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圳农村信用社率先办理外汇业务（论文文献综述）
李德[1]（202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改革开放40年（上） 破冰启航——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迈出历史性步伐（1978～2000）》文中认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决策,从此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一、全面恢复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体制197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正式分开办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内设机构恢复到14个司局。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张健康[3]（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何东伟[4]（2020）在《电子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 ——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许多传统银行业的发展与变革,改变了银行的营销渠道与竞争方式。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开通电子银行渠道作为提供银行服务的重要渠道,电子银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银行的渠道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银行实体网点为代表的传统银行渠道,另一种是以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为代表的电子银行渠道。两种银行渠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并深刻地影响了银行的发展策略。以电子银行为代表的银行渠道创新对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并深刻地影响着银行的经营绩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电子银行在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银行实体分支机构作为传统银行业的重要渠道,也受到电子银行渠道的冲击和影响。电子银行渠道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以及电子银行渠道与传统银行分支机构渠道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与银行经营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探究银行渠道创新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子银行渠道与传统银行分支机构渠道之间的关系,本论文基于中国银行业的数据从实证角度对电子银行渠道开通的影响因素,电子银行渠道对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跨区域经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以及电子银行对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估计了衡量银行经营效率的测度模型,探讨了银行渠道创新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构造了一个电子银行开通决策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影响银行开通电子银行的因素。理论模型比较了全国性大银行和区域性小银行的在开通电子银行时的决策过程,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电子银行决策的因素。为了验证电子银行开通的影响因素,本部分使用中国银行业的网上银行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全国性大银行会率先开通电子银行渠道,银行开通电子银行的决策也会受到已开通电子银行的竞争对手政策的影响。另外,本部分的实证研究发现了电子银行渠道与实体分支机构渠道之间的替代关系。本部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电子银行渠道采纳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电子银行渠道对银行效率和风险的作用。本部分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别估计了银行的利润效率、成本效率、利息收入效率和非利息收入效率,作为银行经营效率的指标。同时也采用了Z-score、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比率等指标作为银行偿付风险、资本充足率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指标,分别考察了电子银行对一系列银行偿付风险、资本充足率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指标所带来的影响。本部分采用控制函数法考察了电子银行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电子银行的开通能够提高银行的利润效率。尽管电子银行降低了银行的成本效率,但是提高了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效率。因此,银行利润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非利息收入的增加来提高的。在风险管理方面,电子银行会降低银行的贷款质量,同时也会增加银行的偿付风险。本部分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电子银行与银行绩效研究的文献,并分析了电子银行影响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第三部分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银行业分支网点的整体分布情况以及不同类型的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模式和特点。本部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影响银行跨区域经营选择的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的战略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另外,资产规模、银行总部与分支机构城市文化相似性、地理距离、分支机构附近城市分支网点数量、分支机构所在城市市场竞争状况等都会影响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决策。