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银行将削减对华贷款（论文文献综述）
李黎明[1]（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张菀庭[2]（2021）在《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或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经济行为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政策传导机制链条较长,外部影响因素也较多,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运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框架下的数理模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得出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根据外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那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是否也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调整?目前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多数都遵循1994年提出的经典泰勒规则,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但泰勒规则没有清晰的定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在政策操作中的对应指标。后续文献应用泰勒规则时,大多从统计学意义构建指标,而忽略了其经济学内涵。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理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经济含义向“解决不平衡发展、加强自主创新”两项长期经济规划靠拢,重新构建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为拓展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1章对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阐释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原因,明确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第2章从全局视角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概览式分析,通过拓展泰勒规则的数理模型推导,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两项经典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随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产出和通胀目标间的权衡与侧重。结果发现,在经济高波动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更侧重对产出缺口的调控,而在经济低波动阶段,则更偏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那么,这种规则切换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第3章房地产价格波动、第4章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第5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三种情境下,分别研究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观察异同,以印证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第3章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本章运用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产出和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对比DSGE数值模拟结果和VAR实证脉冲图,提出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消费品渠道”而非“抵押品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契合度并不算高。与美国的次级贷款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家庭没有适宜的理财投资渠道,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和储蓄的惯常模式,价格型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房地产泡沫,降低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灵。第4章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经典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随后运用包含交互项和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对理论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体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进而造成产出和通胀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关联紧密,但与汇率制度关系不大。因此,我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可能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造成经济体不必要的震荡波动。第5章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引入国际货币政策冲击,运用SVAR模型研究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会引起我国利率政策的联动变化,影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产出。一方面利率政策不能自由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波动加剧,两者叠加,将使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因此,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努力提高政策响应的独立性,进而缓解政策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从第3、4和5章的研究可以看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这能够解释,第2章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面对不同领域的经济问题,政策与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链条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调控的偏好系数也会随之改变。第6章和第7章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通胀目标的指标重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刻画。通过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拓展,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调控提供助力。第6章提出用“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替代传统通胀目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盯住目标。本章在包含八部门异质性特征的价格扭曲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用以刻画不同部门物价波动的福利损失,并据此估计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以及“居住”部门存在较强的劳动扭曲,“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类部门”存在较强的价格扭曲,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比例高于它们在CPI中的支出份额。核心通胀指标构建的意义在于,不以单一的物价稳定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实际影响为标准制定通胀调控目标。盯住这一指标,能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中涵盖各部门的物价扭曲信息,使政策调控能够真实的改善消费、投资、就业等领域的实际经济问题。第7章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作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本章通过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摩擦→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与SVAR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比,验证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研究与通货膨胀不同,由于潜在产出不存在固定值,其与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增长不应该是结果指标,而应是过程指标。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增长目标不应仅关注稳定产出,也应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依赖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金融摩擦。金融摩擦越大,企业R&D投资就越少,进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若想提高经济增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应聚焦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胡锡琴[3]（2021）在《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尤其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对非洲援助秉承“义利相兼”的理念,充分彰显“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的援助特征,对非洲援助的力度和深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国际对非洲援助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首要目标和行动方向。虽然国际、国内社会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关注日益提高,但对其援助目的、援助效果却存在诸如“新发展经验的示范者”、“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既与援助自身的作用机理高度复杂,援、受双方异质性极其明显、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风云变幻等因素有关,也与对援助认知偏差、统计口径差异、研究方法各异等因素有关。