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权威机构、人士预测2000年的中国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陈辉[1]（2021）在《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一个主导世界格局并具有话语霸权的国家。国情咨文演说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本文探讨了其话语策略,旨在揭示美国政治话语策略的合法化本质以及隐藏在合法化话语中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政治话语,国情咨文演说的政治本质和交际意图是使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合法化,以获得国会议员和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对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1进行过系统研究。而且,关于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展开,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本文将悉尼学派的语类分析视角运用于国情咨文演说的合法化策略研究中,提出了四个各有侧重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问题:1)作为政府工作报告,国情咨文演说关注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优先事项的历年变化折射出哪些政策变迁轨迹?2)演说者如何在独白式语篇中与受众进行对话以获得期待的对话空间和协商空间?3)为了实现既定的交际意图,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由哪些部分组成并具有哪些突出特征?4)国情咨文演说作为政治话语语类,其语类特征具有哪些合法化功能?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前三个问题从语类分析视角全面分析了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为回答第四个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个问题以语类分析为主导视角探讨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及其表现形式,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识别了传统的合法化策略（van Leeuwen,2007;2008）在文本中的实现方式和作用。本文选择了 1989年至2020年期间五届政府的国情咨文演说作为分析语料。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本文运用相关的理论框架对语料进行标注和编码,对语料文本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从演说者阐述的优先事项、与受众互动表现出的对话性以及演说语篇呈现的高度规约化的语类结构这三个维度对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旨在探究隐藏在这些语类特征背后的话语合法化功能和策略。首先,本文通过语料库分析软件PowerConc提取了在分析语料库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50个主题词,归纳了美国五届政府共同关注的十类优先事项:国土安全、经济、社会保障、教育、家庭、就业、科技、犯罪、能源和价值观。上述议题体现了美国历届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延续性。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提取主题词,本文将在每届政府的语料文本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10个主题词,分别和在分析语料库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10个主题词进行比较。分析语料库中的这10个主题词涵盖了就业、家庭、社会保障、教育、国土安全（反恐）和经济六类优先事项,是五届政府共同关注的优先事项。结果显示,除开克林顿政府,其他四届政府都有除了这六类优先事项之外特别重视的工作事项,体现了这四届不同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时代性。具体表现为,乔治·布什政府重视推行“自由”价值观和打击毒品犯罪;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同样强调“自由”价值观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视能源问题为影响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将打击毒品犯罪、推行移民新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妇女地位列为其政治议程中的重要事项。其次,基于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框架,本文探究了演说者运用不同的介入方式和介入资源在独白式语篇中和受众进行互动并为自己赢得协商空间的对话过程。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二个对话模式,即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二个主要介入方式,即“否认”和“接纳”;三个核心话题,即“计划”、“问题”和“处事风格/价值观”;二个关键因素,即话语主体责任和对话空间。随后,基于Martin（1992）提出的“语类图式结构”概念,本文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还原了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即由一系列可识别的五个“阶段”组成:问候^序曲^政府工作报告^宣言^致谢,其中阶段3“政府工作报告”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12个核心“步骤”组成:社会问题、优先事项、新政策、成就、民族自豪感、团结、挑战、价值观、政府责任、嘉宾、故事、国际担当2。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出规律性、灵活性和递归性。最后,基于前三个研究问题的发现,本文解构了演说者运用一系列话语合法化策略来证明其政治议程的合法性的过程。结果显示,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本身就具有合法化功能,包括优先事项的意识形态本质、构建理想受众以及高度规约化的语类结构所蕴涵的传统的合法化策略（包括“授权”、“合理化”、“道德评价”、“叙事化”和“情感诉求”）。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传统的合法化策略（van Leeuwen,2007;2008）作为更具体的方式来辅助和提升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其中“道德评价”、“授权”和“情感诉求”成为贯穿演说始终的主要话语合法化策略。本文是针对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进行的一次具有创新性的探索。本文剖析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并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联系起来,还扩展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van Leeuwen（2007;2008）的分析框架,增添了属于“授权”类别的“机构权威”和“宗教权威”子类别、属于“神话虚构”3类别的“叙事故事”子类别和独立的“情感诉求”类别。另外,本文以语类分析视角为主导视角,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原创性地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分析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研究路径,弥补了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上的不足。
顾佳赟[2]（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尤达[3]（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提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李珊珊[4]（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卢建昊[5]（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说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王雪[6]（2020）在《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文中提出当今国际竞争的关键在教育,而教育质量依赖于教师;语言教育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自古便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大量的海外移民和其他各类母语非英语学习者的持续增长给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简称为ESL）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开发与完善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教师专业标准体系,贯穿教师职前、入职和职后优秀与杰出四个发展阶段,对教师质量进行三位一体的保障。作为国家教师专业标准体系中的一部分,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已经出台了职前和优秀（职后）教师专业标准,作为ESL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发展的指针和规范准则,并且标准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与完善。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文明和璀璨的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汉语言的推广、汉文化的传播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根本保障,是国家语言强国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一带一路”愿景实现的重要条件,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这就对我国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尤其是对未成年阶段学习者进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的要求;然而,这一领域却经常被忽视。