本部分研究丰富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相关文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文化对银行跨区域经营决策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本部分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还考察了网上银行的开通对银行地理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区域经营会带来银行利润效率和利息收入效率的下降,但是会带来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然而,跨区域经营对银行的收益和风险没有显着的影响。另外,研究还发现网上银行的开通会影响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强度。银行在开通网上银行后,跨区域扩张的强度会下降。本部分的研究从深入地考察了移动互联时代跨区域经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充分认识电子银行渠道对银行未来发展的作用,把握渠道创新的发展方向;第二,注重和防范电子银行渠道发展中的风险;第三,银行需要更多地注重电子银行渠道与实体网点渠道之间的融合。
李其成[5]（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范小仲[6]（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巫云仙[7]（2019）在《新中国金融业70年——基于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70年金融业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从50至70年代计划体制下封闭的金融体系,到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背景下金融业的企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发展定位,最终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迈向现代,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体现了70年来中国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和诱致性,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特点。企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既是金融业改革发展和历史演进的结果,同时也是70年后金融业再出发的起点。围绕这些方面的深化改革和软硬制度建设,是金融业从大到强,从规模和数量扩张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金融业的制度变迁,具有方法论和战略意义,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
谭锦旭,谭凯伦[8]（2019）在《凤凰金梦(上、中、下集)》文中研究说明·谨以此片献给——为创建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流血牺牲、不断奋斗的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上集1.天空（梦境）一场暴风雨过后,蓝天、丽日重现。一对凤凰从天际飞来,愈来愈近。双双在空中盘旋、飞舞的凤凰。万众欢呼声中,展翅飞翔的凤凰迎着东方朝阳飞去,它们金光灿烂,光耀宇宙。
王阅微[9]（2011）在《深港金融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香港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圳与香港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深港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两地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深港两地如何在取长补短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加深深港金融合作,推动深港金融都市圈的形成就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为此,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诞生,2010年香港又和广东省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在珠三角金融合作中,深圳是中国南方的金融之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肩负着先行先试的历史重任;而香港则是亚太乃至国际金融中心。因此,泛珠三角地区金融合作主要以深圳和香港的金融合作为关键。为了深入研究深港两地金融合作问题,本文首先对区域经济、区域金融、金融合作以及合作金融等几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从而逻辑地提出了深港金融合作这个核心概念,然后分别介绍香港以及深圳两地金融各自发展情况、发展过程、基本特点等,重点从两地金融交流制度化、两地金融交流多样化、金融业务范围日益扩大化等多维视角去总结1997年以来深港两地金融合作规模、合作状况等,指出深港金融合作具有发展性、特殊性、互补性以及一体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深港金融合作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对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市场金融合作具体做法进行了总结,从而指出,深港两地的金融合作应当凝聚两地政府金融合作共识,充实深港两地合作会议内涵,深化两地金融市场合作,加强深港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金融支付体系、金融法律法规、公司治理、会计标准、征信体系、反洗钱体系,以及由审慎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等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方面的合作,加强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促进深港两地金融业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邓晓霞[10]（2010）在《中印农村金融体系比较 ——基于中印农村经济与金融体系框架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到2009年间,GDP以年均9%的速度持续增长。但是这种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增长,就必须推动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而目前国内消费市场中比较落后却最具有开发潜力的是农村消费市场。