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月政法要事回顾(2001.11.21-2001.12.20)（论文文献综述）
王瑶华[1]（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提出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张瑜[2]（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王海凤[3]（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陈兰英[4]（2019）在《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兴盛,教育先行。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所决定的,同时,一个民族国家的教育进步和文明又必须依赖法制和法治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国,警察、警察制度以致警察教育及其法制化却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可以说,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是经科学和理性启蒙的民族国家所为的有法可依、依法而行的制度实践。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和近代中国法制建设是相契合的,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客观事实存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法制史及中国警察史上,被认为是较为成功的,但其重要性往往被学界所忽视。只有保有高度的历史自觉及对现实问题的警觉,才有可能意识到研究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的重要价值。本文的研究路径是在系统阅读、考察及整理大量近代中国警政及警察教育方面的历史档案、立法文本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选取警察教育法制问题这一专题即对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律制度做出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在时间跨度上限定在1901年～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这一历史阶段在中国发生的警察教育法律制度进行一个纵向梳理,尽可能展示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律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制度进步的全貌,对其多样性发展要素及特点予以理性认知和历史解释。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经历了一个建构式的、移植式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发展历程。本研究以历史描述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力图系统完整地呈现这份曾是无数先贤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辉煌事业,通过这一尘封已久的历史痕迹的再现,以管窥豹,寻历史逻辑,以史为鉴,通古明今。本文主要从近代化（现代化）范式的角度展示且阐释这一主题的。法律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基础,警察制度及警察教育法律制度诞生于近代社会,可谓一个历史性的跃进,一个现代化的早期物种。警察制度及警察教育法律制度在近代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法律演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是华夏民族走出中古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鲜明的特点便是近代化或现代化。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是一个时代的表征,是一个在由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共和社会转变中,处于动荡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整体性的发生根本变化和不断调适的历史过程。一般而言,政法领域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这三大标准是因思维领域的理性化而导致的。近代社会变革是整体的、连续性的过程,处于这一社会变革中的警察教育法制是中国法制现代化典型代表。法制与近代化或现代化存有密切关系。本文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是将近代警察教育的内容和历史置于法制这一概念框架内加以审视和讨论的,尤其专注于警察教育与法律的关系以及二者是如何相辅相成又是如何进步的,其中,对有关规范、组织结构、制度机制及运行实践等教育教学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和系统性理论研究。通过对警察教育立法规范体系、教育组织管理制度及警察学校教育教学制度的建构,以及其教育教学宗旨的确立和课程体系的设置,等等依法而立,依法而行的法制模式的研究,进而揭示这一制度实践背后合理化运动的法律逻辑、科学逻辑和社会逻辑。无疑,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及其法制化进程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及其不断演进变革的一个集中反映,是中国政法体制一种革命性的进步。这一始于清末终于新中国建立近半个世纪的特殊法律制度现象,不仅扮演了拉下中国长期置于封建统治历史帷幕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揭开了近代中国走向法制以至法治历史篇章的重要一页,更是成为现当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建设的不可轻视的历史基石。
胡小京[5]（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张格[6]（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郭建鹏[7]（2018）在《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文中认为南社作为晚清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社团,通过办报活动来完成“革命文人”的“文人革命”活动。他们投身于国族建构中,也是成为晚清民初文学变革中的健将。南社通过政治、报刊、文学三者的联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力图通过对南社报刊及南社报刊文学的梳理,揭示南社不仅是一个引领“政治革命”的团体,也引领了中国报刊媒介的发展,更重要的在文学变革时代亦走在了前列,他们属于启蒙、递变的一代,其磅礴的文学气势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在绪论部分,首先明确了研究的对象、内容与目的,即从南社报刊所刊载的文学史料入手,多角度地去考察南社时期南社人的社会、文学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为其“正名”。