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几封信及其他关于明义士

一、谈几件有关明义士的书信及其它（论文文献综述）

赵晟^[1]（2021）在《黄向坚《万里寻亲图》画目整理与内容释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画目整理清代画家黄向坚创作的《万里寻亲图》系列作品1,当前分藏于海内外十多家博物馆与私人藏家处。在现存和着录画迹的统计上,1990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纂《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收录黄向坚作品13件2;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收录黄向坚作品8件3。

顾王乐^[2]（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提出《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吴清艳^[3]（2019）在《卢芹斋与近代中国文物的外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卢芹斋（1881——1957）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跨国古董商、出版人和策展人。在他从业的不到50年中,组织或参与了大量的文物展览,开创性的出版了门类丰富的藏品图录,将数量巨大的中国文物贩运至西方,在中国古代文物外流史上的影响力无人超越。作为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古董商之一,卢芹斋的一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艺术收藏活动的一个缩影,他在中国出生、欧洲发展并在美国建立起庞大的古董经营帝国,将数目惊人的中国文物贩运到欧美的收藏家、博物馆和学者手中,造成了我国文物难以估量的损失,是中国文物外流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然而,国内学者对于卢芹斋与中国文物外流的研究,还非常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鉴于此,本文选定对卢芹斋经营中国古董四十余年的经历做一个粗浅的介绍,以期使大家一窥中国文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令人痛心的外流史之一斑。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来对论题进行说明。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部分笔者试结合所掌握的材料和前人记述对卢芹斋的生平做一个尽可能详细的介绍,分为中国时期、法国时期和美国时期三段。第二部分笔者试通过卢芹斋及其公司所出版文物图录的分析来介绍卢芹斋与中国艺术品的外流。依据所收集到的通信档案和文物信息,梳理卢芹斋是如何经营中国文物,形成中国艺术品庞大的海外公私收藏的。第三部分笔者试概括在卢芹斋去世60余年后的今天,在火热的艺术品市场和越来越多的人对文物回流问题的重视情况下,卢芹斋富有争议的一生以及他所经营的中国艺术品在海外的现状及影响。

朱冬梅^[4]（2019）在《传教士明义士齐鲁生活考》文中认为2017年11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董林福博士将其收藏的有关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的若干资料捐赠给山东省图书馆。董林福博士是海外研究明义士的专家,他捐赠的这批资料大部分是有关明义士的书信复印件及他自己的部分论文初稿,因此作为第一手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人在对这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的过程中,梳理出1932—1936年明义士在齐鲁大学任教五年的经历。通过对这些经历的梳理,研究明