美国的ESL教师专业标准与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适用的群体类似、语境类似,且发展比较成熟、实践经验丰富,值得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基于以上思考,本论文选取美国现行的全部3套ESL教师专业标准:2010版与2018版《学前—12年级教师职前教育计划认证标准》（2010版和2018版现处于并行状态,都属于现行职前教师专业标准范畴）和《英语作为一门新语言标准》（即职后优秀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美国现行的学前至12年级阶段ESL教师系列专业标准进行全面剖析与解读,挖掘出该系列标准的产生背景、实然状态、总体特征、成效弊端和借鉴意义。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标准是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的产物,背后蕴含着政治、文化、语言、教育、需求等因素。因此,本论文首先把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标准放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从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文化、教育的整体环境和教师、学生及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两大维度六个方面对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出台的背景做深入挖掘,追根溯源,找出成因。然后以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为指导,分别对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发展两个阶段（职前和职后）的三套标准从标准制定的机构和主体、标准产生的依据和核心思想、标准产生的过程、标准的框架与内容、基于标准的教师认证和标准的特点几个方面进行个体分析。同时抓住新、旧职前标准并行这一难得的机会,在现行标准研究范畴内,在对职前标准进行个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比较、探究不同时期同一标准的承接性与发展性、不变本质与时代发展趋势的融合,以便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美国职前ESL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在分别对美国现行的ESL职前、优秀（职后）教师专业标准进行充分分析后,论文从美国ESL学科整体性、ESL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完整性的角度,以库玛的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为指导,打乱标准原有的结构,对处于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专业标准从基本要素、整体框架、具体内容以及基于标准的认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阐释不同阶段标准之间的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内在联系。进而发掘美国现行ESL学科教师专业标准在研制理念、主体结构、涵摄内容、秉持视角、言说话语、认证方式上的共性与特质,并探讨该学科教师专业标准所产生的影响。此外,结合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的现实需要,分析我国第二语言教师、教学与教师专业标准发展现状,参照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本文从七大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启示。希望本研究可以为我国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为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特别是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与完善、教师教育的改革与优化、教师质量与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师专业的长足发展、以及我国汉语及汉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些许启示。
单文顶[7]（2020）在《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文中研究指明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伴随着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持续关注,加强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基本共识。由是,世界诸多国家纷纷通过立法推进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发展,有效维护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教育权益。虽然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均要求发展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但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起步较早,历经近九十年的发展,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本研究将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作为考察对象,以教育公平为主线,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追溯与诠释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剖析其演进的影响因素、历史经验与现存不足,以期为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提供有益启示与借鉴。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是一个逐步发展与深化的过程。根据教育公平取向的变化,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1933年至1963年,突出权利公平的肇始滥觞期。大萧条的冲击、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儿童科学的发展共同促成了权利公平取向的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产生,同时实现了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在权利公平的价值导向下,联邦政府围绕紧急保育学校项目出台了系列政策,有效保障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教育权利。联邦政府的初次干预既确认了其发展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责任,也促进了社会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认可。（2）1964年至1987年,聚焦机会公平的确立发展期。受反贫困战争、民权运动、智力变化论与贫困文化理论影响,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得以确立和发展,并把重心定位于教育机会公平,即让处境不利学前儿童享有公平入学机会的同时对他们在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和补偿,使他们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学前儿童处于平等的起点。为此,联邦政府通过《经济机会法》、《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提前开始计划法》等法案创建了提前开始计划、第一条款等针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补偿教育项目。一系列法案的颁布,既实现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有法可依,也推进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公平的进程。然而,因过度追求平等和资源投入,教育质量在该阶段受到了忽视。（3）1988年至2001年,探寻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的调整延伸期。面对陷入质量危机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联邦政府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作出调整与修正,转向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之路。就兼顾机会而言,为覆盖所有符合资格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联邦政府一是加大了对提前开始计划、第一条款等原有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二是推出了儿童保育与发展专款项目等新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就质量公平而言,为让每个处境不利学前儿童享有有质量的教育,联邦政府通过设置质量改进资金、明确教师最低要求、修订绩效执行标准等强化了质量管理。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取得了较大成效,保证了学位的有效供给和质量的稳步提升。（4）2002年至2019年,追求结果公平的深化转型期。进入世纪之交,困囿于悬殊的学业成就差距以及居高不下的学前儿童贫困率,联邦政府再次提高了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要求,并把目光转向结果公平,以达到入学准备要求。为此,联邦政府构建了“蜘蛛网式”的政策干预体系,涉及课程、教学、质量监测、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如制定学习结果标准、实施专项家访计划、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构建质量评级与提升系统、创新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在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过程中,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学前教育价值理论研究的推进、问题源流的持续建构、域外国家的示范效应压力是影响政策演进的主要因素,以立法完善为机制保障、以专项项目为主要载体、以综合干预为内容构成、以家庭发展为重要辅点、以效果评估为促进手段则是政策演进的主要历史经验。虽然联邦政府在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上倾注诸多努力,且成就可观,但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与问题,如政出多门的政策法规体系、薪酬无力的师资队伍建设、后继乏力的财政投入机制、阻滞效力的府际利益博弈。基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实际存在的问题,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秉持公平取向,建立倾斜补偿机制;加快立法推进,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借助专项行动,精准靶向弱势儿童;引入家庭视角,筑牢儿童发展根基;强化绩效评估,动态优化精准施策。
