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对高职教育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方桐清^[1]（2020）在《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认为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我国高职院校大都脱胎于职业大学、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办学历史只有四十年。高职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仍存在大学文化缺失、职业文化不强的客观现实,高等性、职业性都不够使得“类型”和“重要”双不显。文化育人弱化导致立德树人虚化,价值取向不明导致文化育人泛化。而现有研究成果零散,总体缺少基础框架,不足以指导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实践活动。课题通过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以江苏省15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为主要样本,对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进行了研究。高职教育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必须实施文化育人,明确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高职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给予“5B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基层职业性”;我国对高职给予“复姓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高等职业性”。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高等”文化共性,同时具有“职业性”个性价值追求。文化育人定位决定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性质,文化育人特性反映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面貌,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对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具有反作用。因此,文化育人定位和特性价值追求的向度即为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应然目标。从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的维度分析,其价值取向均有四个向度。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应然路径是:以“职业性”特质人才为培养目标,走校企“双主体”文化育人之路,在合作中正视育人文化与企业文化价值目标的现实不融,规避企业文化中不利于人的道德、理性、真善美形成的文化因子,有效耦合育人文化与企业先进文化,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追求。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自此至改革开放前,我国职业教育及其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随经济建设中心的确立应运而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对技术精神的双压制、社会文化对育人文化的深融合、外来文化对高职文化的反思间性等影响,形成了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特质文化形态。以发展需要、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为评判标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具有递进式发展特征和递进式文化育人价值目标。从对文化育人的认识高度、重视程度和实践效度分析,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随递进式发展任务划分为随性、工具性、理性、特性四个发展阶段。四个阶段以经济与高职互动为演进动力,是“适应—调整—再适应”的演进过程。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虽然仍存在不少现实矛盾,但是从宏观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存在向度摇摆阻碍类型彰显之囧。从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实践情况看,弱化并制约其彰显深度、广度和效度的主要问题包括:融入工业文化因素比较泛化、注入企业文化要素比较主观、培养优秀企业精神重视不够、关注文化间性存在盲目性碎片化。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多维因素复合的结果。影响其彰显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育人自觉性不强、职业文化理解得不深、校企文化交融性不足、文化传播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机制不健全。彰显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需要从内容、载体、路径、传播方式、文化环境等方面系统化推进。

张慧^[2]（2020）在《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业教育是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创业教育组织在推进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力推动下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数量快速增长,但组织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升。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缺位是造成其质量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功能缺位致使组织目标模糊和零散,进一步导致组织行为低效和泛化,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与审视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与价值。在异质性视阈下,探讨高职院校这个特殊场域中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问题是促进组织发展和功能优化的基本前提。基于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将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进一步分解为功能实现方式和实现机理,文章整体遵循“客观功能（是什么?）—功能实现方式（怎么样?）—功能实现机理（为什么?）—功能实现路径（如何做?）”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为了探究出更科学合理的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本研究将组织功能定位于客观展现出来的实际结果,而非主观逻辑推导出来赋予组织的结果。据此,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典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基础上,具体运用三级编码、单案例分析和跨案例比较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经验功能主义理论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构建了“客观功能—社会实践（组织行为）—行为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社会实践也就是组织的行为方式,它决定和反映组织的客观功能,行为机理体现组织行为的内在规律和作用关系。因此,首先从调研的实证数据中提炼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客观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探究与分析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内在机理;最后,在厘清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逻辑的基础上,分析由于组织行动逻辑偏差和实践障碍导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组织功能实现的优化路径。