其次,概述了南社研究的现状与不足,提出南社研究的价值。第一章主要是对南社的兴起与报刊业产生关系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概说,南社通过报刊来代表整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将个体内在的政治价值取向聚集到一起,并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集政治性、文化性、商业性于一体的“南社报刊编辑群”。同时对南社人的“笔名文化”进行了分析,还有部分作者与笔名的考证。第二章以时间为序,从南社成立前的海外办报到国内鼓吹革命再到南社社刊《南社丛刻》的出版,进行数据与内容上的分析,进而梳理出此阶段的报刊在政治、文学革命上的特色,作为《南社丛刻》,从与之密切相关的雅集活动进行分析,得出《南社丛刻》无论是从编辑人员的更换还是从内容的选择、编辑来看,它代表了南社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缺陷,同时也是古典文学终结路上最灿烂的一幕。本章还将于右任主办的“竖三民”及南社女社友的办报活动纳入研究的视野,尤其是在倡导性别平等的南社群体,女性共同参与社事和政治活动,为晚清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民元后,随着政治空间的突变,南社报刊出现分化,一部分坚持鼓吹革命,形成“反袁文学”,一部分走向消闲,并入通俗文学,成为主流。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的诞生,承载着新旧文学的转变,也是南社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可以说,在《民国日报》上的“唐宋诗之争”只是南社堡垒垮塌的一角,也是其历史必然性的真实再现。第三章以分类文体进行研究。南社作为文学社团,其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领域取得的文学成就引领了晚清民初文学的发展导向。南社的小说是古典小说与翻译小说结合下的产物,它接受西方悲剧美学思想,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结局模式,书写了“革命+恋爱”模式的典范。书信体、日记体及第一人称叙事等创作方法的革新,给五四作家诸多启示。南社诗歌吸纳、融汇中西传统,从本质上超越了维新派的诗学主张,通过追忆前人、幻想历史的重构与颠覆,修复、建立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联系,并寻找自我价值存在的生存空间、重塑国族传统的历史地位。南社戏剧最为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理论倡导、剧本创作与舞台实践并重,弥补了改良派脱离舞台的缺陷,真正在戏剧舞台上造成了改革的声势,使近代戏剧革新运动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第四章重在讨论南社在民国机制下的文学史地位,从民国文学的命名存在性说起,认为民国文学是对历史传统的衔接,只是替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要遮蔽、颠覆文学发展史上出现得现代性。然后从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进行具体分析,得出南社小说家为主流的以民间文化出场面向市民群体的鸳鸯蝴蝶派,以其商业化的市场和价值取向延续着传统文化精髓,兼祧新的时代内涵,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同时对影响新文学运动的南社与胡适等新文学家之间白话之争从历史的源流、论争的本源及历史的现代性反思来重新诠释南社的“保守”与“反动”行为,重估南社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及价值。结论南社的报刊,打造了南社为革命团体的名片,也影响了南社乃至整个晚清民初文学的发展。通过报刊中的文学作品还原南社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历史在场,在历史的还原与文学的解构中去找寻南社文学走向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给“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文学现代性发展一个合理的解释。南社作为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桥梁,作为是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值得我们去认识、评说,它自身存在的矛盾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朱永刚[8]（2018）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无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逻辑看,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运动史看,抑或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看,若没有不断地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就没有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绵延生息,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实践。同时,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逻辑看,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从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以及农村率先发起改革,到邓小平南方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实践逻辑无不深刻昭示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的力量、实践的智慧、改革的动力都蕴藏在基层,办法和动力都来自于基层实际。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并找到这些办法、智慧和动力。可以说,正是依靠调查研究,运用调查研究,人类社会才不断走向上的路,社会主义才愈益成为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复兴才不断成为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深透探究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蕴涵、实践逻辑,科学考察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与实践、发展与完善、经验与教训、本质与趋势,不仅是理论的需要、学术的需要,而且是现实的需要。当然,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与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仅限于对某一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的研究相比,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维度,对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进行系统归纳综合研究,探析提炼调查研究思想核心范畴、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建构调查研究思想理论体系,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作系统的、体系性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十分艰苦浩繁的工程。