刘楷锋^[5]（2018）在《千唐志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千唐志斋是我国收藏墓志最多的专题博物馆,因藏有一千余方唐代墓志而得名。千唐志斋所藏唐代墓志既是唐代文学的重要史料,也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随着唐代石刻与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千唐志斋研究必将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千唐志斋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千唐志斋所藏的唐代墓志所具有的文化、文献和文学等方面的价值,揭示其对于唐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全文由绪论、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交待研究内容、关于千唐志斋及所藏唐代墓志的研究现状、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附录是对存于千唐志斋壁间和新收的历代墓志目录进行的整理,以提高其利用价值。正文部分是对千唐志斋进行综合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千唐志斋的建造与墓志收购。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邙山为代表的洛阳古墓葬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盗发,汉魏以来历代墓志出土约3000方。这些墓志出土之后就以洛阳为中心向全国流散,保存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同时,也有少量墓志被走私到海外。唐代墓志因不受文物市场的欢迎而罕有人问津。张钫在洛阳分两次收购这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墓志,共1300余方,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千唐志斋博物馆又新购洛阳附近新出墓志近千方,整理出版的历代墓志共599方。第二章为千唐志斋对于墓志的收藏和着录。张钫在购买唐志时,在其家乡挖窑洞十五孔,将墓志镶嵌在窑洞的四壁。到1935年千唐志斋竣工时,共镶嵌历代石志1352方,其中唐代墓志共1173件。这种对出土文物的收藏形式极具特色。张钫还对收购来的墓志全部打拓100套,并据此编藏石目录,以广流传。《千唐志斋藏志》（1984年）和《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的整理出版,即得益于此。这两部墓志文献总集,也使千唐志斋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方便了学人,对增益千唐志斋馆藏唐志的学术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是对馆藏唐志所见旅葬洛阳的唐代葬俗研究。洛阳在唐代的人口变化,与洛阳出土唐代墓志的年均数量变化一致。研究千唐志斋所藏唐志,可以看出洛阳丧葬习俗的变化:初唐时期,洛阳当地官吏和隋末迁居洛阳的前朝官员,在去世之后选择旅葬于此;武周至玄宗时期,洛阳人口增长达到顶峰,墓志的主人变成了因官洛阳而移贯于此的外地官员,他们去世之后更多地旅葬于邙山,形成了旅葬洛阳的新葬俗。安史之乱后,身在外地的洛阳官民,去世之后也选择归葬洛阳,归祔葬成为主流。洛阳葬俗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唐代诗歌中得到充分反映。考察唐代伤悼诗、感伤诗与唐代洛阳葬俗的关系,对于深化对唐代诗歌的认识提供新的角度。第四章为馆藏唐代墓志的文献价值研究。千唐志斋是一座重要的唐代文学史料宝库,有着突出的文学文献价值。充分利用这些墓志文献,在考订唐代文人的姓名、籍贯、仕履、文学交游等内容之外,还可以考察文人的成长环境,墓志文献中对人物的品评等,为评介诗文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史料。利用墓志文献,还可以校订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考证作家的创作风格,以及考察当时文坛对某一作家创作成就与文学评价。此外,千唐志斋所藏近1700方唐代墓志,绝大多数为唐代佚文,可以有效丰富《全唐文》中的唐人散文创作。第五章为唐代墓志文的文体研究。首先,结合碑志等其他石刻文献,具体考察千唐志斋所藏1700方唐志,归纳墓志这一文体的石刻文体特征与文学特点。其次,通过对墓志撰写人的分类研究,试图总结墓志文撰写的规律及其演变轨迹。唐代墓志文多为丧家托请词臣撰写,造成谀墓之风盛行和墓志内容可信度的下降。盛唐之后,逝者的亲友更多地参与到墓志撰写中,甚至逝者生前指定撰志人,唐代墓志也变成文学色彩鲜明的传记文学作品,其可信性也大大增强。唐代墓志文的撰写,序文以志墓为起点,以颂德为宗旨,以怀思为感情基调,创作存在模式化。随着撰志人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墓志创作更加积极性、自由。铭文写作包含三项基本内容:颂德、怀思和祝愿,具体包括颂门第、美德才、伤逝怀思、泽后昆、留美名等五个基本要素。铭文五要素的自由组合,使唐代墓志打破了六朝以来千篇一律的铭文撰写模式,极大推进了唐代墓志文体的成熟与繁荣。根据对唐代墓志写作规律的考察,论文进一步归纳出唐代墓志文的演变轨迹:唐代初期,墓志创作仍沿袭六朝习气;武则天主政洛阳至安史之乱爆发,是唐代墓志文创作的转型期;中晚唐时期则为墓志文创作的繁荣期。晚唐在古文运动进入低潮时,墓志文的创作则仍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黄薇^[6]（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沈文博^[7]（2018）在《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文中提出钱穆,中国现代着名史学家、教育家,以其独特的文化史观在我国当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钱穆长寿且治学勤勉,着作丰硕,他一生治学中心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处,对传统文化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诚然,钱穆思想的重点在于文化学及历史学,但是因着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理念,使得他的思想达到了在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乃至政治学等领域的贯通。钱穆虽然终生未曾担任政府实务,但对传统政治与近当代政局有着独到的见解。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钱穆的政治思想做出较为总体性的梳理与阐释,分析钱穆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特质,建构理想政治的框架,对其思想体系做出一有益补充。本文致力于三点:一是自历史角度对钱穆政治思想的萌发、形成、演变等过程做一叙述,以此见其衍变,着重突出了钱穆本人家庭、性格以及历史事件等因素对于钱穆思想的影响;二是从学术转变的过程中追寻其内在心理的转变,以见其历史选择背后的原因;三是钱穆政治理论的落实,即将之政治理论作一较为具体的实际建构。文章即就此将行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是钱穆学术人生的奠基期,主要讲述他文化与政治思想萌发的背景;第二章是国难背景下钱穆思想的转变,自之前的学斋派转向学术报国,开始产生以学术激发民族精神的文化建国政治理念;第三章是香港时期的社会活动,这一时期的钱穆以文化为己任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其中又以政治时评与创办新亚书院为主;第四章是政治活动受挫之后的重新选择,这一时期钱穆迎来了自己“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顶峰,却出现了学术思想与社会活动的新离合,学术上转而为向内的心性研究,政治时评看似激进,但相较于香港时期,实际不进反退,远不及其学术思想的精进。第五章是钱穆对于理想政治的具体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阐述当代新背景下的建国理想。通过对钱穆政治思想的整合与分析,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传统政治为依托,并融合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独特政治思想,将政治理想置于文化“一体论”“生命论”中,其核心内容是以“以道统领导政统”的“文治政治”,是一种以人文引导政治的“政道”。钱穆的这一政治思想在孕育于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尤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结合上,于现今社会也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也是因为其政治理论多是出于文化与学术理想,钱穆对于政治的论述很多时候是以“原则”“理论”代替部分史实,由此出现了政治思想的“理想化”与“空泛性”的弊病。