通过对调研数据的三级编码分析得出,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呈现出“决策实施功能”、“中介融通功能”、“类型强化功能”和“文化聚散功能”四项客观功能。其中,决策实施和中介融通是显功能,即组织有意安排而产生的作用;类型强化和文化聚散是潜功能,即组织无意安排,由组织行动间接、内隐地产生的作用。创业教育组织作为高职院校推动创业教育精细化发展的专门性组织,除了设计、实施和服务于创业教育发展;还要通过多种方式去破解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之间的壁垒,推动专创融合发展;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行动,无形中强化与凸显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化教育的特征;同时在行动中逐渐形成浓厚的高职创业文化氛围,并成为创业文化的认同者和传承者。实现上述四项功能,高职创业教育组织主要采用“组织变革”、“融合策略选择”、“适应性联结”和“树立标志”的方式。从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到组织自身改革和具体的行为实践,再到创业教育文化孕育与认同的历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实践行动体现出从外围实践到专创融合的纵深推进过程、从局部试点到浸润体系的范围扩展、以及从具体实践到抽象升华的逻辑向度。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就是组织选择采用上述行为方式的原因,内在地体现了“资源赋能机理”、“规则调适机理”和“互动整合机理”。在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创业教育组织行动始终处于“理性化”和“反思性监控”的过程中,组织通过反复的实践行动形成自身,并通过组织行动再生产出行动条件;再生产的过程包含着意义、规范性要素和权利的交织与互动。具体而言,其一,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受到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驱动与引导。我国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是典型的外部驱动型,创业教育经费投入和大学生创业园建设推动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在短期内广泛实践;与此同时,组织行动受到行政权利和专家权利的共同影响。其二,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受到合法性秩序和表意性符码的规约与调适作用。政策导向是组织行动及其自我调控的风向标;高职创业教育理念和文化是组织行动及其行动调控的助力器。其三,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是互动整合过程中的适应性行为和特色化选择。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在“同级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和系统之间”的互动整合过程中,通过组织学习、联盟合作、互利共生等提升组织的适应性,而准确定位、组织竞争、文化认同等促进组织的特色化选择。基于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内在机理,推演出组织功能实现的行动逻辑。也就是说,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要想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组织行动的驱动力应当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外部动力和内生动力共同推动;在多元交互网络中组织应当找到自己的适切位置,明确自身的功能和价值,挖掘并培育组织的优势与特色;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组织化”并非组织行动的目的,任何组织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目的或需求,对于创业教育组织来说,创业教育理念逐渐融入高职教育系统的过程,正是组织功能得到全面、彻底实现的过程,组织本身则处于“去组织化”过程中。然而反观现实,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内生动力不足、互动整合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模仿趋同现象、多元协同藩篱与组织行为异化等问题依然明显。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理念先行—以点带面—错位发展—多元联动”的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向慧^[3]（2020）在《“三型”劳动者培养目标下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因此,“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以下简称“三型”）是当前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素质的精准研判,也是职业教育应对社会发展的具体回应。综合来看,劳动者素质发展从经验到技能、再到经验与技能相结合、技能与知识结合,最终集知识、技能、创新为一体,同时教育内容上也经历了“应会”、“应知应会”并重到三型合一的发展过程,从而职业教育政策、理论也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商务英语专业人才是当前我国对外经贸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亟需按照“三型”劳动者素质要求进行培养,按照“三型”的能力要求优化课程体系,是落实新时期职业教育理念的必然选择。首先,按照目的性抽样原则并结合区域分布和培养方案结构,确定11份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作为研究样本,对发布时间、整体结构以及具体的培养目标定位、专业课程结构与学时安排、专业课程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培养方案更新调整具有滞后性、较少院校认识到商务实践的重要性,且存在培养目标偏向趋同化,“三型”特征不明显,课程结构欠合理,商务、英语“两张皮”,重理论轻实践和缺乏创新类课程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专业教学标准缺失而课程导向偏离,“三型”劳动者培养要求新而课程适应滞后,专业建设历史短而无课程模板借鉴。然后,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抓取17494条有效数据,按照大数据分析理念,企业对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诉求体现为对相关英语等级证书、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要求较高,且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贸业务运作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基于此,当前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与企业需求对接不够精准,学生能力体系与社会需求不契合,人才供需脱节,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高职院校在设置课程时对企业的需求调研不充分、课程设置中企业角色不到位。因此,优化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尤为迫切。基于能力本位理论,按照职业性、系统性、针对性、发展性原则,以企业需求、工作过程系统化要求、个性发展需求和终身学习的自觉为依据进行课程设置优化。提出以“三型”培养要求为基本架构优化课程目标,对标企业岗位所需的基础知识、职业技能、创新能力和三者有机统一;以岗位职业能力对接“三型”培养要求,促进课程设置从学科体系中心向岗位任务中心转化,根据岗位任务确定典型工作任务,优化课程内容,包括增设与企业需求对接的创新类课程、商务实际操作技能课程、补充中西方商务文化等。围绕“三型”劳动者培养目标,以“岗位任务”为主线,以典型岗位任务架构主题模块,呈现“串行-相连”的知识结构,形成课程内容与职业能力对接的“米”字型课程样态。与此同时,为保证这一课程设置顺利实现“三型”目标,还需要健全专业课评估措施,形成专兼职教师协同发展机制,加强实训基地管理以及夯实校企合作等一系列质量保证机制。