这不仅考察研究者对每位经典作家所处时代的探究,对其重要着作孕育形成之背景和内涵的把握,而且考验研究者综合概括与整体驾驭能力。本论文对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工作作出了青年人勇敢的尝试。从逻辑理路看,本论文第一章内容主要考察探究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对“什么是调查研究”和“调查研究思想”等进行概念界定,明确其内涵外延。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坚持“寓评于介”的原则,对调查研究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功能作出了归纳概括。正所谓“缺乏历史,理论就会成为空泛无力的说教;反之,缺乏理论,历史则会沦为杂乱无章的账簿。”第二章内容以“思想史”的形式,分别从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理论生成的历史进路、列宁调查研究思想的科学考镜等维度,尝试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探索进行系统阐发与分析论述。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作为一种思想历史来研究。事实上,史论结合既是学习之道,更是研究之道。历史作为发展的理论,为理论研究提供论据或支撑。只有奠定好“调查研究思想史”的基础,以后章节的“调查研究思想研究”才会拥有充分的论据与稳固的支撑。第三章内容旨在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之生成与实践。从根本上说,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研究,必须将研究重心放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考察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史的探析无论怎样下功夫也不为过,都不会“喧宾夺主”。同时,理论作为历史的结晶,为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方法论或重要的研究范式。第四章主要从理论的维度重点论述调查研究这一科学思想方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蕴。首先考察“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的内在关联”。实事求是的客观实在性决定了调查研究在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展开对调查研究思想的考察;其次分析“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内在统一性”。按照实事求是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思路,探讨如何坚持群众路线,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群众路线的内涵、外延、特点和施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研究理路;再次论述“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的一致性”。如何调查研究是一个方法问题。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就调查研究实践而言,“调查”就是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是要发现矛盾,抓住矛盾。“研究”需要去剖析问题、分析矛盾。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矛盾分析也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前者是就“具体工作”而论,后者是就“哲学分析”而言,二者都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逻辑,向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前进。在此意义上,本论文尝试提出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具有一致性。只有调查研究深入细致,矛盾分析合理深刻,问题解决和矛盾化解才会事半功倍。提出“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具有一致性”的思想观点,正是对科学思想方法与具体工作方法所做研究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考察了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和理论之后,第五章内容理所当然地要对“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实践”加以系统观照,并作适当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所展开的多维审视。一是进行本体透视。重点考察三个问题:1.当代调查研究的主题是什么,即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2.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即调查研究的时代条件;3.当代调查研究是怎样展开的,即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二是困境解构。着重透视剖析主要困境:严重的形式主义、顽固的官僚主义等。三是以最新的调查研究范本为基础,考察探究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旨趣使命与方法路径。1.明确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根本目标;2.探析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核心场域;3.分析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指导原则;4.概括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主要特征;5.把握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基本方法。对美好目标的向往,永远激励着人们向前去,力求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我们的眼睛。第六章内容主要对信息时代条件下调查研究的新要求进行探析,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其一,信息文明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应作出哪些调整?其二,以“脚底板做学问”为例,提出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调查研究的基本方向,还是要下笨功夫,一步一个脚印的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才能获得真知。其三,通过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实践,能否改变学术研究和理论实践的普遍功利心态与浮躁作风?最后,提出信息时代条件下的调查研究,应实现调查工具革新性与调研成效性的高度统一。综合而言,第一章界定概念,第二、三章考察历史,第四章阐释理论,第五章观照现实,第六章作出展望。这就是本论文所蕴涵的从“历史→理论→现实”的研究范式与思想逻辑。