李荣辉^[8]（2014）在《1892-1949内蒙古地区考古学史研究 ——以外国学者的考古活动为研究对象》文中认为内蒙古地区考古学史研究一直以来是一个薄弱环节,前辈学者有佟柱臣先生、李逸友先生和陈星灿先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佟先生的研究偏重内蒙古东部地区,李先生的研究则是一个提纲式的概要,陈星灿先生主要侧重史前考古学史的研究。本文尝试在佟先生、李先生和陈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重点研究的对象是他们没有深入研究的资料。全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前言,首先论述了1949年以前外国学者在内蒙古地区进行考古活动的动机,以及这篇论文的价值所在,接着对外国学者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的考古活动作了一个概述,并对1949年以前出版的考古报告和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介绍,最后论述了1949年之后国外学者对这一时期考古资料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外国学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考古活动,详细介绍了他们在赤峰红山后、祖州城、辽庆陵的考古经过,并对其出版的考古报告和研究成果作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外国学者在内蒙古中部的考古活动,侧重点是内蒙古中部地区景教遗迹的调查和研究,最后介绍了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青铜十字架和对这些遗物的研究。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外国学者在内蒙古西部的考古活动,重点论述的是法国学者对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其次论述的是哈喇浩特遗址的发现经过,介绍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和初步的研究成果,最后论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西部的科学考察。第五部分结语,主要论述了1949年以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这些考古资料的应用以及研究成果。