顾娇妮[8]（2020）在《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英国,教育督导被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视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它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教育改进的动力源头,也是衡量国家教育先进性的主要标杆。本研究聚焦于英国教育标准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简称为Ofsted）的学校督导制度,并建立起学校督导制度的分析框架,对学校督导制度的发展轨迹、形态特征、功能作用展开了深入研究。本研究涉及到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教育督导、学校督导和学校改进。对三个概念的界定和相互之间逻辑关系的解释,是本研究首先要阐释的基本问题。本研究的理论线索有两条,一条线索是宏观的理论思潮,另一条线索是微观的理论基础。宏观的理论思潮主要是指对督导实施的主体——Ofsted的组建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的背景思潮,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教育监管改革浪潮是推动英国督导制度变革的最核心的两大因素。另一条微观的理论基础是影响Ofsted学校督导政策制定和体系建设的背景理念,以CIPP模式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为核心,作用于督导的流程设计、指标框架和现场实施等环节,成为学校督导制度的灵魂。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Ofsted的指向改进的学校督导制度,围绕这一内容研究者设计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对Ofsted的研究,它是制定政策和实施督导的主体;二是对英国学校督导制度的研究,它的目标设定、内容发展和实施策略都会影响到学校改进的过程和结果。对Ofsted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的发展历程和当代形态。Ofsted的当代形态包含了宏观职能与愿景、组织任务、内部构架和各类督学的管理等几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保证一个非内阁组织有效运作的主要元件。研究者通过对Ofsted职能与愿景的解读,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更加深层次的分析了Ofsted存在的价值。研究者从系统论的角度阐释了Ofsted为学校改进服务的运作机制。督学的质量是保证督导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Ofsted十分注重对督学的遴选和培训。研究者对这六类督学的任职资格、职责内容、在职培训等方面做了较全面地分析,尤其是督学在新时期不断变换的角色定位,正是决定了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能顺利发挥作用的时代特征。研究者对Ofsted学校督导系统的剖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是督导流程、框架指标和学校自评,三元素构成了学校督导的核心内容。在CIPP督导模式框架下,深入分析引领学校变革改进的督导流程,督导前、督导中和督导后几个阶段的任务与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理念一一对应,充分说明了督导流程的合理性。在对Ofsted的框架指标分析中,研究者使用了因素分析法,深入探究指标框架的逻辑体系、指标内容、观测手段等。不仅阐明学校督导指标体系“是什么”的问题,更探究它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态的背后机理,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学校自我评价作为Ofsted外部督导的补充形式,具有一套完整的自洽的运行机制。研究者从原则、要素和改进逻辑三个方面切入,阐释了它的自循环逻辑以及发挥的改进学校的作用和效果。最后,研究者深入分析了Ofsted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这是对Ofsted学校督导的再次解剖和重构。在分析中,研究者反思了前文中所描述的督导涉及到的组织、人员、技能、财物、对象、方法等各个要素,这些要素通过合理的组织与科学的实践,达到了改进学校的效果,为中国的督导工作找到新的思路和方法,加强督导的实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涂钒[9]（2020）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立在诉讼规则之上的证据证明是一个主观的“心路历程”,是对历史事实遗留在主观印象与客观物质中的信息进行回溯、挖掘、拼贴出重要片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专家证据发挥着重要功能。可采性研究为专家证据是否被法庭接纳设立标准,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之观察将从专家证人的资格、专家证言与报告样式、专家证据的客观性、成文的可采性规则、及与大陆法系和中国特色分别比较归纳出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独有特色及反思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是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探讨,这是可采性研究的第一步。对比普通证人不难发现,二者证言范围区别明显,可采性规则赋予了专家意见广阔收集信息的自由与作出结论的空间,不似普通证言对意见性与推断性描述的严格排除。与易被混淆的法庭之友比较相似之处与实质区别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在庭审中扮演的角色、参与庭审的方式和阶段、提供的专业知识在庭审中的分量等方面来说,二者都截然不同。此外,以科学证据为对象,运用科学经验进行逻辑推演的法庭科学家,是近年来占专家证人比重越来越大的重要群体,法庭科学家的概念与科学证据的定义亦值得探讨。依此综合描述成为法庭认可的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标准与其独有特征。需强调的是,专家证人作出的证据有两种方式,不仅包括证人证言这类直接言词证据,还包括专家报告这类书证。口头证言与书面证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出,分别受到不同规则的挑战与约束,它们面对的可采性审查是同中有异的。将专家证言与专家报告分篇而立,依据专家从成为专家证人到参与完整的诉讼程序为逻辑动线,独立探讨可采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也引出第二章的内容,针对这两种专家证据的内容及样式展开可采性研究。第二章讲述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及形成,包括专家证言的主要内容及样式、专家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样式。第一节与第二节针对专家证言展开。专家证言是获得专家身份的证人坐上证人席位后,在诉讼中回答律师的主询问与交叉询问的口头证据。与普通专家言论对比观察出,二者在发生场景、获取方式、提供信息内容之间的差异十分清晰,并且专家证言自有其语言特点,以描述类语言、说明类语言及分析类语言为框架展开分析。第三节与第四节针对专家报告展开。该部分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报告形成的过程对法庭科学专家的报告进行重点分析,二是对报告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作为最重要的专家证人群体,以科学经验进行推理演绎的法庭科学家们参与诉讼的频率很高,他们的报告基础是法庭科学,作出的专家证据也称为科学证据。有三个领域的科学证据在庭审中被采纳的概率较高、裁判庭认可的证明力较强。一是回答“罪犯是谁”,认定个体的法庭科学证据。二是回答“如何犯罪”,重建犯罪现场和犯罪方式的法庭科学证据。三是回答“法定能力如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的科学证据。以此为据,重点介绍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的“DNA证据”,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枪弹痕迹鉴定证据”和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法医精神病鉴定”的鉴定原理、鉴定方式、运行状态及应用中的前沿问题,还介绍了中国和美国其他法庭科学的应用问题,并在前三个主要科学证据章节末附上了典型争议案例的中文编译。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在专家证人报告的篇末。综合分析了包括宣誓书、对某个证据作出的专家意见、综合性报告等真实案件资料,发现了英国填空式的“法官友好型”范式和美国任意性较大的“专家友好型”范式。结合相关法律、行业规范和司法实践总结出撰写报告的基本原则,包括简明扼要直击重点、避免使用猜测性或过度自信的表述、始终体现中立地位、采用客观方法,以及理性陈述意见。末尾附上目前为止所阅较为规范详尽的一篇美国专家报告的中文编译,以供参考。第三章对专家证据的客观性展开研究。即便专家证人、证言及报告的内容形式都满足可采性要件,专家证据也不必然可采,还应具备的客观性要件。客观性的满足由法律提供的客观制度保障与专家中立立场的主观保障共同实现。制度上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庭前开示制度,指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获得各方所掌握证据资料之信息的法定程序。对此,英国与美国在民事与刑事诉讼领域的开示程度、开示内容都有些许不同,英国有着成文的开示规则,美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权利并非由宪法直接赋予,而是通过最高法院对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争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实现的。但开示规则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充分保障对抗力量均衡的功能。有开示就有例外,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赋予了四个特权,作为不用开示的法定例外。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些例外又在不断发生变化,典型如专家证据的开示规定,由当做例外限制开示演变为弱化限制主张开示,这也形成了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一大特色。制度是显明的,证人的主观思想是隐蔽的。因而本章第二节开启了科学证据鉴定面对的重大伦理挑战,即“对抗同盟”现象的探讨。专家证人从作为雇主的“雇佣枪手”到与雇主暗自达成“对抗同盟”等一系列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外化的表现。美国与英国都作出了各自的改革尝试,但似乎成效一般。因为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被正确解读,专业证人的职业必然在以独立的、审慎的眼光分析证据的同时,又无法抛开证据与它所处的情境、待证事实之间需要建立合理联系的现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科学家这类重要的专家证人,身兼科学的研究者与法律的证明者,在科学真实与法庭真实之间游走,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追求既统一又各异。