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关键（论文文献综述）
王卉[1]（2019）在《贸易强国建设路径及中国选择的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发展,连续多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中美贸易战充分说明我国贸易抗压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诸多贸易和产业领域受到美国严重压制,我国仍然必须加强贸易强国建设。为此,党中央多次在发布的文件中提出要重点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贸易强国建设的研究更是被纳入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选题,成为当今我国社会科学最高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和热点内容。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研究,其重点在于研究贸易强国建设的路径及其演进的过程,即如何建设贸易强国。中国贸易强国建设需要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论述中梳理出贸易强国建设的路径及其演进过程的一般规律,并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寻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贸易强国建设道路。为此,本文对贸易强国的内涵、贸易强国建设的路径以及中国的选择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如下:首先,梳理了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分别从晚期重商主义理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中,梳理了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贸易强国建设内涵、路径、对策的理论观点。其次,从历史视角和逻辑视角对贸易强国建设的五大路径进行了重点分析,分“三步走”推进贸易强国的建设。贸易强国建设五大路径的“三步走”演进过程具体表现为:在培育贸易主体方面,从出于安全意图干预对外贸易到出于合作意图减少对对外贸易干预再到出于成为领导者意图,维护世界贸易公平,逐步调整国家政府对对外贸易的意图;从设立资源开发型和横向型跨国公司到设立加工制造型和垂直型跨国公司再到设立服务型和混合型跨国公司,逐步设立大型跨国公司。在提升贸易地位方面,从进入到专业化国际分工的核心到进入差异化国际分工的核心再到进入工序化国际分工的核心,逐步进入国际分工的核心;从边缘位置向半边位置移动到从半边缘位置向半中心位置移动再到从半中心位置到中心位置移动,逐步深入国际市场体系的中心。在打造贸易平台方面,从搭建综合型会展平台到搭建贸易型会展平台再到搭建消费型会展平台,逐步扩大会展平台的影响;从做实区域贸易合作平台到做实区域要素合作平台再到做实区域政策合作平台,逐步做实区域合作平台。在优化贸易结构方面,从做大出口贸易到开放进口贸易再到维持出口贸易略大于进口贸易,逐步合理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从初级商品贸易转向制造业商品贸易到商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再到狭义服务贸易转向广义服务贸易,逐步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在提高贸易效益方面,从改善商品贸易条件到改善收入贸易条件再到改善要素贸易条件,逐步改善贸易条件;从提高出口贸易依存度到提高进口贸易依存度再到降低外贸依存度,逐步保持适度外贸易依存度。再次,对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的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一步,根据前文对贸易强国建设路径的探析,围绕着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五条路径筛选了若干评价指标,构建了贸易强国建设水平的科学评价体系。第二步,通过客观修正主观的方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了组合赋权,采用基于TOPISIS的灰色多层次评价模型,对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英国、中国等8个世界主要贸易国家2010-2017年间的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进行了评价。第三步,采用RST方法对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其冗余度和灵敏度均符合要求。实证结果显示,美国、中国、德国的贸易强国建设水平排列前三,而且美国的贸易强国建设水平一直保持领先;法国、日本、英国等传统贸易强国的贸易强国建设水平下降明显,略低于中国。最后,运用比较分析法,为中国推进贸易强国建设选择合适的路径。根据贸易强国建设路径的“三步走”演进过程,当前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五大路径处于不同阶段:贸易地位提升路径和贸易结构优化路径处于刚从第一步迈入第二步的状态,需要加速前进;贸易主体培育路径和贸易平台打造路径稳定在第二步的状态,需要持续推进;贸易效益提高路径刚跨入第三步的状态,需要稳步前进。为此,应该从建立自主的跨国生产和经营网络、实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战略、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持续培育贸易主体;从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创造世界级的知名品牌等方面加速提升贸易地位;从强化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争取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力支持、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范围等方面持续打造贸易平台;从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开拓国际多元市场等方面加速优化贸易结构;从改善贸易条件、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稳步提高贸易效益,实现中国的贸易强国建设。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研究视角上有一定创新,更加全面地梳理了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从“三步走”的演进过程完善了对贸易强国建设路径的动态分析,并以此选择了合适中国的贸易强国建设路径。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完善,根据SMART指标体系设计准则构建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客观修正主观的方法进行组合赋权,通过TOPSIS、灰色关联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三种评价方法相结合的模型,进行贸易强国建设水平的综合评价,并使用RST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有效性检验。
侯胜东[2]（2019）在《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文中认为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划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更不应该仅仅依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模式来推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制度性因素纳入了一般经济分析的范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仅有制度而没有制度创新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绩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支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来源和形成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和阐释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理;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聚合型的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产业结构理论重视技术的量化研究,而轻视理论的质性分析。在本论文的前三章中,就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做了界定。其中,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究进展、可能的边际贡献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第四章,就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阐释。在第五章中,选取了聚合型制度的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做了实证分析。在第六章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动因以及内源型制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正负影响作了具体研究。在第七章中,选取了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聚合型制度创新对其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另外,选取了以印度、前苏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聚合型制度创新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八章中,本文以实证分析和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谈论了在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怎样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措施。在第九章中,就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作了说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源型的制度创新可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新的增量激励,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帕累托改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综合历史上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本国的切实国情,因地制宜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内源型制度功能,应该发挥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性作用,以进取的民族精神、悠久的文化底蕴、科学的理论导向、广大的阶层基础以及新发展理念为内源型动力,以聚合型制度创新网络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演进,又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内部的现代化。
张金艳[3]（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尹玉婷[4]（2019）在《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林张之争”反映了学界对我国现行支持产业发展的财政补贴的效果评价存在不小的争议,新能源汽车骗补等事件频发反映了产业补贴效果不甚理想,本文主要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探究这种低效率补贴制度的状态、成因、影响与破解。低效率补贴制度体现在:从产业技术政策来看,财政补贴的规模较大,研发资金的落实不甚明确,研发产出与投入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存在较大差距;从产业组织政策来看,扶持大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仍然是我国历史的主流,扶持中小企业的功能性政策较多,成效微着;从产业结构政策来看,选择性干预色彩较为明显,尤其是行政性、指令性计划是主要手段,而经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容易产生产能过剩现象,市场适应性弱;从手段上看,行政干预、直接补贴仍然是主流,且效果并不显着,会引致企业、行业发展的依赖性,难以形成市场竞争力。另外,现行产业财政补贴政策往往产生了“骗取”、“套用”等现象,不仅造成补贴资源的浪费,还会给企业的生产创新造成负面激励,最终使得产业政策偏离制定的初衷。本文在探究低效率补贴制度的成因与影响的分析框架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人际关系性、寻租性与权利限制性这三个关键因素,围绕这三个关键因素解释了我国现行补贴制度的低效率问题。具体地,由于人际关系网能够提供合作中的信任保障,而我国非人际关系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社会交换体系本质上是属于人际关系性的,产业政策也具有人际关系化交换的特征;以财政补贴主导的产业政策由于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以及社会报酬结构的差异而具有寻租性;我国处于权利限制秩序的状态,在该秩序中产业政策对创新与竞争的支持不足,制度适应性效率不高。