杜敦科^[9]（2013）在《齐鲁大学教育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齐鲁大学的教育转型为切入点,考察齐鲁大学在1920年以后所发生的多方面的变化和改革。概而言之,这些变化和改革可以总结为三个面向,即中国化、学术化、社会化。中国化是指齐鲁大学在教学管理方面所体现出的中国化倾向,如课程设置的中国化,管理队伍的中国化,经费来源的中国化,教育制度的中国化等。学术化是指齐鲁大学在1920年代所发展出的重视学术研究的趋向。社会化是指齐鲁大学在教育功能上的社会服务意识与实践明显增强,成为其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这三个方面考察齐鲁大学教育转型在实践层面的表现及发展历程,并分析其转型的原因和特征,总结其影响。全文分绪论、正文七章、结语等部分。绪论概述了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回顾了齐鲁大学的研究状况,叙述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点,说明本课题研究的史料来源和理论依据。正文七章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探究齐鲁大学的办学历史及早期的办学模式。第二部分为第三、四、五章,主要从中国化、学术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探讨齐鲁大学教育转型与发展的具体表现。第三部分为第六、七章,着重分析齐鲁大学教育转型的原因、特点及影响。结语部分总结本文主旨,发表作者对该问题的认识。齐鲁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4年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山东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这所学堂于1884年发展成大学层次的教育机构。与此同时,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男童学校也发展提高,于1886年设立了大学班,名曰广德书院。1904年,这两所学校在潍县合并,组成广文大学,这就是齐鲁大学文理科的前身。齐大的医科和神科最初也是由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规模较小的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齐鲁大学早期的办学模式具有鲜明的西方化色彩。在教育目标上置重基督教的影响和传播,在教育制度上移植西方化的模式,在师资配置上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在课程上注重西学和基督教,在校园文化上力求营造西方化氛围,所培养的毕业生多为教会系统服务,学校与政府及地方社会很少接触,成为一个迥异与中国教育体系的“学术飞地”。这种办学模式一方面是受基督教教育目标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处于改革中的近代中国对教会学校培养的具有西学知识的毕业生有较大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方化的办学模式长期存在。1920年以后,齐鲁大学在办学模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目标已经不单单为培养基督徒,而同时主动为中国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加强其实用性,特别增开了各种职业课程；在管理队伍和师资构成中中国人的比重增多,并超过了西方人的数量；在教育制度上肯定并采用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在办学经费上,来自中国方面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总体上看,办学模式呈现中国化的转向。学术化也是齐鲁大学在1920年以后教育转型的一个面向。本文第四章主要以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为个案,梳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的发展历史,考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建立及国学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齐鲁大学教育转型的第三个面向是社会化。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宗教活动由全校性活动收缩为基督徒学生的“内部活动”,学校氛围呈现多元文化的布局。学校突破了封闭的藩篱,走向中国社会,参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学生爱国活动此起彼伏,体现出基督教学校学生火热的中国心,爱国主义成为校园文化的主题之一。齐鲁大学教育转型体现出三个特点,其一,齐鲁大学逐渐抛弃了完全西化的办学模式,融合了中国化的元素,发展为中西融合的办学模式：其二,学校由一所灌输基督教信条的大学变为一所以人格培养和追求真理为价值取向的大学；其三,学校由一所功能单一的大学发展为一所功能多元的、服务中国社会的大学。齐鲁大学教育转型的原因,首先是受世界范围内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潮流的影响；其次,五四前后的各类教育思潮及此后以非基督教运动为开端的民族运动推动了基督教大学的教育转型；其三,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探索推动了基督教大学的本色化进程；最后,自由派神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基督教教育增添新的活力,特别是具有自由派思想的传教士的增加推动了教育事业的转型与发展。齐鲁大学的教育转型改变了其教育功能的单一性特点,使其具备了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更多的功能,同时提高了教育的影响力；教育转型增强了教育活力,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更多专业技术人才；教育转型对基督教差会造成了更大的经济负担,为中国的基督教三自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

李松儒^[10]（2012）在《战国简帛字迹研究 ——以上博简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利用现代笔迹学的研究成果对战国简帛字迹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与研究,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共四章,主要是对古文字字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总结,对战国简帛字迹的书写状况进行了考察,系统地总结出战国简帛字迹的特徵和研究方法,论述了利用字迹来研究对国简帛的重要性。下篇共三十五章,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为研究主体,对已公布的上博简各篇字迹特徵及其书写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

二、谈几件有关明义士的书信及其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几件有关明义士的书信及其它（论文提纲范文）

（1）黄向坚《万里寻亲图》画目整理与内容释读（论文提纲范文）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卢芹斋与近代中国文物的外流（论文提纲范文）

（4）传教士明义士齐鲁生活考（论文提纲范文）

（5）千唐志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7）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892-1949内蒙古地区考古学史研究 ——以外国学者的考古活动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9）齐鲁大学教育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战国简帛字迹研究 ——以上博简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谈几件有关明义士的书信及其它（论文参考文献）

• [1]黄向坚《万里寻亲图》画目整理与内容释读[J]. 赵晟. 新美术, 2021(02)
•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3]卢芹斋与近代中国文物的外流[D]. 吴清艳. 兰州大学, 2019(09)
• [4]传教士明义士齐鲁生活考[J]. 朱冬梅. 人文天下, 2019(02)
• [5]千唐志斋研究[D]. 刘楷锋.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5)
•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D]. 沈文博.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8]1892-1949内蒙古地区考古学史研究 ——以外国学者的考古活动为研究对象[D]. 李荣辉. 内蒙古大学, 2014(11)
• [9]齐鲁大学教育转型与发展研究[D]. 杜敦科. 西北大学, 2013(03)
• [10]战国简帛字迹研究 ——以上博简为中心[D]. 李松儒. 吉林大学, 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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