周俐萍^[4]（2020）在《黄炎培产教融合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在大力弘扬大国“工匠精神”,努力实现“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制造2035”的宏伟蓝图的今天,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倍受全社会关注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最近国家在新颁布的职教政策中,将产教融合作为一种战略提上日程。产教融合是培养职业人才的必备教育手段,是我国劳动者素质提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但也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的开拓者,他所从事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成功的实践活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很好地推动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提出的校企合作的思想是今日“产教融合”思想的源头,尽管当时没有“产教融合”这种表述,但是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完全是在践行“产教融合”思想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然而他的“产教融合”这种超前思想只是散见于他的着作、文章和日记以及他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中,没有系统化,后人至今也没有将其挖掘整理出来。面对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迫切需要找到一套解决的办法。本研究正是致力于考证和梳理黄炎培先生的产教融合思想,让百年前的瑰宝重见于人世,以期为解决当前的职业教育难题提供借鉴参考,这是本研究的主要意义所在。运用文献研究法,在大量阅读黄炎培先生的论着文章、档案资料、民国期刊、汇编史料,以及当代理论界相关学术着作、研究文章的基础上,追寻他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下设学校工厂等职业教育实践活动,扒梳抉剔,寻幽探微,提炼其产教融合思想内涵,考证其形成背景及路径。并运用问卷和访谈法调查了 50所职业学校的产教融合现状,结合个案分析,力求较全面准确地寻找到我国当前职业学校产教融合存在问题和产生原因,首次运用黄炎培的产教融合思想为当前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问题把脉,并借鉴黄炎培先生的“学以致用”、“做学合一”、“手脑并用”、“专家指导”、“大职业教育主义”、“专科一贯制”“职业陶冶”等百年前成功实践的产教融合思想,结合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提出了一套产教融合的完整思路,力图使黄炎培的产教融合思想重焕生机,为当今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启示。

陈江林^[5]（2020）在《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部分高职院校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许多产业领域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因而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综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促进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内涵式发展,必须在教师队伍中培养一批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并充分调动这些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高等职业院校中,职称管理无疑起着不可替代的激励和引导教师发展的作用。尽管随着职业教育职称管理改革的推进,在一些形成职业教育产业集群的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实践成果,但是在职业教育不发达地区的高等职业院校中,职称管理普遍缺少对教师“双师”素质的考察,缺少对“双师型”教师的政策针对性,侧面反映出其对“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足。本文以对教育欠发达地区内蒙古部分高职院校为例,对现行职称管理下“双师型”教师的组织公平感和组织认同感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内蒙古部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的现状。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先理论分析,而后进行实地调研的方法开展研究。研究的第一部分首先明确了核心概念,总结了以往相关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之处;接着引用双因素激励理论阐述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的必要性;而后引入组织公平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分别解释了组织公平感和组织认同感对于教师管理理论的参考价值;最后详尽阐述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的特殊性,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本研究的第二部分,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东、中、西部共5所高校开展实证研究。通过较为广泛的问卷和访谈调查,基本勾勒出内蒙古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现状。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学分析,发现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对目前的职称管理现状总体满意度尚可。结合访谈内容进一步发现高职院校职称管理部门对“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问题关注程度略有不足,“双师型”教师普遍认为目前的职称管理还需要改进。在第三部分研究中,先是根据问卷和访谈调查的结果归纳出目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一是在对“双师型”教师工作成果的评价中,存在过于看重论文、职称、学历、奖项的“四唯”倾向,二是在职称管理的相关政策中,少有对“双师型”教师的倾斜政策,导致政策对教师提升双师素质方面起到的激励作用十分有限。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建议,主要包括“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政策制定应有导向性:能鼓励教师参与企业生产实践,能吸引企业技术型人才来校任教,能适应当地产业的发展趋势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此外政策实施方面应做到:精细化管理,即对“双师型”和非“双师型”教师实施职称分类管理;统筹化管理,即联合不同院校,根据专业大类出台“双师型”教师的分类管理政策并实施职称统筹管理;信息化管理,即发挥现代教育管理手段实现高效、人性化的职称管理。

桑雷^[6]（2020）在《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为应对信息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挑战,教育领域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着新的思考,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目标引领教育改革,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基本共识。从本质上讲,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就是关注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理解,必须将其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教育情境中去,不同背景、不同类型乃至不同学段的学生核心素养是不同的。研究聚焦职业核心素养,把核心素养放到职业发展变化的情境中进行理解,通过职业发展变化中人才素养关注点的变化,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职业发展变化对职业人才素养的要求,直接与职业环境和岗位能力相对接,关涉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岗位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性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指向于个体进入工作岗位,胜任岗位工作、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职业发展必需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集合。