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新世纪以来对非洲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呈现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的模式,具有显着的民生性和平等性,与西方主要援助国实施的“南北援助”迥然各异。因此,研究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新世纪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具深远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研究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既是考证通过援助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能否为受援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是思考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还是审视援助能否实现中国发展减贫经验在非洲的跨国再生产和本土化,缓解和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状况,更是探寻援助与增长之间“黑箱效应”的有效破解路径,回归到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这一核心命题。论文以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依据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遵循“总—分—总”的逻辑思路展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首先展开中国对非洲援助、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理论基础的文献综述,随之梳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及现实特征,然后基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将援助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援助流入从需求侧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以此形成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框架。分论部分首先分别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进行研究,阐释其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随后,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援助流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宏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体现为通过对非洲援建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中国对非国际直接投资的物流成本,其先导效应也可抑制其国际直接投资风险,并且还可通过援助有效缩短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非洲援助具有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即在中国对非洲援助初期,基础设施领域是援助流入的重点,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援助对投资的吸引力却并不持续。因此,援助流入不能仅重视援助流入规模的增加,而应在援助后期将工作重心放在援助分类,加强对教育、生产部门领域的援助,促进受援国制造业以及工业化体系的建立。第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表现为通过对非洲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通过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还通过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环境优化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能够促进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大非洲对华的出口效应,以及进口效应。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能显着提高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进口、出口效应中均有体现。同时,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在双边贸易效应和出口效应中均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非双边贸易往来中,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类商品对华出口仍占较高比重,也体现出中非贸易的资源禀赋优势互补。第三,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意味着通过对非洲援助能充分发挥中国减贫经验在非洲的国际示范效应,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缓解受援国的债务水平。实证分析表明非洲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与援助是息息相关的,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减贫,特别是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对受援国减贫具有长期的改善作用。尽管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确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但其影响却较缓慢,这也印证了减贫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虑到援助的异质性,论文将援助分为类似于OECD界定的官方发展援助（ODA-like）和其他官方融资（Other Official Flows-like,简称OOF-like）,结果显示两者均有助于受援国减贫,但就其援助效果而言,OOF-like援助效果更为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援助国和受援国经验的发展中大国,结合自身的发展经验,在对非洲援助实践中致力于为受援国提供高效的发展方案和发展援助,有助于构建受援国的产业体系,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对受援国政府部门实施债务减免,既减少了受援国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使政府有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受援国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其长期艰巨的减贫工程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基础。最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包括援助流入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以及技术传递与外溢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目的并不仅是提供金融援助,而是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尤其是提供技术援助,从根本上培育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生服务、技术人才、农工业合作等领域,体现出强烈的民生性和平等性。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援助通过物资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传递和溢出效应,直接促进了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目前还不确定。同时,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对外开放程度等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对改善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建议主要有:大力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受援国,提升受援国公平参与全球发展的机会;积极构建公平有效的对非洲援助新体制,从援非的实施路径、发展多元化的援助合作方式着手,提升援助的实际效果;强化援、受双方的有效沟通,增进南北援助国之间的理解,减少援助实施的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为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论文将援助流入、受援国FDI、贸易、减贫（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视为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理论支撑,论文提出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框架既包含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也包括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学界对OECD主要援助国对非洲援助关注较多,而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议题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学界也多单方面关注援助有效性、政策动机,多论证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投资,或贸易,或减贫的单方面影响。可见,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议题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援助对消除受援国贫困的作用,最后回归于探究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融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第二,论文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在受援国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路径,结合系统GMM模型、分位数回归、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FGLS模型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分别检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具有明显的“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特征,呈现出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命运共生型”援助模式,切实致力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力的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的观点。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既有基础设施效应,也有先导效应,还具有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对受援国的贸易具有成本削减效应,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和贸易环境优化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既能发挥中国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又能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援助是否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是讨论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中心问题。