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HE OPTIMAL ALLOCATION ABOUT CAPITAL AND LABOR IN THE ECONOMIC GROWTH WITH AN ENDOGENOUS TECHNICAL PROGRESS MODEL（论文文献综述）
潘苏楠[1]（2021）在《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提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身体素质的总和,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的整体态势。而由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逐步向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进,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一个典型表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指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向中级人力资本过渡,并逐步向高级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化,在演化进程中,要保障各类人力资本的互补匹配与协调发展,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面对劳动力人口数量连续下降的人口红利瓶颈以及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问题已备受关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构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为关键的要素,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产业进行转移,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固基石。那么,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通过什么机理、哪些路径作用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协调效应?以及协调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规范分析、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深入探讨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围绕主要研究内容,具体的行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明确本文具体的结构安排;之后,介绍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应用到的研究方法,并规划出本文详尽的技术路线图;最后,概述几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及理论贡献。第2章,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比较系统的搜集、梳理与归纳,深入了解人力资本、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以期能够明晰已有文献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而识别出相关领域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首先,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追本溯源,界定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然后,参考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发展实际,选取各个变量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对变量进行具体的测算,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好最基础的铺垫。第4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通过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归纳,部分文献已经认识到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效应,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章节在文献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并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继而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第5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在前文验证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重要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以期能够进一步打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黑箱”。通过文献调研与理论梳理,从而提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自主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并对其实证结论进行总结探析。第6章,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在上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冲击轨迹,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此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第7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在全球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下,人力资本作为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机理,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得出二者协调效应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和ARIMA模型,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也相当于对这两种预测方法进行互证检验。第8章,结论与展望。本章节首先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及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启示,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局限,展望未来的改进方向。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践观察-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探讨”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解决问题思路指导下,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并探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效应,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和理论贡献。一是基于整体刻画和动态演化的视角探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拓展和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是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源动力,因此,人力资本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但目前,鲜有文献从整体角度去刻画和描述,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整体数量、质量状况及其结构演进的全貌。本文尝试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界定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概念及内涵,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模型,从整体角度去考察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二是深入剖析并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路径。探究解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机理和“作用黑箱”,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从理论分析上建立起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方法应用上丰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三是研究分析变量之间的冲击效应和作用路径,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圈。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纳入到同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中,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作用轨迹和冲击效应,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同时建立起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激发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
高锦杰[2]（2021）在《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文中提出如何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投资促进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生态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以绿色金融的外部性为前提,分析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对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水平的测度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三个层面,分别运用相关模型对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微观机理层面主要通过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在传导路径层面主要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在区域异质性层面主要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影响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绿色金融工具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把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有机结合,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解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的综合影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等四个层面提出以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在绿色金融对微观企业经营的实证研究中,本文以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比较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而融资约束在绿色金融对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而绿色技术创新则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对比而言,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果要显着高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果。按照企业类型、产权属性以及企业规模等标准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非对称影响,结果表明:对绿色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环保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更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以及小规模的绿色生产企业和绿色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着。就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的重污染企业的影响较为显着,且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小规模的中、轻度污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本文分别以融资约束及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企业和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对环保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进而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的提升。而对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共同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超过了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在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本文根据环保产业和重污染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增长率构建了产业结构生态化指标,并简要地分析了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结果表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与重污染产业的逐渐萎缩,提高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考虑到经济增长会受到政策制定、落实和发挥等方面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整,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会影响当期的经济增长,因此,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和控制经济增长自身的内在冲击,以此检验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持续性,且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确实能够通过提高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及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且总效应中大约有22.96%是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有55.38%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在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中,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着推动经济增长率及经济增长效率。