它们都是客观真实的一部分,都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都无法实现绝对真实。但法庭中的科学致力于发现真相,法庭中的法律也从不以探究真相为目的。第四章是美国专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专家证言并不会因为作出主体的权威性而自动为法庭认可,因而第一节对弗莱伊案、多伯特案、锦湖轮胎案三个标志性先例作出了介绍与分析。弗莱伊案设立的普通接受原则既有进步意义和必然性,也有被取代的可能与局限性。多伯特案设立的强调科学方法鼓励法官审查的可采性规则是对普通接受原则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争议并不比簇拥的呼声小,也没有在全美范围内对弗莱伊规则全面取代。湖锦论坛案的到来结束了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议,将规则扩展到非科学证据领域,肯定经验与技能同样适用多伯特规则。每个规则都附上了该案案由、裁判依据、裁判结果的中文编译概览,以供参考。同时,实践中的可采性规则不是生搬硬套的打勾式应用,除了满足成文法证据规则中的条款要求,依据标志性先例及其他判例设立的不成文规则,还需同时满足关联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标准。第二节对三个规则展开讨论。这三个规则都没有在证据法中明文体现,实际设定了准入性标准的门槛,并不是每个案例必定讨论的必要性规则,却可以成为降低证据可信度,甚至是排除证据的事由之一。第五章对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特色的剥离与反思。第一节通过与大陆法系比较,观察到美国对专家证据的对抗式审查模式的依赖、不似大陆法系依靠中立专家证人来矫正偏见、以及为法官心证的形成设立了独特的规则指引的三个特点。在与中国特色比较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处于专家证据应用的起步阶段,美国经历了专家证据开示从限制到宽松、由只关注相关性到愈加关注可靠性标准、专家证人道德标准从低至高的三个独特演变阶段,可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些许思路。第二节讲述了庭审中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发现实践中法官对物证的依赖十分严重,并且专家证据是否可采不仅与法官如何适用规则完成守门人角色相关,甚至受到法官本人的影响。陪审团对于专家报告的看法与采纳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经过研究发现陪审团并没有使用什么高大的逻辑判断,而是采用了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分辨技能。陪审员首先以自我认知对证据进行阅读并尝试理解,初次探查是否存在认知范围内的谎言,接着通过开庭陈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巩固或降低对专家评估的可信程度。一旦遇到复杂的科学证据,陪审团将直接摒弃这些逻辑,转而依靠外围信息判断证据可靠性的“独眼龙裁判”,譬如专家本人的个人魅力、作证经历、行业履历和着作数量等。第三节是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观察发现实践中对专家证据过度依赖,导致“垃圾科学”与“冒牌专家”混于庭上,诉讼费用过高与诉讼延迟现象屡见不鲜,专家过失与渎职行为和任何行业领域一样普遍存在,都令被告不公平的承担了专家证据不可靠的证明责任与超出合理范围的诉讼成本。此外,缺乏统一标准的实验室实践等漏洞,使“甜点抗辩”等伪科学登堂入室不断干扰着司法正义的实现,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发现专家证人作证风险逐渐增加,以雇佣方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等民事诉求的概率显着提升,而司法判决对此类主张也愈加支持,甚至是鼓励。从医疗事故诉讼中的执业医生到没有尽到预防措施义务的精神病学家,还有对潜在受害者未履行道德范围内告知义务的专家证人和未尽到照顾义务的职业过失的专家证人,都成为了追诉的被告。第四节是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的启示。在回应我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的政策背景下,司法鉴定人改革顺利推进的历史契机下,专家辅助人制度已箭在弦上。统揽美国经验与教训,初步探索了三个方面的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要求。一是明确了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规则设立的必要性,有利于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有利于构建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有利于推进裁判文书规范化。二是初步设想了成文可采性规则,包含专家适格性的形式审查,专家出庭口头意见审查,及未出庭专家撰写的专家报告的审查标准。三是对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提出三个要求,对专家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对专家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以及对专家证人道德的经常性审查。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概念不能直接拿来,国内理论扎实地鉴定人概念也无法直接套用,应属于司法辅助人项下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为其单独构建序列,并从培养去伪存真的逻辑思维、选择稳定可靠的科学理论、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立场的专家入手,防范美国已发生与生在快速变化的风险,推动我国证据制度、鉴定制度、司法辅助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白如金[10]（2020）在《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敌意媒体效应指观点对立的双方都主观认为客观、均衡的新闻报道偏袒对方,而于己不利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质是个体的主观认知偏见。该理论自1985年问世以来,经过35年发展、完善,目前已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流理论之一。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但多为引进介绍性质,缺乏量化实证研究。因此,在中国大陆开展敌意媒体效应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敌意媒体效应为出发点,结合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基本理论,以转基因食品议题为例,通过对全国6省（直辖市）6所高校843名高校学生关于转基因食品信息认知的实证研究,以及对55位采访对象的两次深度访谈,采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社会参与、媒介素养三个方面探讨了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发现:1.敌意媒体效应是一种中等偏强的传播效果。2.总体来看,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社会参与、媒介素养是影响受众敌意媒体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为阐明三者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本研究借鉴火箭运行原理,形成敌意媒体效应的运行机制——火箭模型。模型认为,受众对媒介信息倾向性的感知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启动机制;受众的社会参与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的外部反馈机制;受众的媒介素养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的内部调整机制。三者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具体表现为:3.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1）从媒介形态角度看,不同媒介形态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感知存在显着差异。大众传播形态与人际传播形态存在显着差异、与混合传播形态的差异性不显着;人际传播形态与其他两组均有显着性差异。不同媒介形态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均能正向预测敌意媒体效应。从影响力大小上看依次为混合传播媒介形态、人际传播媒介形态、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媒介公信力在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关系。（2）从传播渠道角度看,主流媒介和非主流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均能显着预测敌意媒体效应,但两者在影响方向上存在差异。非主流媒介的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呈显着正相关,而主流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呈显着负相关。媒介公信力在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社会信任感、社会公正感能通过媒介公信力调节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之间的关系。4.提高社会参与能显着降低敌意媒体效应。从社会参与类型上看,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不仅存在大小差异,在影响方向上也存在不同。具体来说,奉献型社会参与、倾向型社会参与能负向影响敌意媒体效应,但活跃型社会参与正向影响敌意媒体效应。卷入在社会参与和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价值相关卷入、结果相关卷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的不存在显着相关。印象相关卷入与敌意媒体效应存在显着相关关系。5.提升媒介素养能显着降低敌意媒体效应。人际沟通误解感知在媒介素养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媒介依赖和群体压力能够通过人际沟通误解感知调节媒介素养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本研究对媒介经营与管理、新闻报道组织与生产、受众舆论引导及政府社会治理等也有一定实践意义。
二、国外权威机构、人士预测2000年的中国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权威机构、人士预测2000年的中国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理论背景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1 国情咨文演说与媒体议程 |