论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助于发挥对受援国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援助有显着的外溢效应,进而促进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第三,论文通过调研掌握了对非洲援助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一手资料。调研形式为向世界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高校从事援助非洲问题的学者等发放中英文版本的对非洲援助质量问卷。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受访对象关于对非洲援助的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认知并不统一,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实证检验方面,论文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类型划分为ODA-like和OOF-like,并引入了援助的滞后期,通过实证检验中国援助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43个样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陈小鼎,王翠梅[4]（2021）在《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文中研究指明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以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然而,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却呈现一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战略考量,而国家利益论、人道关怀论以及社会交换论等对外援助理论解释力不足,相关实证研究则很少从学理层面进行国别比较。究其实质,同一援助国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突显出援助国的角色属性问题。在政府开发援助中,援助国既注重利益权衡与援助实效,也关注国际规范和国内舆论,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动态调整,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对于中国对外援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彰显大国担当与国际道义,也兼顾援助的共生性和有效性,平衡好援助国的"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角色。
张舒君[5]（2020）在《从文化想象到政治建构 ——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之缘起与发展（1945-197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对西藏的文化想象,意指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发,以“他者”的眼光看待西藏,包含“想象”“误读”“偏见”“歧视”等含义。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指通过政治手段,在高政治与低政治的相互作用下,将“西藏议题”建构为一个冷战政治议题。文化想象是政治建构的基础,并在建构过程中为其赢得话语权和合法性。政治建构加深并进一步塑造了文化想象。两者前后相继,同时共存,相互加强。本文以西方对西藏的文化想象为切入点,首先解释了美国对西藏的整体认知来源。带着对中国西藏的文化想象,美国在英国的许可和帮助下实现了与中国西藏地区“有战略意义”的接触。1948年,“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功赴美后,美国国务院认真审视了对中国西藏地区的政策,于1949年出台了“培根备忘录”,首次系统讨论了美国的对藏政策。1950年旧西藏分离主义势力递交《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萨尔瓦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有关西藏的提案。在此过程中,面对全面继承英国在藏利益的印度,美国找到战略空隙,与旧西藏分离主义势力建立了联系,并游说和帮助他们与中国对抗,劝说西藏地方政府拒绝“十七条协议”,并允诺提供避难帮助。随后,本文详细讲述了美国经历了涉藏的战略模糊期,在与旧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的交往中,发现其摇摆不定且极其缺乏国际政治经验。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决定加大对中国西藏事务的介入。然而,起初单纯的高政治建构努力不断失败,收效甚微。美国调整战略,借助西方对西藏的文化想象,辅以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重新塑造了西方西藏观的同时,打通了高政治与低政治的壁垒,为自己的政治行动赢得了民意与所谓“合法性”,从而最终完成了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艾森豪威尔当政后,美国在西藏的隐蔽行动逐渐达到顶峰。美国将秘密训练的西藏地方叛乱分子通过空投等其他方式输送到中国西藏地区,这些人除了在当地组织叛乱武装,向美国输送情报外,还参与了1959年的西藏叛乱,而后在尼泊尔边境靠近中国西藏地区的木斯塘建立了叛乱武装营地,持续接受美国政府的资金、武器等援助,侵扰并破坏中国西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然而,美国这一系列的高政治建构行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得不到印度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前期活动多以失败告终。但美国在西藏的隐蔽行动最终促成了西藏叛乱的发生。1959年西藏叛乱后,美新署在全球对西藏叛乱的进行意识形态宣传,配合美国在联合国对“西藏议题”的大力炒作,西藏被错误地恶意地对比为“亚洲匈牙利”,使得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产生了严重偏差,并影响至今。然而,美国冷战对华政策中“西藏议题”构建取得成果的同时,美国政府的政治意图也表露无遗,此时,美国国内原本蒙在鼓里的政治力量对美国政治建构“西藏议题”提出了异议,并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这一政治行动。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高涨更是增加了“西藏议题”在美国国内的热度,进一步形塑了美国人对西藏的文化想象,为后期美国对该问题的持续关注提供了民意基础。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以及冷战形势的变化,“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进一步淡出了美国对华战略舞台。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和政策考察后,作为冷战工具和抓手的“西藏议题”被暂时搁置,美国政府也开始拒绝与旧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的公开接触。中美得以在相对友好的氛围里重新建交。然而,“西藏议题”作为美国对华冷战政策的政治建构成果,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至今的中美关系中时隐时现。“西藏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冷战工具,而是带着浓重意识形态色彩与文化想象成分的对华政策工具。根据形势的变化,美国不时重提“西藏议题”,以此敲打、威胁、打压中国,意图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崔翠翠[6]（2020）在《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文中研究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和盟国安全考虑,向盟国及占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提供了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美苏冷战爆发后,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基地之一。菲律宾独立后,为了继续维护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此来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使菲律宾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志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橱窗”,并在国际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本文以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研究内容,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以具体数据分析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数额和援助实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认识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原因,并深层次分析引起援助政策变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剖析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和美国外援及外援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明确,综述了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明确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并界定对外援助的相关范围。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对外提供援助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其外援政策在国内备受争论,支持和反对论者针锋相对,而且表现在美国把外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现手段。总体上来看,其援助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美国外援是冷战的催生物。而菲律宾作为美国唯一的殖民地,在独立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由于冷战的影响,菲律宾成为美国推行其亚洲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菲律宾在二战中损失巨大,美国通过各种援助维持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通过对美菲关系的回顾和梳理,能更加清晰的展现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第二章分析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受外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防御政策,东南亚地区未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所以此时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更多的是临时救济援助,相关援助工作多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属的项目下进行的。