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准公共物品理论与四川水电产业融资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冯欣[1]（2021）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农业生产的必须要素。面对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和农业用水浪费严重的现状,农业水价改革势在必行。但农业用水提价与农民承载力间的矛盾,制约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开展。因此,进行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出发,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对于推动改革开展、优化水资源配置和破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用加权Topsis法、Micthell评分法、模糊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在分析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特征和问题的基础上,评价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识别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分析了其利益诉求和影响水价的机理,确定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及其分担水价,提出了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划分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阶段,阐明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划分为初始、深入试点、全面推进和分类施策四个阶段,归纳了各阶段特性。分析了改革中制度变迁和机制形成的过程,任务分配和改革进展的空间特征,以及机制落实和节水增效的改革成效。总结了改革创新、多样化的做法和明显的分类特征。（2）构建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根据改革特征和文献研究,确定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文献分析法和加权Topsis法,分别从指导政府决策和客观定量评价两个角度出发,对31省（区）改革进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各省改革进展评价得分在43.332-99.97分之间,呈现南方>北方,东部>西部>中部的区域特征。粮食主产区受改革任务重、难度大、承载力低等因素影响,改革进展普遍偏慢,需要建立改革激励和农业水价分担机制。（3）明确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判定和评价方法,丰富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理论。对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进行定义、识别和分类,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在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诉求和影响农业水价的机理。利用专家咨询法进行利益相关者评价,得分在1.55-7.243,呈现农业用水供给方>农业用水使用方>支援保障方,政府>农户>社会。从利益评价和利益诉求出发,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分担方式,明确了政府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政府、农户在农业水价分担中的主体地位。（4）提出了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评估方法,明确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的评估方法包含定性评估、定量评估、综合分析及修正4个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定性的利益评价;利用C-D生产函数、单位效益和模糊数学模型等方法,从粮食安全、灌溉效益和生态价值3个角度出发,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进行定量评估;对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从激励地方改革和扶持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目标出发进行修正,最终确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结果显示,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分别在0.302-0.399,0.292-0.472和0.21-0.395;中央、地方和农户承担的农业水价分别在0.011-0.204元/m3,0.010-0.236元/m3,0.009-0.217元/m3;根据2018年粮食播种和灌溉情况,确定当年粮食灌溉共产生水费496.82亿元,其中中央政府172.1亿元,地方政府165.19亿元,农户159.54亿元。（5）建立了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提供了破解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困境的途径。在改革进展、利益相关者和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核心,四个服务”的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对于破解改革困境、推动改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点:（1）提出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进行了评价;（2）提出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判定和评价方法,丰富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理论;（3）提出了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确定方法,确定了各省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刘琨[2]（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严宏[3]（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陈敏[4]（2020）在《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饮水安全是世界性难题,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和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我国也不例外:近40年来先后投资1.5万亿元、新建1100多万处农村饮水工程、覆盖近10亿农村居民。从工程覆盖面看,我国应已全面解决了农村居民饮水问题。但调查和统计显示,情况并不乐观,农村饮水数量上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价格上供高于求、质量上供低于求等矛盾问题处处存在（陈敏,2020）。一方面是有水供给但无人使用,农村地区尤其是南方农村存在大量饮水工程被抛荒,供能闲置50%以上,水利部暗访统计也证实有50%左右的农村饮水工程表现为不可持续;长江水利科学院对重庆试点区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评价,只有38.5%达到可持续标准。另一方面是有部分农村居民没有水用或者有人乱用水、浪费水的情况并存,大量农村居民依旧过着喝望天水的生活,包括部分工程覆盖范围的居民,也有居民挥霍着政府提供的福利水、免费水。可见,有工程覆盖≠有产品供给,有供给≠有效供给,百姓有需要≠市场有需求。农村饮水为什么会大量出现“有供有需但非有效”的情况?这是国内外众多专家持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有效的农村饮水制度安排?为什么要进行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创新?如何进行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创新?研究目标有三:一是把握农村饮水供给的变动规律、本质属性、现实需求和阶段性特征;二是明确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及其内在机理;三是揭示制约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具体制度因素及其形成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制度创新思路和具体建议。研究思路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农村饮水的产品属性入手,以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为目标,以明确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的总体思路和现实条件为切入点,试图通过构建农村饮水市场供给有效性分析模型,对农村饮水市场供给有效性进行检验,对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创新重要性和制度创新内容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从农村饮水制度设计冲突、农村饮水供给主体制度落地矛盾、农村饮水融资投入制度困境等维度,分析相关制度的缺陷及其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建议,以期为更好地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克服“泛市场化”“泛公益化”两种错误认识,进而构建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农村饮水安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应具有优先保障地位（第3章）。通过追溯农村饮水安全的发展历程,并与其他类似公共产品比较分析,可得到农村饮水安全具有基础性和致命性、垄断性和群体性、阶段性和反复性、区域性和差异性、资源性和流动性等本质属性和公益性和经营性杂糅、规模效益和规模不经济并存、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混合、建设不标准和运行不规范叠加、社会供给和自我供给交叉、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交织等阶段性特征,其需求具有钢性强、受众宽、空间大等特点,在农村所有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优先地位。（2）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的关键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权责范围并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第4章）。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百姓饮水中市场需求部分和基本需求的市场有效部分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法则进行供给;又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兜底保基本民生中作用,对基本需求中的市场失灵部分,应该由政府兜底保障,政府既不能越位,更不能错位、缺位。（3）市场失灵是当前农村饮水安全市场的主体表现（第5章）。通过构建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市场分析模型,推导当前1100多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可能存在的360种市场供需情形中,只有72种市场有效,这意味着理论上农村饮水市场80%会失灵,为政府参与农村饮水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4）改进和创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是政府当前破解农村饮水有效供给难题的有效途径（第6、7、8章）。当前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建设时期已经结束,饮水供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发生深刻变化,通过考察搜集到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的38个农村饮水制度,发现之前以工程为中心、以投资为中心、以管理为中心的农村饮水制度难以适应新矛盾、新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进和创新,通过创新建立以分区定性、分段定责、分量计价的农村饮水安全制度体系,包括总供给-总销售制度（CS-CS制度）、阶段水价制度、城乡联动联调水价制度、“双通道”决策制度、专用水票“需求侧”直补制度、内部交叉补贴制度等,释放制度红利、巩固建设成果,既可提高投资效益,又可增强百姓福祉。本文可能的创新点:（1）提出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按照覆盖范围和缺失危害程度标准,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分区（ABCD）设计理论,并发现农村饮水处于A区的优先地位。并按照供需关系和市场原则,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进行分区,划分了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界限,发现农村饮水刚需部分（ac C）在农村公共产品保障中的特殊地位。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有助于回答“农村饮水安全是不是公共产品”“农村饮水为何需要优先供给”“如何厘清市场和政府在供给农村饮水职责的界限”等基本问题。（2）构建融合“价格控制”和“供求干预”为一体的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基于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本文构建了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市场分析模型,把农村饮水需求分解为基本需求（公益品）和非基本需求（市场产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在农村饮水有效供给中的职责边界。这一研究结论可为在减轻政府负担中压实政府责任、在增加企业责任中促进企业发展,把原来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独木桥”路径变成“双通道”提供依据。（3）基于“卡尔-希克斯标准”构建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本文从定性制度、责任制度、融资制度等9个方面,考察了3个层面、38个农村饮水制度的效率,剖析了制度失灵的内在机理,并按照“卡尔-希克斯标准”进行制度改进,创新了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回答了“农民可用多少水、交多少费”“政府该尽什么责、补多少钱”等长期困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的基本问题。