通过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及不同类型绿色金融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要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且证券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着,信贷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以绿色金融作为门限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门限效应;通过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即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2518）时,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着的,而随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0.2518<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正,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显着性明显提高（1%的水平下显着）,影响系数也进一步增强;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3051）时,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是显着的,但影响程度明显小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的影响程度。
顾伟忠[3]（2021）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5G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席卷世界,全球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经济的催化下,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层出不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空间,注入了新动能。我国正处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转换增长动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期。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站在数字经济时代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交汇期,“理顺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和把握经济增长关键抓手”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必答题。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剖析问题—机制分析—模型构建—解决问题—提出建议”的研究路径展开,工作内容如下: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论文第1章和第2章。主要包括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创新之处、文献综述以及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和机制分析等内容。本部分首先抛出“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这一主题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基于现实需要和学界研究脉络阐述本文研究主题具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开展文献综述,以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路径转型→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路径关系为思路聚焦相关经典文献,在说明本文科学性的基础上突出研究必要性,并阐述了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创新之处。同时,为能清晰界定本文研究边界,梳理已有理论并总结了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数字技术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抓手和路径等内容,为本文后续的数理模型构建、实证研究作基础铺垫。最后,从理论研究角度,基于传统的C-D模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特色背景,以优化模型分别分析了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系统稳态,得出数字经济稳态更优的结论。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论文第3章至第6章。本部分研究层层深入,一是率先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动态视角下研究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总量增长具有较强支撑作用,并且能够与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正向反馈循环机制,从而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二是通过构建TVP-VAR、PSTR等模型从多维度聚焦新旧动能发展特征的比较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抓手突破数字应用落地和充分利用传统经济基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三是基于以上研究,从数字经济自身增长机理切入,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本部分从宏观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消费、政府三个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通过数理模型解释不同类别的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别。进而,通过构建非线性MS-AR模型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趋势。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自身发展路径复杂,针对不同层次的数字技术与使用对象,要采取差异化的实施手段和建设规划,数字经济主要从改变发展方式、增长结构与动能转换三个途径助力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结论和展望。第7章基于前文研究内容,系统梳理全文研究脉络,结合理论研究、机制分析、数理模型分析、现状分析及实证分析等研究结果,对前文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提炼与深化,并提出论文可能存在的不足,最后做出研究展望。本研究梳理了数字经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总结了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改进的索洛-斯旺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指出数字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以及政府采用多种方式支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据此提出面向数字时代我国加快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有效路径,可以为不同地区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推动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提供数理参考和量化依据。
黄莉[4]（2021）在《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绿色技术、高端人才、环境资源、特色产业链等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和制度逐步落地,“绿色农业”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导方向。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农业技术的大规模投入,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相对薄弱的农业经济基础,造成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基本格局。因此,破除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发展阻碍要素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和现代化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象突出,农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投入质量不断优化,使得各要素效率加速增长,农业内生技术进步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农业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引致严重的环境污染,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受阻。显然,立足于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致力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研究我国农业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匹配的绿色产出增长效应,对我国加速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理论借鉴→理论构建→现状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首先,在充分借鉴相关经典理论基础上,对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三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展开深入分解,形成理论框架;其次,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能值法以及SBM-Luenberger指数构建,考察农业资本深化、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特征与趋势;接着,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和BOX-COX转换,以及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估计,识别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再者,结合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速度、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要素替代弹性等核算结果,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动能分解;然后,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验证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立足于我国绿色农业生产实践,以调整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速度、增强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为目标,从政府支持、市场激励、社会配合等多维度提出促进要素结构和技术进步协同驱动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与政策措施。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理论上,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不仅可直接作用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而且两者可协同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农业转型加速。基于两要素CES生产函数,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有偏技术进步受制于要素替代弹性、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差距的影响,进而使得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构成既包括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深度的直接和调节效应,也包括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效率、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和协同影响。基于此,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关键在于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或间接效应以及两要素协同效应的影响,而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用差异,进一步决定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转型成效。2.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象突出,推动绿色农业GDP和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呈现正向增长,但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和动力转型效率均呈下降趋势。在中国农业劳动流失长期客观存在的背景下,全国和省际层面的农业资本深化及其速度不断加深,其中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增幅最大。