且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惜以菲律宾先通过贝尔贸易法案美国才通过菲律宾复兴法案相要挟,足见此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显。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利用中国防御苏联的计划破产,导致美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流产,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面临重组。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扶植日本,构建沿海岛链防御线,菲律宾成为美国防御共产主义的重要沿海岛链,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意在把菲律宾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代表。但面对战后残败的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带有严重的应急性,且数量不足,这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目标与实际行动之间有所脱节,援助效果欠佳。第三章论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这一阶段的援助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所以军事援助占主要地位,经济援助只是作为军事援助的补充,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军事援助的作用。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调整了亚洲政策,积极扶植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日本政策,美国积极推进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菲日条约的签订,与美国对菲律宾的逼迫密不可分,而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也只能吞下这个苦药丸。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冷战转为热战,为了稳定亚洲局势,美国加速对日媾和进程,积极促使菲日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和解。与此相关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安全、遏制成为此阶段美国外援的中心目标。为了更好的实施对菲援助,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专门赴菲开展实际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对菲律宾援助的指导。这一阶段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无论从援助的数量还是方式上来看,军事援助都占有大量比重。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显明特点,以军事援助为主,经济援助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军事援助。第四章主要研究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美国在60年代的援助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援助范围上来看,扩大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援助更加制度化,颁布了《外援法案》,并增加了经济援助的比重。美国的外援政策之所以调整,与60年代美苏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密不可分,美苏两国争夺的范围延伸到全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欠发达国家特殊的国情,这些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美国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削减了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经济援助的比重。在此指导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注重菲律宾安全、遏制方面的作用,更加关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着力解决菲律宾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也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势,美国急于想获得菲律宾对其越战政策的支持,并积极促使菲律宾出兵越南,为此美菲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周旋和谈判。诚然在外交地位上,菲律宾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菲律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菲律宾利用美国想借助菲律宾改变其在越南政策上的孤立地位,也相应的获得了因出兵越南的援助。最终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并且菲律宾也借机解决了两国之间拖了将近20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五章从总体上评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就援助的特点和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但无论援助及援助政策如何变化,其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基调始终未变。外援作为美国实现在菲律宾外交目标的地位和手段未变,都是美国实现亚洲政策,防御共产主义颠覆的重要工具。从这一点来分析,外援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援助来影响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并使菲律宾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菲律宾作为小国、弱国,在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或多或少的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在与美国的周旋过程中,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诉求。从根本上来看,这与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冷战爆发后,菲律宾作为美国战略防御的沿海岛链,其战略地位备受美国重视,可以说借助自身的战略优势,菲律宾也拥有了一些有限的话语权。但是只要美苏对立的局势不变,冷战仍是双方的较量方式,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余论部分考察了70年代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由于菲律宾外交自主性的提高和美国外援效果的有限性,美国主张大范围的缩减对菲律宾援助,并对菲援助提出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菲律宾援助并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少,这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美国不愿过多的承担对菲律宾援助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又不能放弃对菲律宾援助。归根结底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和菲律宾在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成为美国食之无味又不能放弃的鸡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而菲律宾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变动变得紧密或疏远,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菲律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变,美菲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王翠梅[7]（2020）在《援助国的角色平衡 ——基于日本对中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比较》文中提出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日本也不例外。21世纪以来,曾经盛极一时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不断削减,走向终结;而长期并未受到日本特别重视的对印政府开发援助却逐步攀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围绕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政策中的这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显然不能简单地以战略考量一言以蔽之。究其实质,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就援助国对某一受援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而言,当主客观上均获益且符合国内外的社会期望时,将重点援助;当两者均不具备时,将不予援助;当经济上获益但违背社会期望时,将在利益诱导下假意回应社会期望进而逆势援助;当符合社会期望但经济上受损时,将出于照顾社会期望的目的进行少量援助且多为“面子工程”。至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所呈现的“双重标准”,正是援助国“角色平衡”的客观结果。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选取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这两个阶段的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基本上佐证了“援助国角色平衡论”的适用性。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经济人”与“社会人”角色扮演逐渐失衡,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最终未能经受住“经援政治化问题”的考验,从不断削减走向了终结。与此同时,无论出于主客观上的利益权衡还是为了迎合国内外的社会期望,印度都日益成为日本的重点援助对象,对印政府开发援助逐步攀升。基于此,以角色理论来探寻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为同一援助国针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提供了一种初步的解释框架。此外,由于中国因素是近年来日印接近的重要驱动,中国需充分注意中日印三角互动走向,进而探寻共处之道,为中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王晗[8]（2019）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日本经济是否陷入以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为特征“失去的20年”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经济学界看来,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巨大压力,为逆转经济发展的颓局,必须采取一整套新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安倍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近20年来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及其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中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瞩目。