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一、《孟子》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张馨予^[1]（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提出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赵盛梅^[2]（2020）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想风貌及行为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伦理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宝藏。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完备的道德教育体系。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有助于解决当今社会人们遭遇的某些精神困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结合时代要求继承、转化和创新,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有利于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是当前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之一,以其深厚的儒学积淀、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拓进取的精神、直面现实的品格以及躬行践履的工夫进入我们的视野,教育人如何通过主观践履冲破内外障蔽,化德性为德行,实现从理念伦理到实践伦理的转换。其思想体系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等精华,有助于强化道德观念,提高主体意识,通过事上磨炼提高实践能力,塑造道德品格,坚守良知初心,对我国当下开展道德教育,推进道德建设有较高的借鉴意义。要想充分发挥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目前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本论文所论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王阳明道德教育的目标、理念、内容、原则和方法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发掘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含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具体分为“以何转”、“何以解”、“何以转”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何转”,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以何价值内涵转化成为新时代道德教育体系构建的思想资源。第一章,通过详细阐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明朝中期的历史背景,认真梳理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展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脉络。第二章,呈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全面深入地阐释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以及清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框架构成和完整面貌。第二部分,“何以解”,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对新时代道德教育建设的启发。第三章,通过考察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综合评析,分析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反思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深入探究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中的精华,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道德教育现状,提炼和彰显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新时代道德教育思想体系构建的当代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第三部分,“何以转”,针对当前道德领域和道德教育出现的问题,利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精髓给予启发和价值借鉴,进而开展创造性转化探索研究。这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第四章,从现实论域探索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包含当代道德教育境遇和转化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第五章,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和创新性实践探索,包含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和实践。以期经创造性转化后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新时代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智慧借鉴。

石莹^[3]（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刘婧^[4]（2020）在《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要继承“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野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肯定和对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能够“传”下来和“统”下去?什么值得“传”?如何能被“传”下来?如何在实践上能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太为宏观和宏大的问题,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研究工作。但联系读博士以来一直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旨趣,“教化思想”“以文化人”触动了我的思绪,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地厘清了传统教化思想、意识形态、以文化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传统的创新发展,蕴含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借助文化教化推动的深刻思想。深入研究古代教化思想,提炼其精华和智慧,促进其向现代教化转变,形成现代教化逻辑,依此制定有效的实践策略,采取“以文化之”的有效举措,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更多的群众,把这一要求落实落细落小,要深入“毛细血管”层面更加聚焦地解决问题,推进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迫切的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也不只是促进了人们熟知的人伦德性建构,而是它以文化的柔性和细致,触及灵魂的深度,空气一样的渗透力兼容性地建构了社会生活秩序、个体的生命秩序,建构了个体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因此,研究古代教化如何转换为现代教化,使教化发挥现代价值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价值,也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对中国文化而言,传统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且能够“统”下去,关键在教化。纵观中外历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和途径大体有宣传、教育、教化、疏导和管制等多种方式,虽然多种方式目标一致,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哪种方式更有效也是变动不居的。但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文化世俗化的情境下,教化的方式和手段更具有综合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更能抵达人心,在主流意识形态落实落细落小上更具有优势,而教化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有效性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本文以主导意识形态有效性与维护社会常态运行的张力为基本逻辑,尝试从意识形态视野探析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运作逻辑和传统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其现代价值转换问题。