与此同时,通过能值法核算的中国绿色农业GDP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持续性放缓;通过SBM-Luenberger指数核算的中国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近年来仅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呈上升趋势,而东、中部地区显着下降;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效率值位于0-1之间,且以年均0.99%的速度呈现持续性下降趋势,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转型成效有待提高,尤其是东部地区;全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值大多数处于1值以下,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转型动力不足。3.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演化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有偏技术进步以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为主。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资本和劳动要素为互补关系,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演化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先后呈现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驱动路径;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为替代关系,有偏技术进步指数的演化趋势相对稳定,技术进步多偏向资本,主要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两种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均在2006年前后发生明显波动,具有显着的政策阶段性特征。2006年以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东部和西部地区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东部和中部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4.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效率、动力增长效率、转型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农业资本深化动能贡献程度显着优于有偏技术进步的动能贡献。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效率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其中东、中部地区效率值普遍高于西部地区。从动能分解来看,其后期规模增长效率下降趋势源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和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的正向贡献下降,以及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和农业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协同效应的贡献增长不足。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的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长期为负值,主要在于劳动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深化的协同效应长期负向动能增长。其中,东部地区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主要来源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深化的协同作用具有正向作用,西部地区各部分动能贡献均为负值。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和动力转型效率均在2004年至2007年间短期成效显着,但2007年以后持续下降,并由正转负,绿色农业转型成效和动力均不足,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的转型问题突出。从动能分解来看,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在2004年以后,仅有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农业资本深化速度的调节效应差异实现了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的推动;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在2004年以后,仅有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差异实现了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推动。5.总体上,农业资本深化正向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有偏技术进步发挥负向抑制作用,两者协同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下的农业资本深化影响差异抑制绿色农业增长转型,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和协同影响有益于绿色农业增长转型。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动力的直接效应均为均正,但两者的协同作用下,有偏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由正转负,两者协同作用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总体上两者共同推动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和动力增长。然而,区域差异显着,东、中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正向促进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两者的协同作用下影响系数为负;东、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的动力增长影响系数为负,西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的影响系数为负,两者协同作用下中部地区影响为负。对比分析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影响系数,传统产出下有偏技术进步的负向作用更突出,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农业资本深化差距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形成阻碍;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协同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的增长转型。同样地,存在区域异质性。针对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转型,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差异的正向贡献突出,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差异的抑制作用最为显着,中、西部地区两者协同效应差异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形成阻碍;针对绿色农业经济的动力增长转型,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差异的正向贡献突出,中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差异、协同效应差异均严重阻碍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理论方面,延伸了两要素CES生产函数在绿色农业层面的运用,构建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是对传统C-D生产函数“中性技术进步”的有效突破,形成了要素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的农业经济增长动能分解框架。结合我国绿色农业生产的现实背景和发展目标,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假设条件下的两要素CES生产生产函数延伸至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搭建绿色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框架,从要素替代弹性、要素技术进步增长、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展开动能分解,并在梳理农业资本深化结构、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基础上,重点探究两者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二、在评价方面,构建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优化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农业绿色发展目标下,技术进步是衡量农业绿色加速转型的重要指标,而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性识别能够提升农业绿色投入—产出系统中技术进步效率研究的精准度与可靠性,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测算更符合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此外,为量化农业绿色转型政策目标,除了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即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外,本文采用绿色农业GDP与传统农业TFP比值作为绿色农业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指标,用绿色农业TFP和传统农业TFP比值作为绿色农业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指标,从而丰富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其三、在实证方面,借助两要素CES生产函数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展开动能分解,并实证检验了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本文遵循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以及两者综合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次序链条,从理论公式上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展开分解,以深入探究要素替代弹性、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各部分动能贡献差异。另一方面,运用动态面板模式和固定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的综合作用,并对比分析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用差异。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贾高清[6]（2020）在《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中美经贸摩擦使得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制造业高端化开始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了摆脱关键核心技术依存度偏高的窘境,避免产业链断链的不利形势,我们必须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而金融是提升产业链地位、促进价值链升级和实现创新链突破的关键因素。但我国金融发展和制造业高端化存在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与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粗放并存,创新的资金需求高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并存。因而,对金融发展与制造业高端化的关系研究,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重点领域突破对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制造业高端化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必须摆脱过去对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的依赖,依赖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越高端化的产品所具有的核心技术含量越高,人力资本是攻破核心技术的重要载体,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够持续参与研发创新,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至关重要,发达的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对优质项目的选择促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总是出现市场需求规模比较大的地方。循着上述思路,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需求规模纳入本文的研究问题中。基于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划分,将企业家才能加入到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进行理论刻画,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考虑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的协调度,同时在需求规模的基础上引入交易成本和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进行研究。制造业高端化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产业链本身的评价、对策研究与影响因素,还缺乏从金融相关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要实现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促进,需要提高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寻找出决定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降低金融体系的波动性。通过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当前金融发展和融资结构并未有效地促进制造业部门的效率,银行贷款并未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中去。而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改善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改善效应。银行集中度的增加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对外开放度很好地降低了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风险。为了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基于跨国数据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来衡量制造业高端化。