所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点之一在于大幅度提升7亿农民的消费能力,培育和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必须以农村经济较快发展和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为依托。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资金投入。目前,中国增加对农村投入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财政资金投入,二是信贷资金投入。但国家对农村财政资金投入存在一定的硬约束。相比之下,通过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信贷资金投入更为可行。增加农村信贷资金的投入,必须大力发展和培育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注重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完善,畅通信贷资金的流入渠道。在此问题的解决上,与中国毗邻的印度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印度和中国同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大国。近几年印度经济发展保持着6%以上的高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印度不仅和中国地理位置毗邻,而且两国均农业人口众多,发展农村经济都是当务之急。中国和印度虽然社会体制不同,但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条件、基本目标和主要步骤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具有可比性。印度从英殖民地时期就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及法律体制,农村金融机构也有着较高的覆盖率及较好的服务质量,这些都值得当前中国在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制中学习和借鉴。本研究旨在通过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体系的对比,借鉴印度在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市场经验和法律制度,并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实际需求,提出构建新农村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为改革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思路,探索一条信贷资源向农村转移的畅通渠道,从而发展农村经济,提升中国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了对比分析法,在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下来探讨金融体系建立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是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金融体系的构建又是与该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的。因此,本文采取了从对比两国农村经济基础,到对比两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历程再到对比农村金融体系的一种逻辑思路,系统地比较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农村经济基础、金融体系、农村金融体系以及微型金融运作之间的发展规律、组织结构、运行特点、绩效水平等,找出两国改革与发展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以及印度农村金融体系中积极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优势和创新,为中国经济发展、培育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本篇论文共分为6章。第1章,导论。这部分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阐明了金融体系和农村金融的概念,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的范式,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市场的评价,给出了本论文的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第2章,中国与印度农村经济基础比较研究。金融体系的演变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因此,分析其农村金融体系必须首先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特点。本章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两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农村金融的需求异同。由于中印两国在经济走向市场化改革前农村经济的落后,两国的农村金融需求都不旺盛,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要求不高。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对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视与培育。在本章的对比中发现,中国和印度两个农业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上具有相似性,重大经济变革时间相近,但两国经济发展所走的道路不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印度高,人均GDP和经济货币化程度都高于印度。就农业农村而言,印度的耕地面积比中国多,在两次“绿色革命”后农业机械化运用程度也较高。特别是印度金融发展基础较好,对农村金融服务较重视,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较中国高,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体制较中国完善,因而保障了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印度农业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第3章,中国与印度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农村金融体系是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家的宏观金融体系之内运行的。