其核心特质在于其是一般职业素养的精髓和灵魂,具备联结或活化其它素养的意义化能力。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建构,必须将其限定在特定的背景下做针对性的理论探讨。基于模型构建与各种教育学理论的基本对应关系,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学理基础涉及到与内容相关的职业成长规律理论、与结构相关的多元智能理论、与要求相关的人职匹配理论。同时,结合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和学段特点,以及高职学生的个体成长特点,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模型构建需要综合考虑价值维度、结构维度和层次维度三个维度,在价值维度上体现出适应未来职业发展与人的终身学习需要,在结构维度上体现出强调个体、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在层次维度上体现出符合高职教育文化和学段发展特点。基于此,研究综合考虑企业人才需求和高职学生职业发展需要,着手构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采用“整合型”的构建思路,借助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研究方法,按照人与自我、人与工具、人与社会三个维度编制调查问卷,对江苏省8所高职院校的紧密型合作企业实施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411个,利用SPSS22.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素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析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要素28项。据此,构建起“同心辐射型”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其中,核心价值观为内核,职业品格与修养、生活与生涯素养、学习与创新素养、信息与技术素养四个层面为中间层,与之相对应的二十八项要素为外围层。通过对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着“重观念轻设计”目标割裂的问题、“重传授轻应用”理实脱节的问题、“重教育轻融入”协同不足的问题。探究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归因于理念的束缚、制度的羁绊和条件的约束。针对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高职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特征,以及素养的结构与特点,提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基本设想和可行路径。反映在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为素养培养提供了必要性基础,需要进一步明确培养主体的职责和功能,加强整合和互动,共同构建起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支持体系。在此基础之上的培养体系优化和管理机制革新则提供了可行性策略。其中,培养体系的优化是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有效培养的路径和方法,具体包括四项措施,即培养目标“嵌”素养,优化目标体系;课程教学“练”素养,优化内容体系;实践活动“攒”素养,优化服务体系;质量监控“验”素养,优化评价体系。管理机制的革新是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有效培养的条件和保障,为此需要完善四项机制,即“柔性化”的组织管理机制、“系统化”的课程管理机制、“双师型”的教师管理机制和“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机制。

郭光亮^[7]（2019）在《多元博弈与动态均衡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建设多元办学格局的方向与强音。在高职教育领域,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似乎成为难以共存的矛盾体,不过,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成功运作使二者的协同关系昭然。如何在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中实现双方协同运作、协同治理,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寻找协同的平衡点,不仅有利于高职院校摆脱发展困境,而且有利于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新兴办学模式,对高职院校非常具有吸引力,并有逐渐兴盛态势,但真正沿着混合所有制轨道高质量发展的高职院校为数不多。基于深化高职教育改革政策导向与路径优化的时代诉求、高职院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升华的理论探析和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模式再造的实践探索,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到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模式选择、框架设计与制度构建上。站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遵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范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采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可能突破的方向;另一方面拓宽研究视角,在多元主体的生态关系系统中来重构研究框架,利用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方法,重点研究了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博弈机理、均衡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模式重构与机制保障,具体的研究工作如下:一是基于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发展的背景,基于文献分析,厘定研究问题的核心概念,界定本研究任务的重点所在;二是在研究述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释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内涵特征,基于此建构多元参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三是基于实证分析与论述,对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进行现状考察,剥茧抽丝,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透视与归因;四是围绕博弈的条件、内容、类型,对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关系进行厘定,明晰多元主体的博弈机理;五是通过数理关系界定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过程中博弈假设、均衡策略,提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博弈均衡优化的建构基础;六是围绕着政府统筹主体、多元治理主体、社会监管主体、师生参与主体,设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式框架;七是基于协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提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通过基本理论研究、实然状态研究、问题与原因探究、博弈机理研究、均衡策略研究、模式建构研究、保障机制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从理论溯源看,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具有深厚的内涵意蕴,并衍生出五个特质与四大价值。