检验了金融发展在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以及不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其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内在渠道和机制。研究发现,当金融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制造业部门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变为负的,当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同步时,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也就是说,金融部门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增长的协调度。另外,也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渠道,金融发展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效应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高技术产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中高技术产业则通过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而低技术产业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我们也从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的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促进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并没有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制造业高端化,但投机资本会对其产生负作用。民营企业中,金融发展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而国有企业则未发现直接的促进效应。相比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更能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通过对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构建,选取股权融资比率和债务融资比例,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变量下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企业规模、金融发展的水平以及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实证结果支持门限值的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企业与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是起促进作用,在上述变量门限值之上,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起负面作用。同时,相比传统产业,金融发展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的提升作用更明显。金融发展在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也有差异。通过偏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交易成本、需求规模对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具有明显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最后,基于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得出相关政策建议;要使金融和制造业部门保持协调发展;加快金融市场体制改革提高金融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人力资本提高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秦晓钰[7]（2020）在《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逐渐完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创新源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分析,这也是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加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创新源泉的视角,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影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具体作用过程,能够更加清晰地给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从第二章的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中,梳理出经济增长源泉的追溯思路、总结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涵、把握人力资本与创新的关系,为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研究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第三章则系统研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作为创新源泉,驱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第四章对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基本情况进行总结概况,为后期研究提供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持;第五章基于GTAP模型,一方面通过要素对比分析,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诊断,另一方面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方案着手,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实现创新驱动的具体影响;第六章围绕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向创新成果转化的具体路径,为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更加具体的路径支持。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结论一,作为创新源泉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影响创新来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指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具备稀缺性的创新能力,同时能够产生边际报酬递增和产出乘数效应,进而辐射和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是形成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本源;进一步以知识创新模型为基础,基于中国经济增长事实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创新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一方面通过直接影响国内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会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和自身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可能性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逐渐增大,且国内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越接近,转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也越强。结论二,伴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逐步向创新驱动迈进。改革开放以来,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均获得全面提升,总量水平达到世界前列,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源泉。伴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研发经费投入总量持续增长,研发投入强度跻身世界前列,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技术市场日渐完善与成熟,中国经济增长正逐步向创新驱动迈进。结论三,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仍以要素驱动为主,但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越发突出。基于GTAP模型对比创新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非创新型人力资本三类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得出:首先,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来看,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都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性质,唯有创新型人力资本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其次,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领域来看,创新型人力资本更多地作用于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可以显着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社会的福利水平,物质资本则主要作用于出口贸易,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则表现出社会福利不降反升的现象;再次,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趋势来看,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则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说明随着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正逐渐从长期依靠非技能型劳动力获取国际比较优势的贸易方式中转变出来。结论四,创新型人力资本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提高三个层面,显着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产生作用。首先是宏观经济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会全面性带动GDP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社会福利增加,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经济增长呈现乘数效应,对外贸易参与度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其次是产业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对高科技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作用最大,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效应和出口优势的提高效应也最为明显。最后是国际竞争力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依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提升效果最为显着,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两个产业部门的创新优势更加突出,国际竞争力也进一步提升。结论五,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轻微下降、再不断提升的三阶段非线性变动特征。改革开放初期,GDP—直是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影响力量,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推动力度还处在相对较弱的阶段,但这一时期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加大,创新型人力资本向创新成果转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21世纪之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增长逐渐成为促进中国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力量,而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度还有待提升,且一定时间范围内呈现波动态势,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科技成果产出正处在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依赖向质量推动转变的转型期;近年来,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成果产出的作用已经从数量促进型慢慢转移到质量推动型,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在科技创新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单纯的数量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度呈现递减的态势。另外,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存在明显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东部区域各省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对科技成果产出的作用力度更大,而中西部的科技成果产出效率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度相对较弱。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创新之一,从创新源泉——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从创新源泉的角度,诠释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概念;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进一步,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特征,调整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部分假设,提高了模型对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解释力度,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作出贡献。创新之二,选用多区域、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一方面基于要素对比的视角,分别将创新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实现创新驱动的具体影响进行对比分析,既克服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时无法分离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结果而导致的核算误差,又能够在对比分析中作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具体判断;另一方面,基于GTAP模型能够具体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不同增长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影响,给出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具体建议。创新之三,选用机制转换模型中的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从非线性角度对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而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思路。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沿着如何将创新型人力资本转化为能够驱动经济增长的创新成果这一思路,对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既为创新型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了具体的路径支持,也对传统的线性研究思路做出了有效补充。