许涛景[9]（2018）在《民国时期潘公弼新闻实践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潘公弼（1895-1961）,名保同,字公弼,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是民国时期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民国时期新闻界盛行着“南潘北张”的说法,“南潘”即潘公弼,“北张”即天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由此可见潘公弼在民国新闻界的名声之大、地位之高。然而,此前学界对他的新闻实践与思想却鲜有研究。民国时期潘公弼的新闻实践活动相当丰富,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13-1917年,潘公弼与邵飘萍先是留学日本,创办东京通信社,后相继回国,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1913年他在东京与志同道合的邵飘萍结识,这是他投身新闻事业的起点。第二个阶段,1918年10月—1919年11月,潘公弼与邵飘萍在北京办《京报》,遭到了北洋政府的迫害。第三个阶段,1919年12月—1937年7月,潘公弼在上海《时事新报》工作。这一段是他新闻事业的鼎盛时期。他在主持报馆工作的同时,也广泛参与各种新闻团体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同时为各种新闻期刊撰稿,在上海报界名盛一时。1926年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国民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学校的新闻系教授,成为我国近代新闻学教育群体中的一员,培养了大批的新闻人才。第四个阶段即抗战时期,潘公弼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第五个阶段即解放战争时期,潘公弼先后在重庆、新加坡、香港等地进行办报活动,主办了《中央日报》、《星洲日报》、《国民日报》等多份报纸,错误地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效命卖力。潘公弼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言论自由、报纸评论、新闻编辑方法论以及报馆管理思想。言论自由和报纸评论思想是潘公弼新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但它并不是绝对的,要受到良法的制约;言论自由是政府获得健全民意的保障,也有助于维护政府的威信;报纸作为扞卫言论自由的先锋,应无惧外界的威胁与利诱。他主张,报纸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民众的指导者与代表者;在政治上,报纸评论对内可以促进舆论政治的形成,对外应担负起辅助国家进行国际宣传的作用。新闻编辑方法论和报馆管理思想是潘公弼在长期编辑新闻和管理报馆的实践中形成的具体方法,对报馆从业人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从社会大众对新闻的需求出发,将新闻划分为应知之新闻和欲知之新闻,提出编辑新闻应以社会大众为中心,满足大众需要的编辑方针。同时潘公弼提出编辑新闻需要遵循收集、选择、整理和编成四个步骤。此外,潘公弼立足于我国报馆发展的实际,将报馆划分为股份公司制报馆和党报馆,两者在内部董事会的职权和招揽人才方面有显着差别。最后潘公弼指出一个报馆只有满足五个关键条件,才能称为健全的报馆。民国时期潘公弼的新闻实践与思想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总的来看,其影响在1945年之前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了民国时期我国报业的发展,影响和启发了许多的新闻界名人,为民国时期的新闻界培养了大批的新闻人才。但是其影响在解放战争时期则基本上是负面的、消极的,他在这一时期沦落为国民党舆论宣传的工具,失去了独立报人的立场。
杨立[10]（2018）在《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文官升转制度是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结合了自身统治的需要而形成的具有清代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自入关以后,清代文官升转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磨合与调整,直到乾隆和嘉庆朝才基本定型。清代中后期,内外局势之变迫使清政府对包括文官升转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本文从清代文官官缺的授职方式入手,结合《大清会典》中所载的授官班次的内容,将清代文官的升转分为开列具题升迁、拣选升迁、月选升迁、请旨升迁、保举升迁等几大类,再以品级和职务的高低及职司为顺序,主要从升迁方式、升迁办法、升迁路径等几个方面对清代文官升转制度加以分析和研究。晚清时期,一方面,制度本身运行已久,积累了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时易世变,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的政治制度及相关学说被引进,中国人也走向世界,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为了挽救王朝统治危机,清政府在其统治末期发起了新政和预备立宪改革,对官制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清代文官升转制度开始向有着近代科层制特点的文官升转制度转型。本文分为七章,加上结语共八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申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归纳了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是介绍与文官升转有关的相关内容。包括清代文官的品级、官职和官缺,分析文官升转的内在涵义,以及归纳文官升转的标准和要求等。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以开列具题方式升转的文官。京官自大学士以下,五品京堂以上,外官之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均以开列具题方式升转,因为篇幅较大,分为两章。另外,清代翰、詹、科、道官员升转异与他官,其升转包含了几种方式,又以开列为主,所以一并放在第三章。对开列具题升转的文官主要从升转方式、升转办法、升转路径和升迁程序等方面分别予以分析,同时结合实例,对影响开列具题升转的诸多因素加以探析。第五章,主要研究以拣选、月选、请旨和保举这四种方式升转的文官。开列具题升转以外的其他文官的升转,均归入以上四种升转方式中予以研究,通过对京、外具体官缺的分类,从升转方式、办法、程序等方面研究各类官缺的升转。第六章,归纳清代文官升转线路。从不同出身的入仕官职开始,以《品级考》为依据,整理出其逐级升迁的升转线路。文官升转线路归纳的意义在于了解出身和入仕官职对以后升转的影响。第七章,分析介绍清末文官升转制度的变化。清末官制改革导致了文官升转制度较之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本章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改制后的文官入仕、品级和官职、授职方式、升迁管理、升迁路径和程序等方面的近代化转型情况。清代文官的升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文官升转章程和机制,首先,它的升转方式多样,不同类别官缺实行相应的升转方式和办法。其次,它的升转线路也是公开透明的,通过《品级考》可以列出每一个官职的升转线路。再次,文官升转程序严密,每一官缺的升转都有着流程清晰、管理统一、监督有责、注重时限等特点。清代文官升转制度运行了二百多年,作为清代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它还是起到了识拔合格文官,稳定文官队伍,促进文官新陈代谢等方面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项封建王朝的官僚管理制度,君权至上的专制政体、官员们的朋党派系斗争、人事管理中的各种隐性规则等始终在干扰和影响着文官升转制度。