| 2.1.1.2 国情咨文演说与公众议程 |
| 2.1.1.3 国情咨文演说与国会议程 |
| 2.1.1.4 国情咨文演说与语言修辞 |
| 2.1.1.5 国情咨文演说与其他 |
| 2.1.2 国内研究现状 |
| 2.1.3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2 话语合法化策略的文献综述 |
| 2.2.1 合法化的内涵 |
| 2.2.2 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概述 |
| 2.2.3 van Leeuwen的合法化策略的具体应用 |
| 2.2.3.1 政治话语 |
| 2.2.3.2 媒体话语 |
| 2.2.4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的理论脉络 |
| 3.1 语类分析的理论脉络 |
| 3.1.1 “语类”概念的来源与发展 |
| 3.1.2 “语类”概念的界定 |
| 3.1.3 语类分析的三大学派 |
| 3.1.3.1 专门用途英语学派 |
| 3.1.3.2 北美新修辞学派 |
| 3.1.3.3 澳大利亚悉尼学派 |
| 3.1.4 语类分析的理论基础 |
| 3.1.4.1 语类与语境 |
| 3.1.4.2 语域与语言元功能 |
| 3.1.4.3 语域的三个语境变量 |
| 3.2 van Leeuwen的合法化策略体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4.2 语料库研究方法 |
| 4.2.1 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势 |
| 4.2.2 语料库多功能分析软件的选取 |
| 4.3 专用语料库的建立 |
| 4.3.1 语料文本规模的标准 |
| 4.3.2 语料的基本介绍 |
| 4.3.3 语料来源的时限范围 |
| 4.3.4 语料文本的清理 |
| 4.3.5 专用语料文本的基本信息 |
| 4.4 语料标注的方法与步骤 |
| 4.5 语料分析的方法与步骤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优先事项 |
| 5.1 主题词的意义和提取方法 |
| 5.2 国情咨文演说的主题词分析 |
| 5.3 国情咨文演说优先事项的延续性 |
| 5.3.1 国土安全 |
| 5.3.1.1 乔治·布什政府 |
| 5.3.1.2 克林顿政府 |
| 5.3.1.3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3.1.4 奥巴马政府 |
| 5.3.1.5 特朗普政府 |
| 5.3.2 经济发展 |
| 5.3.2.1 乔治·布什政府 |
| 5.3.2.2 克林顿政府 |
| 5.3.2.3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3.2.4 奥巴马政府 |
| 5.3.2.5 特朗普政府 |
| 5.4 国情咨文演说优先事项的时代性 |
| 5.4.1 乔治·布什政府 |
| 5.4.1.1 推行自由价值观 |
| 5.4.1.2 打击毒品犯罪 |
| 5.4.2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4.3 奥巴马政府 |
| 5.4.4 特朗普政府 |
| 5.4.4.1 打击毒品犯罪 |
| 5.4.4.2 推行移民新政 |
| 5.4.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 5.4.4.4 提高妇女地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 |
| 6.1 语篇的对话性特征 |
| 6.2 评价理论的适用性 |
| 6.3 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 |
| 6.3.1 自言 |
| 6.3.2 借言 |
| 6.3.2.1 对话性压缩 |
| 6.3.2.2 对话性扩展 |
| 6.4 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 |
| 6.4.1 语料的标注 |
| 6.4.2 国情咨文演说的介入资源 |
| 6.4.3 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特征 |
| 6.4.3.1 二个对话模式: 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 |
| 6.4.3.2 二个主要介入方式: 否认和接纳 |
| 6.4.3.3 三个核心话题: 计划、问题和处事风格/价值观 |
| 6.4.3.4 二个关键因素: 话语主体责任和对话空间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 |
| 7.1 语类结构的表现形式 |
| 7.2 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模式 |
| 7.3 国情咨文演说的分析单位 |
| 7.4 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 |
| 7.4.1 开始部分 |
| 7.4.2 主体部分 |
| 7.4.3 结束部分 |
| 7.5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特征 |
| 7.5.1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突出特征 |
| 7.5.2 国情咨文演说作为混合型语类的特征 |
| 7.5.3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原型公式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合法化策略 |
| 8.1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 |
| 8.1.1 优先事项的合法化功能: 意识形态本质 |
| 8.1.2 介入方式的合法化功能: 理想受众的构建 |
| 8.1.3 语类结构的合法化功能: 授权、合理化、道德评价、叙事化、情感诉求 |
| 8.2 国情咨文演说的三大合法化策略: 道德评价、授权、情感诉求 |
| 8.2.1 道德评价 |
| 8.2.2 授权 |
| 8.2.3 情感诉求 |
| 8.3 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仪式化机构话语的特征 |
| 8.4 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研究路径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研究发现概述 |
| 9.2 研究意义 |
| 9.2.1 理论意义 |
| 9.2.2 现实意义 |
| 9.3 研究贡献 |
| 9.4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SOUA分析语料库的基本信息 |
| 附录2 主要术语英汉对照表 |
| 附录3 SOUA分析语料库和语料库子库核心主题词的统计情况 |
| 附录4 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的语言表现形式 |
| 附录5 总统用于问候的称呼语使用情况(1989年—2020年) |
| 附录6 “序曲”阶段构成要素的语言表现形式实例和总体分布情况 |
| 附录7 主体部分的构成情况 |
| 附录8 “宣言”阶段构成要素的语言表现形式实例和总体分布情况 |
| 附录9 众议院长廊嘉宾的背景信息 |
（2）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 参考文献 |
（3）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4）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对中国新型(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何谓参政党 |
| 二、何谓新型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困难与不足 |
| 第一章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参政党视角的形成 |
| 一、政党制度研究的西方路径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既有解释 |
| 三、参政党: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缘起与发展 |
| 二、本文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
| 三、角色定位、角色互动与功能转化: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参政党角色定位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化发展 |
| 一、作为组织的参政党 |
| 二、作为制度的参政党 |
| 三、治理中的参政党 |
| 四、参政党三种角色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 |
|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制度化 |
| 四、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参政党角色规范化对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二、新型政党制度变迁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 |
| 三、参政党角色规范化与新型政党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契合 |
| 四、参政党文化建设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
| 第三章 参政党和执政党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 |
| 第一节 组织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模式 |
| 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
| 二、组织关系——非竞争性 |
| 三、组织特征——非对称性 |
| 第二节 制度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模式 |
| 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执政-参政 |
| 二、政党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政治协商 |
| 第三节治理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一、嵌入式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二、一主多元: 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机制 |
| 三、协商整合: 治理过程的协同互动机制 |
| 四、科学民主: 治理绩效的提升机制 |
| 第四节 参政党与执政党互动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 |
| 一、合作型: 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
| 二、参与型: 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定位 |
| 三、参政党政治参与对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结构的塑造 |
| 第四章 参政党功能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 |