本章对中国和印度的金融体系发展作了较详细的对比研究,分别从两国银行体系演变、保险业的发展、资本市场（股票、债券、货币、外汇、金融衍生品）的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运行等几个方面入手,阐述了中国和印度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从而得出了印度的金融体系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中是最为发达的,而中国金融市场还是一个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的结论。本章还进一步对两国在金融机构数量、资产负债总额、不良贷款、银行机构效益等银行指标体系方面做出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和比较,并对两国银行系统的改革绩效进行了评价,讨论了中印两国银行国有权占主体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制约,分析了印度银行机构通过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来加强监控以及通过推行联结担保和信贷组合证券化来减少农村信贷风险,都使得印度银行机构管理更为规范,绩效更高,同时正是这些优势才奠定了印度在农村金融市场推行诸如“领头羊计划”等高质量农村金融服务的基础。第4章,中国与印度农村金融体系比较研究。本章从分析两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入手,分别列出了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图及各个机构的功能。在对比两国农村金融机构的特点中,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从单一化、无序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在多元化过程中缺乏像印度那样明确的层次分工,存在各个农村金融机构定位及特色不鲜明的缺陷。相比而言,印度农村金融体系在国家、地区、州之间层层分工,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分工协作,特别注重对贫困及偏远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本章还从机构网点布局、利率市场化、结算体系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印度农村金融市场基础更好,金融市场法规对印度农村金融市场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章最后对中印农村金融市场的农业保险作了对比,发现印度较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降低了金融机构投放信贷的风险,促进了信贷产品的创新,推动了印度农村信贷市场的发展。第5章,中国和印度微型金融运行模式比较。本章首先阐述了一般微型金融模型理论,分析了中国不同类型微型金融运作模式,以及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微型金融的监管；然后分析了印度微型金融运作模式以及印度微型金融风险管理。在此基础上,对比了印度的金融联结方式和中国小组联保的差别,列出了印度的微型金融机构在组织培训、自助组的运用及法律法规方面对中国的借鉴之处。第6章,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本章总结了关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农村经济基础、金融体系、农村金融机构及微型金融运作上的对比结论。提出了构建多层次、分工合作的农村金融机构,促进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相结合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建设；重视农村金融市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发展农村保险市场,积极推进农业保险；注重微型金融运作中金融联结模式的运用以及理顺政府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关系等建议。本文从功能观出发,主要采取了对比分析方法。运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与现状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维度和关系维度,多角度地分析了两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较系统地对两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对比。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较系统地对比分析了两个经济发展相类似的发展中大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历程,并总结出以下三点创新：一是根据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从时间上的相近性和阶段特点的相近性对两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指出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两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各具特色。两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独立解放后直至90年代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对农村和农业的信贷资金投入都比较少；中国由于选择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其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比印度快,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货币化程度都高于印度,但是在耕地等农业发展基础和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印度较强于中国,印度农业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二是对比分析了中国和印度银行金融机构总量、总资产、贷款和股东权益的总量、平均净息差、净利润率、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不良贷款等各项绩效指标,结果表明印度银行机构管理更规范,绩效更高。本文特别比较了中印两国的银行改革效率,讨论了所有权改变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两国都存在银行国有权占主体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制约,政府在银行运行中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金融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需要。