二、一月政法要事回顾(2001.11.21-2001.12.20)（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月政法要事回顾(2001.11.21-2001.12.20)（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
| 2.1 身体医学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2 国内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3 小结 |
| 2.2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与身体观念研究综述 |
| 2.2.1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研究 |
| 2.2.2 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相关研究 |
| 2.2.3 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相关研究 |
| 2.2.4 近代中国体检兴起的相关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3.1 概念限定与说明 |
| 2.3.2 研究内容 |
| 2.3.3 研究方法 |
| 2.3.4 选题意义 |
| 2.3.5 创新性 |
| 3 身体医学化与近代中国的身体检查 |
| 3.1 晚清民国时期体检在中国的发展概述 |
| 3.2 近代中国体检中的身体观基础和技术基础 |
| 3.2.1 机械论、解剖学身体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2 科学度量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3 身体影像技术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3 小结与研究思路 |
| 4 晚清民国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4.1 清末学生体检制度观念的萌发与初步实践(1902-1911) |
| 4.2 北洋政府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1912-1927) |
| 4.2.1 各自为政时局下的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 |
| 4.2.2 存在的问题与统一标准的呼声 |
| 4.3 南京国民政府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全面实施(1928-1937) |
| 4.3.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 |
| 4.3.2 健康检查逐渐纳入学校行政体系 |
| 4.4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学生健康检查统计 |
| 4.5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健康检查(1937-1945) |
| 4.5.1 战时学校健康(卫生)教育与健康检查 |
| 4.5.2 战时学生营养问题与健康检查 |
| 4.6 民国时期学生体检——以清华大学为例 |
| 4.6.1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体检(1911.4-1928.7) |
| 4.6.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28.8-1937.7) |
| 4.6.3 抗战时期中的清华学生体检(1937.8-1946.7) |
| 4.6.4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46.8-1948.12) |
| 4.7 小结 |
| 5 民国时期职业人员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5.1 民国初年至1933年职业人员体检 |
| 5.1.1 1931年之前职业人员体检的初步发展 |
| 5.1.2 应考公务人员体格检验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1933) |
| 5.2 1933年以后职业人员体检概况 |
| 5.2.1 行政公务人员 |
| 5.2.2 铁路服务人员 |
| 5.2.3 其他从业人员 |
| 5.3 特殊职业体检——以军人为例 |
| 5.3.1 陆军体检 |
| 5.3.2 空军飞行员体检 |
| 5.4 小结 |
| 6 民国时期孕产医学化与产检 |
| 6.1 孕产医学化:“异常”身体的建构 |
| 6.2 民国时期妇婴卫生行政与产检事业概况 |
| 6.3 产检:对“异常”身体的检测 |
| 6.3.1 时间上的监测 |
| 6.3.2 检查人员与场所的转变 |
| 6.3.3 检查项目与内容 |
| 6.4 基于产检的医学统计与研究 |
| 6.5 小结 |
| 7 讨论 |
| 7.1 体检与近代中国身体认知观念的转变 |
| 7.1.1 中西医“身体检查”观之比较 |
| 7.1.2 “健康检查”与“健康”认知观念 |
| 7.2 体检之“网”: 认知观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 |
| 7.2.1 实践中的技术: 北平公共卫生示范区中的体检 |
| 7.2.2 北平示范卫生区中体检知识和技术网络的生成 |
| 7.2.3 体检网络相关行动者行为链条分析 |
| 7.3 近代中国的体检与健康身份认同 |
| 7.3.1 从健康的身体到健康的国家 |
| 7.3.2 健康检查与身体隐喻 |
| 7.3.3 健康检查与身体、健康和身份的构建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3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2 基础概念界定 |
| 1.2.1 警察教育 |
| 1.2.2 警察教育法制 |
| 1.2.3 警察教育法律关系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体例安排 |
| 2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的历史沿革 |
| 2.1 “警政”开端:清末的探索(1901年～1911年) |
| 2.1.1 1901年“京师警务学堂” |
| 2.1.2 1902年《京师警务学堂章程》 |
| 2.1.3 高等巡警学堂 |