| 第一节 体系维持: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效能 |
| 一、政治录用: 参政党的人才吸纳效应 |
| 二、政治沟通: 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交流 |
| 三、政治社会化: 参政党的文化传播 |
| 第二节 治理优化: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及政策效能 |
| 一、利益表达与聚合: 参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 |
| 二、政策制定与实施: 参政党对决策科学化的推动 |
| 三、职权行使、社会服务与政策监督: 参政党的政策输出与反馈功能 |
| 第三节 参政党功能转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特点 |
| 二、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巩固效应 |
| 三、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与政策效能的优化作用 |
| 第五章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参政党角色缺位及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 |
| 一、参政党角色规范化的不足 |
| 二、参政党自身的结构性瓶颈 |
| 三、参政党的功能局限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 一、国内社会环境的压力 |
| 二、国际局势的影响 |
| 第三节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
| 一、在执政党领导下完善参政党建设 |
| 二、完善政党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制度结构 |
| 三、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与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 |
| 四、增强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适应性 |
| 结语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治理价值 |
| 三、民主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呼唤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二)美国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需要深化 |
| (三)我国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诉求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第二语言 |
| (二)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教师 |
| (三)教师专业标准 |
| 五、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关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一、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 |
| (一)教师知识的来源 |
| (二)教师知识的结构 |
| (三)教师知识的运用 |
| (四)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二、库玛语言教师教育理论 |
| (一)三大教学参数与十大宏观策略 |
| (二)库玛语言教师教育“KARDS”模块模型 |
| (三)库玛语言教师教育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三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背景 |
| 一、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政策与环境 |
| (一)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日臻完善加速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二)标准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呼唤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三)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引领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二、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现实需要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科科学化的需要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化的需要 |
| (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生日益增长的需要 |
| 第四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分析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
| (一)标准制定的机构及主体 |
|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核心思想 |
| (三)标准制定的过程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及内容 |
| (一)2010现行版职前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及内容分析 |
| (二)2018现行版职前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及内容分析 |
| (三)2010版标准与2018版标准比较分析 |
| 三、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证 |
| (一)认证的原则和目标 |
| (二)认证的程序 |
| (三)认证的内容和方法 |
| 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 |
| (一)标准结构的层次性:接近标准、达到标准、超越标准三层进路 |
| (二)标准评价的科学性:倡导“绩效本位”的评价理念 |
| (三)标准原则的一致性:国家要求与学科特点有机融合 |
| (四)文化的包容性:母语文化与美国文化相结合 |
| (五)学生的主体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 |
| (六)专业的发展性:合作与反思中成长 |
| 第五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分析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
| (一)标准制定的机构和主体 |
|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核心思想 |
| (三)标准制定的过程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及内容 |
| (一)现行版优秀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分析 |
| (二)现行版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分析 |
| 三、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证 |
| (一)认证的理念 |
| (二)认证的程序 |
| (三)认证的内容和方法 |
| 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 |
| (一)体现五项核心要求与学科专业特点的融合 |
| (二)强调教师知识的专业性与实践的综合性 |
| (三)突出教师的反思能力 |
| (四)关注教师专业领导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
| (五)重视学生背景的多样性和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
| (六)加强教师评价的灵活性与公平性 |
| 第六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总体评析 |
| 一、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与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比较 |
| (一)基本要素比较分析 |
| (二)标准框架比较分析 |
| (三)标准内容比较分析 |
| (四)标准认证比较分析 |
| 二、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总体特点 |
| (一)标准研制理念:以人为本、观照师生 |
| (二)标准主体结构:体系完整、层级分明 |
| (三)标准涵摄内容:知识、能力与品格兼具 |
| (四)标准秉持视角:多元文化取向 |
| (五)标准言说话语:用词精确、实践倾向 |
| (六)标准认证方式:科学性与民主性相结合 |
| 三、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影响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积极影响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消极影响 |
| 第七章 思考与启示 |
| 一、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发展现状 |
| (一)国家语言强国战略话语语力的提升 |
| (二)对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分析 |
| (三)基础教育领域来华学生对我国第二语言教师的现实需要 |
| 二、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完善我国具有本土特色的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 |
| (二)凸显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科的本质特点 |
| (三)关注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生的源文化差异 |
| (四)重视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生的汉文化融入 |
| (五)加快教师专业标准引领下第二语言教师角色的转变 |
| (六)完善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第二语言教师评价体系 |
| (七)倡导更多符合标准的专业第二语言教师走进中小学课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 |
| (二)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法规亟待完善 |
| (三)美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具有借鉴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研究 |