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内涵意蕴可凝练为:在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治理中,应包括不同的所有制治理主体,而为了协调好这些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相关的利益诉求,我们应该推崇“协同治理”——通过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形成共识、集体决策和合力执行等行为去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以达到满足公众和促进高职院校发展的需要。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目标一致性、治理方式互动性、治理过程持续性、治理内容选择性五个本质特征和包容开放、多方参与、联动高效、工学兼优四大价值诉求。2.从现实状况看,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存在四种表象、三大问题与五个归因。调查结果显示,多元主体参与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存在意愿不足、动机不同、制度不清、权责不明四种表象,深入分析发现多元主体参与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存在动能不足、路径不顺、机制不善的三大深层问题,究其原因,可归纳为多元主体参与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性、权责离散性、资源零散性、政策缺失性与机制机械性五个方面。3.从博弈机理看,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存在两种间性关系、四大博弈内容与三大博弈条件,存在静态与动态两大博弈类型。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存在合作与冲突、独立和依存两种间性关系,并在价值追求不一致、利益诉求不一致与行动方式不一致三大条件下,围绕利益、权力、权利、风险四大内容展开静态与动态博弈。4.从博弈动态看,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主体存在博弈假设下的三大动态博弈关系。假设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在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三方主体按照国有资本行动→非国有资本行动→政府监管机构行动的顺序进行动态博弈,国有资本的侵占概率与惩罚力度呈反比例关系,同时与监管部门的查处成本表现出正相关关系;非国有资本针对侵害行为的上诉成本与非国有资本因诉讼可挽回的利益、发起诉讼面临的赔偿支付、以及可能获得的惩罚收益补偿呈正相关关系;监管机构查出侵占行为的概率与其惩罚力度以及非国有资本面临的诉讼赔偿损失呈反向关系。5.从博弈策略看,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主体可建立基于价值基础与制度基础的动态均衡策略。为促进各主体之间形成平衡协调甚至联动的治理关系,各主体应采取建立一种综合自身利益与他方利益、衡量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把握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价值基础,且需要从组织架构、职责职权和评价标准等方面构建相应的制度基础这样一种均衡策略。6.从协同效果看,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主体应基于四大原则与三大机制进行框架设计和模式再造。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主体应基于利益共享、多元共治、责权利明晰与开放治理四大原则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主体诉求认同、权责关系协调协同三大机制,通过协同合作、共商共谋、依据共同契约规则,对共同支配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配置,进而推动多元主体在充分博弈的基础上形成均衡态势,在识别、测度均衡态势与既定目标差距的基础上,促进治理系统的自组织内微调与妥协,继而保证协同治理目标得以实现。7.从政策建议看,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需有良好的法制环境与制度生态。健全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与政策扶持体系,明确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科学界定协同治理主体的职责职权,完善协同治理的利益协调和权利保护制度,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奠定良好的法制环境与制度生态。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治理关涉多元主体,既带来活力与优势,又带来挑战与问题,只要找到合适的策略,即可破题发展、脱困前行。在无时无处不在的矛盾运动与博弈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在利益、权力、权利、风险等方面持续不断的进行着动态博弈,由于受到利益诉求、价值追求和行动逻辑不一致的先天约束,导致博弈困境的存在,也造成了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难以走出协同治理困境。若对博弈策略施以改进,各主体能在充分尊重各自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以达成共识的规约要求,释放自主治理的潜能,继而发挥最大化的治理效能,在博弈进程中达成最佳均衡点,即便在结构耗散下,也能围绕均衡点不断有序运动,即证明该策略是在维护各方利益最大化或整体利益最大化下的协同治理均衡策略。以此多元博弈的动态均衡策略为依据,对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治理模式进行改进再造、流程重塑与机制革新,是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共治共赢目标效果达成的最优路径抉择和最佳操作选择。并期待基于这一分析范式和治理模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为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更多贡献。

陈沛酉^[8]（2019）在《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严峻。这一情形使得“转型”成为各类组织解决危机、谋求生存的不二法则。高等职业院校组织亦是如此。但转型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建构,须是站在已有积淀上的优化与完善。因此,亟待从组织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来高职院校转型的过程、要素及逻辑。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考察法、历史研究法以及延伸个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和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伯顿·克拉克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围绕着高职院校组织的诞生与转型所形成的场域关系、转型要素及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家（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等多方行动体的核心利益考量,本研究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发生、变化及解决作为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核心议题”,从而确立了高职院校组织从升本导向到就业导向再到生涯导向的转型历程:（1）升本导向阶段（1980年～2003年）。1980年,“收费、走读、短学期、不包分配”的短期职业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蹒跚起步。而后经由1996年“三改一补”、1997年规范命名、1998年“三教统筹”、1999年高校扩招以及2000年管理权下放等等正式制度供给,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科为组织形式的高职院校组织种群获得了数量上的跨越式发展。（2）就业导向阶段（2003年～2010年）。2003年,在扩招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就业之际,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爆发。基于此,中央政府部门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转型目标,并综合运用择优项目引领示范与人才培养评估等举措,引导建立“地方政府主责、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实施”的组织转型场域关系。