通过对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秩序与产业政策的发展规律的梳理与分析,认为美国具备了非人际关系性、寻利性与权利开放性,其产业政策往往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且制度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效率;日本、韩国由于在影响产业政策的核心政治组织上实现了短暂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经济实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寻利带来的积极影响抵消了寻租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并没有全面实现非人际关系化交换,其社会秩序仍然是权利限制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后期给社会带来了腐败等遗留问题;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以补贴为主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与寻租性,组织运行的权利受限,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实现其向功能性政策的转型是必由之路。因此,成功的产业政策一定具有非人际关系性、寻利性与权利开放性的特征,而失败的产业政策通常无法在核心政治组织内发展非人际关系化交换,具有严重的寻租程度与权利限制性。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对现行补贴政策的政治效率与经济效率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验证了我国补贴制度的低效率与三个关键因素的相关性。首先,在政治效率方面,通过对政治程序的考察认识到我国人际关系化补贴产生的政企合谋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与低效率的补贴制度。具体地:1、考察事前代表性企业隐藏产业发展能力信号,使得中央政府产生补贴资源错配行为,得到四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解,比较后发现若企业的伪装成本比较小,那么在政府不对高额补贴、或所有额度的补贴申请进行审核时,补贴制度的效率比较低;2、考察事后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企业隐藏补贴使用行为导致企业“骗补”与政府“追缴”等现象产生,发现受政企合谋的影响,地方政府划拨补贴与实施追缴的政策是无效的,中央政府要使补贴使用制度有效,必须支付给地方政府与企业足量的信息租金;而补贴使用的效率取决于产业发展建设的难易程度与中央实施事后追缴的力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产业建设项目规模越大,发生“骗补”后追缴的力度越严苛,则补贴使用制度效率越低。其次,在经济效率方面,从企业、产业、市场三个层面考虑市场主体的发展问题,联系三类关键因素,运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政府补贴数据,分析企业现行具有人际关系化交换的补贴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寻租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现行补贴制度的权利限制性对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影响。具体地:1、在探究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方面,针对当前国内财政补贴现状,把我国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补贴分为人际关系化产业补贴和非人际关系化产业补贴,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旨在阐明人际关系化的补贴制度有碍国家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的目标,并根据理论框架建立了具有无效率影响因素的随机前沿模型,同时借助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1）直接补贴相较于间接补贴,对提升生产技术效率存在负面影响;（2）导致补贴无效率存在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寻租实现的,而这种作用机制体现了人际关系化的补贴制度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政治联系作为一种“嵌入式自主”能够微妙地对这一负面机制进行矫正。2、在探究选择性补贴的寻租性与功能性补贴的寻利性时,运用固定效应、Logit与Tobit模型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特征;通过对企业是否具有寻租行为与政治联系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在人际关系化下,选择性补贴具有寻租性,会占用生产性资本,表现为投资不足,而功能性补贴具有寻利性,普遍易使生产投资过度;本部分研究还发现,政治联系作为一种“嵌入式自主”的治理方式,比人际关系化交换中的寻租方式更会促进企业投资;在产业层面,通过研究两类补贴的分布特征对行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会更大程度地降低市场竞争性;回到企业层面探寻其中的机制,通过Logit中介效应模型与交互项检验,发现前期选择性补贴由于提高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概率,增加了市场份额下降的可能性,从而市场竞争性降低;然而,尽管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但寻租下的选择性补贴会减少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因此,市场竞争机制易被人际关系化下的选择性补贴扰乱。3、在探究补贴对适应性效率的影响时,结合诺思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通过分析我国补贴制度的性质、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我国补贴制度的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作出判断。本部分的边际贡献在于指出了我国财政补贴制度存在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不统一的现象。研究发现:（1）低生产率或低盈利能力的企业尽管可以受到补贴资源的较大程度影响,但实际所享有的补贴资源比较少,补贴制度存在一定的配置不平衡性;（2）与税收优惠等间接补贴制度相比,财政直接补贴具有圈层效应,即以人际关系化交换为特征,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低规模补贴中;（3）圈层性补贴不支持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补贴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低下;（4）间接补贴制度既有配置效率又有适应性效率。因此,现行的以财政补贴主导的产业政策不仅政治效率低下,还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投资效率,制度适应性效率不高,急需转型。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制度的转型需要突破三个关键因素,即人际关系性、寻租性与权利限制性,这意味着要在社会网络中发展非人际关系,增加制度可信性,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引导社会报酬结构以激励生产性活动,增加寻利收益。首当其冲的是转变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发展以引导型、服务型为主的功能性补贴制度。
叶琳[5]（2019）在《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国际化对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物质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物质性因素指的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及其带来的国家经济权力,制度性因素则包括国际经济组织及其确立的基本规则以及各国签署的国际条约、协定及其确立的经济秩序等。特定的国际化因素,会使不同国家的国内行为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益。日本的经济国际化始于明治维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压下被动开始模仿性国际化,后经过反动霸权性国际化、参与性国际化,再到主动性国际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以及一系列制度变迁,确立了独具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即日本式经济体制,实现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式经济体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需要进行新的变革,小泉改革和安倍改革便是其重要尝试。从整体发展历程来看,日本的经济国际化可以说是在外界的压力下渐进实现的,通过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日本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并不能说日本经济因为走向国际化,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科学的评价应该是日本充分利用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大势,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应对等内在因素来推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进而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其经济体制内在因素的作用,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时,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接”,实际上却自成体系,在将贸易和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同时设下种种障碍,极力阻止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关键产业领域进而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这种“双重性”导致日本式经济体制及国际化进程在全球化大发展时代遭遇了挫折。在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国际规范及美国因素对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作用尤为突出。
刘明辉[6]（2019）在《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优先”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战略抓手,对我国经济取得瞩目成就举足轻重。但是,城市集聚绝大多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光鲜背景下,也诱发了农村产业空心化、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农村从业人员女性化、农村环境治理无序化等系列“乡村病”。因此,城乡融合、农村产业融合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执本之举,亟待推进。建国后,我国城乡关系在多数时间处在分离状态。城乡统筹的发展路线在我国肇始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强调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补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乡村振兴是党和政府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的深刻认识,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其中,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城乡关系演变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关注农业发展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数亿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重要使命。然而,当前我国农业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加之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渐趋衰退、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以及农业生产的立体式污染等问题,对我国农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构成了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极大挑战。如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收益、破解农民增收困境以及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等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冲击着传统的生产模式,新一轮的新信息、新技术为农村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农村产业融合已成为突破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向好,尤其是第二产业对农业的中间投入已有较大提升。但是,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产业链脱节、要素链脱钩、利益链不完善、融资难度大、税收支持力度不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严重束缚了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整体上看,产业融合链的断裂或融合体制的脆弱多可归结于市场、政府和经营主体三个层面。因此,本文在城乡关系演变背景下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对我国走出传统产业分工、剥离传统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包括九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作为本文选题的背景依据,并据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接着,本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并界定了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并据此选取适宜的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部分。