对于中国银行改革来讲,银行股份制改革必须和治理结构改变相结合才能真正改变银行绩效水平。三是把宏观金融比较和微观金融比较相结合,对比分析了中印两国农村金融中微型金融机构的运行。在对比分析中发现,印度农村金融机构健全的法律保障以及农业保险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分担,是印度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提高对农村资金投入的保证。因此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必须要健全法律体系,从制度上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定位确认,发展农业保险,合理运用政府作用来共同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二、深圳农村信用社率先办理外汇业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圳农村信用社率先办理外汇业务（论文提纲范文）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电子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 ——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 |
| 1.3 问题的提出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银行渠道与银行渠道创新 |
| 1.4.2 电子银行 |
| 1.4.3 跨区域经营 |
| 1.4.4 银行绩效 |
| 1.5 研究意义 |
| 1.6 论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7 论文研究方法 |
| 1.8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技术革新与技术扩散研究回顾 |
| 2.2 电子银行与银行绩效研究文献综述 |
| 2.3 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研究文献综述 |
| 2.4 银行效率研究文献综述 |
| 2.5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银行采纳电子银行的影响因素:理论与实证 |
| 3.1 引言 |
| 3.2 银行采纳电子银行业务的理论分析 |
| 3.3 数据与实证研究方法 |
| 3.3.1 数据和样本描述 |
| 3.3.2 实证模型 |
| 3.4 实证结果 |
| 3.4.1 基准结果分析 |
| 3.4.2 稳健性检验 |
| 3.4.3 网上银行与实体网点的关系 |
| 3.4.4 小结与讨论 |
| 3.5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电子银行与银行绩效: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 |
| 4.1 电子银行对银行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 |
| 4.2 数据与实证模式设定 |
| 4.2.1 数据 |
| 4.2.2 实证模型 |
| 4.2.3 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 4.2.4 银行效率 |
| 4.2.5 银行风险 |
| 4.2.6 网上银行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基准结果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异质性作用 |
| 4.4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特点与影响因素 |
| 5.1 银行跨区域经营模式的特点 |
| 5.1.1 银行分支网点分布的整体特征 |
| 5.1.2 银行跨区域经营模式的个体特征 |
| 5.2 对银行跨区域经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样本描述 |
| 5.2.3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
| 5.3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1 中国银行业跨区域经营的制度背景 |
| 6.2 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的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
| 6.2.1 跨区域经营与银行收益之间的关系 |
| 6.2.2 跨区域经营与银行风险与成本的关系 |
| 6.3 样本统计性描述与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和样本描述 |
| 6.3.2 银行效率的估计方法 |
| 6.3.3 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的实证模型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的实证分析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网上银行开通对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影响 |
| 6.5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本文研究结论 |
| 7.1.1 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和竞争对手的决策都会影响电子银行的采用 |
| 7.1.2 电子银行的开通显着地影响着银行的绩效 |
| 7.1.3 不同类型银行的跨区域经营方式有着各自的特点 |
| 7.1.4 跨区域经营显着地影响着银行的经营效率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充分认识电子渠道对银行未来发展的作用,把握渠道创新的发展方向 |
| 7.2.2 注重和防范电子银行渠道发展中的风险 |
| 7.2.3 银行需要更多地注重电子银行渠道与实体网点渠道之间的融合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起点: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与要素计划配置体制 |
| 第一节 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 |
| 二、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建立 |
| 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资金计划配置制度 |
| 二、构建城乡二元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绩效低下的困境 |
