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3年目录（第25卷）

一、《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沈倩慧^[1]（2021）在《1927-1937年浙江禁毒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毒品泛滥问题一直是浙江省的痼疾。在温州、台州和丽水,罂粟的种植呈现蔓延之势,而杭州、宁波等地,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外部毒品输入的重灾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禁毒作为当下的重点工作。浙江不仅是最早响应中央禁毒号召的省份之一,在实际的工作中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就地方政府而言,除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外,也结合实际情况订立了一些规章制度。从民间社会来看,以浙江省拒毒会为代表的一些团体积极参与禁毒宣传,并协助政府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工作。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在禁毒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晚清及民国初年的禁毒运动相比,这一时期的禁毒活动持续时间更长,基本上从1927年延续到1937年。同时,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从宣传区域上看,几乎遍布了浙江大部分地区。但在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背后,浙江却始终没能彻底肃清烟毒。事实上,这一时期,浙江社会中的毒品生产、售卖、吸食情况依然存在,禁毒并未达到预想中的成效。本文以1927——1937年的浙江禁毒为研究对象,除对禁毒活动产生的背景、进行的过程作了相应介绍外,也对这些屡禁不止的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关注这些问题,可以发现毒品问题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也反映出浙江政府在立法、执法与司法等方面尚有不足,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了浙江的禁毒成效。

王甜甜^[2]（2021）在《北宋版本集録》文中认为北宋时期,雕版印刷的普及和繁荣使得大量刻本文献问世。北宋刻本在书籍装帧和版式风貌上均独具匠心,堪称印本之典范。自明末以来,藏书家和版本学家多推崇北宋旧刻,精选北宋本爲校勘底本,探讨北宋本的外在形制之美。北宋版古籍已被公认爲“善本”之精品。长期以来,由於北宋版刻存世极少且零星分散,人们对它其的研究多限於单刻本的研究或由南宋以来的覆刻北宋本来推知北宋刻本面貌。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发现的北宋刻本的问世,国内外各级收藏机构所藏北宋古籍书影图録的公开化,再加上北宋大藏经、单刻佛道二经及多仿北宋版式的辽代版刻古等典籍,中外学者们对其已有充分研究,爲北宋古籍版本撰写集録成爲可能,这将对我们考察雕版印刷兴盛期的版本形制以及构建起中国古籍版刻史有重大学术意义。本文将现存中外可见的22部北宋版古籍按四部分类法归类,并将北宋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于经史子集之外单独归类,尽可能找全现存北宋版古籍书影图版,并分别选取3-5张典型页作爲图録,对该书做偏重於版本方面的考察,撰写出集録。集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简要介绍北宋版古籍的馆藏机构、作者、内容性质、创作时间及前人着録情况。2.依据书影图録并参考中外学者对北宋古籍版式特征的描述,将其按照装帧、边栏、行款、书口、纸张、墨色、字体、刻工、避讳、藏书印、题跋、牌记等版式构成要素依次归纳整理北宋版式特徵;3.结合版式特徵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考察北宋古籍的版本源流、刊刻时地及刊刻机构。4.列举学者们的观点分歧之处,并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结语部分是在前章工作的基础上,对北宋版古籍的版式特徵做更爲细致的归纳,旨在揭示从卷轴装到册页装书籍的转变过程和探讨北宋版古籍的版式特徵是否有规律可循,并纠正以往学界对北宋版本形制某些错误或不全面的认知。本文主要有以下特点:1.搜集北宋版古籍最爲齐全。爲总结北宋古籍整体版式风格,揭示构成北宋版刻整体的各个部分内在联系提供可靠保证。2.以古籍的书影图版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爲获取北宋版本信息的主要来源,归纳总结北宋古籍版式特徵。3.列出和比较了不同学者对同一部或同一类北宋本的研究,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观点;4.系统梳理了现存北宋版古籍版式情况,便於今後学界的研究和利用。