| 2.2 民初和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7年):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体系初步形成 |
| 2.2.1 民初:“整顿警政,先从改良警学入手” |
| 2.2.2 北洋:“统一警政”,健全警察教育体制 |
| 2.2.3 警察教育立法取得新进展 |
| 2.3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1949年):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体系确立和发展 |
| 2.3.1 创建首都警察厅,确立中央与地方警察的建制 |
| 2.3.2 成立中央警官学校,加强中央对警察的培训教育机制 |
| 2.3.3 《警官高等学校教育章程》和《警官学校章程》 |
| 2.4 小结 |
| 3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立法 |
| 3.1 立法概况 |
| 3.1.1 1901～1911年警察教育立法的启动 |
| 3.1.2 1912年～1927年警察教育立法的形成 |
| 3.1.3 1927年～1949年警察教育立法的确立和发展 |
| 3.2 警察教育立法体制与法律渊源 |
| 3.2.1 警察教育立法主体 |
| 3.2.2 警察教育立法权限 |
| 3.2.3 警察教育法渊源 |
| 3.3 近代警察教育立法特点评析 |
| 3.3.1 统一而多层次的警察教育立法体制 |
| 3.3.2 近代警察教育立法的规范化 |
| 3.3.3 近代警察教育立法的系统化 |
| 3.3.4 警察教育立法的科学化 |
| 3.4 小结 |
| 4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
| 4.1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 4.1.1 清末时期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 4.1.2 民初时期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 4.1.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 4.2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管理机构职权 |
| 4.2.1 清末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职权及其隶属关系 |
| 4.2.2 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职权及其隶属关系 |
| 4.2.3 北洋政府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职权及其隶属关系 |
| 4.2.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职权及其隶属关系 |
| 4.3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管理机制 |
| 4.3.1 警察教育经费 |
| 4.3.2 警察教育章程及规则的制定 |
| 4.3.3 警察教育学科设置 |
| 4.4 小结 |
| 5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的基本要素及其规制 |
| 5.1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的构建 |
| 5.1.1 清末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 |
| 5.1.2 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 |
| 5.1.3 北洋政府时期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 |
| 5.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 |
| 5.2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教学机构教职员制度 |
| 5.2.1 近代警察教育教学机构内部组织成员及其职权 |
| 5.2.2 警察教育教学教职员职务制度 |
| 5.2.3 警察教育教学教师的培训和培养 |
| 5.3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学员制度 |
| 5.3.1 警察教育机构招生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
| 5.3.2 警察教育学警考核制度的变迁 |
| 5.3.3 警察教育机构学警毕业选送制度的变迁 |
| 5.4 小结 |
| 6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化模式分析 |
| 6.1 警察教育的建构移植模式及其历史逻辑 |
| 6.1.1 建构路径:以建构为主的模式 |
| 6.1.2 移植方式:制度移植的典范 |
| 6.1.3 动力系统:多方合力的作用 |
| 6.2 警察教育的近代化模式及其科学逻辑 |
| 6.2.1 近代化\现代化的模式 |
| 6.2.2 健全的法制化样式 |
| 6.2.3 因地制宜的教育宗旨 |
| 6.3 警察教育的社会变革及政治逻辑 |
| 6.3.1 社会秩序变革的影响 |
| 6.3.2 维护政治秩序的需要 |
| 6.3.3 民主与法制的理性启蒙 |
| 6.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7）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南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二、从南社的活动方式来看南社的影响 |
| 三、从南社性质看南社研究的价值空间 |
| 第一章 南社的兴起与报刊业 |
| 第一节 国族话语下的文人聚义 |
| 一、南社成立前国族革命下的文学聚义 |
| 二、南社成立后文学团体的政治言说 |
| 第二节 报刊、政治、文学三者的联姻 |
| 第三节 南社报人与笔名文化 |
| 一、蕴含丰富意蕴的笔名 |
| 二、剑气与梅魂——高旭名号透析 |
| 三、南社社友名号匡谬 |
| 第二章 南社报刊述略 |
| 第一节 南社成立前的报刊 |
| 一、留学生与革命报刊 |
| 二、国内引领时代潮流的革命报刊 |
| 三、“文界革命”影响下的白话报刊 |
| 第二节 南社成立后的报刊 |
| 一、南社雅集与《南社丛刻》的出版 |
| 二、于右任与“竖三民” |
| 三、反袁旗帜下的南社报刊 |
| 四、南社报人与消闲报刊 |
| 五、南社报人与《民国日报》副刊的转型 |
| 第三节 南社女社友与报刊 |
| 一、从闺阁中走出来的新女性 |
| 二、异国他乡的社会政治活动 |
| 三、民元前南社女社友的革命活动 |
| 四、民元后南社女社友引领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五、南社女社友的办报活动 |
| 第三章 南社报刊文学综论 |
| 第一节 报刊中的南社小说 |
| 一、大社会背景下的身体写作 |
| 二、翻译世界中的“归化”与“异化”特征 |
| 三、创作方法上的新变 |
| 第二节 报刊中的南社诗歌 |
| 一、响应“诗界革命”的创作 |
| 二、感世之作中“咏史”主题 |
| 第三节 报刊中的南社传奇杂剧 |
| 一、从《二十世纪大舞台》到戏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
| 二、源自社会不同层面的声音 |
| 第四章 民国机制下的南社报刊文学 |
| 第一节 民国文学史言说与南社文学 |
| 一、“民国文学”存在的合理性 |
| 二、南社：民国文学书写的起点 |
| 第二节 政治革命下的南社消闲文学 |
| 一、南社社友思想的消闲化转型 |