基于城乡关系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与产权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剖析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配置、主体功能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第三章构建“政府”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政府支持和制度供给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概括为资源补充机制、信号传递机制、资源重置机制,并进一步分解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支持、产业确认与保护等角度进行阐释。第四章着重从“市场”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要素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信息机制与竞争机制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体可分解为要素流动瓶颈、要素集聚功能、交易成本等方面。第五章是从“经营主体”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经营主体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主要通过竞争或合作博弈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影响,表现为提高组织化程度、提升市场应对能力、密切利益链接机制、强化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等。第六章厘清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历史经验,并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置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刻画了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特征,最后结合本文构建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是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按照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设计变量、构建模型、整理数据、实证估计,本文得出了针对“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结论。第八章是国际经验借鉴部分,本文分析了日本、韩国、法国、荷兰、美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经验性事实,并从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分析了五个国家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第九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从本文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探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同时总结提炼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互动效应,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五个结论。第一,政府的制度供给与政策支持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信息传递机制、资源补充机制与资源重置机制是政府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渠道,具体表现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产权确认与保护以及创新金融支持等方式。第二,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诱因。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诸多体制性障碍严重束缚了要素平等进入市场的程度,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与信息机制的扭曲导致要素流动受阻、要素集聚受限、交易成本企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三,经营主体之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博弈推动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营主体面对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共同约束,从而经营主体采取竞争和合作的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强化市场应对能力以及构建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四,我国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从政府、要素市场与经营主体等多方面着手。现阶段,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从本文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出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并要大力促进竞争有效的要素市场形成,打破城乡之间的地区分割、完善市场作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要巩固经营主体地位、强化经营主体功能,以及加速技术创新等。第五,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双向效应。城乡关系的分离、对立与阻隔会导致要素市场分割,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机制扭曲,引发要素流动受阻,制约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由于缺乏新要素和新动能的注入,城乡融合发展则难以实现。随着城乡关系逐渐走向融合阶段,城乡产业开始趋于联动发展,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互动补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也逐渐加速推进。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引导城市地区的资源和要素流向农村地区,开发并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产业空间、提升城乡经济融合程度、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基础上发现“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检验分析中探寻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城乡关系演变背景的梳理,本文提出“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理论及农业发展理论;第二,细化与拓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阐释。本文从政府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市场配置、经营主体功能三个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视角给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第三,研究方法上的改进。本文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计量模型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在“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部分,本文运用政策评估方法（PSM-DID）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方法上的改进。
文世芳[7]（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李子伦[8]（2015）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结人类千年发展史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败教训,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以工业革命为发端的产业结构升级历程既是启动经济增长的变革性动力,也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性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前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唯有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从供给端发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内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此,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应运而生,即应当如何定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助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本文以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理论为研究基础,以知识分立和政府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在探明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市场效率、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勾勒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蓝图。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劳动行为不断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类似信息群以及不同种类信息群,通过实现信息群结构关系的不断变迁而满足或更好满足人的需要及其组合的过程。信息分散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以探索并发现默会知识的自发性市场秩序较面对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约束的政府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行为的自身利益偏好属性,在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介入的限制框架基础上,实现从强制干预型政府向增进扩展市场型政府的让渡必然成为构建现代经济治理格局的主体逻辑。第1章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价值,在回顾评价了目前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干预思想的两大主要理论基础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之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从强制干预型向增进扩展市场型的转变在由单极独揽到多极共治的权力解构和各级公共权力相对化已成定局的当今中国基本国情下的重要意义。本章还系统回顾了涉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派在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第2章从哲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入手,通过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对立与统一的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即是以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信息组合为本质的劳动过程在总量和结构层面的扩张。从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的总结可以提炼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两种方式即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前者包括既存有效信息复制速率提高和不完全一致信息组合的复制,后者指新信息组合的复制。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本章还构建了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节能环保能力在内的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外部性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它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基础。第3章从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分析得出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确立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原则,具体表现在保护产权、管理并协调市场信息传递和维护市场组织效率三点旨在维护市场机制的职能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一点旨在弥补市场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职能。第4章以建国以来的美国、 “二战”后的日本和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时期的拉美地区为比较对象,通过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借鉴性回顾,对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和对拉美地区不同国家政府职能分化所展现的不同产业结构升级绩效诠释了以维护市场为首要责任,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为重要职能的政府职能选择原则,并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第5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变迁历程进行了总结性回顾。第6章建立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效率。第7章为我国准确界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主要贡献有：（1）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体系,探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2）构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理论框架。（3）比较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教训。（4）尝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和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绩效。（5）给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政策建议。