论文由导言和四章构成。导言中主要对选题依据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陈述,同时对学界关于教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与“述”。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交代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章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价值问题,重点解决什么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优势何在。通过梳理和主要内容凝练,以“伦理政治——教化”的互构为分析场域,“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揭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方式,中国古代教化的道德教化特性。本章侧重分析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政治致思,揭示了教化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使教化积极主动介入政治实践,把政治实施转化为教化的过程。所谓教化目的是通过教化世人达到天下政治秩序的稳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现有政治的合理性,阐释了古代教化具有的意识形态工具性价值和促进个体人格完善的目的性价值。古代教化的优势或其运行机制在于:通过教化意识形态的“事理”的认同建立个体性的人与关系性社会的同一性关系,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聚合;文化透过教育教化的努力,使个体的意愿与“公共性精神”合一,从而提升为主体,这便是从分化到凝聚之路。这种教化充满了入世与超越的辩证张力。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是条件问题,可能性是古代教化思想与现代教化思想如何贯通、价值如何转换的问题,或是古今贯通的根据和条件问题。论文指出,古今贯通的前提是解决从古代教化向现代教化创造性转换问题,并回答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国古代教化承载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的培养的职责,且由于内容和方式的恰当性,使意识形态传播深入人心,使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发挥,使社会需要的人才得到了有效培养。这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支撑,有利于国民素养的提升。实现教化价值的现实转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需要,以及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保持的诉求。第三章主要研究解决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发展如何实现的问题,建构现代教化思想框架,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提供必要条件。这是全文的重点部分。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要实现内容、对象、方法和目标的整体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面向“现实的个人”并始终秉持促进人格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对古代教化方法的批判继承中采取符合现代人格特征、彰显现代审美品位的现代教化方法,以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目标。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发展要遵循如下实践原则: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注重培育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当中;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使人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完成社会角色扮演、融入社会生活过程,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使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社会条件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从实现方式来看,通过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互联网结合并优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平台来创新符合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教化载体;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来提升教化作用于人心的深刻性。发挥家庭作为教化第一课堂、学校作为教化主阵地、社会作为教化实践场的多主体联动效应,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提供必要的文化主体支撑。第四章研究现代教化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现代社会发展中,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规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在现实层面,要使现代教化思想能够发挥效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为重要。应当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持久力本质是意识形态占有时空大小的问题。现代教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应当能够超越单纯宣传式意识形态传播而更具有覆盖力和深入人心之能量。即运用现代教化方式更有利于使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大众化,掌握大众,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才能够得到再生产和扩展化。应制定“以文化之”实践方略以建构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和实践针对性,顺势而为,并通过人格塑造、自我教化和环境营造等途径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

亓琪^[5]（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如何在一个文化多元、日新月异的世界保持独立、永续的发展,延续中华民族精神,是值得中国学者深思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这与如何“成人”的思考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看来,先秦儒家的君子人格思想在今天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力求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原则,将先秦儒家提倡的君子人格置于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以期完整地认识先秦儒家君子思想的主要内涵与核心价值,并寻求其在当代文化传承和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价值。春秋战国时期,王道解体,文化危机,诸侯纷争,天下动荡,生民涂炭。自三代以来的礼仪传统受到冲击,社会呼唤适应时代的新型人格的诞生,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的教育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先秦儒家学者们提出了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君子学说。考察《尚书》、《诗经》、《易经》等儒家早期文献可以看出,其中“君子”仍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但是一般指的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孔子开始将“君子”道德化,并借由君子在社会地位上已形成的影响力传播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构建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引导人们培养道德品质、改善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文章立足先秦儒家经典（《论语》、《孟子》、《荀子》、《易传》等）进行梳理、归纳、概括,论述了君子的内涵、培养和淑世功能等内容。