傅伟[5]（2020）在《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文中提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公共物品价格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当今研究依然具有现实需要。一是基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需要,二是基于提升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需要,三是基于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点的需要。纵观已有研究,对“公共物品”的探讨多从公共财政切入,而对“价格”的探讨则多为私人物品交换领域,尽管“公共物品价格”一词频繁出现于众多文献并成为了常用词汇,但两个概念之所以能够结合的机理尚有待进一步解析;已有研究较多地仿照私人物品价格分析的新古典范式,可能难以解释现实中的某些公共物品定价行为,有必要寻找新的交易范式公共物品理论,从产权标价的内在性和“一致同意规则”的决策性,重新理解和确立公共物品价格的经济学内涵。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与评述、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贡献。第二章分别阐述了公共物品和价格的基本涵义。从消费角度,根据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同,可将社会提供的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其中,公共物品又可细分为两类,分别是纯公共品以及准公共品。关于私人物品,其消费特征为竞争性以及排他性,纯公共品反之,准公共品则有三种定义,分别是雷诺兹定义（准公共品是具有外部性的私人物品）、植草益定义（准公共品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或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的物品）和布坎南定义（准公共品是俱乐部物品）。从生产角度,所谓公共物品,是指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或由组织提供的物品,或经集体决策提供的物品。本文认为,是制度选择决定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分类。价格形式反映了某种单位使用价值与货币单位数量的量比关系,体现了物品的有用性、物品的稀缺性、物品的产权性、评价的货币性、交易的博弈性、社会的互动性和支付的代价性。价格形成的价值基础归纳起来有供给侧价值论、需求侧价值论和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供求价值论,但它们均淡漠了物品产权在价格形成中的前置地位和实质内容。只有首先确立交易主体对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及交易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交易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同时产权作为一切依据某种生产要素获取收入的权利,其拥有的要素因使用或耗费而付出的货币代价或价值牺牲便构成了物品的成本,生成和创造的价值便构成了物品的收益,交易中让与和取得的产权权利束的大小便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对价值的探讨有必要回归哲学关于价值定义的本源,公共物品的纳入意味着应将价格概念广义化,方能实现逻辑的自洽。第三章分别从广义的物品、产权、成本、收益和交换等方面对传统的价格范畴进行拓展,得出广义价格的命题。任何价格都是某个或某种、某类物品的价格。人作为“社会人”结群而居,除了个人需要之外还存在共同需要,有赖组织提供。这包括公共资源、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发展、有益品等公共物品。随着人类需要的物品由私人物品向公共物品拓展,价格圈也相应地要由私人物品价格延展到公共物品价格。任何有用且稀缺的物品都有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与之相匹配,产权的让与是各种交换形成的重要原因,交换的同时会产生产权成本和产权收益。广义的产权泛指一切依据某种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权利,一个完整清晰的产权包括排他的所有权、自由的转让权和剩余的索取权,或者包括所有权财产和“共同财产”。人类社会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社团产权三种基本的产权制度,分别对应私人物品、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种物品。成本是指在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基于要素使用或耗费而付出的货币代价或价值牺牲,并随要素范畴的延展而广义化。广义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分别反映了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环境、今人与后人打交道所发生的成本,是分别耗费生产要素、制度要素、环境要素、可持续要素所支付的货币代价和价值牺牲。成本广义化过程中存在层次态演进规律,价格决策者要以广义成本为最低经济界限。要素的投入一方面产生了成本,另一方面产生了收益。价格是产生收益的因素之一,且平均收益便是价格。广义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社会收益和生态收益。它们分别是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运用生产要素所生成和创造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和生态价值。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非经济利益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并通过各种可计量的方式纳入价格体系。广义的成本和广义的收益必须通过交换获得社会承认,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实现,同时广义的物品和广义的产权也使交换的对象和内容发生变化,为此需要将交换广义化。广义的交换是产权让与和取得的交易行为。这表明无论交易主体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还是同一经济主体内部,交易客体是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交易方式是自愿还是强制,交易价格是等价还是不等价,只要其间发生了产权的让与和取得的行为,便属于交易的范畴,在交易中所让与和取得的产权价值的货币标度,便是物品的价格。价格由自由价格向规制价格的演进,税收由税收收入向非税收入的演进,也说明了交换与分配具有同一性,可以在广义交换的命题中获得统一。据此所构造的以市场和科层为两端的交易频谱上,各类物品、产权和价格形态可以有序分布。由此得出,广义的价格是物品产权价值让与和取得的货币标度。从让与主体来看,是让与主体基于所拥有的要素使用或耗费所付出的成本的补偿索价;从取得主体来看,是取得主体为获得物品产权的收益而愿意支付的代价。广义价格包括狭义的市场价格、收费和税收。广义价格的形成和实现是通过交易各方的博弈,遵循“一致同意规则”达成的均衡价格。以交易成本为生产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私人物品实行私人产权和价格制度,纯公共品实行集体产权和税收制度,准公共品实行社团产权和收费制度,是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选择。通过对企业循环经济的初始投入、生产、销售、消费回收环节中的价格、税费、押金、基金、罚款、补贴、政府采购等的考察,不仅表明广义价格的客观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广义价格手段的组合运用,可使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价值链保持增值,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才是广义价格论的真正用武之地。第四章以广义价格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机理和机制。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机理与私人物品价格有所不同,一是存在多个交易环节,二是存在多种价格形式,三是存在多重价格水平,四是存在多条补偿渠道,五是遵循“一致同意”或“大多数同意”的集体定价决策方式,经一致同意达成的均衡价格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之所以作此制度安排,是为了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纯公共品供给的成本由供给决策成本、生产成本、代理成本构成,三者之和构成纯公共品的总价格即税收总额,个人所缴纳的税金则为个人为取得纯公共品所支付的个体价格。纯公共品价格的优化体现在供求实现最优均衡、补偿成本最小化和税制优化。准公共品Ⅰ是指可由公私部门共同提供,允许市场竞争经营的公益性准公共品,其价格由市场经营价格（私人价格）和政府补偿或规制价格（公共价格）合成,其价值补偿来自市场价格和政府补贴双重途径,其中政府补贴的力度视物品公益性程度的大小而定。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则更多的是限制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准公共品Ⅱ是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营性准公共品,其价格具有明显的行政定价和市场定价结合的特征。应区别进入有无障碍、企业有无承受力和自然垄断强弱状况,采取不同的规制决策,达到激励与约束兼容,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兼顾。准公共品Ⅲ是指外部性物品。可通过庇古提出的补贴和税收方式、科斯提出的产权交易方式、威廉姆森提出的纵向一体化方式、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将外部性内在化。第五章在机理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进而阐述公共物品价格的一般计量模型。公共物品价格计量模型由两个自变量构成,一个是定价基础（Bi）,即向个人定价的基础,取决于各类公共物品的消费特征和公共物品的定价目标,有以受益为基础定价和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定价;另一个是价格结构系数（Ki）,其取决于定价的政策目标和定价方法的特点,有线性模型（如定额模型、均一价格模型）和非线性模型（如多部制价格、递增（递减）定价、高峰负荷定价）。第六章研究了公共物品的价格政策。首先阐述了纯公共品的分级供应模式和分税制政策。在分析纯公共品价格结构、税收政策体系的基础上,讨论了税收政策规制问题,指出应税费归位。接着分析了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目标,在回顾我国准共品价格政策目标取向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均衡点”的固化控制为“安定带”的区间调控,变市场、政府分轨定价为“市场+政府”合轨定价,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警。变单打独斗为综合治理的改革建议。第七章为研究结论和展望。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由于侧重于从概念逻辑和理论思辨上进行规范分析,而在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方面存在欠缺,在广义价格研究方面缺乏深入,有待后续研究予以改进和深化。