徐兴[9]（2014）在《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综观古今中外制度史的演变，制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文化的无形支配。企业制度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不仅是效率追求的结果，也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可以说，文化构成了企业制度的基础和灵魂，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企业制度体系，催生出各异的企业制度绩效表现。回顾历史，考察当下，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制度变迁及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且耐人寻味，在日本独特的集团主义、等级秩序、现世主义、耻感文化、恩情主义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作用下，日本企业的成长发展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颇不相同的的道路，形成了一道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制度变迁轨辙，是研究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和制度绩效问题的理想国别样本。论文即以“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为研究主题，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同时充分借鉴伦理学、博弈论、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采取“总—分—总”的结构模式，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作用机理，总结归纳出了企业制度需要处理的五点核心利益问题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伦理价值取向，提出了文化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具体作用路径，即价值传导路径、自我修正路径、博弈演进路径、兼容诱变路径和变革锁定路径，进而顺着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从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雇佣制度的变迁、外部治理内部化的制度变迁三个层面，详细探讨了明治维新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一段时间内日本传统文化作用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轨迹和绩效表现，最后重新回到整体的视角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制度绩效的逆转和主要变革趋势产生的文化诱因，对未来日本企业制度创新与绩效优化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思考，力图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对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等共性问题形成一些创新性的认识，对中国企业制度的创新完善有所启示和帮助。
屈学书[10]（2014）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工业化是生产力不断提高、不断进步的过程，是一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但必须认识到我国的工业化还不是高水平的工业化，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还未带动农业的同步发展。当前条件下，我国很多地区农业生产方式还相对落后，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农业科技、大型农业机械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在很多地区运用较少，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党的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农业的发展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也暴露出土地规模小，细碎化严重，小农意识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等弊端。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必须适当改进现行农业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客观要求农地经营制度必须实现规模化生产、商品化经营。我国陆续出台的相关法律和文件逐步为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政策支持，促使家庭农场等新型规模经营主体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刚开始起步，相关的系统研究还不成熟。本文紧紧围绕什么是家庭农场？为什么要发展家庭农场？如何发展家庭农场这一逻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通过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对家庭农场的概念、内涵、性质，家庭农场的优势，家庭农场发展的必要性，家庭农场对策建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分析了我国家庭农场的产生与发展现状，分析了家庭农场经营与农业生产、土地流转的关系，并通过与农业集体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的比较，区分了家庭农场与这几种农业制度和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边界。家庭农场既是家庭经营主体，又是规模化生产商品化经营主体，既是“注册登记”的市场经营主体，又是组织结构严密的“法人化”组织。本文还着重从生产力发展要求、农业生产的二重性特点、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民转型等六个方面研究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也从农村土地流转、农民转型、市场决定性作用、政府支持等方面提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建议，并分析了家庭农场构建中应注意的问题。文章还通过对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家庭农场发展经验的研究，提出对我国的借鉴。同时也通过分析我国政府主导下的上海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市场主导下的浙江宁波家庭农场模式、市场引领政府扶持下的安徽郎溪家庭农场模式三个典型案例，用例证说明了家庭农场是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农业组织形式。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一、从家庭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角度提出了家庭农场的概念，并分析了其内涵和性质。二、从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特点、制度变迁、技术进步、适度规模、农民转型等多角度研究了我国家庭农场的必要性。三、对比分析了家庭农场与农业集体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的优势，并区分了家庭农场与这几种农业制度和农业经营组织的边界。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划分了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边界。由于家庭农场发展在我国还是新鲜事物，详细的统计数据还比较缺乏，论文研究还是突出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运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够严谨。今后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还将进一步深化相关的定量研究。
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关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关键（论文提纲范文）
（1）贸易强国建设路径及中国选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贸易强国内涵 |
| 1.2.2 贸易强国建设理论 |
| 1.2.3 贸易强国建设经验 |
| 1.2.4 贸易强国衡量标准 |
| 1.2.5 贸易强国建设对策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2 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 晚期重商主义 |
| 2.2 古典贸易理论 |
| 2.3 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4 新贸易理论 |
| 2.5 新新贸易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3 贸易强国建设的路径:历史视角 |
| 3.1 贸易主体培育的历史经验 |
| 3.1.1 德国调整政府的干预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
| 3.1.2 日本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助推贸易强国的建设 |
| 3.1.3 美国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经营建设贸易强国 |
| 3.2 贸易地位提升的历史经验 |
| 3.2.1 葡萄牙通过提升国际市场地位建设贸易强国 |
| 3.2.2 日本通过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推动贸易强国的建设 |
| 3.3 贸易平台打造的历史经验 |
| 3.3.1 欧洲一体化是德国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平台 |
| 3.3.2 会展为英国的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宽广的平台 |
| 3.4 贸易结构优化的历史经验 |
| 3.4.1 英国通过不断优化贸易结构推进贸易强国的建设 |
| 3.4.2 意大利提升服务贸易比重促进了贸易强国的建设 |
| 3.4.3 美国通过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推动了贸易强国的建设 |
| 3.5 贸易效益提高的历史经验 |
| 3.5.1 改善贸易条件是发达国家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手段 |
| 3.5.2 保持适度对外依存度推动发达国家的贸易强国建设 |
| 3.6 本章小结 |
| 4 贸易强国建设的路径:逻辑视角 |
| 4.1 通过培育贸易主体建设贸易强国 |
| 4.1.1 动态调整国家政府的政治意图 |
| 4.1.2 积极设立大型跨国公司 |
| 4.2 通过提升贸易地位建设贸易强国 |
| 4.2.1 进入国际分工的核心 |
| 4.2.2 深入国际市场体系的中心 |
| 4.3 通过打造贸易平台建设贸易强国 |
| 4.3.1 扩大会展平台影响 |
| 4.3.2 做实区域合作平台 |
| 4.4 通过优化贸易结构建设贸易强国 |
| 4.4.1 合理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 |
| 4.4.2 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 |
| 4.5 通过提高贸易效益建设贸易强国 |
| 4.5.1 持续改善贸易条件 |
| 4.5.2 保持适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
| 4.6 本章小结 |
| 5 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1 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路 |
| 5.1.2 评价指标选择的依据 |
| 5.2 评价指标的数据处理 |