丁斯甘^[3]（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指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周丽威^[5]（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王域铖^[6]（2020）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在其浩瀚的藏品当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着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文献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籍）。古恒（1865-1935）是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20世纪前期,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该目录将Chinois 1-9080分为21个一级分类,其中18个分类有若干二级分类,着录各书的典藏号、题名、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数、之前的典藏号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所着录汉籍的研究非常欠缺。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古恒目录及相关汉籍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该目录及相关汉籍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意义,回顾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情况,认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整理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并简单论述法国汉学及汉籍的基本状况。上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总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包括介绍、分析该目录的着录内容、分类特点,论述该目录所着录汉籍的价值、来源等。古恒根据这批汉籍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分类设置方面,古恒更多地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性并不在意。这批汉籍中,佛教类着作最多,其次是天主教相关着作,其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的资料。这批汉籍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通过传教士、学者、商人及士兵流传到法国。中编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选取部分出版时间较早或者比较稀见的汉籍,逐一考论,详细着录各书的文献学信息,对相关版本信息尤加注意,加以考辩,并论述版本着录的依据,试图清晰地反映各书的文献学特点。在此部分论文中,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订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如在关于韩霖《铎书》的考证中,纠正了陈垣对书中墨钉的论述,并对刻书年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论文还大量订正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着作的错误,如根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五经类编》,订正了相关目录着作中此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的着录。此外,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补充、完善了学界此前的相关结论。下编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进行了研究,考证批注的时间及流传经历,将批注概括为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面,凸显刘凝文字学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

郑晓锋^[7]（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指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武张胜男^[8]（2020）在《《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与西安城市文化研究（1931-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30年代以后,久经兵荒与灾害之苦的西安城终于获得一丝喘息之机,开始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西安这一时期在社会各方面都开始涌现出新面貌,发生在此时期的办报热潮就是表现之一。《西北文化日报》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安最具影响的报纸之一,诞生在此时。报纸与城市相遇,副刊作为报纸的一部分,深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它不仅反映城市的日常生活,更通过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建构来引领城市文化,是研究西安城市面貌与城市文化的重要资料。本文围绕近代与西安产生诸多勾连的报纸副刊,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结合大量史料,从《西北文化日报》产生的社会情境、报纸的发展脉络、报人的办报实践、副刊对城市生活的书写以及副刊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建构这几部分内容出发,尝试探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与西安城市文化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反侵略、求生存与现代化是这一时期西安城市发展的时代主题,亦是西安城市文化和《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的主题。在城市日常生活的书写上,副刊展现了城市中各个阶层的生活百态,人们在享受新式资料、体验摩登生活的同时,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是城市发展的另一面,灾民与人力车夫是报人们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休闲娱乐趋向多元,新旧娱乐的角逐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图景。副刊作为报纸的一部分,它还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空间,报纸副刊编辑以版面为纽带,联系着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成为妇女争取自身权益、探讨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以及发表爱国言论的平台。副刊在反应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在推动并引领着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发展。《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和展现了西安的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安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呈现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概览20世纪30年代西安城市文化的鲜活文本。

宋敬^[9]（2020）在《《女中七才子兰咳集》研究》文中指出《女中七才子兰咳集》（以下简称《兰咳集》）为晚明文人周之标所编刊,作为一部男性编选的女性诗词集,它在编选思想上反映了明末的主情思潮,是晚明女性文学发展的投影。这本选集收录了明末冯小青、王微、尹纫荣、杜琼枝、刘玄芝、会稽女子、徐安生和佘五娘等八位女性（周之标原收录七位,后周又附上刘玄芝《宫词》,故而为“八位”）的135首诗词作品,以及同时代人和作50首。作为晚明重要的戏曲活动家和出版家,周之标编选《兰咳集》的目的,重在以选作传人,但也表现出选者的立场和倾向。选本体现出对才女们生平遭际和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将女性放到主流文学中去品评的进步意识,也展示出当时文学圈对女性才华的接纳和认同。当然,周之标作为一个出版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人阅读趣味以及商业因素考量的影响,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比较有话题性的才女（如冯小青等）,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但客观上为女性作家其人其作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兰咳集》中所收才女作品题材广泛,凡男性作家所歌咏者,几乎皆有涉及。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倾向,即“向内写心”。女才子们书写出了对生命的体验,对自然山水的赞美,对周遭人事的态度,充分展示了女性才人的情怀与性灵。《兰咳集》所选七人作品风格在总体上表现出至情至性、不尚藻饰、清灵隽雅的特点外,也不乏各自的特点,这就使得《兰咳集》具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审美价值。其次,《兰咳集》保存女性作品,为被边缘化的才女更广泛地进入人们视野提供机会,也使该集具有了一定的文献价值。总之,《兰咳集》体现着作为士商二重属性的文人对女性作品编刊所持有的既注重大众审美取向,又注重文人视角的包容性观念;在女性文化方面,以才艺为重而非以身份为重的选录标准,使《兰咳集》成为晚明女性文学编刊潮流中“不同身份界限近于消解”现象的一个投影,是晚明时代出现的微光般的男女平等意识的反映。