| (二)关于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研究 |
| (三)关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学前儿童 |
| (二)处境不利学前儿童 |
| (三)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 |
|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突出权利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肇始与滥觞(1933-1963年) |
| 一、美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嚆矢 |
| (一)个人慈善与公共支持:昙花一现的幼儿学校 |
| (二)工业化、城市化与工作母亲:短暂辉煌的日托所 |
| (三)社会改良与公民培养:异军突起的免费幼儿园 |
| 二、权利公平取向的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肇始 |
| (一)经济危机促使国家干预理念兴起 |
| (二)新政立法实现联邦政府权力扩张 |
| (三)儿童科学蓬勃发展激发干预动力 |
| 三、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 (一)明确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权利 |
| (二)厘定具体事项管理以及教师培训 |
| (三)组建专业指导委员会 |
| 四、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一)兴建紧急保育学校,精准保障不利儿童 |
| (二)构建师资培训体系,有效破解供给困境 |
| (三)建立专人监督制度,强化政策执行体系 |
| 五、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一)确认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政府责任 |
| (二)促进了社会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认可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聚焦机会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确立与发展(1964-1987年) |
| 一、社会危机与“伟大社会”改革 |
| (一)贫困战争奠基教育平等改革运动 |
| (二)民权运动下社会公众认知的转变 |
| (三)智力变化论和贫困文化论的指引 |
| 二、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 (一)明确教育机会公平的核心旨趣 |
| (二)制定项目运行与实施具体事项 |
| (三)关照师资队伍培育与建设 |
| 三、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一)建立提前开始中心,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
| (二)借助增量资金支持,激励增加学位供给 |
| (三)应对教师数量挑战,保障基本师资水平 |
| (四)出台绩效执行标准,推进保教规范运行 |
| 四、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一)促使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有法可依 |
| (二)推进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公平进程 |
| (三)忽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质量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探寻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延伸(1988-2001年) |
| 一、危机呼唤教育改革 |
| (一)质量危机催生教育优异改革运动 |
| (二)学前教育质量研究新进展推进干预理念转型 |
| (三)女性独立意识崛起促进学前教育需求再增长 |
| 二、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 (一)确立提升质量的核心目标与纲领 |
| (二)明晰扩大教育机会的发展方向 |
| (三)扩大处境不利学前儿童年龄范围 |
| 三、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一)落实投入增长机制,增加保教需求供给 |
| (二)低龄延伸扶助对象,科学破解贫困危局 |
| (三)设立专项改进资金,探寻质量突围路径 |
| (四)明确教师最低资格,多举提升师资质量 |
| (五)修订绩效执行框架,监管保教过程质量 |
| 四、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一)实现保教质量的稳步提升 |
| (二)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格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追求结果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深化与转型(2002-2019年) |
| 一、弥合差距与新世纪蓝图设计 |
| (一)理想现实鸿沟推动改革再出发 |
| (二)社会投资理论引领治理新战略 |
| 二、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 (一)强化学前教育的地位属性 |
| (二)明确学习结果的政策指向 |
| (三)推进政策间的协调与整合 |
| 三、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一)强化学习内容要求,制定学习结果框架 |
| (二)推进专项家访计划,构建良好家庭生态 |
| (三)应对入学准备挑战,引导师资水平提升 |
| (四)建立质量评级系统,助力缩小学业差距 |
| (五)创新联邦地方关系,强化区域治理能力 |
| 四、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一)推动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走向实质公平 |
| (二)实现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体系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审思与启示 |
| 一、探根究底: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
| (一)政治经济气候变化的形塑 |
| (二)域外国家的示范效应压力 |
| (三)价值理论研究推进的牵引 |
| (四)问题源流建构的本源诉求 |
| 二、规律寻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 |
| (一)以立法完善为机制保障 |
| (二)以专项项目为主要载体 |
| (三)以综合干预为内容构成 |
| (四)以家庭发展为重要辅点 |
| (五)以效果评估为促进手段 |
| 三、透视现实: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现存问题 |
| (一)政出多门的政策法规体系 |
| (二)薪酬无力的师资队伍建设 |
| (三)后继乏力的财政投入机制 |
| (四)阻滞效力的府际利益博弈 |
| 四、经验借鉴: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对我国的启示 |
| (一)秉持公平导向,建立倾斜补偿机制 |
| (二)加快立法推进,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
| (三)借助专项行动,精准靶向弱势儿童 |
| (四)引入家庭视角,筑牢儿童发展根基 |
| (五)强化绩效评估,动态优化精准施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教育督导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 |
| 1.1.2 教育督导是学校改进的动力源头 |
| 1.1.3 英国教育督导是保障教育质量与标准的标杆示范 |
| 1.1.4 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模式是我国学校督导改革的必然趋势 |
| 1.2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1.2.1 理论与实践价值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教育督导 |
| 2.1.2 学校督导 |
| 2.1.3 学校改进 |
| 2.2 相关研究述评 |
| 2.2.1 国内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 2.2.2 国外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 2.2.3 国内外对英国Ofsted的研究 |
| 2.2.4 国内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 2.2.5 国外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 第3章 Ofsted督导改革的背景思潮及理论基础 |
| 3.1 教育督导制度变革的背景思潮 |
| 3.1.1 新公共管理运动 |
| 3.1.2 教育监管改革浪潮 |
| 3.2 教育督导模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2.1 CIPP模式 |
| 3.2.2 发展性评价模式 |
| 3.2.3 理论运用浅析 |
| 第4章 Ofsted发展历程审视与当代形态 |
| 4.1 Ofsted的成立 |
| 4.1.1 成立背景 |
| 4.1.2 改革举措 |
| 4.2 Ofsted的历史沿革 |
| 4.2.1 正规化与统一化:保守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2.2 精致化与完善化:工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2.3 多样化与简洁化:联合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3 Ofsted的当代形态 |
| 4.3.1 宏观职能与愿景 |
| 4.3.2 具体任务及内容 |
| 4.3.3 内部组织与架构 |
| 4.3.4 督学遴选与职责 |
| 4.4 发展特征与流变规律 |
| 4.4.1 从权威走向合作:学校改进的合伙人 |
| 4.4.2 从问责走向改善:学校改进的协助者 |
| 4.4.3 从他评走向自评:学校改进的助推者 |
| 第5章 Ofsted学校督导系统剖析 |
| 5.1 督导系统和流程引领学校改进方向 |
| 5.1.1 督导前的准备——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 |
| 5.1.2 督导实施阶段——CIPP模式的过程评价 |
| 5.1.3 督导反馈阶段——CIPP模式的结果评价 |
| 5.1.4 对Ofsted督导流程的评价 |
| 5.2 督导框架和指标体系聚焦学校改进要件 |
| 5.2.1 贴近教育本质的指导思想 |
| 5.2.2 构建分级分类的指标体系 |
| 5.2.3 对框架和指标的深度反思 |
| 5.3 Ofsted指导下的自我评价开拓学校改进手段 |
| 5.3.1 自我评价的基本原则 |
| 5.3.2 自我评价的核心要素 |
| 5.3.3 自我评价的主要特点 |
| 第6章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 |
| 6.1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分析 |