| 5.2.1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
| 5.2.2 评价指标的组合赋权 |
| 5.3 基于TOPSIS的灰色多层次综合评价模型 |
| 5.3.1 评价方法的选择 |
| 5.3.2 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 |
| 5.4 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 |
| 5.5 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结果的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路径的选择 |
| 6.1 加速提升贸易地位和优化贸易结构 |
| 6.1.1 加速提升知识产权费用的出口地位和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地位 |
| 6.1.2 加快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和高技术产品比重 |
| 6.2 持续培育贸易主体和打造贸易平台 |
| 6.2.1 积极培育世界知名品牌和大型跨国公司 |
| 6.2.2 积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创造知名商展品牌 |
| 6.3 稳步提高贸易效益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及需要完善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 1:2010—2017 年世界主要国家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的标准化数据 |
| 附表 2:2010—2017 年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量化层指标的正关联系数 |
| 附表 3:2010—2017 年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量化层指标的负关联系数 |
| 附表 4:2010—2017 年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量化层指标对准则层指标的正、负关联度 |
| 附表 5:2010—2017 年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准则层指标的正、负关联系数 |
| 附表 6:2010—2017 年贸易强国建设水平评价准则层指标对目标层指标的正、负关联度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进展 |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 |
| (二)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 |
| (三)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 |
| 五、可能的边际贡献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基础理论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一)现代化的产生 |
| (二)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
| (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 (一)西方主流产业结构理论 |
| (二)马克思的产业结构思想 |
| (三)中国特色产业结构理论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国家发展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 |
| (二)新李斯特国家发展理论 |
| (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和聚合型制度的研究界定 |
| 一、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界定 |
| (一)基本内涵 |
| (二)影响因素 |
| (三)阶段划分 |
| (四)主体分析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界定 |
| (一)制度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涵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构成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功能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关系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一产业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二产业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三产业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机理分析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四个维度 |
| (一)国土空间开发维度 |
| (二)市场体系建设维度 |
| (三)企业能力培育维度 |
| (四)社会全面发展维度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动力机制 |
| 三、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质量 |
| 四、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 |
| (一)制度路径依赖的一般解释 |
| (二)制度路径依赖的反馈机制 |
| (三)制度路径依赖的演化修正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分析 |
| 一、指标的选择及其解释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指标的基本原则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二、结构方程研究设计与模型建构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聚合型制度创新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结构方程模型 |
| (三)研究结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聚合型制度创新及制度约束 |
| 一、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的总体特征 |
| 二、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49~1978) |
| (二)第二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78~2013) |
| (三)第三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2013~) |
| 三、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第一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第二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四、新时代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成就 |
| (二)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容 |
| (三)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特征 |
| 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约束 |
| 六、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现代化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美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德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日本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转型国家的制度演进与产业结构 |
| (一)苏联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印度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阿根廷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小结 |
| 第八章 推动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完善市场体系制度建设,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
| (一)完善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构建 |
| (二)加强产权体系建设,优化市场主体结构 |
| (三)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
| 二、加强聚合型动力支持,形成强化多主体创新 |
| (一)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二)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 |
| (三)发挥非正式制度作用,以优秀文化聚合制度创新 |
| 三、助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一)推进信息化与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 |
| (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精准化 |
| (三)推进现代化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写在后面的话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理论背景及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产业补贴、制度分析与有效性判断 |
| 第一节 产业发展与财政补贴 |
| 一、产业发展政策与财政补贴手段 |
| 二、我国产业补贴政策与效果回顾 |
| 第二节 产业补贴的制度分析与有效性判断 |
| 一、产业补贴的制度分析法 |
| 二、产业补贴的有效性判断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影响补贴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关键因素一：人际关系性与非人际关系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二、人际关系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三、非人际关系性与国外的产业政策 |
| 第二节 关键因素二：寻租性与寻利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寻租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二、寻利性与国外产业补贴政策 |
| 第三节 关键因素三：权利限制性与权利开放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二、权利限制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三、权利开放性与国外产业政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补贴中“错补”与“骗补”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理论回顾 |
| 第二节 补贴拨款审核的博弈分析 |
| 一、现实问题 |
| 二、基本假定 |
| 三、信号博弈模型的均衡分析 |
| 四、政企合谋下的补贴申请制度 |
| 五、关于完善补贴申请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补贴使用过程的博弈分析 |
| 一、现状 |
| 二、基本假定 |
| 三、补贴划拨与“骗补”发生 |
| 四、“追缴”力度与“骗补”治理 |
| 五、关于完善补贴使用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补贴与生产效率：基于企业发展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计量模型与研究假设 |
|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
|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补贴与投资效率：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基础 |
| 第二节 补贴、投资与竞争的逻辑框架 |
| 一、选择性补贴与功能性补贴 |
| 二、寻租与寻利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数据搜集 |
| 二、补贴的性质分析 |
| 三、补贴的性质验证 |
| 四、对竞争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补贴与适应性效率：基于市场环境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逻辑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补贴制度的配置效率判定 |
| 二、直接补贴的性质分析 |
| 三、补贴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四、稳健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制度安排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与译着 |
| 二、中文论文 |
| 三、英文文献 |
| 附录 Ⅰ：附表 |
| 附录 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主持课题情况 |
| 一、已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主持的课题情况 |
| 致谢 |
（5）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路径及问题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的国际化：进展、现状与影响 |