廖剑南[6]（2020）在《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在我国面临着重度老龄化国家、家庭的小型化和“421养老”负担的家庭结构趋势逐渐显现的背景下,政府的财政支付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多元化养老需求,而养老服务产业投资的长期性、稳定性和高安全性这三大特点与PPP模式的特点相吻合,因此,PPP模式作为一种有效的融资管理方式可以与养老产业有效结合。社会资本作为PPP模式养老项目重要的参与者,通过雄厚的资金、丰富的技术、专业的人才、有效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等优势,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养老环境。但是,社会资本方在参与PPP模式养老项目中会面对诸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从项目的定价、融资到收益等与投资决策相关的内容,这些对其是否参与养老项目都存在疑虑,因此,在社会资本决定参与投资PPP模式养老项目时,项目的各个阶段存在何种风险因素?政府与社会资本对于各项风险因素的责任如何划分?如何做好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定价与投资收益决策?项目以何种方式融资?诸如此类的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中的问题都是目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决策研究”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投资决策”的视角,以“公共产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项目管理理论”和“投资决策理论”为理论支点,通过运用实证分析、模糊综合分析和蒙特卡罗模拟等方法,对PPP模式养老项目的风险因素、政府和社会资本风险分担情况、项目的投资定价决策、投资收益决策和投资融资决策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将项目的投资定价模型与投资收益模型应用于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的案例中证明其可行性,并提出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融资方式。本文由八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与述评。在梳理我国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研究的学术史的同时,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从创新的角度,提出本文的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介绍与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相关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公共产品理论、项目区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等PPP模式项目相关理论以及与项目投资决策相关的风险、定价、融资和收益理论等,为论文对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现状分析、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打下基础。第三章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现状分析。从目前我国面临严峻的老年人养老需求问题入手,介绍我国目前养老产业项目投资决策的现状和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面临的相关问题。第四章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风险因素研究。通过对PPP模式养老项目的风险进行分解,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项目投资中的风险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把从定性分析的风险转化为基于指标构建的定量方法分析风险因素,确定PPP模式养老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最后得出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中主要的风险因素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关于风险因素的责任分担比例。第五章介绍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定价决策模型。立足于养老项目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风险的承担与主要风险影响因素,依据我国现实的经济水平对项目的价格进行定价。从价格构成、需求导向定价和基于博弈的角度设计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定价模型,同时计算有政府补贴和没有政府补贴时的项目市场定价,最后将构造的投资定价决策模型应用于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的案例。第六章介绍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融资方式。目前我国在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的实施中面临着融资困难的问题。论文从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PPP模式养老项目融资、基于资产证券化的PPP模式养老项目融资供给和推进保险资金参与PPP模式养老项目建设三个角度,阐述了构建全生命周期角度下的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融资方式的创新理念,期望能对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中的融资问题提出适当的解决思路。第七章介绍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收益决策模型。首先,通过运用基于概率论思想的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并确定PPP模式养老项目中的变量,测量其概率分布,由此建立合理的模型参数;其次,从项目收益率、投资年限和净现值三个角度对项目在土地风险、调价风险和需求风险三个条件下的PPP模式养老项目进行模型设计,并寻求对该类型的项目更合适的投资收益分析方法,同时,政府对PPP模式养老项目的财政补贴也是作为该项目是否可行的重要依据;最后,将构造的投资收益决策模型应用于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的案例。第八章全文的总结与展望。基于全文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作者的政策性建议,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通过上述的研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养老产业需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目前,我国政府的财政收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缺口,原本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收支模式也难以持续,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也处于转型阶段,但是,一方面,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和增长率却呈现快速增长的状态,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日趋多元;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资本方拥有着雄厚的资金、成熟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的人才,不仅可以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也可以通过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获得一定的收益。政府部门通过给予社会资本优惠政策并且与社会资本方共同承担项目的风险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PPP模式养老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最终为我国老年人群体提供合适满意的养老服务。（2）投资决策中收益是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养老项目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投资PPP模式养老项目是为了在保证项目风险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稳定地获取一定的项目收益,而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大部分投资PPP模式养老项目的社会资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盈利,约占总数50%的养老机构只是维持了养老项目的收益平衡,仅有大约20%的养老机构取得了项目利润盈余,而剩下30%的养老机构属于亏本的范畴,所以出现了社会上有大量的养老需求,但是很多企业却不愿意投资养老项目的局面。当然,这其中有养老产业发展水平的因素、社会资本方自身投资能力的因素和市场环境的因素,同时也有着制度环境的因素。（3）项目风险因素是社会资本投资PPP模式养老项目决策中考虑的重点在社会资本投资PPP模式养老项目决策中,融资困难、合作伙伴选择失误、市场需求不足和专业化水平不足等都是项目主要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会对项目的收益产生重要的影响。过高的项目风险会造成社会资本难以获得盈利甚至难以收回本金,从而使得社会资本在投资PPP模式养老项目面前望而却步,因此,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间合理地划分项目风险可以保障各方均承担了最适合的项目风险,推动了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持续运营和服务创新。（4）建立完善的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融资决策方式基于新公共服务角度下的多元共治思想,政府部门作为PPP模式养老项目必要的参与者,肩负协调组织其它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社会、企业和第三方部门共同参与到公共产品的服务和供给中,因而,PPP模式养老项目的社会资本方投资者是由社会多方构成的。建立完善的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融资决策方式,需要在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投资管理,将项目融资安全合理高效地运用于养老项目各个阶段。资产证券化作为目前世界上主要的项目融资方式之一可以借鉴到PPP模式养老项目中,可以解决银行贷款高额成本和社会资本项目退出机制等问题。保险资金与PPP模式养老项目具有诸多相契合的地方,通过将保险资金注入养老项目,从而对养老项目的建设、运营等阶段提供风险担保,同时保险资金也对PPP模式养老项目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了项目的结构和提升了项目的执行效率。（5）政府部门是否给予PPP模式养老项目补贴决定着社会资本是否投资项目政府给予PPP项目的补贴对于社会资本方是至关重要的,决定着社会资本投资PPP模式养老项目与否。通过实证的案例,养老项目的补贴会较大程度地影响社会资本方项目投资收益的回收期,若失去了政府的补贴,不少PPP模式养老项目将会难以在特许经营期内完成项目的预期收益,或者回收期超过特许经营期限的最大值,总体来说,政府部门给予的项目补贴是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方参与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的重要保证。但是,社会资本方不能完全依赖政府部门的项目补贴,而应该通过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优化项目的管理方式等方式提高项目的服务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本文主要的创新在于:（1）研究角度较为新颖。养老项目是未来热门的研究方向,但是基于PPP模式的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比较少,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研究养老产业的模式、养老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关的政策为主,但是涉及通过风险的角度来划分政府和社会资本投资PPP模式养老项目需要承担的风险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主要侧重于PPP模式养老项目中的社会资本方,明确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中的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风险分担方式和程度,由此确定不同的风险因素对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影响。（2）确定了更加合适的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中的定价与收益模型。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项目主要风险并建立基于PPP模式养老项目风险因素的投资定价与收益决策模型。本文立足于养老项目公私双方风险的承担及主要风险影响因素,依据我国现实的经济水平对PPP模式养老项目的产品进行定价,设计出符合政府部门、社会大众和社会资本三方诉求的养老项目产品价格,然后,通过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建立基于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中项目收益的变量和测量其概率分布,并建立合理的模型参数,在此基础上对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收益进行模型设计,最终寻求出对该类项目更合适的投资收益分析方法。（3）本文立足于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决策现状,为其提出该类项目合适的项目融资方式。PPP模式的养老项目融资方式与一般的项目不同,也与大多数的PPP模式项目的融资方式也有不同之处。在目前阶段,处于新兴发展时期的PPP模式养老项目面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风险,传统的融资方式还难以与该类项目完全接轨并提供项目融资,基于PPP模式养老项目自身的性质和特点,为其提出能较好地适用于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融资方式。