刘志永[8]（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梁炜[9]（2020）在《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这一特征,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经济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现依据。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诸多要素中,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经验证明,科技创新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国家实力跃迁的重要基础,也是抵御“黑天鹅”“灰犀牛”等公共事件和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制约科技创新的诸多制度藩篱不断被破除,创新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中国科技实力迈上了新的台阶,已经具备实现跨越发展、成为世界科创中心的基础和条件。然而从现实表现来看,科技创新“红利”释放不足,未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为: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产学研脱节现象仍然存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相对缓慢,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产业链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状态。总体来看,科技供给不能有效满足发展需求,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形成了“科技进步陷阱”。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孜孜以求的目标时,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机理分析、问题辨识,以及基于转型背景下的对策研究,成为了本论文的初衷和目标。本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其逻辑机理进行系统性分析与阐释,同时分别提出科技创新支撑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三个研究假说;其次,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1990-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现实表现进行了测度,并提出了改进的DEA分析方法——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DEA（Comprehensive Data Envelope Analysis）,使用该方法对2013-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价,在评价的基础上厘清现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再次,分别从生产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的角度对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最后,探讨转型背景下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度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1）在分析框架方面,基于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转换的大背景,初步搭建了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科技创新与效率提升、结构变迁、发展方式转变纳入同一个逻辑框架中,从而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机制做系统性分析;同时构建了四阶段的科技创新全链条模型,分别从过程和结果角度对科技创新的内涵进行界定。（2）在测度方法方面,借鉴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方法,创新性地对传统DEA方法进行改进,构建CDEA模型,力图克服DEA孤立分割优化目标的片面性,以综合性、全面性的视角对创新绩效做出评价。（3）在对策建议方面,基于国际创新环境变化、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现实背景,按照系统性、协调性、耦合性的原理,构建科技创新“模式—路径—政策”的“三位一体”转型策略,该体系的核心在于“转型”,逻辑层级在于“路径”实施是“模式”选择的实现形式,同时又为“模式”提供了保障手段,同样的“政策”制定是“路径”实施的实现形式,同时又为“路径”提供了保障手段。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在于追求人类最终价值的实现,这是经济研究哲学高度的不断跃升,也是经济实践文明演进的不断进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高级状态。本论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探索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症之药”,在新的起点上,通过因势利导的发展思维、道路和决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郭建辉[10]（2020）在《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种新的模式和业态,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经历了最初的银行电子化和网上银行阶段,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更加丰富完善,创新能力更强,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更大。从业务规模上看,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从业务结构上看,互联网金融包括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网贷、众筹、征信、互联网保险、互联网证券等多种模式,当前已经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理财、支付、基金、征信等多个领域的业务;从覆盖范围上看,互联网金融已经渗透到经济中企业和居民金融活动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第三方支付,成为人们日常衣食住行、购物消费、旅游休闲、航空酒店、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支付方式,大大提升了支付结算的效率,同时互联网金融跨越空间的优势,消除了地域的障碍,使农村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享有平等的金融权;从政府层面上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由放任转为支持鼓励和规范监管。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1）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主导下的金融体制经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缺陷,如直接融资规模较小、创新能力不足、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服务质量不高、农村地区和偏远贫困地区金融资源匮乏。当前更多的金融资源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融资难和融资贵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二是我国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宏观与微观领域对金融有着“旺盛”的需求。从微观层面来看,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交易活动对金融服务有着高质量的需求,边远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有着享有金融发展“红利”的需要;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同样需要金融体系供给一种新的模式与业态,推动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三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存在着“脱实向虚”的趋势。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以谋求上市为追求和目标,“圈钱”特征明显,互联网金融网贷企业在“唯利是图”的驱使下,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和宗旨,并自我循环,导致问题频发,使实体经济发展“供血”不足。抛开社会上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热捧”,回归理性的角度,互联网金融本质属性仍然是金融,其只有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和目标,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深化了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弥补了国有金融主导下金融体系的不足,提升了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的支付结算效率,拉近了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的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缓解了金融压抑,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微企业、社会上创业型和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拓展了金融对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覆盖,满足了社会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提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效率。因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转型升级深入推进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大的形势下,研究和分析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进行分析和研究。互联网金融具有货币的功能、信用的功能和虚拟经济的特性,其深入到实体经济中,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货币、资本与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相结合,通过货币流通和资本循环创造价值利润与社会财富是一脉相承的。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壮大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提升,其虚拟经济的趋势更加凸显,同时借助信用的推力,其“脱实向虚”和自我膨胀的特性加大,进而带来马克思所描述的投机活动和经济危机,因而必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促进经济稳健可持续发展。本文对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给出了两者的定义,这使后续的研究有了立足点。论文以我国目前经济总量持续增加和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为背景,回顾了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和路径,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阐述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在对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这一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对本篇论文的框架进行引导说明,分别是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论文创新与不足。通过对互联网金融及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和意义的介绍,提出了研究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主要包括互联网金融理论追源与梳理、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定义界定、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三个方面,这一章主要阐述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文中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和表述,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三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本章首先对互联网金融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解析,随后重点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三个演进阶段,揭示了演进发展过程中具有的特征,同时指出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形成的显着模式,构建了互联网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清晰路线。