| 6.1.1 督导人员的专业性是助力学校改进的灵魂 |
| 6.1.2 督导设计的合理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支柱 |
| 6.1.3 督导实践的科学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航标 |
| 6.1.4 督导循证的有效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关键 |
| 6.1.5 督导研究的近地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保障 |
| 6.2 对我国学校督导的启示 |
| 6.2.1 强调循证原则,为教育研究建立督导的大数据库 |
| 6.2.2 注重服务功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信息 |
| 6.2.3 加强改进职能,从以督政为主向督政与督学并重转变 |
| 6.2.4 增进指导功能,推动学校自评体制建设 |
| 6.2.5 加强公正客观,尝试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理论意义与研究期待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 |
| 第一节 与普通证人比较:美国专家证人的资格 |
| 一、专家证人的适格标准 |
| 二、专家证人与其他证人的比较 |
| 三、专家证据的两种方式 |
| 第二节 美国专家证人在法庭实践中的职业义务 |
| 一、豁免与追责:专家证人的职务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与形成 |
| 第一节 专家证言的内容 |
| 一、普通专家言论与专家证言 |
| 二、联邦证据规则中的重要条款 |
| 三、对专家证言的文本分析 |
| 第二节 专家证言的样式 |
| 第三节 专家报告的内容 |
| 一、法庭科学:专家报告的主要客体 |
| 二、科学方法的科学性:专家报告可靠性的依赖 |
| 第四节 专家报告的样式 |
| 一、专家报告的基本范式 |
| 二、报告撰写的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客观中立 |
| 第一节 庭前开示:客观上的制度保障 |
| 一、专家证据的庭前开示: |
| 二、专家证据开示的功能 |
| 三、专家证据开示的例外 |
| 第二节 矫正偏见:主观上的中立立场 |
| 一、中立专家的制度基础 |
| 二、矫正专家证人偏向性的措施 |
| 第三节 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 |
| 一、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统一 |
| 二、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 |
| 第一节 :最重要的三个判例 |
| 一、延迟新兴科学采用的普遍接受原则:Frye v.United Stated(1923) |
| 二、强调科学方法鼓励审查: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1993) |
| 三、结束“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论:Kumho Tire Co.v.Carmicheal(1994) |
| 第二节 其他可采性规则 |
| 一、关联性规则 |
| 二、可靠性规则 |
| 三、可接受性规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与反思 |
| 第一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 |
| 一、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
| 二、与中国特色的比较 |
| 第二节 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 |
| 一、法官眼中的专家报告 |
| 二、陪审团眼中的专家报告 |
| 第三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 |
| 一、对专家证人的过度依赖 |
| 二、法庭科学证据的不当司法运用 |
| 第四节 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构建的启示 |
| 一、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标准设立的必要性 |
| 二、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之构建 |
| 三、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录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案例举要 |
| 索引 |
（10）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文献发表时间 |
| 2.1.2 文献被引频次 |
| 2.1.3 文献学科背景 |
| 2.1.4 文献来源 |
| 2.1.5 文献关键词分析 |
| 2.1.6 文献研究主题分析 |
| 2.2 国外研究述评 |
| 2.2.1 两个阶段 |
| 2.2.2 四个特征 |
| 2.2.3 敌意媒体效应量的商榷 |
| 2.3 国内研究现状 |
| 2.3.1 台湾学界研究状况 |
| 2.3.2 港澳学界研究状况 |
| 2.3.3 大陆学界研究状况 |
| 2.4 国内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模型探究 |
| 3.1 访谈对象 |
| 3.2 资料分析与编码 |
| 3.3 访谈内容分析 |
| 3.3.1 信息倾向性感知的相关因素 |
| 3.3.2 社会参与的相关因素 |
| 3.3.3 媒介素养的相关因素 |
| 3.4 访谈结论 |
| 3.5 研究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数据采集与变量设置与测量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对象选择 |
| 4.1.2 研究议题选择 |
| 4.1.3 研究实验设计 |
| 4.2 数据采集 |
| 4.2.1 数据收集 |
| 4.2.2 数据筛选 |
| 4.2.3 数据录入 |
| 4.3 变量设置与测量 |
| 4.3.1 敌意媒体效应 |
| 4.3.2 信息倾向性感知 |
| 4.3.3 社会参与 |
| 4.3.4 媒介素养 |
| 4.3.5 卷入 |
| 4.3.6 媒介公信力 |
| 4.3.7 社会信任感 |
| 4.3.8 社会公正感 |
| 4.3.9 沟通误解感 |
| 4.3.10 媒介依赖 |
| 4.3.11 群体压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1 媒介形态视域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1.1 研究问题与假设 |
| 5.1.2 理论依据 |
| 5.1.3 研究模型 |
| 5.1.4 数据分析 |
| 5.2 传播渠道视域下的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2.1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5.2.2 理论依据 |
| 5.2.3 研究模型 |
| 5.2.4 数据分析 |
| 5.3 结论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参与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分析 |
| 6.1 引言 |
| 6.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6.3 理论依据 |
| 6.3.1 社会参与理论 |
| 6.3.2 卷入理论 |
| 6.4 研究模型 |
| 6.5 数据分析 |
| 6.5.1 描述性分析 |
| 6.5.2 验证性分析 |
| 6.6 结论与讨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媒介素养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7.3 理论依据 |
| 7.3.1 媒介素养理论 |
| 7.3.2 认知失调理论 |
| 7.4 研究模型 |
| 7.5 数据分析 |
| 7.5.1 描述性分析 |
| 7.5.2 验证性分析 |
| 7.6 结论与讨论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敌意媒体效应影响机制分析 |
| 8.1 引言 |
| 8.2 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 |
| 8.2.1 研究理论 |
| 8.2.2 研究假设 |
| 8.2.3 研究模型 |
| 8.3 数据分析 |
| 8.3.1 描述性分析 |
| 8.3.2 验证性分析 |
| 8.4 访谈分析 |
| 8.5 结论与讨论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9.1.1 关于敌意媒体效应量的商榷:敌意媒体效应是中等偏强的传播效果 |
| 9.1.2 媒介信息的倾向性感知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启动机制 |
| 9.1.3 社会参与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的外部反馈机制 |
| 9.1.4 媒介素养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的内部调整机制 |
| 9.2 研究意义、局限与展望 |
| 9.2.1 研究意义 |
| 9.2.2 研究局限 |
| 9.2.3 研究展望 |
| 9.2.4 应对措施 |
| 附录 |
| 1 访谈提纲 |
| 1.1 开放式访谈提纲 |
| 1.2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
| 2 调研问卷 |
| 3 实验流程手册 |
| 3.1 第一组实验流程 |
| 3.2 第二组实验流程 |
| 3.3 第三组实验流程 |
| 4 实验材料 |
| 4.1 文字材料 |
| 4.2 视频材料(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或在投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奖励 |
| 致谢 |
四、国外权威机构、人士预测2000年的中国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D]. 陈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5]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6]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D]. 王雪.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5)
- [7]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D]. 单文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D]. 顾娇妮.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2)
- [9]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D]. 涂钒.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10]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D]. 白如金.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