吴祺[7]（2020）在《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工程的圆满完成,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自主创新潜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着增强的环境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型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行业知识产权依存度偏高,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靠进口,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构成的梳理,客观评价了当前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实践的成就、经验和问题,根据新构建的创新活动分析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和路径特征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创新政策的宏观整体效应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并以财税政策为例,聚焦创新政策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论证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协同作用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创新政策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创新政策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取得了以下方面可能的创新成果:1、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现状评价。本文基于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回顾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历史,进而从主要成就、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客观系统的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水平和国际地位。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创新政策一直致力于解决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宏观政策为指导,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形成科技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优化。这背后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科技政策、创新体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理解的逐步深化。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政府市场和良性互动、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和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为:科研投入夯实创新基础、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还面临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等问题。2、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和典型模式。本文基于传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在其基础上优化完善,设计出用于分析中国创新活动的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路径归纳为“逼出来”、“等出来”、“争出来”、“网出来”这四种模式,并分别对各类创新模式的定义、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以四种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各类创新模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可称之为“逼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实行举国体制、集中科技精英、实施系统工程和增强综合国力为主要特征,其创新基础是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和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创新环境是国际封锁和军民融合同时并存,创新主体已由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逐步向军工集团和部分民营企业拓展。第二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一般以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和工程为依托,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时间差”、“空间差”和“政策差”等原因,该类创新往往具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要特征,从而提高了创新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以大型建筑央企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为我国高铁、桥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发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基本特征,其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业布局通常集中于战略新兴产业。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优秀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使企业实现了盈利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赢。第四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网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基础,以新兴互联网企业巨头为主体,以商业模式创新和强扩展性为主要特征,在移动社交、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成果显着,深刻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也存在垄断市场、滥用市场地位和复制商业模式等问题。3、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本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DEA超效率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首先,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创新的供给及需求方面政策均有着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两类政策的落实情况比较到位,但是创新环境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其次,不同时期内的创新政策效果有着明显差异,在“十一五”期间仅有供给型的创新政策有着显着的促进效应,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没未起到显着推动效果。而在“十二五”期间仅环境型创新政策无明显正向效果,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均产生了一定效果。最后,我国创新政策绩效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整体创新绩效相对较高,且常年处于有效率状态,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测算值则相对低下,长期均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尤其是个别西部省份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十分明显。该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水平,正确地揭示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有利于引导政府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甄别和选择。4、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除宏观层面的创新政策绩效测度外,本文还关注了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微观层面的效果。考虑到创新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财税政策这一典型的创新政策为代表,并将其细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探究该类政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具体提升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未享受财税政策的企业而言,享受了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相对于只享受了税收优惠的企业,同时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只有通过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配合,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才能最大程度的创新政策的激励效果,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创新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要明确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差异化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的创新价值实现机制,发挥政府的规制保障作用,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二是创新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区发展水平,尤其要考虑不同地区各类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会出现不同类别政策抵触现象,从而很难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三是以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绩效评价中均未体现出应有的激励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均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环境型创新政策工具的完善和落实,营造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
李宏斌[8]（2020）在《公共文化PPP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识别、分担及评价研究 ——以广西某文化广场项目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PPP模式在公共文化项目的应用增多,但风险也逐渐显现,如资金需求大,社会资本方可能通过“明股实债”让政府背上高息债务,加重了未来财政压力;由于项目经营性收入低,在建设期常常捆绑其他项目资源如土地进行融资,与现行政策抵触;由于项目付费主要依靠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容易出现政府财务状态不佳导致社会资本方投资难以回收等。本文以广西某文化广场PPP项目为对象,研究该项目建设及运营的风险识别、风险分担和风险评价。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公共文化PPP项目的风险项目进行识别,提出了共性的项目生命周期风险因素,再采用专家访谈法明确了项目特定风险因素;基于问卷调研提出了合理的风险分担方式,通过定量评价得出关键风险因素,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分析了关键风险因素间的影响特征;最后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风险防范对策。研究发现,公共文化项目特色在于投资额大、功能要求复杂、参与方众多、收益低和需求不确定等,且该类项目PPP模式应用处于初期,面临运作并不成熟,合同管理不规范,金融工具缺失等问题。实施PPP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关键风险要素包括前期和建设期的融资风险、审批延误风险、投资超支风险、政府干预风险等;运营移交期的政府支付能力不足风险、政府补贴不及时风险、运营成本超支风险、运营效率低下风险。通过对关键风险因素的SNA网络分析可知,融资风险是风险传染体系中的关键节点,起到了很强的“传播者”和“中间人”的作用,直接影响社会资本方的工期和投资风险;政府的决策失误风险是项目风险传染体系中的关键节点,政府方应避免过度干预,将管理权实质上转移给项目公司。此外,公共文化PPP项目应制定合理的风险分担方案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其中由社会资本方独立承担的风险18项,由政府方承担独立承担的风险16项,由双方共担的风险13项。其排名前三的关键因素是社会资本方需承担的融资风险和工期延误风险,政府方需承担的决策失误风险。基于以上结论,建议措施包括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公私双方职责分担机制;建立严格的合同管理制度;完善项目公司运作制度;建立各方沟通渠道和机制等。针对运营移交期的关键风险提出将可行性缺口补助纳入中长期财务预算;将建设期绩效考核纳入绩效考核范畴等建议。本文将为政府方推行公共文化PPP项目运作和实施提供指导,为该类项目社会资本方开展有效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为同类准经营性PPP项目运作提供了参考。