论文认为,先秦儒家君子思想对个体的自身修养以及国家建设都有着深刻影响。因而,研究先秦儒家君子思想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民道德素养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徐锋^[6]（2020）在《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资源,对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传播和认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挖掘并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道德精髓和思想价值,以期让中华民族灿烂的东方文明在全世界传播。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武德思想的发展脉络开始,在探索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演变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把握规律并以史为鉴,汲取优秀的思想道德精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本文主要围绕以下思路展开论述:首先,厘清“武德”、“传统武德”概念的缘起、内涵及武德思想的实质;其次,梳理各个历史时期最突出的武德思想内容及其特征,以及在传统文化的视域下,以少林和武当两个文化流派作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传统武德思想的内容及其特征;然后,通过对传统武德思想的梳理与分析,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重估;最后,揭示和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当代价值。基于此,本文研究观点主要概括如下:第一,武德概念最早萌芽于古代人类生存生产的劳动,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与发展。早期的“武德”与军事发展脉络相契合,既存在于彼此交融的个体与集团间,又分别存在于内涵各异的个体武德和军事武德中。个体武术武德或民间武术武德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传统武德既指传统的武德,又指武德的传统。传统的武德主要指历代存留下来的武德伦理思想、制度和规范,而武德的传统主要指从古延续至今、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武德伦理传统,囊括实践领域和精神领域,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传统武德思想的实质涵盖所有与“武”有关的思想品德内容,包括道德自觉、行为规范和精神价值等。第二,不同历史时期,武德思想内容和文化特征不同。本文以古代历史上武德文化特征明显、武德思想鲜明为分期理念,把武德思想的发展分为先秦、盛唐、宋元、明清四个主要时期。先秦经历了历史上重要大变革,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思想大繁荣大发展,“尚礼、尚谋、尚侠”是当时主要的武德思想内容。盛唐时期,唐王朝的开明政治与繁荣经济为社会形成崇武尚侠风气打下基础,“以武壮志、以武立志、以武言志”成为当时武德思想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在“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下,导致民间习武结社规范化、民间武术表演娱乐化特征明显,从而推动武术审美思想的伦理变迁。明清时期,明代的兵家思想为武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清王朝对民间武术的镇压使民间秘密结社和清规戒律兴起,武侠小说中侠者形象的塑造使侠者们行侠天下,镖师们侠骨义胆的高尚武德使镖局和镖师们镖行天下。第三,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墨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之根。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阴阳、佛家的禅定、墨家的侠义等思想,在传统武德思想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性的中国传统武术,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传统武术文化流派及特征,少林功夫和武当武术是其中的典型。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少林功夫修禅悟道的武德传统。道教文化与武当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武当武术养生修道的武德传统。少林武德与武当武德,形象反映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特征。第四,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以中国文化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形成了一套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教育意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仁爱为本的伦理核心、贵义轻利的价值导向、尊师重道的礼教风尚、忠诚守信的精神节气,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优秀传统。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传统武德思想的封闭性、神秘性和虚幻性等消极因素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糟粕,要加以批判和改造。因此,要使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发挥时代价值,满足现实需要,必须要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坚持武德思想的仁勇结合、内外相应、古今相继和真善相随。第五,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经过近百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自觉”后,留下优秀的武德思想内容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挖掘与弘扬,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优势,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路径,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视野。应积极发挥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内容优势、融入优势和传播优势,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共享,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于欣^[7]（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郭伟玲^[8]（2019）在《楹联映射下的人文文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人文文化教育的立场,来讨论楹联那样的人文教育的。在我国古代,楹联是我国童子教育的基本功,然而在教育普及的时代,我们似乎成为了“楹联文盲”,不认识楹联的字,更不懂它所体现的知识,这不可不说是我国教育的一大缺失。所以,能够念出楹联,知道楹联的用典,知道楹联的意思,是当今楹联教育的最基本的功夫。楹联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国粹,是每个文化场所不可缺少的点缀,其内容大多都出自典籍,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生动的体现。读懂每幅楹联所体现的知识是我们了解这个地方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当下是科学与技术“独占鳌头”的时代,楹联这样的人文知识在教育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虽说现在国家与社会各界对楹联的关注度是日益提高,而且有关楹联的研究文献也可谓是浩瀚巨着,但是针对认识楹联的“字、句意、用典”等等面的文献并不多。我们读到的楹联,是撰写在建筑物或者石刻等上的,楹联就是这个建筑物与石刻等的精魂。譬如孔庙的楹联就是体现儒家精神的文化,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精神,孔庙建筑物本身的庄严与正气,正是与孔庙的楹联相表里的。笔者因为在福州读书,而且福州自古就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气息浓厚,于是就选取能代表福州文化的孔庙、清代福州四大书院、马尾船政、林则徐祠堂、严复故居、三坊七巷、西禅寺、道观、黄氏祠堂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每处文化发生地的结构布局、楹联文化以及教育意义来展开书写的,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去认识楹联。主要借助资料查找法、文献分析法以及向老师请教等来分析每幅楹联所蕴涵的人文文化,最后在这段与其说是“研究”,倒不如说是“学习”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笔者认识了之前所没有认识的“字”,学到了之前在教育中没有涉及到的东西。同时笔者深刻感受到楹联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因此笔者最后希望在我国的教育中,应该培养学生学会“认识楹联”以及读懂“楹联的意思”的习惯。在文化体系中,楹联属于人文文化,所以,笔者在论文的撰写中用英国斯诺的《两种文化》的观点,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来言说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文化人,尤其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当代教育中,是如何塑造人的。因为字体编辑问题,笔者在文章中统一使用简化字体。