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对“高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高职应该如何办”达成多项规范性共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顶岗实习等等办学观念深入人心。（3）生涯导向阶段（2010年至今）。就业导向组织转型带来了就业率显着提升,但以数字为单一表征方式的一次就业率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反映各高校的就业情况。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发展等指标上的表现却不尽如意。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新危机引起高职院校组织场域中的行动体围绕着“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式转型策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顶层设计推动下,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制度化,高职院校组织亦与四年制大学重新建立起合作交流。同时,高职院校组织自身开始强调职业素养教育。其次,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在升本导向阶段,受国家政策分层歧视与升格诱导、市场生源选择偏好以及大学理性神话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力量等多重逻辑制约下的高职院校选择了模仿本科院校学科教育,即把升为本科院校当做规划目标,把大学课程进行“压缩饼干式”删减、把毕业生“专升本”率高低当做招生噱头的“漂移性”组织生存策略。在就业导向阶段,支配组织场域行动体实现就业导向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有:“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国家逻辑,“项目驱动”的科层制逻辑,“生源充盈”、“满足企业需求”的市场逻辑以及“职业主义”的教育逻辑。在生涯导向阶段,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受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国家逻辑、“国家推动、地方创新”的科层制逻辑以及“生源危机”、“产业转型升级下的企业新需求”的市场逻辑和教育“成人”逻辑的共同支配。

陈春梅^[9]（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牛海燕^[10]（2019）在《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如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高技能人才急剧匮乏等。因此,加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引导,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则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新课题。2014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必须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速技能型人才培养,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鉴于此,加强对我国高职教育政策的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本研究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试图在分析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可行性探析,这对于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21世纪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发展各阶段的文本解读和主要政策。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发展特点,包括政策在促进高职教育地位和功能上的作用逐步提升;政策的目标和导向愈加明确;政策提倡高职教育办学类型、层次和模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政策注重高职教育自身建设能力的增强以及政策引导高职教育发展更加均衡化和公平化。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21世纪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包括高职教育政策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保障;政策在提升高职教育吸引力方面的作用不够突出;政策在促使企业积极参与办学方面的作用不够明显;政策在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渠道方面不够完善以及政策在增强高职院校师资力量方面有待改进。第五部分介绍了德国和美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以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一部分介绍了针对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完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提出了几点思考,包括完善高职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完善增强高职教育吸引力的相关政策;完善企业参与办学的相关政策;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以及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

二、对高职教育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高职教育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三型”劳动者培养目标下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黄炎培产教融合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部分高职院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多元博弈与动态均衡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高职教育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D]. 方桐清.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2]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D]. 张慧. 天津大学, 2020(01)
• [3]“三型”劳动者培养目标下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研究[D]. 向慧. 西南大学, 2020(01)
• [4]黄炎培产教融合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周俐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管理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部分高职院校为例[D]. 陈江林. 西南大学, 2020(01)
• [6]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D]. 桑雷.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7]多元博弈与动态均衡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协同治理研究[D]. 郭光亮. 西南大学, 2019(05)
• [8]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D]. 陈沛酉. 天津大学, 2019(01)
• [9]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10]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研究[D]. 牛海燕. 东华理工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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