孟猛[9]（2020）在《PPP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应用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体现出多极化发展的格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如何顺应发展趋势,推动中国经贸往来的多元化,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提高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治理能力和话语权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且自提出以来即受到政府、学者等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互通互联的基石,如何引导国内企业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内企业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中国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提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战略价值。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的是政府与社会资本通过合作来提供公共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在基础设施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实力普遍较弱,各国政府难以为本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利用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与政府展开合作、引入资金助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通过PPP模式将国内闲置资本应用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提高国内资本的利用效率,为中国资本对外投资提供了可靠渠道。由此可见,PPP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建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以上背景下,本文将PPP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进行研究。首先,本文对PPP模式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概念、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提出二者结合的适用性与重要性,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对PPP合作模式及其在“一带一路”下的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梳理总结,提出影响PPP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实施的五个层面影响因素。最后,对提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结果提出PPP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应用建议。本文基于案例总结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从总体而言,不论是PPP项目数量和PPP项目金额,政府资源约束、潜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层面、社会法律制度均表现出正向的显着相关性,并且结果是稳健的;拓展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政府资源约束、潜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层面、社会法律制度对PPP项目金额和数量的影响结果具有差异性。本文在主要研究内容上进行了如下创新:（1）以案例分析的方式丰富PPP应用模式研究,结合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制约项目顺利完工的不利因素,从项目建设角度提出影响PPP模式应用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几方面因素;（2）通过案例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汇总、量化、实证分析,检验变量影响是否显着,进行稳定性检验,并进一步探索“邻里效应”;（3）从国家、行业、企业层面分别提出针对性的操作建议,以指导PPP模式更好地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项目落地实施。同时,本文也存在如下研究不足:（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时间有限,相关案例、数据还不够丰富;（2）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PPP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理论还不够系统、完善。展望未来,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将PPP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沿线国家政府资金短缺、改善当地民生,更有助于化解国内产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项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本文致力于探究对PPP模式影响显着的几方面因素,并就此提出应用建议,有广泛的理论及应用价值。同时,该领域未来仍有进一步细化、完善的空间,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提供更多的帮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地更好发展。
梁平[10]（2019）在《渔港港务管理优化研究 ——以连云港市为例》文中提出渔港是渔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公共设施,多年来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服务渔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渔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小部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投入,使得渔港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和渔港港务管理效率较为落后。同时,现阶段的渔港开发利用秩序混乱,渔港经营直接收益少,用于渔港维护资金严重不足,渔港发展陷入停滞,这种境况对渔业的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秩序维护等多方面造成了负面影响,这种境况亟需改变。本文希望能抓住渔港港务管理这个渔港治理的重点,突破现阶段渔港治理中行政主导型的治理模式,利用准公共物品治理理论,通过将渔港港务管理中行政业务与日常管理业务分类管理,对渔港港务中的日常管理业务通过公司化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将连云港市辖区内的渔港纳入到统一的渔港港务管理公司,实现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提高渔港港务管理效率,解决渔港现阶段面临的各种问题,实现渔港的自我管理。本文通过对渔港实地走访、查阅大量关于公共物品治理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公共物品性质的分类确定和转变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方面书籍,寻找支撑本文的理论基础。本文着重参考了连云港市渔港港务管理的历史与现状。本文还对日本、美国渔人码头、温哥华渔人码头、浙江石浦渔港、上海东方国际水产城的渔港港务管理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借鉴吸收这些国家和地区渔港的先进治理经验,对比分析找出更适合连云港未来渔港港务管理思路和方法。本文对渔港主管部门和渔民等多主体进行访谈,了解渔港港务的运行和管理现状,以及管理部门对渔港港务的看法和需求。本文对访谈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加深了对渔港港务管理中存在问题的认知并对渔港港务管理的创新、可借鉴经验明确了思路。本文对几个方面着重调查:（1）渔港的投资、建设、维护等方面的资金来源和政策;（2）渔港港务管理组织和管理力量情况;（3）渔港主管部门渔港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4）渔港码头老板和渔港使用者在经营、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5）渔港码头老板现有经营区域的来源和经营状况。从现在情况看,渔港建设维护资金不足严重困扰渔港的发展。另外,渔港管理部门人力物力不足、渔港内部缺乏管理服务组织和渔港开发利用秩序混乱都是渔港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以及从公共物品治理的角度对渔港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池塘”理论更符合渔港的特征。渔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不存在竞争性,当超过一定限度后便具有极强的排他性。渔港能提供的停泊、堆放、等服务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渔港能提供的服务能力是有上限的、渔港内渔船及经营者对其他人具有排他性,但却对渔港外的船或人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渔港港务在管理上更应该更趋向准公共物品治理理论,宜采用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对非行政事务管理。本文通过对渔港港务管理中涉及的行政事务和管理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将行政执法的执法职能集中于渔港港务管理办公室（行政中心）,将渔港日常管理业务交给渔港港务管理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各个组织更加专业高效的从事自身本职工作。这种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的方式对未来渔港港务管理会更加贴近实际,为以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通过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集中优势发展中心渔港、拓展多种融资渠道、创新渔港内部经营竞争机制、发展多种渔港产业等多方面实现渔港港务管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升级、高质高效、安全生产等多个目标。另外,本文认为要对现渔港内部经营者合理收编、对渔港内部经营区域标准化改造方便经营者的进入和退出、对渔港港务管理公司加强监督检查、增加对渔港内部经营者多方面的考察机制和奖惩机制来实现渔港的良性运行、实现渔港的自我升级。
二、准公共物品理论与四川水电产业融资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准公共物品理论与四川水电产业融资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 1.2.2 农业水价分担 |
| 1.2.3 农业水价补贴(补偿) |
| 1.2.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 |
| 1.2.5 农业水价和灌溉价值计算 |
| 1.2.6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名词解释 |
| 2.1.1 农业水价 |
| 2.1.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 2.1.3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 |
| 2.1.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 |
| 2.1.5 农业水价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关系辨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准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社会分工理论 |
| 2.2.4 效用价值论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程研究 |
| 3.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历程和制度变迁 |
| 3.1.1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历程 |
| 3.1.2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制度变迁 |
| 3.2 改革任务和进度分析 |
| 3.2.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 |
| 3.2.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进度 |
| 3.2.3 与2019 年相比2020 年改革进程变化趋势 |
| 3.3 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
| 3.3.1 农业执行水价对运营维护成本弥补情况 |
| 3.3.2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落实情况 |
| 3.3.3 供水计量、定额管理和管护机制配套情况 |
| 3.4 改革成效 |
| 3.4.1 节水成效显着 |
| 3.4.2 灌溉和生产效率提升 |
| 3.5 改革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5.1 改革特征 |
| 3.5.2 存在问题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研究 |
| 4.1 指标识别 |
| 4.1.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特点 |
| 4.1.2 指标选择原则 |
| 4.1.3 指标确定依据和初步识别 |
| 4.2 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 |
| 4.2.2 权重确定 |
| 4.3 以指导政府决策为目标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 |
| 4.3.1 指标评价标准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政策性评价结果 |
| 4.3.4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政策性评价区域差异 |
| 4.4 基于加权Topsis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定量评价 |
| 4.4.1 模型介绍 |
| 4.4.2 基于加权Topsis的改革进展评价结果 |
| 4.4.3 基于加权Topsis的改革进展评价区域性差异 |
| 4.5 两种评价方式下结果的差异及综合结果 |
| 4.5.1 两种评价结果差异 |
| 4.5.2 综合考虑两种方法的综合评价结果 |