牛志威^[10]（2018）在《晚清粤港小说研究》文中指出晚清时期,粤港之地是小说创作出版中心上海之外,另一小说创作出版较为繁盛的地区。晚清粤港小说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报刊小说和单行本小说。经全面搜集,现见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共50家,刊载小说共506种;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共22家,出版单行本小说共48种。本论文从地域角度,对晚清粤港创作出版的小说进行整体研究。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组成,正文共五章。绪论说明选题缘起、明确研究对象、总结研究现状并拟定论文框架。第一章在全面搜集晚清粤港小说文献的基础上,对晚清粤港小说进行整体概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认识晚清粤港小说的发展态势与地域分布状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第二章研究晚清粤港小说的作家群体。首先,全面细致地考索粤港每篇小说的作者署名,尽可能多地弄清晚清粤港小说的作者及其生平。其次,从晚清粤港小说家群体身份共性较大的籍贯、创作时的年龄阶段、政治倾向等几个方面,认识小说家群体与小说整体面貌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章论述晚清粤港小说的主流思想——排满革命宣传及其表达途径。为达到宣传排满革命的目的,晚清粤港小说家对小说类型及小说主人公有一定的选择倾向。反抗异族统治及进行共和革命的历史演义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艳情小说、便于讲述道理的寓言体小说是小说家主要选择的小说类型。抗清人物与反清人物及其后代、晚清革命派人物、晚清保皇派人物是小说家主要选择或虚设的小说主人公,其中小说家对最后一类小说主人公是持批判嘲讽态度,对前数种小说主人公则是持赞扬歌颂态度。第四章全面论述晚清粤港小说排满革命宣传之外的其他主题,主要包括批判现实中的丑恶人物及丑恶现象、提倡实业、戒烟戒嫖、广博见闻、消闲娱乐等。第五章对晚清粤港小说家中成果丰富,但却一直未被学界关注的王斧、黄伯耀二人的小说创作进行个案研究,弄清他们创作的小说作品,并对其小说创作进行总体认识。结语总结晚清粤港小说的地域特色及历史意义。思想以宣传排满革命为主和内容以粤人粤事为主,是晚清粤港小说的两大特色。其中前者是因小说家大多是革命者而形成,后者是因小说家大多是粤籍人而形成。就其历史意义看,一方面,晚清粤港小说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的小说互相影响,共同促成了晚清中国小说的繁荣,其对晚清南洋地区的华文小说创作影响尤大。另一方面,晚清时期是粤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其形成的小说兴盛传统对粤港之后的小说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附录主要是对晚清粤港小说及小说家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是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础。附录共五个: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简介表、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及其刊载小说统计表、晚清粤港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及其出版小说统计表、晚清粤港小说家小传、晚清粤港小说作品简介。

二、《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1927-1937年浙江禁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北宋版本集録（论文提纲范文）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5）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6）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与西安城市文化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9）《女中七才子兰咳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粤港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1927-1937年浙江禁毒研究[D]. 沈倩慧.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北宋版本集録[D]. 王甜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6]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D]. 王域铖. 山东大学, 2020(09)
• [7]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8]《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与西安城市文化研究（1931-1937）[D]. 武张胜男. 西北大学, 2020(06)
• [9]《女中七才子兰咳集》研究[D]. 宋敬.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10]晚清粤港小说研究[D]. 牛志威.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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