| 第二章 理论桎梏与实践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 |
| 一、“要素不是商品”的正式提出 |
| 二、突破桎梏的理论探索 |
| 第二节 市场机制引入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冲击 |
| 一、产品价格市场化 |
| 二、市场主体多元化 |
| 三、要素计划配置体制受到冲击和改革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的初步探索与要素市场的初步发育 |
| 一、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育与利率调整 |
| 二、就业压力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
| 三、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市场萌芽 |
| 第四节 要素价格形成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推进与约束:1992-2001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基础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一、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市场发展与利率市场化启动 |
| 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与工资形成机制市场化 |
| 三、土地市场:土地配置方式向市场化转变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约束 |
| 一、传统体制惯性的约束 |
| 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
| 第四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摩擦与冲突 |
| 一、要素价格双轨制的体制摩擦 |
| 二、城乡与区域差距扩大 |
| 三、要素支持与配置效率的冲突 |
| 第四章 深化与掣肘:2002-2013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
| 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
| 二、全面建设劳动力市场体系 |
| 三、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掣肘 |
| 一、财政金融化与金融市场扭曲 |
| 二、“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 |
| 三、低工资发展模式的依赖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扭曲的现实特征 |
| 第五章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失衡 |
| 第一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二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联 |
| 一、要素价格扭曲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 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 |
| 三、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中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 |
| 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 |
| 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 |
| 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新中国金融业70年——基于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新中国金融业前30年:强制性制度变迁·非市场机制 |
| 三、金融业的增量发展:渐进改革·企业化方向 |
| 四、金融业的扩张发展:数量规模·商业化改造 |
| 五、金融业的外向发展:国际化·市场化改革 |
| 六、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全面开放 |
| 七、结论 |
（8）凤凰金梦(上、中、下集)（论文提纲范文）
| 上集 |
| 1.天空 (梦境) |
| 2.室内 |
| 3.天空 |
| 4.上海闸北一弄堂 |
| 5.舞厅里 |
| 6.舞池里 |
| 7.旷野战场 |
| 8.团指挥所前 |
| 9.上海锦江饭店 |
| 10.中央苏区国家银行造币厂 |
| 11.十九路军宋振坤旅旅部 |
| 12.江东募捐办 |
| 13.井冈山中央造币厂 |
| 14.刘耀华家 |
| 15.战场上 |
| 16.刘耀华别墅前 |
| 17.上海凤凰银行门前 |
| 18.上海凤凰银行门内 |
| 19.福建省国民党部 |
| 20.宋振坤凤凰老家 |
| 21.上海凤凰银行总经理室 |
| 22.美中银行总经理肋理室 |
| 23.上海锦江饭店包厢 |
| 24.上海凤凰银行总经理室 |
| 25.战场上 |
| 26.上海凤凰银行总经理室 |
| 27.战场上 |
| 28.战地医院内 |
| 29.上海金兴华家 |
| 30.台儿庄战场 |
| 31.上海银行企业界联谊会会场 |
| 32.凤凰银行总经理室 |
| 33.上海街道上 |
| 34.宋振坤师部 |
| 35.重庆金兴华家 |
| 36.宋振坤师部 |
| 37.重庆凤凰银行 |
| 38.宋振坤师部 |
| 39.战场上 |
| 40.上海街道上 |
| 41.上海锦江饭店包厢 |
| 42.重庆金兴华家 |
| 43.延安陕甘宁边区银行 |
| 44.南京凤凰银行 |
| 45.宋振坤军部 |
| 46.南京胜利分行 |
| 47.宋振坤军部 |
| 48.胜利分行办公室 |
| 49.南京国民党部大楼 |
| 50.南京金兴华家 |
| 51.南京国民党部办公室 |
| 52.宋振坤军部 |
| 53.南京凤凰银行胜利分行总经理办公室 |
| 54.宋振坤军部 |
| 55.南京凤凰银行胜利分行总经理办公室 |
| 56.宋振坤军部 |
| 57.南京凤凰银行 |
| 58.南京雨花台附近 |
| 59.宋振坤军部 |
| 60.南京凤凰银行 |
| 61.南京国民党党部 |
| 62.上海金兴华家 |
| 63.宋振坤军部 |
| 64.上海凤凰银行总经理室 |
| 中集 |
| 65.上海金兴华家 |
| 66.上海凤凰银行 |
| 67.上海凤凰银行总部 |
| 68.锦江饭店包厢内 |
| 69.上海金兴华家 |
| 70.宋振坤军部 |
| 71.上海金兴华家 |
| 72.宋振坤军部 |
| 73.上海凤凰银行 |
| 74.上海锦江饭店包厢 |
| 75.宋振坤军部 |
| 76.上海金兴华家 |
| 77.上海金兴华家 |
| 78.上海凤凰银行 |
| 79.宋振坤军部 |
| 80.上海外滩 |
| 81.上海凤凰银行 |
| 82.上海凤凰银行 |
| 83.长沙宋振坤家 |
| 84.上海外滩 |
| 85.火车上 |
| 86.长沙宋振坤家 |
| 87.北京中行董事室 |
| 88.北京长安街 |
| 89.长沙宋振坤家 |