| 4.5.3 综合评价结果的区域性差异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 |
| 5.1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定义与识别 |
| 5.1.1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识别 |
| 5.1.2 Mitchell评分法 |
| 5.1.3 基于Mitchell评分法的利益相关者确定 |
| 5.1.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分类 |
| 5.2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分析 |
| 5.2.1 利益关系 |
| 5.2.2 利益诉求 |
| 5.2.3 利益相关者影响农业水价的机理 |
| 5.3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专家评价 |
| 5.3.1 指标体系 |
| 5.3.2 专家评分结果处理方法 |
| 5.3.3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专家评价结果 |
| 5.3.4 科研学者与实践工作者评价结果的差异 |
| 5.4 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的合理分担 |
| 5.4.1 分担主体识别 |
| 5.4.2 利益相关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分担责任 |
| 5.4.3 政府部门的分担方式 |
| 5.4.4 用水农户及相关组织的分担方式 |
| 5.4.5 社会机构的分担方式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定量方法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1 基于灌溉效益的农户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1.1 基于模糊数学模型的农业灌溉水资源价值 |
| 6.1.2 粮食作物单位水产出与农业单位水产出的关系 |
| 6.1.3 基于C-D生产函数的灌溉效益分摊系数 |
| 6.1.4 基于灌溉效益的农户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 政府内部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2.1 评价体系构建 |
| 6.2.2 基于粮食安全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评估 |
| 6.2.3 基于水资源灌溉效益的政府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4 基于生态价值的政府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5 地方及中央政府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3 基于定量方法的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研究 |
| 6.3.1 基于定量评价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
| 6.3.2 基于运行维护成本各方分担的农业水价 |
| 6.3.3 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及局限性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份额确定和机制建设研究 |
| 7.1 基于“定性+定量”综合评估的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研究 |
| 7.1.1 “定性+定量”综合评估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7.1.2 基于运行维护成本各方承担的农业水价 |
| 7.1.3 农户分担的水价与当前执行水价之间的关系 |
| 7.1.4 基于“定量+定性”综合评估的各方水费承担额度 |
| 7.1.5 综合评价结果的区域性特征 |
| 7.2 基于激励和扶持机制的农业水价合理分担份额修正 |
| 7.2.1 标准确定 |
| 7.2.2 修正后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
| 7.2.3 修正后各方承担的农业水价 |
| 7.2.4 修正后粮食灌溉水费分担情况 |
| 7.2.5 修正后分担结果的区域性特征 |
| 7.3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 |
| 7.3.1 合理定价机制 |
| 7.3.2 政策倾斜机制 |
| 7.3.3 农户参与机制 |
| 7.3.4 社会参与机制 |
| 7.3.5 保障机制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公共品 |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 3.1.4 农户参与 |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4）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框架 |
| 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数据处理 |
| 1.5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 |
| 1.5.1 研究重难点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动态、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 |
| 2.1 研究动态 |
| 2.1.1 文献综述 |
| 2.1.2 研究述评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 |
| 2.3 相关概念 |
| 2.3.1 农村饮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
| 2.3.2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
| 2.3.3 阶梯水价与阶段水价 |
| 第3章 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
| 3.1 发展历程 |
| 3.1.1 安全标准演变历程 |
| 3.1.2 规划法规完善历程 |
| 3.1.3 水源管理制度变迁 |
| 3.2 比较分析 |
| 3.2.1 与城市饮水比较 |
| 3.2.2 与农村公路用电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供给比较 |
| 3.2.3 与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类产品供给比较 |
| 3.3 需求分析 |
| 3.3.1 基础性需求:刚性强 |
| 3.3.2 广泛性需求:受众宽 |
| 3.3.3 发展性需求:空间大 |
| 3.4 基本特征 |
| 3.4.1 基础性和致命性 |
| 3.4.2 垄断性和群体性 |
| 3.4.3 阶段性和反复性 |
| 3.4.4 区域性和差异性 |
| 3.4.5 资源性和流动性 |
| 3.4.6 分散性和季节性 |
| 3.5 阶段特征 |
| 3.5.1 公益性和经营性杂糅 |
| 3.5.2 规模效益和规模不经济并存 |
| 3.5.3 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混合 |
| 3.5.4 建设不标准和运行不规范叠加 |
| 3.5.5 社会供给和自我供给交叉 |
| 3.5.6 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交织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创新的总体思路 |
| 4.1 制度创新的主流目标 |
| 4.1.1 以居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 |
| 4.1.2 形成闭环的制度体系 |
| 4.1.3 遵循本质属性、阶段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制度体系 |
| 4.2 制度创新的基本方法 |
| 4.2.1 注重“卡尔多改进”追求效益最大化 |
| 4.2.2 注重上下结合内外互动体现实用性 |
| 4.2.3 注重前后比较左右借鉴凸显均衡性 |
| 4.3 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 |
| 4.3.1 统一的思想认识 |
| 4.3.2 扎实的经济基础 |
| 4.3.3 成功的经验借鉴 |
| 4.3.4 庞大的工程系统 |
| 4.3.5 归位的政府职能 |
| 4.4 制度创新的内部条件 |
| 4.4.1 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
| 4.4.2 逐步异化的制度目标 |
| 4.4.3 非均衡的制度效应 |
| 4.5 制度创新的考核指标 |
| 4.6 制度创新的基本设想 |
| 4.6.1 市场有效的判断标准 |
| 4.6.2 制度有效的制约因素 |
| 4.6.3 制度创新的关键问题 |
| 4.6.4 制度创新的现实局限 |
| 4.7 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创新的市场特征 |
| 5.1 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设计 |
| 5.1.1 模型选择:三种常见市场分析模型比较 |
| 5.1.2 模型设计: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 |
| 5.1.3 模型说明:重要节点和区域 |
| 5.2 质量要素对市场有效性影响:供给-需求分析 |
| 5.2.1 基本类型 |
| 5.2.2 有效性分析 |
| 5.3 价格要素对市场有效性影响:成本-收益分析 |
| 5.3.1 基本类型 |
| 5.3.2 有效性分析 |
| 5.4 农村饮水安全市场有效性综合分析 |
| 5.4.1 模型分析及结果 |
| 5.4.2 主要特点 |
| 5.5 调查数据分析 |
| 5.5.1 抽样调查分析 |
| 5.5.2 典型调查分析 |
| 5.5.3 居民反馈数据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的设计冲突及创新 |
| 6.1 制度设计冲突的主要表现 |
| 6.1.1 产品定性模糊化:混淆不准的定性制度 |
| 6.1.2 供给质量理想化:高标低配的水质制度 |
| 6.1.3 供水类型单一化:人畜同饮的供给制度 |
| 6.2 制度设计失灵的内在机理 |
| 6.2.1 定性制度失灵分析 |
| 6.2.2 质量制度失灵分析 |
| 6.2.3 分类制度失灵分析 |
| 6.3 制度设计创新的基本思路 |
| 6.3.1 分区定性制度创新 |
| 6.3.2 “双通道”决策制度创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饮水安全责任主体制度落地矛盾及创新 |
| 7.1 制度落地矛盾的主要表现 |
| 7.1.1 责任落实基层化:“层层下移”的责任制度 |
| 7.1.2 融资主体空心化:“补助”“配套”的融资制度 |
| 7.1.3 运行管理公地化:抓大放小的运管制度 |
| 7.2 制度落地矛盾的内在机理 |
| 7.2.1 责任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2.2 融资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2.3 运管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3 责任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
| 7.3.1 分段定责制度创新(CS-CS制度) |
| 7.3.2 创新绩效评价制度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农村饮水安全融资投入制度的两难困境及创新 |
| 8.1 融资投入两难的主要表现 |
| 8.1.1 资金分配均等化:数人头的投入制度 |
| 8.1.2 产品定价市场化:“以水养水”的定价制度 |
| 8.1.3 运管补贴低效化:逆向刺激的补贴制度 |
| 8.2 融资投入两难的内在机理 |
| 8.2.1 投入制度失灵分析 |
| 8.2.2 定价制度失灵分析 |
| 8.2.3 补贴制度失灵分析 |
| 8.3 融资投入制度创新思路 |
| 8.3.1 “阶段水价”制度创新 |
| 8.3.2 “需求侧补贴”制度创新 |
| 8.4 算例 |
| 8.4.1 现行制度导致工程荒废 |
| 8.4.2 实行制度保基本运行 |
| 8.4.3 创新制度多方受益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分区治理是破解农村公共产品治理失效的有效方式 |
| 9.1.2 市场失灵是农村饮水安全市场供给的基本特征 |
| 9.1.3 统筹推进是创新农村饮水安全制度的必由之路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和主持(研)课题 |
（5）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关于公共物品的概念 |
| 1.2.2 关于公共物品的需求 |
| 1.2.3 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 |
| 1.2.4 关于公共物品的价格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贡献 |
| 2 基本涵义:公共物品和价格 |
| 2.1 关于公共物品的基本涵义 |
| 2.1.1 基于消费角度 |
| 2.1.2 基于生产角度 |
| 2.1.3 基于制度角度 |
| 2.1.4 公共物品的分类 |
| 2.2 关于价格的基本涵义 |
| 2.2.1 价格形式的特征 |
| 2.2.2 价格形成的基础 |
| 2.2.3 简要评述 |
| 3 理论基础:广义价格论 |
| 3.1 广义的物品 |
| 3.2 广义的产权 |
| 3.2.1 产权的涵义及特征 |
| 3.2.2 三种基本的产权制度 |
| 3.3 广义的成本 |
| 3.3.1 成本的涵义 |
| 3.3.2 成本的延展 |
| 3.3.3 广义成本的层次态分析 |
| 3.4 广义的收益 |
| 3.4.1 收益的涵义 |
| 3.4.2 收益的延展 |
| 3.5 广义的交换 |
| 3.5.1 交易及其交易的三种形式 |
| 3.5.2 交换与分配的相互转化 |
| 3.5.3 交易频谱及各种价格形态的定位 |
| 3.6 广义的价格 |
| 3.6.1 广义价格的定义 |
| 3.6.2 生产制度的选择 |
| 3.6.3 结语 |
| 3.7 广义价格论的应用:以循环经济为例 |
| 3.7.1 初始投入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2 生产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3 销售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4 消费回收环节的价格安排 |
| 4 公共物品的价格形成 |