对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认真分析、总结安倍经济学及其相关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总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既有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作用机理、货币政策有效性判别、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争论,并归纳了学术界对安倍经济学的总体评价。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安倍经济学是什么,对安倍经济学所谓的三支“箭”,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加以分析。“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第三部分,按照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将扩大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购买数量,调节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调节,压低国债长期利率和稳定企业、金融机构的外汇资金筹措环境等政策划分成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将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划分成规则性货币政策。将安倍经济学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按操作目标的不同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借助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对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加以研究,并利用VAR模型分析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果。分析了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并未解决日本低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两大难题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提出了日本货币当局的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这是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首次调整,是一次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日本货币当局的多次“追加缓和”,已宣告失败。对于本次的调整,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框架、目标、特征和运行方式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本文分析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日本货币当局实施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背景,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前景。日本货币当局开始实施以长短期国债利率控制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日本货币当局长期实施的以增加基础货币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弊病,未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新政”注重发挥与“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合力作用。说明日本货币当局在回归正常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第五部分,通过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扩张财政支出和财政重建并行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利用时间序列的平滑转移模型分析日本机动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清楚的发现,政府财政扩张和税收的增长均会抑制内需的增长。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的增长呈现正向关系,而日本是由于政府支出扭曲了资源配置,促使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呈现负向关系。“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本文结合第二章的内容,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将日本的税收体制改革总结为“安倍税收学”,重点分析了日本消费税的上涨、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的降低和日本法人税的下降为核心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机动的财政政策”与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前期,机动的财政政策主要作为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找到出口,后期,长短期国债利率发生变化,导致民间的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但是,使养老基金减少的风险变小。第六部分,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对外贸易额呈现“正U型曲线”的原因以及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负利率政策配合使用对日本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建立VAR模型,分两个阶段,获得了在以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开始实施到停止实施的期间内,日本基础货币量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和在以长短期国债利率调节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实施的期间内,日本10年期国债基准收益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基于中日“贸易互补指数”以及中国通过对日本的直接投资（FDI）获得该国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额的分析,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相比,对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显得较弱。
谈笑[9]（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韩磊[10]（2015）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文中提出在后冷战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诸多重要问题决策过程中关键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性藏独组织日益引人注目。1988年3月成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众多国际藏独组织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报告、年度财政报告、美国国会记录、听证会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构成、机构设置、资金来源进行横向阐述以及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的背景和1988年至2010年该组织藏独活动的轨迹进行大跨度纵向历史考察与实证探究的基础上,揭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作为一股重要的境外反华势力与达赖集团的密切关系及该组织遏制中国、分裂中国,为“西藏问题”国际化推波助澜的本质。引言部分首先从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角度对本文的选题依据作了阐释；其次对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作出界定；再次对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组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细致的梳理；最后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作了说明。第一章分析了美国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达赖集团自1959年至1979年在国际社会进行公关游说活动的历史轨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主要成员通过利用各种游说方式,在联合国通过涉藏决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达赖集团在欧美各国建立驻外办事处,负责对外联络与宣传,促进达赖喇嘛出访各国；1970年代,达赖集团通过组建“西藏青年大会”、“美国西藏委员会”等藏独组织来进一步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达赖集团不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国际公关游说策略,组建藏独组织逐渐成为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常见手段。第二章详细分析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时的具体背景和该组织的基本机构建制与资金来源。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陷入停滞状态的情况下,达赖集团对国际公关游说策略进行调整,在欧美各国策动成立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内的“援藏组织”,由“援藏组织”游说各国议员,开展各种形式的藏独活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进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有鉴于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达赖集团的国际公关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本章还结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999年至2010年年度报告和1999年至2010年年度财政报告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宗旨、人员构成及资金来源、支出状况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实证考察揭示该组织的藏独本质。