| 二、南社与鸳鸯蝴蝶派的交集 |
| 三、鸳鸯蝴蝶派与文学的现代性 |
| 第三节 南社与新文学家“白话文运动”之论战 |
| 一、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之间的交集 |
| 二、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论争之源 |
| 三、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论争背后的反思 |
| 结语：启蒙、革命与现代性的追寻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8）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的解读分析 |
| 一、国内文献的定量分析 |
| 二、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评析 |
| 三、国外代表性研究成果略析 |
| 四、研究现状之不足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和难点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调查研究：概念、本质与功能 |
| 第一节 调查研究的概念 |
| 一、语义学的历史考察 |
| 二、社会学的考察辨析 |
| 三、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践范畴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的本真特质 |
| 一、实践活动与调查研究 |
|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与工具 |
| 三、具象化的实践活动 |
| 四、作为基本方法的调查研究 |
| 第三节 调查研究的社会功能 |
| 一、解决问题的主要渠道 |
| 二、思维改造的重要法门 |
| 三、科学决策的基本依据 |
| 四、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法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调查研究思想探索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思想论析 |
| 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生成 |
| 二、从《宣言》透视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思想 |
|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方法论 |
| 第二节 列宁调查研究思想的科学考镜 |
| 一、列宁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与实践 |
| 二、列宁调查研究实践的特点与经验 |
| 三、列宁调查研究思想的意蕴及价值维度 |
| 第三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和逻辑 |
| 第一节 向上的兼容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
|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调查研究思想的汲取 |
|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有益思想的吸纳 |
| 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的容涵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调查研究思想 |
| 一、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调查研究思想 |
| 二、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党的调查研究思想 |
| 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调查研究思想 |
| 第三节 逻辑的展开性：习近平新时代调查研究思想 |
| 一、习近平新时代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源流 |
| 二、习近平新时代调查研究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三、习近平新时代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精华 |
| 第四章 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调查研究 |
| 第一节 调查研究方法研究的三个前提性问题 |
| 一、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
| 二、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 |
| 三、遵循科学的研究逻辑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方法的逻辑开显 |
| 一、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 |
| 二、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 |
| 三、历史分析方法与矛盾分析方法 |
| 四、现代民主作风 |
| 第三节 理解调查研究方法的两种理论向度 |
| 一、调查方法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章 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实践 |
| 第一节 当前党员干部调查研究实践的调查与思考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调查情况的考察分析 |
| 三、调查发现与简要讨论 |
| 第二节 当代调查研究：意义、方向与实现 |
| 一、意义：为何当代要加强调查研究 |
| 二、方向：当代调查研究何为 |
| 三、实现：当代调查研究何以可能 |
| 第三节 论《中国在梁庄》的调研发现及其实践意义 |
| 一、从文本建构维度透视其调查研究对象 |
| 二、从现实关切维度考察其蕴含的调查研究议题 |
| 三、从思想镜鉴维度审视其价值意蕴 |
| 第六章 信息时代调查研究的新要求 |
| 第一节 信息时代：调查研究新的时空特点与现实依据 |
| 一、信息时代的概念、语义与特征 |
| 二、信息时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审视 |
| 三、信息文明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
| 第二节 信息时代调查研究的“变”与“不变” |
| 一、信息时代调查研究的思维方法变革 |
| 二、信息时代调查研究应坚持的基本方式 |
| 三、信息时代调查研究应坚持的原则立场标准 |
| 第三节 信息时代调查研究的实践与价值向度 |
| 一、以研究不断变化的实际为基本方向 |
| 二、以追求真善美为价值旨归 |
| 三、以提高服务人民的能力和水平为实践诉求 |
| 四、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民国时期潘公弼新闻实践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潘公弼的新闻实践 |
| 一、与邵飘萍创办东京通信社,进入上海报界(1913-1917) |
| 二、与邵飘萍在北京办《京报》(1918.10-1919.11) |
| 三、在上海《时事新报》任职期间的新闻活动(1919.12-1937.7) |