| 第一节 关于经济国际化的一般原理 |
| 一、经济国际化的一般内涵 |
| 二、影响经济国际化的基本因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国际化的指导思想 |
| 一、日本的经济国际化 |
| 二、“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的交锋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国际化的阶段划分 |
| 一、日本经济国际化“前史” |
|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国际化 |
| 三、新世纪的日本经济国际化 |
| 第四节 国际化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
| 一、借力国际市场,调整资源配置 |
| 二、凭借后发优势,实现追赶超越 |
| 三、利用外部压力,倒逼国内改革 |
| 四、推动经济合作,获取规则红利 |
| 第二章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历程、特点与绩效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体制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变迁 |
| 一、明治维新 |
| 二、战后改革 |
| 三、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改革 |
| 四、小泉的“无禁区体制改革” |
| 五、安倍的结构性改革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特点及其绩效 |
| 一、国际比较 |
| 二、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特点及绩效 |
| 第三节 推动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主要因素 |
| 一、关于体制变迁动力的一般说明 |
| 二、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动力因素 |
| 第三章 国际化促进日本经济体制变革：路径与机理 |
| 第一节 国际化促进国内体制变迁的一般机理 |
| 一、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国际化因素 |
| 二、国际化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行为主体 |
| 三、国际化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传导路径 |
| 第二节 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消极互动：21世纪以前 |
| 一、20 世纪60 年代贸易投资自由化及其后果 |
| 二、20 世纪80 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体制后果 |
| 第三节 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积极互动：21世纪以后 |
| 一、小泉时代的“无禁区改革”及其国际背景 |
| 二、安倍政府的国际化战略与结构性改革 |
| 第四章 经济体制影响日本经济开放绩效：成果与问题 |
| 第一节 经济体制影响国际化的一般机理 |
| 第二节 日本式经济体制特有的经济开放效果 |
| 一、法人垄断经济体制的经济增长效能 |
| 二、经济自由化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增长 |
| 三、竞争力提升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体制变迁滞后造成严重的经济开放问题 |
| 一、日本式经济体制变迁的“滞后性” |
| 二、日本经济对外开放的“单向性” |
| 第四节 逆全球化与日本面临的开放体制问题 |
| 一、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
| 二、日本开放体制面临的新课题 |
| 第五章 专论：国际环境、经济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 |
| 一、经济国际化、体制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 |
| 二、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演变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国际规范 |
| 一、国际规范与国内体制变迁 |
| 二、GATT与日本经济自由化改革 |
| 三、TPP(CPTPP)与日本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美国因素 |
| 一、黑船来袭与日本经济近代化 |
| 二、美国占领与日本经济民主化 |
| 三、日美经济摩擦与日本经济自由化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6）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 |
| 1.2.2 国内外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城乡关系 |
| 1.3.2 城乡关系演变 |
| 1.3.3 农村产业融合 |
| 1.3.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可能的不足 |
| 2.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二元经济理论 |
| 2.1.3 产业组织理论 |
| 2.1.4 交易费用与产权理论 |
| 2.1.5 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 |
| 2.2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
| 2.2.1 政府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 |
| 2.2.2 要素市场配置 |
| 2.2.3 经营主体功能 |
| 2.2.4 政府、市场与经营主体的逻辑关系 |
| 2.3 “三个维度”分析框架的说明 |
| 3.“政府”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3.1 政府、市场与经营主体关系辨析 |
| 3.1.1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3.1.2 政府、市场作用下的经营主体 |
| 3.2 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
| 3.3 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分解 |
| 3.3.1 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 |
| 3.3.3 公共服务平台 |
| 3.3.4 创新金融扶持 |
| 3.3.5 产权确认与保护 |
| 3.4 小结 |
| 4.“市场”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4.1 要素市场机制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4.2 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1 土地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2 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3 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4 技术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3 要素市场的竞争机制 |
| 4.4 要素市场的信息机制 |
| 4.5 小结 |
| 5.“经营主体”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5.1 政府与市场约束下经营主体理性行为分析 |
| 5.1.1 政府与市场的约束作用 |
| 5.1.2 双重约束下经营主体的有限理性行为 |
| 5.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经营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 |
| 5.2.1 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2 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3 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4 家庭农场与合作社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5 概括性总结 |
| 5.3 “经营主体”行为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5.4 小结 |
| 6.中国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6.1 中国城乡关系与农村产业融合进程 |
| 6.1.1 典型事实 |
| 6.1.2 阶段划分 |
| 6.1.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阐释 |
| 6.1.4 概括性总结 |
| 6.2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2.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2.2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2.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2.4 概括性总结 |
| 6.3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3.1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3.2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3.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3.4 概括性总结 |
| 6.4 城乡一体化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4.1 城乡一体化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4.2 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4.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4.4 概括性总结 |
| 6.5 小结 |
| 7.“政府、市场、经营主体”维度的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证检验 |
| 7.1 理论推导 |
| 7.1.1 两种极端情境的考察 |
| 7.1.2 一般情境考察 |
| 7.1.3 农业生产的考察 |
| 7.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政府干预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3.2 市场化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3.3 农业经营主体成长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4 小结 |
| 8.国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 8.1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1.1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1.2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1.3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2.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2.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2.3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3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3.1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3.2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3.3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4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4.1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4.2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4.3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5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5.1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5.2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5.3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6 小结 |
| 9.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 |
| 9.2.2 大力促进竞争有效要素市场形成 |
| 9.2.3 强化经营主体地位,优化经营主体功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8）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逻辑 |
| 1.1.2 市场决定：经济治理思维的根本性变革 |
| 1.2 相关理论综述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开放经济体下的产业结构自发升级——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1.2.2 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追赶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 1.2.3 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产业结构转移升级——产业结构转移理论 |