第四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分析。本章从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和市场中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现实矛盾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互联网金融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其具有过度虚拟化产生的“脱实向虚”趋势与现象。在现实中,实体经济“旺盛”需求与传统金融体系供给缺陷的矛盾显着,因而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必须合规运行与防范“脱实向虚”。内生与外生条件在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起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并促进了市场中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五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与效应。本章首先指出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的显着优势。在这一优势的助推下,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四个路径得以实现。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外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对正效应的引导,做好对负效应的规制。第六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本章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模型,确立了模型指标选取的原则,选取了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共48个季度的数据进行量化。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对模型做统计检验,测算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得出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相关值与结论。第七章是国外经验借鉴与对策建议。本章主要通过分析美国、欧盟以及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特点,提出了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和启示。在通过对国内和国外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对策和建议:即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软硬件基础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过程监管、完善政策体制引导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二、THE OPTIMAL ALLOCATION ABOUT CAPITAL AND LABOR IN THE ECONOMIC GROWTH WITH AN ENDOGENOUS TECHNICAL PROGRESS MODEL（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THE OPTIMAL ALLOCATION ABOUT CAPITAL AND LABOR IN THE ECONOMIC GROWTH WITH AN ENDOGENOUS TECHNICAL PROGRESS MODEL（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1.2 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 |
| 2.1.3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 2.1.4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
| 2.2 自主创新理论 |
| 2.2.1 自主创新思想的理论溯源 |
| 2.2.2 自主创新思想的演进 |
| 2.2.3 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的理论逻辑 |
| 2.2.4 自主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
| 2.3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的内涵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 |
| 2.3.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 2.4 经济发展理论 |
| 2.4.1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4.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4.3 经济发展理论的渊源与形成 |
| 2.4.4 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 2.4.5 经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变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
| 3.1.2 自主创新 |
| 3.1.3 产业结构升级 |
| 3.1.4 经济发展 |
| 3.2 评价指标选取及测度模型构建 |
| 3.2.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HC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2 自主创新(INN)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3 产业结构升级(IU)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4 经济发展(ED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3 评价指标及测度方法汇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 |
| 4.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4.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4.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4.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4.3.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 |
| 5.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5.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5.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5.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5.3.2 自主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 |
| 6.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6.2 模型构建及检验 |
| 6.2.1 VAR模型构建 |
| 6.2.2 脉冲响应函数 |
| 6.2.3 方差分解分析 |
| 6.3 基于Bootstrap的传导路径检验 |
| 6.3.1 链式中介理论模型构建 |
| 6.3.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路径理论模型构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 |
| 7.1 协调机理分析与评价模型构建 |
| 7.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机理分析 |
| 7.1.2 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 7.2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效应测度 |
| 7.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预测 |
| 7.3.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 7.3.2 基于ARIMA模型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 7.4 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
| 7.4.1 障碍度模型构建 |
| 7.4.2 障碍因素挖掘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结论和启示 |
| 8.1.1 主要的研究结论 |
| 8.1.2 相应的对策启示 |
| 8.2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参加项目情况 |
| 致谢 |
（2）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有关绿色金融内涵的相关文献 |
| 1.2.2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 |
| 1.2.3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相关文献 |
| 1.2.4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 |
| 1.2.5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金融 |
| 2.1.2 绿色产业 |
| 2.1.3 污染产业 |
| 2.1.4 产业结构 |
| 2.1.5 经济增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绿色金融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绿色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3.1 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 |
| 3.1.1 资本积聚功能 |
| 3.1.2 投资导向功能 |
| 3.1.3 信息传递功能 |
| 3.1.4 要素整合功能 |
| 3.2 绿色金融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 |
| 3.2.1 成本—收益函数 |
| 3.2.2 图形解析 |
| 3.2.3 企业决策 |
| 3.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分析 |
| 3.3.1 模型简介 |
| 3.3.2 模型构建 |
| 3.3.3 模型校准 |
| 3.3.4 政策冲击 |
| 3.4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3.4.1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
| 3.4.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
| 3.4.3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1.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 |
| 4.1.2 绿色金融的水平测度 |
| 4.2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2.1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 |
| 4.2.2 经济增长的效率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分析 |
| 5.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5.1.1 样本选择 |
| 5.1.2 特征事实 |
| 5.1.3 理论假设 |
|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3.2 企业类型视角 |
| 5.3.3 产权性质视角 |
| 5.3.4 企业规模视角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更换经营绩效指标 |
| 5.4.2 替换控制变量 |
| 5.5 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5.1 绿色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 |
| 5.5.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分析 |
| 6.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6.1.1 样本选择 |
| 6.1.2 特征事实 |
| 6.1.3 理论假设 |
| 6.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计量方法 |
| 6.2.3 变量选取 |
| 6.2.4 数据说明 |
| 6.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1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检验 |
| 6.3.2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增长 |
| 6.3.3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更换计量方法 |
| 6.4.2 变更样本范围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 7.1 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7.1.1 特征事实 |
| 7.1.2 理论假设 |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1 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基于全样本的估计 |
| 7.3.2 基于地区样本估计 |
| 7.3.3 基于绿色金融工具的估计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剔除控制变量 |
| 7.4.2 指标的再度量 |
| 7.5 门限效应检验 |
| 7.5.1 面板门限模型设定 |
| 7.5.2 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 |
| 7.5.3 门限估计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国家统筹设计与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
| 8.2.2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金融 |
| 8.2.3 发挥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引导作用 |
| 8.2.4 强化绿色金融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后记 |
（3）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分析 |
| 2.1.1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共词分析 |