| 四、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
| 五、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民党进行舆论宣传 |
| 第二章 潘公弼的新闻思想 |
| 一、潘公弼的言论自由思想 |
| 二、潘公弼的报纸评论思想 |
| 三、潘公弼的新闻编辑方法论 |
| 四、潘公弼的报馆管理思想 |
| 第三章 对潘公弼新闻实践与思想的评价 |
| 一、潘公弼引导和推动了民国时期全国报业的发展 |
| 二、潘公弼影响和启发了民国时期许多新闻界名人 |
| 三、潘公弼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扞卫了言论自由 |
| 四、潘公弼为民国新闻界培养了众多人才 |
| 五、解放战争时期潘公弼蜕变为国民党的工具 |
| 参考文献 |
| 潘公弼新闻实践活动年表 |
| 致谢 |
（10）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清代文官升转制度概述 |
| 2.1 文官体系 |
| 2.1.1 京、外文官 |
| 2.1.2 文官品级与官职 |
| 2.1.3 文官官缺 |
| 2.2 文官升转的方式和涵义 |
| 2.2.1 文官流动方式 |
| 2.2.2 升转的涵义 |
| 2.3 文官升转的标准和要求 |
| 2.3.1 论俸 |
| 2.3.2 考绩 |
| 2.3.3 事故 |
| 2.3.4 回避 |
| 2.3.5 文官升转的形式和程序上要求 |
| 第3章 开列具题升转京官 |
| 3.1 大学士、部院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内阁学士 |
| 3.1.1 升迁内阁大学士 |
| 3.1.2 升迁部院尚书、左都御史 |
| 3.1.3 升迁侍郎 |
| 3.1.4 升迁内阁学士 |
| 3.2 三品京堂 |
| 3.2.1 升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
| 3.2.2 升迁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 |
| 3.2.3 升迁太常寺卿 |
| 3.2.4 升迁光禄寺卿、太仆寺卿 |
| 3.2.5 升迁顺天府尹和奉天府尹 |
| 3.2.6 升迁宗人府府丞 |
| 3.3 四品和五品京堂 |
| 3.3.1 升迁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 |
| 3.3.2 升迁太常寺少卿 |
| 3.3.3 升迁鸿胪寺卿 |
| 3.3.4 升迁太仆寺少卿 |
| 3.3.5 升迁内阁侍读学士 |
| 3.3.6 升迁通政使司参议 |
| 3.3.7 升迁光禄寺少卿 |
| 3.3.8 升迁鸿胪寺少卿 |
| 3.3.9 升迁顺天府丞、奉天府丞 |
| 3.3.10 升迁钦天监监正 |
| 3.4 翰林院和詹事府文官升转 |
| 3.4.1 清代翰林院和詹事府文官的入仕 |
| 3.4.2 翰、詹文官的内升 |
| 3.4.3 翰、詹文官的外转 |
| 3.4.4 清代翰、詹文官升转的特点 |
| 3.4.5 清末官制变革后的翰林官升转 |
| 3.5 清代科、道的选任与升转 |
| 3.5.1 科、道官员的任用 |
| 3.5.2 科、道官员的升转 |
| 3.5.3 清代科、道官员选任与升转的特点 |
| 3.5.4 清末官制变革后的科、道官员升转 |
| 第4章 开列具题升转外官及开列具题升转诸因素分析 |
| 4.1 总督 |
| 4.1.1 直省总督沿革 |
| 4.1.2 授职方式和升迁办法 |
| 4.1.3 升迁路径 |
| 4.2 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 |
| 4.2.1 沿革 |
| 4.2.2 授职方式和升迁路径 |
| 4.3 巡抚 |
| 4.3.1 沿革 |
| 4.3.2 授职方式和升迁办法 |
| 4.3.3 升迁路径 |
| 4.4 布政使 |
| 4.4.1 沿革 |
| 4.4.2 授职方式和升迁办法 |
| 4.4.3 升迁路径 |
| 4.5 按察使 |
| 4.5.1 沿革 |
| 4.5.2 授职方式和升迁办法 |
| 4.5.3 升迁路径 |
| 4.6 开列升转程序 |
| 4.6.1 开列前提 |
| 4.6.2 开列具题 |
| 4.6.3 开列本章之运行及处理 |
| 4.7 开列升转诸因素分析 |
| 4.7.1 按例升迁 |
| 4.7.2 论功叙劳升迁 |
| 4.7.3 君主的权衡 |
| 4.7.4 党争因素 |
| 第5章 拣选升迁、月选升迁、请旨升迁、保举升迁 |
| 5.1 拣选升迁 |
| 5.1.1 拣选升迁宗人府和陵寝宗室司员 |
| 5.1.2 拣选升迁京师各衙门司官题缺 |
| 5.1.3 拣选升迁其他司官、小京官 |
| 5.1.4 拣选升迁外官题、调等缺 |
| 5.2 月选升迁 |
| 5.2.1 推升和即升 |
| 5.2.2 月选升迁的流程 |
| 5.2.3 月选升迁的选法 |
| 5.3 请旨升迁 |
| 5.3.1 请旨升迁盐运使 |
| 5.3.2 请旨升迁道、府 |
| 5.4 保举升迁 |
| 5.4.1 京察一等保举记名外放道、府 |
| 5.4.2 俸满截取保举记名外放道、府 |
| 5.4.3 特旨保举记名内、外官升道、府 |
| 5.4.4 保举记名主事升直隶州知州 |
| 5.4.5 保举记名小京官升同知、通判 |
| 5.4.6 保举拣选记名升迁 |
| 5.4.7 效力期满保题注册升迁 |
| 第6章 清代文官升转线路 |
| 6.1 京官升转线路 |
| 6.1.1 文官入仕 |
| 6.1.2 《品级考》中的京官升转线路 |
| 6.1.3 京官实际升转线路—以《清史列传》为分析中心 |
| 6.2 外官升转线路 |
| 6.2.1 《品级考》中的外官升转线路 |
| 6.2.2 外官实际升转线路——以《清史列传》为分析中心 |
| 第7章 晚清官制改革和文官升转制度的变化 |
| 7.1 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的局部调整 |
| 7.1.1 清代中后期的升途变动 |
| 7.1.2 清廷的局部适应性调整 |
| 7.1.3 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的官制更张与转型 |
| 7.2 清末官制改革后的文官制度概述 |
| 7.2.1 文官体系与架构 |
| 7.2.2 清末文官品级与官职 |
| 7.2.3 清末入仕之径的变化 |
| 7.3 清末文官升转制度的转变 |
| 7.3.1 升转方式的变化 |
| 7.3.2 设置新职官和调整文官品级以疏通升转 |
| 7.3.3 升转的各自为政 |
| 7.3.4 升转重考核、明保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一月政法要事回顾(2001.11.21-2001.12.20)（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3]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研究[D]. 陈兰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05)
- [5]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7]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D]. 郭建鹏. 吉林大学, 2018(04)
- [8]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D]. 朱永刚.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民国时期潘公弼新闻实践与思想研究[D]. 许涛景.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研究[D]. 杨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