| 4.1 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过程和机理 |
| 4.2 纯公共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
| 4.2.1 纯公共品供给的成本构成 |
| 4.2.2 纯公共品价格形成优化分析 |
| 4.3 准公共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
| 4.3.1 准公共品Ⅰ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4.3.2 准公共品Ⅱ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4.3.3 准公共品Ⅲ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5 公共物品的价格模型 |
| 5.1 定价基础的确定 |
| 5.1.1 以受益原则为基础定价 |
| 5.1.2 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定价 |
| 5.2 K值的类型和定价模型 |
| 5.2.1 线性模型 |
| 5.2.2 非线性模型 |
| 6 公共物品的价格政策 |
| 6.1 纯公共品的价格政策 |
| 6.1.1 纯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与价格结构选择 |
| 6.2 准公共品的价格政策 |
| 6.2.1 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目标 |
| 6.2.2 对我国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讨论 |
| 6.2.3 对我国准公共品价格政策改革的建议 |
|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6）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2.1 PPP模式的理论研究 |
| 1.2.2 PPP模式的养老项目研究 |
| 1.2.3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决策研究 |
| 1.3 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2 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项目相关理论 |
| 2.1.1 公共产品理论 |
| 2.1.2 项目区分理论 |
| 2.1.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 投资决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投资决策的理论 |
| 2.2.2 投资风险决策理论 |
| 2.2.3 投资定价决策理论 |
| 2.2.4 投资融资决策理论 |
| 2.2.5 投资收益决策理论 |
| 2.3 PPP模式应用于养老项目的理论 |
| 2.3.1 PPP模式的基本类型 |
| 2.3.2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操作流程 |
| 2.4 本章小结 |
| 3 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现状分析 |
| 3.1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发展现状 |
| 3.2 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所面临的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4 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风险因素研究 |
| 4.1 项目的风险因素识别 |
| 4.1.1 基于项目风险核对表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4.1.2 基于风险层级系统的风险因素识别 |
| 4.1.3 基于法律政策的风险因素识别 |
| 4.1.4 基于案例分析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4.1.5 基于文献调查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4.1.6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风险因素清单 |
| 4.2 项目风险因素的组成 |
| 4.2.1 风险评估方法及选择 |
| 4.2.2 风险评估过程 |
| 4.2.3 风险评估结果表 |
| 4.3 基于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风险因素承担主体确认 |
| 4.4 本章小结 |
| 5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定价决策模型 |
| 5.1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定价原则 |
| 5.2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定价方法 |
| 5.3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一般定价模型 |
| 5.3.1 老年人可承受范围定价 |
| 5.3.2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补偿性收益的价格 |
| 5.3.3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产品定价 |
| 5.4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补贴定价模型 |
| 5.4.1 床位等前期设施的一次性补贴总额 |
| 5.4.2 公正报酬定价法的养老项目产品定价和项目的运营补贴 |
| 5.4.3 养老服务的补贴价格 |
| 5.4.4 政府的补贴综合定价 |
| 5.5 博弈视角下PPP模式养老项目定价的激励机制设计 |
| 5.6 案例应用 |
| 5.7 本章小结 |
| 6 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的融资方式 |
| 6.1 推动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融资 |
| 6.2 构建基于资产证券化的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融资决策 |
| 6.3 推进保险资金参与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融资决策 |
| 6.4 本章小结 |
| 7 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收益决策模型 |
| 7.1 公私双方的蒙特卡罗模拟 |
| 7.1.1 蒙特卡罗模拟的理论 |
| 7.1.2 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的确定 |
| 7.1.3 蒙特卡罗模拟中的随机变量概率的分布及常见的概率分布 |
| 7.2 基于公私双方风险分担下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收益决策模型的构建 |
| 7.2.1 确定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模型的变量 |
| 7.2.2 构建PPP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模型 |
| 7.3 案例应用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PPP 模式养老项目投资决策中风险因素发生的重要性、概率和分担主体调查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创新驱动理论 |
| 二、创新系统理论 |
| 三、公共物品理论 |
| 第二节 创新政策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的含义 |
| 二、创新政策的分类 |
| 三、创新政策的演进 |
| 第三节 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绩效的内涵 |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 |
| 三、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内容 |
| 第四节 创新政策选择与优化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 |
| 二、创新政策的优化策略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演进与构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政策的阶段划分 |
| 一、全面恢复科技体系阶段(1978-1985 年) |
| 二、科技体系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5 年) |
| 三、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5-2005 年) |
| 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2006 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一、中国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和计划体系 |
| 二、中国创新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 |
| 第三节 我国创新政策演变的趋势分析 |
| 一、从独立“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体系”演变 |
| 二、从“政府导向”到“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协同演变 |
| 三、从“单项政策”向“组合政策”转变 |
| 第三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现状评价 |
| 第一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主要成就 |
| 一、科研投入持续加强夯实创新基础 |
| 二、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
| 三、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结构优化 |
| 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 |
| 五、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
| 第二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 |
| 一、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 |
| 二、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 |
| 三、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 |
| 四、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 |
| 第三节 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 |
| 二、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 |
| 三、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 |
| 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 |
| 五、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 |
| 第四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基于创新政策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政策的分析框架 |
| 一、技术创新政策的三种分析框架 |
| 二、基于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的创新活动研究框架设计 |
| 三、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基于创新活动分析的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逼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十大军工集团为例 |
| 第三节 “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建筑央企为例 |
| 第四节 “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
| 第五节 “网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BAT为例 |
| 第五章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 |
| 第一节 中国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及时间差异 |
|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
| 二、单位面板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三、实证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地区差异 |
| 一、DEA评价模型及其适用性 |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
| 三、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超效率评价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的区别 |
| 二、理论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描述性统计 |
| 四、单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实证结果 |