顼春哲^[9]（2019）在《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文中认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了条件。随之而来的结果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系统的污染变得更加严重。如何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经济中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足一个全球性问题。构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不单单要求碧海蓝天的生存环境,而是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发展基础之上寄希望于看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为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存在寻找至高点。作为中国古代生态文明的典范,先秦儒家生态思想具有独特的现代价值,就通过改造自然的观念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愿景和目标这一点上来说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论文的写作主要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通过对古典的研读和对文献资料的调查两方面来进行研究,结合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来对先秦儒家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解读。通过借鉴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主要生态文明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当下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查文静^[10]（2018）在《先秦儒家思想在大学德育中的应用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正处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在多元文化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加上大学德育本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使德育实效性不如人意。因此,国家大力倡导以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促进大学立德树人。在这样的时代与教育背景下,本研究选取了先秦儒家思想这一重要内容来探寻它在大学德育中的应用资源以及应当如何应用。首先,笔者总结了目前先秦儒家思想教育与大学德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及目前大学德育存在的不足,为探讨先秦儒家思想在大学德育中的应用进行了理论准备。在对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与影响进行梳理后,笔者采用了质的研究路径,通过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等方法了解大学师生对于目前大学德育的看法及其对先秦儒家思想教育的需求,试图找寻先秦儒家思想与大学德育的联系。其次,本文探讨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可以应用在大学德育中的一些资源。孔子、孟子与荀子对人性善恶倾向的不同判断和人性可变的共同判断说明,大学德育必须在尊重大学生生存需求与成长需求的基础上展开,即同时尊重他们“利”与“义”的实现。先秦儒家“义利”并举、“义”重于“利”的思想体现了个体幸福与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统一。这启示我们:大学德育应当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但同时亦应当在通过教育促使学生个人幸福的实现。先秦儒家思想传达出一种价值取向,即除了获“利”的“乐”,拥有道德自觉也是一种“乐”。这种渗透在先秦儒家“仁”中的道德自觉是道德教育的较高要求,而倡导道德规范的“礼”是道德的外化,“法”是道德底线的保障。对于大学德育来说,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学生道德自觉的培养、礼仪教育与法治教育。这样的德育目标与内容看上去既高远又广博,但并非不切实际。正如先秦儒家“君子”与“圣人”的理想人格那样,大学德育培养的学生必须遵守底线的道德,但同时应当有着对高尚道德的仰望与追求。因此,理想人格的实现归根到底是由自己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的,也就是个人通过勤学笃行、慎独自省与践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来完成。这是先秦儒家思想可以应用在大学德育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它传递的以道德自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修养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道德实践的可靠途径。最后,对于这一思想体系,我们需要引导大学生通过批判继承领悟其中的思想精华,通过抽象继承使思想的精华能够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于将先秦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德育的途径与策略,本文主要认为可以通过先秦儒家通识课程为内容来开展,通过吸纳先秦儒家的教学方法来提升大学德育实效性,从孔门师生互动获得良好师生关系的启发,以及大学生通过领悟中庸之道来促进自我教育,以此来更好地提升大学德育的实效。

二、《孟子》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孟子》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先秦儒家“君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楹联映射下的人文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9）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0）先秦儒家思想在大学德育中的应用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四、《孟子》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2]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D]. 赵盛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3]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4]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D]. 刘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先秦儒家“君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D]. 亓琪. 西北大学, 2020(09)
• [6]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D]. 徐锋.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 [7]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
• [8]楹联映射下的人文文化[D]. 郭伟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现代价值[D]. 顼春哲.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19(02)
• [10]先秦儒家思想在大学德育中的应用探讨[D]. 查文静. 云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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