
7.1.1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
7.1.2 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7.1.3 威廉逊的区域增长差异呈倒“U”字形变动趋向的理论 |
7.1.4 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及评价 |
7.2 中国区域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发展 |
7.2.1 自然环境对二元区域结构形成的作用 |
7.2.2 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对区域二元结构形成的影响 |
7.2.3 体制因素:改革滞后制约了西部地区后发优势的发挥 |
7.2.4 观念因素:思想僵化,束缚了经济起飞的翅膀 |
7.2.5 基础设施差异 |
7.2.6 产业结构差异 |
7.2.7 区域二元差距的表现 |
7.3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协调推进 |
7.3.1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 |
7.3.2 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二元结构转换协调协调推进的机制 |
7.3.3 中国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不协调 |
7.3.4 完善中国区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协调机制 |
7.3.5 促进中国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协调发展的政策 |
7.3.6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区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连接点 |
7.3.6.1 西部地区城乡工业的使命 |
7.3.6.2 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
7.3.6.3 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出路 |
8 农村组织创新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8.1 农户行为:理性、低效之谜 |
8.1.1 关于农户行为的理论回顾 |
8.1.2 农户家庭的功能和特点 |
8.1.3 农户理性行为的悖论 |
8.1.3.1 农户行为分析的假设 |
8.1.3.2 农户理性行为的实证 |
8.1.3.3 农户理性行为的简单归纳 |
8.1.3.4 农户行为理性与宏观效益的对立 |
8.1.4 制度解释:农户行为悖论的根源 |
8.2 培育创新农业经营者:走出农村经济困境出路之一 |
8.2.1 两种不同农业经营模式:小农经济和农业资本家 |
8.2.2 培育创新农业经营者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
8.2.3 创新农业经营者的成长机制 |
8.2.4 促进创新农业经营者形成的制度创新 |
8.3 提高农民组织程度:走出农村经济发展困境途径之二 |
8.3.1 农民经济组织分析框架:成本-收益分析 |
8.3.1.1 家庭农民组织模型的分析 |
8.3.1.2 农村大规模经济组织的成本-收益分析 |
8.3.2 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经济 |
8.3.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其制度创新 |
8.3.3.1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条件。 |
8.3.3.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
8.3.3.3 以制度创新推动农村经济组织创新 |
8.4 形成农民利益集团:争取有利的发展环境 |
8.4.1 利益集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资源 |
8.4.2 农民利益集团形成困难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
8.4.3 促进农民利益集团的形成 |
8.4.3.1 促使利益集团形成的因素 |
8.4.3.2 中国农民利益集团形成的制约因素 |
8.4.3.3 促进农民利益集团形成的措施 |
9 宏观环境建设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9.1 改革二元财政体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因素 |
9.1.1 中国的二元财政制度 |
9.1.2 二元财政制度对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 |
9.1.3 消除二元财政制度,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9.2 改造金融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因素 |
9.2.1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
9.2.2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金融市场 |
9.2.3 中国的双重二元金融格局 |
9.2.4 农村金融的现实:金融约束制约农业发展转型 |
9.2.5 改变二元金融格局,支持农村金融发展 |
9.2.6 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增强农村资金供给能力 |
9.3 优化开放战略,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9.3.1 封闭经济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 |
9.3.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放战略的反思与调整 |
9.3.3 加入WTO后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 |
9.4 二元化的文化演进与城乡二元经济够转换 |
9.4.1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 |
9.4.2 我国非正式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 |
9.4.3 推动文化演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
参考文献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声明 |
后记 |
四、加入WTO:加速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3]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4]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聚焦中国:经验与挑战(Ⅱ)[J]. Przemyslaw Kowalski,Hildegunn Nords,Dirk Pilat,Norihiko Yamano,Naomitsu Yashiro,Kathrin Hoeckel,Andreas Schleicher,Michael Borowitz,Valérie Paris,Serge Gas,Richard Carey. 科学观察, 2013(03)
- [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D]. 刘佳义. 湖南大学, 2007(06)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D]. 尹永纯.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2)
- [10]制度变迁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D]. 文峰. 四川大学, 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