| 90.北京金兴华家 |
| 91.抗美援朝前线 |
| 92.北京中山公园 |
| 93.朝鲜前线文工团院内 |
| 94.北京长安街 |
| 95.朝鲜前线文艺演出现场 |
| 96.湖南军区医院病房 |
| 97.北京红墙外 |
| 98.长沙宋振坤家 |
| 99.央行副行长办公室 |
| 100.长沙宋振坤家 |
| 101.北京金兴华家 |
| 102.长沙宋振坤家 |
| 103.北京金兴华家 |
| 104.长沙宋振坤家 |
| 105.北京中山公园 |
| 106.长沙宋振坤家 |
| 107.北京金兴华家 |
| 108.长沙宋振坤家 |
| 109.北京长安街 |
| 110.长沙宋振坤家 |
| 111.北京金兴华夫妇卧室 |
| 112.凤凰宋振坤家 |
| 113.凤凰宋振坤家 |
| 114.北京中山公园 |
| 115.凤凰宋振坤家 |
| 116.北京央行 |
| 117.凤凰宋振坤家 |
| 118.北京中山公园 |
| 119.凤凰宋振坤家 |
| 120.北京长安街 |
| 121.凤凰宋振坤家 |
| 122.北京金兴华夫妇卧室 |
| 123.凤凰宋振坤家 |
| 124.北京中山公园 |
| 125.北京长安街 |
| 126.北京金兴华家 |
| 127.台北金灿银行大门前 |
| 128.台北金灿银行 |
| 129.北京中山公园 |
| 130.北京金兴华家 |
| 131.北京长安街 |
| 132.北京金兴华家门前 |
| 133.北京金兴华家 |
| 134.凤凰宋振坤家 |
| 下集 |
| 135.北京金兴华家 |
| 136.凤凰宋振坤家 |
| 137.北京中山公园 |
| 138.凤凰宋振坤家 |
| 139.北京金兴华夫妇卧室 |
| 140.凤凰宋振坤家 |
| 141.北京长安街 |
| 142.凤凰宋振坤家 |
| 143.纽约刘耀华家 |
| 144.北京金兴华家 |
| 145.凤凰宋振坤家 |
| 146.北京中山公园 |
| 147.凤凰宋振坤家 |
| 148.北京中山公园 |
| 149.台北金灿银行 |
| 150.北京长安街 |
| 151.凤凰机砖窑前 |
| 152.北京红墙外 |
| 153.修建中的凤凰山公路 |
| 154.北京中山公园 |
| 155.凤凰台上 |
| 156.北京中山公园 |
| 157.凤凰宋振坤家 |
| 158.北京长安街 |
| 159.凤凰台上 |
| 160.北京中山公园 |
| 161.凤凰集团公司门前 |
| 162.北京长安街 |
| 163.凤凰抗日游击队营地 |
| 164.北京中山公园 |
| 165.凤凰神殿内 |
| 166.北京长安街 |
| 167.凤凰梅花林 |
| 168.北京金兴华家门口 |
| 169.凤凰敬老院 |
| 170.北京金兴华家 |
| 171.凤凰集团会客厅 |
| 172.北京中山公园 |
| 173.台北金灿银行 |
| 174.北京长安街 |
| 175.凤凰宋振坤家 |
| 176.北京长安街 |
| 177.凤凰樱花林 |
| 178.北京红墙外 |
| 179.凤凰山巅 |
| 180.北京中山公园 |
| 181.凤凰索道最高处 |
| 182.北京金兴华家 |
| 183.北京中山公园 |
| 184.凤凰栗子林 |
| 185.北京人民大会堂前 |
| 186.凤凰瀑布玻璃桥上 |
| 187.北京长安街 |
| 188.凤凰宋振坤家 |
| 189.北京中山公园 |
| 190.凤凰台上 |
| 191.北京长安街 |
| 192.凤凰宋振坤家 |
| 193.北京红墙外 |
| 194.凤凰宋振坤家 |
| 195.北京金兴华夫妇卧室 |
| 196.凤凰台上 |
| 197.北京中山公园 |
| 198.台北金灿银行 |
| 199.北京天安门前 |
（9）深港金融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深港金融合作研究导论 |
| 第一节 深港金融合作概念界定 |
| 一、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 |
| 二、金融合作与合作金融 |
| 三、深港金融合作 |
| 第二节 深港金融合作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区域金融文献研究综述 |
| 二、区域金融合作研究综述 |
| 三、深港金融合作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思路 |
| 一、基本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 深港金融业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
| 一、二战前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
| 二、二战后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
| 三、回归后的香港金融业 |
| 第二节 深圳金融业的发展 |
| 一、深圳金融业的产生 |
| 二、深圳金融业的初步发展 |
| 三、深圳金融业的转型与变革 |
| 四、深圳金融业深化改革与发展 第三章 深港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深港金融合作现状 |
| 一、深港金融合作逐渐制度化 |
| 二、深港金融机构交流多样化 |
| 三、深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合作全面化 |
| 四、创建深港金融后台服务区 |
| 五、开展深港金融人才合作 |
| 第二节 深港金融合作的特点 |
| 一、深港金融合作具有拓展性 |
| 二、深港两地金融合作具有特殊性 |
| 三、深港金融合作具有互补性 |
| 四、深港金融合作具有一体性 第四章 深港金融合作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深港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
| 一、深港两地政府间的交流合作不足 |
| 二、深港两城市的总部经济规模不平衡 |
| 三、深港两地金融机构合作规模偏小 |
| 四、深港两地资本市场整合偏低 |
| 五、深圳的金融生态环境不够完善 |
| 六、深港两地金融人才合作少 |
| 第二节 深港金融合作存在问题的主观原因分析 |
| 一、深圳自身的定位不足与理念缺失 |
| 二、香港对深圳金融业的片面认识 |
| 第三节 深港金融合作存在问题的客观原因分析 |
| 一、深港两地的基本制度不同 |
| 二、深港两地的管辖权不一致 |
| 三、深港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发育程度不一致 |
| 四、深港两地金融机制不协调 第五章 欧美金融合作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伦敦金融合作及其借鉴 |
| 一、伦敦金融城发展状况 |
| 二、伦敦金融城带给我们的启示 |
| 第二节 纽约金融市场及其借鉴 |
| 一、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
| 二、美国金融危机及其金融合作 |
| 三、美国金融合作的启示 第六章 推进深港金融合作的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对深港金融合作的政策支持 |
| 一、深港两地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合作 |
| 二、增进两地政府间的广泛交流 |
| 三、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 |