第三章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1988年至1999年的藏独活动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美国国会议员考察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涉及流亡藏人的法案；其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两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达赖喇嘛放弃“中间道路”的背景下从事一系列藏独分裂活动,包括策动“国际西藏年”、建立“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藏独组织。与此同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在经济领域进行反华活动,旨在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抹黑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伴随着成员人数激增,组织规模迅速膨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在欧洲建立分支机构,将藏独活动拓展至美国之外,表现出了国际性藏独组织的性质。这十年基本上奠定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后来藏独活动的基本方向。第四章主要探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1999年至2002年之间的藏独活动。达赖喇嘛重提“中间道路”之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紧跟达赖集团的宣传策略,执行第三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柏林宣言”,主要在人权与环境保护方面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第五章主要分析2002年至2010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围绕宗教信仰、北京奥运会、境外流亡藏人社区等问题进行藏独分裂活动,为接触商谈增加筹码。结语部分总结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的基本特点,依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要藏独活动、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资金来源等因素对该组织的属性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预测。结语部分还针对中国政府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组织”的反制措施进行了探讨。
二、世界银行将削减对华贷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银行将削减对华贷款（论文提纲范文）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1.2 国内外冲击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1.3 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测度 |
| 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货币超发的理论争鸣 |
| 1.2.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
| 1.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论文内容 |
| 1.4 论文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段调控 |
| 2.1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梳理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规则特征分析 |
| 2.2 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与调控规则的理论推演 |
| 2.2.1 约束条件 |
| 2.2.2 福利损失函数 |
| 2.2.3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方程 |
| 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制转移特征研究 |
| 2.3.1 价格型货币政策简化方程 |
| 2.3.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方法介绍 |
| 2.3.3 区制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 2.3.4 稳健性检验 |
| 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特征分析 |
| 2.4.1 非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4.2 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5 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1 稳定与非稳定区制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2 严格利率规则反应方程估计 |
| 2.5.3 分段与严格利率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1.1 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梳理 |
| 3.1.2 传导机制的实证文献概述 |
| 3.2 房地产价格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
| 3.3.1 参数校准 |
| 3.3.2 开启与关闭抵押品渠道的数值模拟 |
| 3.4 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2 房地产价格与通胀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3 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断点检验 |
| 3.5 房地产价格影响利率调控效果的渠道分析 |
| 3.5.1 房地产价格对利率调控效果影响的脉冲分析 |
| 3.5.2 稳健性检验 |
| 3.6 房地产价格、实体经济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二元悖论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 |
| 4.4 二元悖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4.1 回归方程说明 |
| 4.4.2 包含交互项的参数估计 |
| 4.4.3 引入“全球避险情绪”的参数估计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产出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资本帐户开放度测算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1.1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研究 |
| 5.1.2 汇率渠道研究 |
| 5.2 蒙代尔—弗莱明理论分析框架 |
| 5.3 SVAR模型构建与计量处理 |
| 5.3.1 S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期选取 |
| 5.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
| 5.4.1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
| 5.4.2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胀目标构建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八部门异质性价格扭曲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1 个体的生产与消费 |
| 6.2.2 消费和价格指数 |
| 6.2.3 模型的一阶方程与对数线性化 |
| 6.2.4 社会总福利损失函数构建 |
| 6.3 异质性价格粘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
| 6.3.1 价格粘性测算 |
| 6.3.2 劳动的收入份额测算 |
| 6.4 不同异质性特征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估计 |
| 6.4.1 参数校准 |
| 6.4.2 多种异质性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与对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创新效率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控机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2 金融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3 金融摩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2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的理论模型构建 |
| 7.3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 |
| 7.3.1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 |
| 7.3.2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
| 7.3.3 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外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对外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
| 1.2.3 关于促贸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
| 1.2.4 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减贫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核心概念 |
| 2.1.2 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2 国际政治学理论 |
| 2.2.3 国际社会学理论 |
| 2.2.4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形式及特征 |
| 3.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规模及结构 |
| 3.1.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 |
| 3.1.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规模 |
| 3.1.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结构 |
| 3.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时代特征 |
| 3.2.1 中国对非洲援助进入“南南合作+援助”的机制化阶段 |
| 3.2.2 从意识形态输出向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转变 |
| 3.2.3 从政治外交单一驱动向多维动机驱动的转变 |
| 3.2.4 南南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异质性日益凸显 |
| 3.3 国内外对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认知 |
| 3.3.1 来自国际社会的认知 |
| 3.3.2 来自国内社会的认知 |
| 4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 |