| 2.1.2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
| 2.2 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增长内涵文献综述 |
| 2.2.2 经济增长方式文献综述 |
| 2.2.3 经济增长测度方法文献综述 |
| 2.3 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文献综述 |
| 2.3.1 经济增长路径文献综述 |
| 2.3.2 经济增长路径转型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2.4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5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理论基础 |
| 2.6 数字经济系统稳态的理论分析 |
| 2.6.1 传统经济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分析模型优化 |
| 2.6.2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分析数理模型构建 |
| 2.6.3 两种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比较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经济增长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1 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 |
| 3.2 经济总量与数字经济发展 |
| 3.3 经济活力与数字经济发展 |
| 3.4 经济效率与数字经济发展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动态效应 |
| 4.1 经济增长传统动能的动态效应 |
| 4.1.1 TVP-VAR模型构建及说明 |
| 4.1.2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实际产出的影响 |
| 4.1.3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
| 4.1.4 经济增长传统动能特征 |
| 4.2 数字经济下经济增长新动能分析 |
| 4.2.1 科技创新能力 |
| 4.2.2 数字技术应用 |
| 4.2.3 经济增长新动能特征 |
| 4.3 经济增长新动能作用机制的省域异质性检验 |
| 4.3.1 PSTR模型构建及说明 |
| 4.3.2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经济增长路径理论解析 |
| 5.1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
| 5.1.1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假设 |
| 5.1.2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生产侧的作用路径分析 |
| 5.1.3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消费侧的作用路径分析 |
| 5.1.4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政府的作用路径分析 |
| 5.2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的数字经济投入产出分析 |
| 5.2.1 第一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 5.2.2 第二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 5.2.3 第三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 5.3 数字经济增长路径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
| 6.1 Markov区制转移模型构建 |
| 6.2 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变分析 |
| 6.3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
| 6.3.1 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
| 6.3.2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 |
| 6.3.3 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资料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2.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1.4 绿色发展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业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 |
| 2.2.2 有偏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 |
| 2.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2.2.4 研究评述 |
| 2.3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 |
| 3.1.2 农业资本深化 |
| 3.1.3 有偏技术进步 |
| 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系统:基于CES生产函数 |
| 3.2.1 绿色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建 |
| 3.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替代弹性判断 |
| 3.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技术进步效率 |
| 3.2.4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分解:基于CES生产函数 |
| 3.3.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3.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3.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动能分解 |
| 3.4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3.4.1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机理 |
| 3.4.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机理 |
| 3.4.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和演化特征 |
| 4.1 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1.1 农业资本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1.2 劳动力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1.3 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4.3.1 实证设计 |
| 4.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4.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要素替代弹性分析 |
| 4.3.4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 |
| 4.3.5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CES生产函数的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能分解:资本与技术视角 |
| 5.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5.1.1 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CES生产函数核算 |
| 5.1.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5.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5.2.1 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CES生产函数核算 |
| 5.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5.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3.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农业资本深化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2 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4.1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4.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基本框架 |
| 1.3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研究 |
| 2.1.1 制造业高端化相关研究 |
| 2.1.2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1.3 金融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研究 |
| 2.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内在机理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内涵及扩展 |
| 3.1.1 金融发展 |
| 3.1.2 制造业高端化 |
| 3.1.3 金融与制造业部门的互融共生 |
| 3.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与路径分析 |
| 3.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内生增长模型 |
| 3.2.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框架-基于两部门模型 |
| 3.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及效率分析 |
| 4.1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 |
| 4.2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引言 |
| 4.2.2 基本模型 |
| 4.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跨国数据 |
| 5.1 引言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 计量模型设定 |
| 5.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 |
| 5.4.1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回归结果 |
| 5.4.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渠道分析 |
| 5.4.3 稳健型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
| 6.1 引言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择 |
| 6.3 研究模型 |
| 6.3.1 模型设计 |
| 6.3.2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所有制差异分析 |
| 6.4.2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和地区差异 |
| 6.4.3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型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门限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
| 7.1 引言 |
| 7.2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7.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检验 |
| 7.4.1 以产业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2 以人才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3 不同类型企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门限效应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城市数据 |
| 8.1 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
| 8.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8.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研究 |
| 2.2.3 关于人力资本与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 概括性评述 |
| 第3章 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源泉:创新型人力资本 |
| 3.1 创新源泉的思考 |
| 3.2 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内涵及外延 |
| 3.2.1 创新型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 |
| 3.2.2 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衡量与测度 |
| 3.3 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
| 3.3.1 模型解释 |
| 3.3.2 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
| 4.1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 |
| 4.1.1 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 |
| 4.1.2 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 |
| 4.2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
| 4.2.1 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迈进 |
| 4.2.2 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接轨 |
| 4.2.3 高新技术产业崛与发展 |
| 4.2.4 科技市场完善与成熟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影响分析 |
| 5.1 GTAP模型及其运行机制 |
| 5.1.1 GTAP模型简介 |
| 5.1.2 GTAP模型运行机制 |
| 5.1.3 GTAP模型选择依据 |
| 5.2 要素对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诊断 |
| 5.2.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2.2 实证方案设计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分析 |