| 第二节 全面拓展两地金融合作的领域 |
| 一、加强深港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合作 |
| 二、推动两地金融机构间的合作 |
| 三、加强深港资本市场的合作 |
| 四.建立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 |
| 五、发展深港总部经济 |
| 第三节 完善深港金融合作的保障体系 |
| 一、加强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二、加强深港金融监管合作 |
| 三、加强金融领域内的知识产权保护 主要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致谢 |
（10）中印农村金融体系比较 ——基于中印农村经济与金融体系框架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基本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体系的概念 |
| 1.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综述 |
| 1.2.3 国内外关于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
| 1.3 主要思路和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2. 中国与印度农村经济基础比较 |
| 2.1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
| 2.1.1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阶段及特点 |
| 2.1.2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2.2 印度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
| 2.2.1 印度农村经济发展阶段及特点 |
| 2.2.2 印度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2.3 中印农村经济基础的异同分析 |
| 2.3.1 中印农村经济发展基础比较 |
| 2.3.2 中印金融发展指标比较 |
| 2.3.3 中印农村经济变革比较 |
| 2.4 小结 |
| 3、中国与印度金融体系的比较 |
| 3.1 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历程 |
| 3.1.1 中国银行体系的演变 |
| 3.1.2 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过程 |
| 3.1.3 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 |
| 3.1.4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 |
| 3.2 印度金融体系的演变历程 |
| 3.2.1 印度银行体系的构成 |
| 3.2.2 印度资本市场的发展 |
| 3.2.3 印度金融监管的演变 |
| 3.3 中国与印度金融体系的比较 |
| 3.3.1 中印银行体系的比较 |
| 3.3.2 中印资本市场的比较 |
| 3.3.3 中印金融监管的比较 |
| 3.4 总结 |
| 4、中国与印度农村金融体系的比较 |
| 4.1 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演变历程 |
| 4.1.1 中国农业银行 |
| 4.1.2 农村信用社 |
| 4.1.3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
| 4.1.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
| 4.1.5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 |
| 4.2 印度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 |
| 4.2.1 国家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 |
| 4.2.2 商业银行 |
| 4.2.3 地区农村银行 |
| 4.2.4 合作银行 |
| 4.2.5 国家土地开发银行 |
| 4.3 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体系的比较 |
| 4.3.1 中印农村金融机构比较 |
| 4.3.2 中印农村金融市场环境比较 |
| 4.3.3 中印农村金融市场创新手段比较 |
| 4.3.4 中印农村金融法律监管比较 |
| 4.3.5 中印农业保险比较 |
| 4.4 结论 |
| 5、中国与印度微型金融运作比较 |
| 5.1 微型金融理论一般模型 |
| 5.2 中国微型金融运作模式及风险管理 |
| 5.2.1 中国不同类型微型金融运作模式 |
| 5.2.2 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微型金融的监管 |
| 5.3 印度微型金融运作模式及风险管理 |
| 5.3.1 印度微型金融运作模式 |
| 5.3.2 印度微型金融风险管理 |
| 5.4 中国与印度微型金融运行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
| 6.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6.1 本文主要结论 |
| 6.1.1 中印农村经济基础比较结论 |
| 6.1.2 中印金融体系比较结论 |
| 6.1.3 中印农村金融机构比较结论 |
| 6.1.4 中印微型金融运行模式比较结论 |
| 6.2 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四、深圳农村信用社率先办理外汇业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改革开放40年（上） 破冰启航——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迈出历史性步伐（1978～2000）[J]. 李德. 中国金融家, 2021(07)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电子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 ——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D]. 何东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新中国金融业70年——基于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J]. 巫云仙.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04)
- [8]凤凰金梦(上、中、下集)[J]. 谭锦旭,谭凯伦. 电影文学, 2019(05)
- [9]深港金融合作研究[D]. 王阅微. 吉林大学, 2011(08)
- [10]中印农村金融体系比较 ——基于中印农村经济与金融体系框架下的分析[D]. 邓晓霞.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