| 1.2.4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角色——从强制干预型到强化市场型 |
| 1.3 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论文重要概念界定与区分 |
| 1.4.1 政府与国家 |
| 1.4.2 产业与产业结构 |
| 1.4.3 产业政策与政府职能 |
| 1.5 论文可能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可能创新 |
| 1.5.2 论文不足 |
| 2 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 2.1 经济增长 |
| 2.1.1 需要与人类行为 |
| 2.1.2 劳动行为与经济增长的本质 |
| 2.1.3 从经济增长思想史看经济增长的三种方式 |
| 2.2 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 2.2.1 从劳动行为的本质看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 2.2.2 从经济增长看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形式 |
| 2.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
| 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条件——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 2.3.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的提出 |
| 2.3.2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的外延 |
| 2.3.3 以公共品为基本属性和外部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 3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与市场的权衡 |
| 3.1 从市场过程理论看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性作用 |
| 3.1.1 市场过程理论简介 |
| 3.1.2 市场主体决策自由的作用 |
| 3.1.3 市场价格机制的特性 |
| 3.1.4 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质 |
| 3.1.5 市场供需机制的作用 |
| 3.1.6 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 |
| 3.2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原因 |
| 3.2.1 外部性与市场供给失灵 |
| 3.2.2 不完全信息与市场失效 |
| 3.2.3 规模递增与垄断组织结构 |
| 3.3 国家理论中的政府职能演替 |
| 3.3.1 制度契约论视角下的政府——合作之手 |
| 3.3.2 古典经济学中的政府——扞卫之手 |
| 3.3.3 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掠夺之手 |
| 3.3.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府——阶级间暴力压迫的工具 |
| 3.3.5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政府——诺斯悖论 |
| 3.3.6 小结 |
| 3.4 结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 |
| 3.4.1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塑造合格市场主体 |
| 3.4.2 加强市场监管构建透明健全市场体系 |
| 3.4.3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确保市场组织效率 |
| 3.4.4 合理运用经济政策有效弥补公共品市场供给失灵 |
| 4 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 |
| 4.1 自由市场经济体的经验：以美国为例 |
| 4.1.1 一般性制度构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
| 4.1.2 支持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 |
| 4.1.3 从美国信息产业崛起看政府的优选产业政策 |
| 4.2 从“通产省奇迹”到“失去的十年”：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反思 |
| 4.2.1 以通产省为核心的日本产业政策奇迹(1945-1973) |
| 4.2.2 九十年代“失去十年”的深层原因 |
| 4.2.3 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反思 |
| 4.3 从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矮化看政府的失败——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度时期 |
| 4.3.1 过度时期的产业结构矮化 |
| 4.3.2 结构主义时代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 4.3.3 对拉美国家政府失败的反思 |
| 5 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变迁历程 |
| 5.1 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 5.1.1 总路线指引下的产业政策 |
| 5.1.2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
| 5.1.3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下的产业结构失衡 |
| 5.2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度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 5.2.1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产业政策 |
| 5.2.2 转轨摩擦中的体制变革 |
| 5.2.3 产业结构的恢复性调整 |
| 5.3 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 5.3.1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产业政策 |
| 5.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
| 5.3.3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 |
| 5.4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
| 5.4.1 经济体制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因 |
| 5.4.2 国家产业政策有效性值得商榷 |
| 5.4.3 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是政府职能的着力点 |
| 6 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的实证计量分析 |
| 6.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6.1.1 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标准 |
| 6.1.2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6.1.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相关性 |
| 6.2 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化改革红利 |
| 6.2.1 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构建 |
| 6.2.2 市场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面板数据测算 |
| 6.2.3 市场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面板模型 |
| 6.3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中的财税政策效应 |
| 6.3.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国际比较 |
| 6.3.2 财税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历史统计分析 |
| 6.3.3 财税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时间序列模型 |
| 7 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相关政策建议 |
| 7.1 加快完善市场体系,确保市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起决定性作用 |
| 7.1.1 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
| 7.1.2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
| 7.1.3 建立新型市场监管体制 |
| 7.2 深化国企改革,通过建立现代产权体系和企业制度重塑合格市场主体 |
| 7.2.1 以完善产权制度为保障,锻造市场决定的发展新逻辑 |
| 7.2.2 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导向,走出国有资本管理模式改革新道路 |
| 7.2.3 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抓手,构建国有企业运营新形式 |
| 7.3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
| 7.3.1 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
| 7.3.2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培育高效技术市场 |
| 7.3.3 深化公共科技资源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基础制度和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
| 7.4 以财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为依托,构建市场决定的大国经济下现代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 7.4.1 健全中央与地方间财政体制,重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中的政府间责任与权力配置 |
| 7.4.2 建立目标明确、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制度,铸就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强大助推器 |
| 7.4.3 加强财税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建立统一完整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激励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 |
| 1.2.2 国内外关于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研究 |
| 1.2.3 国内外关于文化与制度及企业制度变迁关系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主要创新与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内容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内容 |
| 第2章 基本概念解读 |
| 2.1 文化与制度的内涵诠释 |
| 2.1.1 文化的概念与构成 |
| 2.1.2 制度的内涵与基本结构 |
| 2.1.3 本文对文化与制度的概念界定 |
| 2.2 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 |
| 2.2.1 文化与制度的同一性 |
| 2.2.2 文化对制度的决定作用 |
| 2.2.3 制度反作用于文化 |
| 2.3 企业制度的概念界定 |
| 2.3.1 企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2.3.2 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 |
| 2.3.3 企业制度的主要构成 |
| 2.3.4 企业制度的主要功能 |
| 第3章 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理论依据 |
| 3.1 制度的伦理追求与价值判断 |
| 3.1.1 制度研究中的伦理考量 |
| 3.1.2 制度伦理追求与价值判断的来源 |
| 3.1.3 制度伦理追求与价值判断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
| 3.2 制度变迁理论的“路径依赖”说 |
| 3.2.1 制度变迁的基本概念与发生机理 |
| 3.2.2 制度变迁的方式与路径依赖 |
| 3.2.3 文化传统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3.2.4 文化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双重影响 |
| 3.3 博弈论 |
| 3.3.1 博弈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博弈过程中文化因素的作用 |
| 3.3.3 企业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和均衡 |
| 3.4 文化传统与制度绩效 |
| 3.4.1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
| 3.4.2 文化传统作用于制度绩效的分析框架 |
| 3.4.3 企业制度绩效的界定与评价标准 |