| 5.3.1 实证方案设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与中国科技创新路径研究 |
| 6.1 理论基础与问题提出 |
| 6.2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
| 6.2.1 PSTR实证模型 |
| 6.2.2 变量选择 |
| 6.2.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6.3.1 非线性检验 |
| 6.3.2 剩余机制检验——确定转换函数 |
| 6.3.3 剩余机制检验——确定门限参数 |
| 6.3.4 PSTR模型结果 |
| 6.4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9）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组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1.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演变 |
| 2.1.2 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
| 2.1.3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2.2 关于科技创新的文献综述 |
| 2.2.1 科技创新的内涵 |
| 2.2.2 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 |
| 2.2.3 科技创新模式 |
| 2.3 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系 |
| 2.3.2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 |
| 2.4 现有文献述评及对论文的启示 |
| 第三章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
| 3.1 科技创新的内涵界定 |
| 3.2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分析 |
| 3.2.1 支撑高速度增长的传统增长动能式微的态势描述 |
| 3.2.2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形成条件 |
| 3.2.3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特征 |
| 3.3 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 |
| 3.3.1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逻辑机理 |
| 3.3.2 支撑机制Ⅰ:基于生产效率的视角 |
| 3.3.3 支撑机制Ⅱ:基于经济结构的视角 |
| 3.3.4 支撑机制Ⅲ:基于发展方式的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 |
| 4.1 中国科技创新情况的历史考察 |
| 4.1.1 科技创新指数的测度 |
| 4.1.2 1990-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特征事实的基本描述 |
| 4.2 中国科技创新绩效的评价方法和模型的建立 |
| 4.2.1 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DEA模型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3 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分析 |
| 4.3.1 科技创新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效率评价 |
| 4.3.2 科技创新系统的阶段效率评价 |
| 4.3.3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评价 |
| 4.4 近年来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产效率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5.1 科技创新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理论逻辑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5.3.2 区域面板数据回归 |
| 5.3.3 经验解释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结构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6.1 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 |
| 6.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6.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6.3.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
| 6.3.3 经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发展方式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7.1 科技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机制 |
| 7.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7.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7.3.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
| 7.3.3 经验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以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1 模式转型 |
| 8.1.1 模式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1.2 “一体”——国家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8.1.3 “两翼”——中心城市与产业转型升级合纵 |
| 8.1.4 “三方”——“研—产—区”三方联动机制 |
| 8.1.5 “四协同”——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市场的充分融合对接 |
| 8.2 路径转型 |
| 8.2.1 路径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2.2 科技创新主体的转型 |
| 8.2.3 科技创新任务的转型 |
| 8.3 政策转型 |
| 8.3.1 政策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3.2 创新政策转型 |
| 8.3.3 产业政策转型 |
| 8.3.4 财税政策转型 |
| 8.3.5 金融政策转型 |
| 8.3.6 人才政策转型 |
| 8.3.7 对外政策转型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9.1 结论 |
| 9.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附录 :CDEA模型求解程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互联网金融理论追源与梳理 |
| 2.1.1 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 |
| 2.1.2 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和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2.1.3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 |
| 2.1.4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与深化理论 |
| 2.1.5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2.2 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定义与界定 |
| 2.2.1 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与界定 |
| 2.2.2 实体经济的定义界定、功能与特征 |
| 2.3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 第3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 |
| 3.1 互联网金融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
| 3.1.1 互联网金融的货币功能属性 |
| 3.1.2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功能 |
| 3.1.3 互联网金融虚拟经济特性 |
| 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阶段 |
| 3.2.1 货币形式的演变和互联网金融模式业态 |
| 3.2.2 20世纪90年代至2001年银行电子化阶段 |
| 3.2.3 2002年至2012年成熟的第三方支付阶段 |
| 3.2.4 2013年至今的金融全领域阶段 |
| 3.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特征 |
| 3.3.1 互联网金融依托于实体经济基础 |
| 3.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创新性和递进性 |
| 3.3.3 互联网金融不同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差异化影响 |
| 3.4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演进中的显着模式 |
| 3.4.1 第三方支付模式下银行卡跨越和交易去现金化 |
| 3.4.2 大数据下的征信——社会信用体系的重构 |
| 3.4.3 金融混业经营——大型互联网金融巨头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 |
| 4.1 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
| 4.1.1 互联网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
| 4.1.2 互联网金融过度虚拟化下的“脱实向虚” |
| 4.2 实体经济“旺盛”需求与传统金融供给缺陷的现实矛盾 |
| 4.2.1 实体经济中宏观和微观金融需求 |
| 4.2.2 传统金融体系下的金融供给缺陷 |
| 4.3 内生与外生条件的驱动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
| 4.3.1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生驱动条件 |
| 4.3.2 技术的外生驱动条件 |
| 4.3.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规运行与防范“脱实向虚” |
| 4.3.4 实体经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与效应 |
| 5.1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优势 |
| 5.1.1 降低交易成本与提高资金效率 |
| 5.1.2 扩大金融覆盖和激发市场内生需求 |
| 5.1.3 推动金融市场利率改革 |
| 5.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现路径 |
| 5.2.1 传统金融的延伸——金融互联网化 |
| 5.2.2 互联网融资模式——新型投融资平台 |
| 5.2.3 兼具效率与便捷的金融支付——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 |
| 5.2.4 技术升级的金融新形态——大数据金融和云计算金融 |
| 5.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效应 |
| 5.3.1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正效应 |
| 5.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负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分析的研究设计与指标选取 |
| 6.1.1 研究基础与设计 |
| 6.1.2 指标选取原则 |
| 6.1.3 研究指标的选取 |
| 6.2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模型的构建 |
| 6.2.2 相关数据的来源和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研究 |
| 6.3 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分析和结论 |
| 6.3.1 互联网金融要素影响分析 |
| 6.3.2 非互联网金融相关要素影响分析 |
| 6.3.3 实证研究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外经验借鉴与对策建议 |
| 7.1 国外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 7.1.1 实行严格市场准入原则和审慎监管制度 |
| 7.1.2 制定健全规范的法律体系 |
| 7.1.3 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
| 7.1.4 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 |
| 7.2 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对策建议 |
| 7.2.1 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软硬件基础建设 |
| 7.2.2 加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过程监管 |
| 7.2.3 完善政策和机制引导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四、THE OPTIMAL ALLOCATION ABOUT CAPITAL AND LABOR IN THE ECONOMIC GROWTH WITH AN ENDOGENOUS TECHNICAL PROGRESS MODEL（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潘苏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2]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D]. 高锦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3]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D]. 顾伟忠. 吉林大学, 2021(01)
- [4]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D]. 黄莉. 西南大学, 2021(01)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D]. 贾高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5)
- [7]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D]. 秦晓钰. 山东大学, 2020(09)
- [8]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9]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梁炜. 西北大学, 2020(07)
- [10]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D]. 郭建辉. 吉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