| 4.1 新世纪中国援助促进非洲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解析 |
| 4.1.1 从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2 从促贸援助层面的解析 |
| 4.1.3 从减贫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4 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2 新世纪对非洲援助宏观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4.2.1 对非洲援助促进受援国资金累积的作用机理 |
| 4.2.2 对非洲援助改善受援国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 |
| 4.2.3 对非洲援助提升受援国技术水平作用机理 |
| 5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5.1 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 |
| 5.1.1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 |
| 5.1.2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样化 |
| 5.1.3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国别分布的差异化 |
| 5.2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作用路径 |
| 5.2.1 援建基础设施,降低FDI物流成本 |
| 5.2.2 援助的先导效应,降低FDI投资风险 |
| 5.2.3 援助缩短了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 |
| 5.3 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检验 |
| 5.3.1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 |
| 5.3.3 东道国规模差异化条件下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 |
| 6.1 对中非双边贸易的现实考察 |
| 6.1.1 中非贸易总额的变化 |
| 6.1.2 中非贸易的商品构成 |
| 6.1.3 中非贸易的地理分布 |
| 6.2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作用路径 |
| 6.2.1 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贸易成本削减效应 |
| 6.2.2 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 |
| 6.2.3 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环境优化效应 |
| 6.3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检验 |
| 6.3.1 双边贸易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2 援助对中非双边贸易规模促进作用的检验 |
| 6.3.3 援助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 |
| 7.1 对非洲贫困的现实考察 |
| 7.1.1 贫困人口规模及人均预期寿命 |
| 7.1.2 贫困人口地域分布 |
| 7.2 对非洲援助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 |
| 7.2.1 通过援助发挥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 |
| 7.2.2 通过援助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
| 7.2.3 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 |
| 7.3 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检验 |
| 7.3.1 减贫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3.2 援助总量对受援国减贫的影响 |
| 7.3.3 援助异质性对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
| 8.1 非洲经济增长的困境 |
| 8.1.1 非洲经济增长的时序变化 |
| 8.1.2 非洲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
| 8.1.3 非洲经济增长的阶段位次 |
| 8.2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作用路径 |
| 8.2.1 援助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 |
| 8.2.2 援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
| 8.2.3 技术援助的外溢效应 |
| 8.3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8.3.1 经济增长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8.3.2 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 |
| 9 提升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对策建议 |
| 9.1 完善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 |
| 9.1.1 改革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援助资源的协同整合能力 |
| 9.1.2 优化对非洲援助领域,提升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 |
| 9.2 坚持包容平等的发展援助,培育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2.1 通过包容平等的对非洲援助,增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
| 9.2.2 坚持包容性视域下的援助,提升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3 积极与利益相关主体沟通,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
| 9.3.1 增强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资源整合和经验共享 |
| 9.3.2 改善援助数据透明度从而增进与其他援助国的互信 |
| 附件1: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件2: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英文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4）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代表性研究述评 |
| （一）现有理论分析及其局限 |
| （二）相关实证研究及其不足 |
| （三）援助政策差异背后的援助国角色属性问题 |
| 三、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背后的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 |
| （一）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经济人”角色 |
| （二）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社会人”角色 |
| （三）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倾向 |
| 四、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视角下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 |
| （一）20世纪90年代的“逆势而上”与“骤然停止” |
| （二）21世纪初的“不断削减”与“逐步攀升” |
| 五、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 |
（5）从文化想象到政治建构 ——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之缘起与发展（1945-197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国内研究 |
| 2、国外研究及其反思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文化想象与政治建构:西方“西藏观”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污名化之肇端:神学“发现”与哲学阐释 |
| 二、从妖魔化到神化:欧美文艺作品中的西藏“意象” |
| 三、高原圣地——政治形象的初步塑造 |
| 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议题”的缘起 |
| 一、冷战前美国对西藏的考察 |
| 1、美国人首次入藏 |
| 2、西藏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
| 二、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涉藏政策的初步明确 |
| 1、西藏商务代表团赴美 |
| 2、美国首份涉藏政策报告:培根备忘录 |
| 三、美国对西藏的双重态度 |
| 1、拒绝为西藏与中共公开对抗 |
| 2、美藏频繁接触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1950-1960) |
| 一、联合国热点问题的制造 |
| 1、昌都战役后美国寻求印度支持 |
| 2、美英印就西藏问题在联合国的首次交锋 |
| 3、印度:美国最大的障碍 |
| 二、美国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游说 |
| 1、抛出诱饵:避难与援助 |
| 2、美方的条件:拒绝《十七条协议》 |
| 三、隐蔽行动在西藏 |
| 1、美国赴藏特工之死 |
| 2、西藏隐蔽行动的计划与执行 |
| 小结 |
| 第四章 1959:美国对西方“西藏观”的再塑造 |
| 一、全球舆论热点的制造 |
| 1、美新署与“亚洲匈牙利” |
| 2、国家法学家协会的“法律支持” |
| 二、模糊策略:“入侵”与人权 |
| 三、“西藏研究”在美国大学的初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藏议题”的隐性化(1961-1972) |
| 一、美国重新审视“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 |
| 1、国内政策意见的反弹 |
| 2、联合国西藏提案的沉寂 |
| 3、拒绝支持所谓“西藏流亡政府” |
| 二、冷战形势的变化与美国对华缓和:基辛格的现实主义 |
| 1、303 报告 |
| 2、搁置“西藏议题” |
|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藏议题”的时隐时现 |
| 1、40 委员会报告:削减资助、中止行动 |
| 2、拒绝达赖访美 |
| 3、1972 及其后的“西藏议题”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国内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2.国外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考察及美菲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综述 |
| 一、关于对外援助的概念及内容的题解 |
| 二、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菲关系历史回顾 |
| 第二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1945-1950)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