| 第4章 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文化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
| 4.1 企业制度处理的核心问题 |
| 4.1.1 谁的企业——为谁的“利益”服务 |
| 4.1.2 经营的目标——追求的“利益”具体是什么 |
| 4.1.3 核心利益主体——“利益”如何分配和平衡 |
| 4.1.4 企业间关系——怎样开展基于“利益”的合作与竞争 |
| 4.1.5 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利益” |
| 4.2 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形成与变革的核心文化因素 |
| 4.2.1 文化传统的核心结构——集团意识 |
| 4.2.2 社会构造的基本法则——等级秩序 |
| 4.2.3 群体的基本生活态度——现世主义 |
| 4.2.4 行为方式的关键约束——耻感文化 |
| 4.2.5 处理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恩情主义 |
| 4.3 文化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具体作用路径 |
| 4.3.1 价值传导路径 |
| 4.3.2 自我修正路径 |
| 4.3.3 博弈演进路径 |
| 4.3.4 兼容诱变路径 |
| 4.3.5 变革锁定路径 |
| 4.4 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日本模式 |
| 4.4.1 日本企业制度模式的内容与特征 |
| 4.4.2 日本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基于日美模式的比较 |
| 4.4.3 文化差异与企业制度模式趋同 |
| 第5章 文化影响下的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沿革与绩效评价 |
| 5.1 制度引进与适应性变革：战前财阀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
| 5.1.1 明治维新与日本财阀的兴起 |
| 5.1.2 传统文化与财阀体制的形成 |
| 5.1.3 财阀体制的绩效评价 |
| 5.2 强制性制度变迁：战后美国对日本财阀体制的改造 |
| 5.2.1 解散财阀与 GHQ 对日本企业制度的设计 |
| 5.2.2 文化冲突与 GHQ 制度设计的破灭 |
| 5.2.3 美国模式在日本实践的绩效评价 |
| 5.3 适应性演化：财阀“复活”与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确立 |
| 5.3.1 法律修改与垄断资本的重新集结 |
| 5.3.2 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最低层：下请关系 |
| 5.3.3 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中间层：企业集团 |
| 5.3.4 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最高层：财界团体 |
| 5.3.5 战后日本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绩效评价 |
| 第6章 文化影响下的日本企业雇佣制度变迁与绩效评价 |
| 6.1 家族主义经营：日本式雇佣的初步形成 |
| 6.1.1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初始雇佣制度及其弊端 |
| 6.1.2 家族主义经营的“回归”及主要内容 |
| 6.1.3 家族主义经营的绩效评价 |
| 6.2 战时劳动统制：权力干预下的雇佣制度变化 |
| 6.2.1 战时劳动统制的基本内容 |
| 6.2.2 国家对雇佣制度实施规制的文化基础 |
| 6.2.3 战时劳动统制的绩效评价 |
| 6.3 终身雇佣制：日本式雇佣的延续与发展 |
| 6.3.1 战后终身雇佣制的形成与主要特点 |
| 6.3.2 终身雇佣制度确立的文化根源 |
| 6.3.3 文化约束与终身雇佣制的绩效评价 |
| 第7章 文化影响下的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化制度变迁与绩效评价 |
| 7.1 主银行制：融资与债务约束的内部化 |
| 7.1.1 财阀融资与主银行制的渊源 |
| 7.1.2 文化影响与战后主银行制的形成 |
| 7.1.3 主银行制的绩效评价 |
| 7.2 从“实”到“虚”的股东与内部人控制结构的形成 |
| 7.2.1 股东地位变化的历史梳理 |
| 7.2.2 文化影响与战后经营层控制地位的确立 |
| 7.2.3 监督机制弱化与经营层的自我约束 |
| 7.2.4 内部人控制结构的绩效评价 |
| 7.3 内部晋升制度：经理人市场约束的内部化 |
| 7.3.1 内部晋升制度的主要内容 |
| 7.3.2 文化影响与内部晋升制度沿革 |
| 7.3.3 内部晋升制度的绩效评价 |
| 7.4 治理模式与公司法的背离：企业运行的内源性 |
| 7.4.1 企业运行与实体法相背离的历史与现实 |
| 7.4.2 企业实际运行与成文法背离的文化诱因 |
| 7.4.3 法律与实践背离的绩效评价 |
| 第8章 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革与创新方向展望 |
| 8.1 环境变化与日本传统企业制度失衡 |
| 8.1.1 战后日本企业制度均衡的环境基础 |
| 8.1.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运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
| 8.1.3 传统文化对企业制度失衡的加速作用 |
| 8.2 日本企业制度变革的实践与惯性趋势 |
| 8.2.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制度的变革与争论 |
| 8.2.2 变革中的惯性趋势及其影响 |
| 8.2.3 趋同与惯性的日本文化因素解析 |
| 8.3 日本企业制度创新与绩效优化——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思考 |
| 8.3.1 文化引致的路径闭锁效应的规避与控制 |
| 8.3.2 考虑文化因素的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融合 |
| 8.3.3 外部法律规制与内在经营目标的调适和统一 |
| 第9章 文化视阈下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9.1 文化视阈下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的结论 |
| 9.1.1 企业制度蕴含伦理价值追求 |
| 9.1.2 文化传统决定企业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 |
| 9.1.3 文化与制度的兼容决定高绩效的企业制度 |
| 9.1.4 文化对企业制度变迁和绩效存在双重影响 |
| 9.1.5 外在形式的改革不是治本之道 |
| 9.2 现阶段中国企业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文化根源 |
| 9.2.1 企业制度引进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
| 9.2.2 契约文化缺失与企业制度的低效 |
| 9.2.3 “一把手”、“官本位”文化与内部人控制 |
| 9.3 日本企业制度变迁对中国的启示 |
| 9.3.1 处理好制度移植、制度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兼容问题 |
| 9.3.2 探索建立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现代企业制度 |
| 9.3.3 积极推进与制度创新相匹配的传统文化变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述评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生产二重性理论 |
| 2.1.2 家庭承包经营理论 |
| 2.1.3 土地流转理论 |
| 2.1.4 产权理论 |
| 2.1.5 制度变迁理论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有关农业现代化的研究 |
| 2.2.2 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家庭农场的性质及其边界 |
| 3.1 家庭农场的概念及内涵 |
| 3.2 我国家庭农场的性质 |
| 3.2.1 家庭农场的产权性质 |
| 3.2.2 家庭农场的组织性质 |
| 3.2.3 家庭农场的制度性质 |
| 3.2.4 家庭农场的劳动性质 |
| 3.3 我国家庭农场与其它农业制度的比较 |
| 3.3.1 与农业集体经营制度的比较 |
| 3.3.2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比较 |
| 3.4 我国家庭农场与其它农业组织的比较 |
| 3.4.1 与专业大户的比较 |
| 3.4.2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较 |
| 3.4.3 与农业企业的比较 |
| 3.5 家庭农场与其它农业制度及组织的边界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必要性研究 |
| 4.1 家庭农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 4.1.1 农业发展的历程表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4.1.2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缺陷促使家庭农场的出现 |
| 4.2 家庭农场符合农业生产二重性的特点 |
| 4.3 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的结果 |
| 4.3.1 从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
| 4.3.2 从西方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
| 4.4 家庭农场有利于农业技术的应用 |
| 4.4.1 技术进步有助于改进农业发展道路 |
| 4.4.2 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农业收入 |
| 4.4.3 家庭农场有利于农业技术的应用 |
| 4.5 家庭农场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
| 4.5.1 农业规模经营的争议 |
| 4.5.2 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增加农业收入 |
| 4.5.3 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边界 |
| 4.6 家庭农场有助于农民转型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家庭农场的历史演进 |
| 5.1 我国家庭农场的产生 |
| 5.1.1 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家庭农场的产生 |
| 5.1.2 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家庭农场的产生 |
| 5.1.3 两种家庭农场的区别 |
| 5.2 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 |
| 5.2.1 家庭农场发展迅速但标准不统一 |
| 5.2.2 农村土地流转差异影响家庭农场发展 |
| 5.2.3 家庭农场注册率低 |
| 5.2.4 家庭农场经营者文化程度偏低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际经验借鉴与我国三种模式的实证分析 |
| 6.1 国外家庭农场的借鉴 |
| 6.1.1 美国的经验 |
| 6.1.2 法国的经验 |
| 6.1.3 日本的经验 |
| 6.1.4 对我国的借鉴 |
| 6.2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2.1 政府主导下的上海松江模式 |
| 6.2.2 市场主导下的浙江宁波模式 |
| 6.2.3 市场引领、政府扶持下的安徽郎溪模式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建议及注意问题 |
| 7.1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1 农村土地流转 |
| 7.1.2 农民向非农和新型农民转型 |
| 7.1.3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
| 7.1.4 政府支持 |
| 7.2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
| 7.2.1 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不能强迫 |
| 7.2.2 要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 |
| 7.2.3 健全流转土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
| 7.2.4 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保护农场主的合法利益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科研情况 |
四、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关键（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强国建设路径及中国选择的研究[D]. 王卉.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2]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D]. 侯胜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D]. 尹玉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D]. 叶琳. 外交学院, 2019(10)
- [6]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D]. 刘明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D]. 李子伦.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10)
- [9]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D]. 徐兴. 吉林大学, 2014(03)
- [10]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D]. 屈学书. 山西财经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