| 一、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二、同时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公共文化PPP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识别、分担及评价研究 ——以广西某文化广场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公共文化PPP项目风险识别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公共文化PPP项目风险分担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公共文化PPP项目风险评价和防范相关研究综述 |
| 1.3.4 公共文化PPP项目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公共文化PPP项目概述及相关理论 |
| 2.1 公共文化PPP项目概述 |
| 2.1.1 PPP模式概述 |
| 2.1.2 公共文化项目概述 |
| 2.1.3 公共文化PPP项目特点及面临挑战 |
| 2.2 公共物品理论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概述 |
| 2.2.2 公共物品理论公共文化PPP项目的实施 |
| 2.3 项目风险理论 |
| 2.3.1 项目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
| 2.3.2 项目风险管理理论在公共文化PPP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
| 第三章 公共文化PPP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总体分析 |
| 3.1 公共文化PPP项目前期及建设期风险 |
| 3.2 公共文化PPP项目运营移交期风险 |
| 3.2.1 运营期风险 |
| 3.2.2 移交期风险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某文化广场PPP项目风险识别及分担 |
| 4.1 项目概况 |
| 4.2 项目调研方法 |
| 4.2.1 专家访谈 |
| 4.2.2 问卷调研 |
| 4.3 广西某文化广场PPP项目风险识别 |
| 4.3.1 广西某文化广场项目前期及建设期风险识别 |
| 4.3.2 广西某文化广场项目运营移交期风险识别 |
| 4.4 广西某文化广场PPP项目风险分担 |
| 4.4.1 前期及建设期风险分担分析 |
| 4.4.2 运营移交期风险分担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某文化广场PPP项目风险评价 |
| 5.1 广西某文化广场项目前期及建设期风险评价 |
| 5.2 广西某文化广场项目运营移交期风险评价 |
| 5.3 广西某文化广场项目全生命周期关键风险传染分析 |
| 5.3.1 网络边界确定 |
| 5.3.2 网络关系评估 |
| 5.3.3 社会网络可视化 |
| 5.3.4 项目全生命期风险传染指标计算 |
| 5.3.5 项目风险传染特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公共文化PPP项目风险防范建议 |
| 6.1 公共文化PPP项目前期及建设期风险防范 |
| 6.2 公共文化PPP项目运营移交期风险防范 |
| 6.2.1 运营期主要风险防范 |
| 6.2.2 移交期主要风险防范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广西某文化广场PPP项目风险调查问卷 |
| 附录2 广西某文化广场PPP项目风险案例(部分) |
| 附录3 所有风险因素的描述性统计表(按均值高低排序) |
| 附录4 风险因素分担的描述性统计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PPP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一带一路”理论基础的相关文献分析 |
| 1.3.2 “一带一路”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分析 |
| 1.3.3 “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分析 |
| 1.3.4 PPP模式相关文献分析 |
| 1.3.5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
| 1.3.6 PPP模式对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的相关文献分析 |
| 1.3.7 PPP模式和“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文献分析 |
| 1.3.8 文献简评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概念 |
| 2.1.1 产生背景 |
| 2.1.2 基本概念 |
| 2.2 “一带一路”倡议 |
| 2.2.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2.2.2 “一带一路”倡议重点 |
| 2.2.3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2.3 基础设施投融资 |
| 2.4 PPP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适用性与重要性 |
| 2.4.1 PPP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的相关理论分析 |
| 2.4.2 “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理论分析 |
| 2.4.3 适用性 |
| 2.4.4 重要性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PPP合作模式及其在“一带一路”的应用现状 |
| 3.1 PPP合作模式分析 |
| 3.1.1 PPP模式的主要类型 |
| 3.1.2 PPP模式的特征 |
| 3.1.3 我国PPP模式的演进历程 |
| 3.1.4 我国PPP模式的发展现状 |
| 3.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情况 |
| 3.2.1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
| 3.2.2 投融资基本情况 |
| 3.2.3 投融资特点分析 |
| 3.3 PPP模式在“一带一路”应用的基本情况 |
| 3.3.1 PPP模式的应用 |
| 3.3.2 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PPP模式实践案例分析 |
| 4.1 国外项目案例分析 |
| 4.1.1 案例一——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
| 4.1.2 案例二——格鲁吉亚卡杜里BOT电站 |
| 4.1.3 案例三——缅甸密松BOT电站 |
| 4.1.4 案例四——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项目 |
| 4.1.5 案例五——老挝南立1-2水电站项目 |
| 4.1.6 案例六——柬埔寨甘再BOT水电站项目 |
| 4.2 PPP融资模式影响因素的总结 |
| 4.2.1 政治环境层面 |
| 4.2.2 宏观经济环境 |
| 4.2.3 社会法律制度 |
| 4.2.4 潜在市场规模 |
| 4.2.5 建设中存在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国家PPP模式应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一带一路”国家PPP模式应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5.2 “一带一路”国家PPP模式应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2.1 计量模式的构建及变量说明 |
| 5.2.2 核心解释变量及其来源说明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PPP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应用建议 |
| 6.1 国家层面 |
| 6.1.1 支持PPP合作模式的政策引导 |
| 6.1.2 深入分析沿线国家政策环境与法律环境 |
| 6.1.3 强化监督机制 |
| 6.1.4 加快国际服务机构建设 |
| 6.1.5 实现多边金融的合作机制 |
| 6.2 行业层面 |
| 6.2.1 强化行业的联合 |
| 6.2.2 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分担机制 |
| 6.3 企业层面 |
| 6.3.1 加强企业国际化合作 |
| 6.3.2 完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
| 6.3.3 构建企业风险防控制度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渔港港务管理优化研究 ——以连云港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渔港港务管理相关理论 |
| 2.1 渔港港务管理的相关概念 |
| 2.1.1 渔港和渔港港务管理 |
| 2.1.2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的定义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 |
| 2.2.2 俱乐部物品理论 |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 |
| 2.2.4 市场及政府失灵理论 |
| 第三章 渔港港务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渔港港务管理运行现状 |
| 3.1.1 连云港市渔港的发展现状及成就 |
| 3.1.2 渔港港务管理机构情况 |
| 3.1.3 渔港港务管理情况 |
| 3.2 渔港港务管理存在问题 |
| 3.2.1 渔港内部物业管理组织缺失 |
| 3.2.2 渔港港务管理资金不足 |
| 3.2.3 渔港基础设施损坏缺失严重 |
| 3.2.4 渔港港务公益属性被淡化 |
| 3.2.5 渔业产业规模化程度不高 |
| 3.2.6 渔港港务管理缺乏统一组织 |
| 3.3 渔港港务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3.1 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 |
| 3.3.2 渔港经营许可混乱 |
| 3.3.3 渔港港务管理力量不足 |
| 3.3.4 渔港资金投入不足 |
| 3.3.5 渔港港务竞争机制缺位 |
| 3.3.6 渔港项目实施和利益保障缺少主体 |
| 第四章 国内外渔港港务管理经验与借鉴 |
| 4.1 国内外渔港港务管理的措施 |
| 4.1.1 日本渔港建设及港务管理经验 |
| 4.1.2 美国旧金山和温哥华渔人码头发展经验 |
| 4.1.3 浙江象山石浦渔港开发及港务管理 |
| 4.1.4 上海东方国际水产城渔港管理和发开利用 |
| 4.2 启示与借鉴 |
| 4.2.1 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
| 4.2.2 明确的渔港港务管理主体 |
| 4.2.3 多样的资金来源方式 |
| 4.2.4 多种形式的渔港经营模式 |
| 4.2.5 自由的经营市场 |
| 第五章 渔港港务管理优化设计--公司化管理 |
| 5.1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
| 5.1.1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理论应用 |
| 5.1.2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思路 |
| 5.1.3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的目标与原则 |
| 5.2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优化方案 |
| 5.2.1 完善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法律体系 |
| 5.2.2 成立渔港港务管理办公室(行政中心) |
| 5.2.3 成立渔港港务管理公司 |
| 5.2.4 解决渔港港务管理的资金短缺 |
| 5.2.5 促进渔港产业多种形式发展 |
| 第六章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运行保障措施 |
| 6.1 渔港港务管理公司成立前保障措施 |
| 6.1.1 合理收编原渔港码头经营者 |
| 6.1.2 标准化改造渔港码头 |
| 6.1.3 设置渔港经营权交易平台 |
| 6.2 渔港港务管理公司运营中保障措施 |
| 6.2.1 开展对渔港港务管理公司的行政指导检查 |
| 6.2.2 集中力量发展中心渔港 |
| 6.2.3 制定渔港码头经营者评价激励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A 对部分渔民访谈提纲 |
| 附录B 对渔港监督机构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C 对渔港经营者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准公共物品理论与四川水电产业融资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D]. 冯欣.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3]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4]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D]. 陈敏. 西南大学, 2020(05)
- [5]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D]. 傅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6]PPP模式养老项目的投资决策研究[D]. 廖剑南.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7]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D]. 吴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公共文化PPP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识别、分担及评价研究 ——以广西某文化广场项目为例[D]. 李宏斌.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9]PPP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应用研究[D]. 孟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12)
- [10]渔港港务管理优化研究 ——以连云港市为例[D]. 梁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3)
标签：公共物品论文; 融资风险论文; ppp融资模式论文; 养老产业论文; ppp项目融资方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