| 一、美国东南亚冷战政策的确立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从詹姆斯·雷报告到NSC48 号文件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
| 一、通敌者问题 |
| 二、军事基地与贸易问题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战后初期的救济工作 |
| 二、菲律宾复兴法案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效果 |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51-1960)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反应及美菲关系的再次调试 |
| 一、菲律宾对美国朝鲜政策的支持 |
| 二、美国援助菲律宾镇压国内“胡克”运动 |
| 三、NSC84/2 号文件 |
| 四、美菲就贸易、军事基地问题的重新调整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就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周旋 |
| 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菲律宾的反应 |
| 二、美国以援助相要挟迫使菲律宾降低赔偿要求 |
| 三、《菲日赔偿协定》的最终签订 |
| 第三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政策导向 |
| 一、从NSC124/1 号文件到NSC5429/2 号文件 |
| 二、NSC5413/1 号文件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调查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 |
| 二、以《季里诺—福斯特协议》为开始的美国对菲律宾经济援助 |
| 三、追求安全利益下的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 |
| 四、美国对菲律宾以军事为主的援助 |
| 第四章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61-1968)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时的国际局势和美菲关系 |
| 一、亚洲局势 |
| 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
| 三、菲律宾就出兵越南问题与美国的周旋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 |
| 一、对菲赔偿的12078 号提案 |
| 二、对菲赔偿的8617 号提案 |
| 三、对菲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外援政策的调整 |
| 一、开发援助思想对美国外援政策的影响 |
| 二、肯尼迪的发展援助理论 |
| 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攻势 |
| 四、美国外援的变化及《外援法》的颁布 |
| 第四节 发展援助名义下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 |
| 一、和平队在菲律宾的情况 |
| 二、改善菲律宾政府腐败与财政问题 |
| 三、乡村发展项目下的援助 |
| 第五节 美菲两国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的军事援助协商 |
| 一、6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马卡帕加尔当政时美菲两国就出兵越南之间的协商 |
| 三、援越法案通过与菲律宾出兵越南 |
| 第六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变化 |
| 一、对菲律宾农业的援助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分担机制的变化 |
| 三、军事援助未见明显减少 |
| 第五章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述评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是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根本原因 |
| 一、美对菲援助在战略利益驱使下的发展轨迹 |
| 二、影响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直接因素 |
| 第二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特点 |
| 一、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持续性与长期性 |
| 二、美国对援助的严格控制和对菲律宾经济的垄断 |
| 第三节 美国亚洲政策的派生物——对菲律宾援助 |
| 第四节 美援在实现美国对菲律宾外交目标中的作用 |
| 一、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有限性 |
| 二、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独特性 |
| 余论 |
| 附录 |
| 附录1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主要人物人名职位对照表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援助国的角色平衡 ——基于日本对中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代表性研究述评 |
| 2.1 相关实证研究及其不足 |
| 2.2 现有理论分析及其局限 |
| 2.3 角色理论对于理解援助实践的独特价值 |
| 第三章 政府开发援助政策中援助国的角色平衡 |
| 3.1 政府开发援助的双重特征 |
| 3.2 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双重角色 |
| 3.2.1 “经济人”角色 |
| 3.2.2 “社会人”角色 |
| 3.3 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倾向 |
| 第四章 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比较分析 |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核试验之后的“逆势而上”与“骤然停止” |
| 4.2 二十一世纪初的“不断削减”与“逐步攀升”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与本文相关的货币政策文献梳理 |
| 1.2.2 关于安倍经济学及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 1.3 结构安排及分析方法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
| 2.1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 |
| 2.2 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2.3 机动的财政政策 |
| 2.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 |
| 2.3.2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收入——安倍税收学的主要内容 |
| 2.4 经济成长战略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基于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视角 |
| 3.1 日本银行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
| 3.1.1 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 |
| 3.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分类 |
| 3.2 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研究——基于WALSH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分析 |
| 3.2.1 模型设计 |
| 3.2.2 模型假设 |
| 3.2.3 变量选择 |
| 3.2.4 模型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内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研究 |
| 3.4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分析 |
| 3.4.1 2014 年和2018 年日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及其原因 |
| 3.4.2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低迷 |
| 3.4.3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 |
| 4.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背景 |
| 4.1.1 货币数量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 |
| 4.1.2 日元贬值的目标难以实现 |
| 4.1.3 “负利率政策”的导入导致银行经营困难 |
| 4.1.4 日本银行的“单兵作战”陷入困境 |
| 4.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 |
| 4.2.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 |
| 4.2.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特征 |
| 4.3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 |
| 4.3.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 |
| 4.3.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
| 4.3.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前景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安倍经济学机动的财政政策及其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及有效性分析 |
| 5.1.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 |
| 5.1.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 5.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分类 |
| 5.3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评价 |
| 5.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的评价 |
| 5.3.2 安倍税收学的评价 |
| 5.4 机动的财政政策与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
| 6.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 |
| 6.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
| 6.1.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
| 6.2.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渠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10）“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二、相关概念阐释与内涵界定 |
| (一) 关于中文译名的问题 |
| (二) 关于“援藏组织” |
| (三) 关于“西藏问题”和“西藏问题”国际化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西藏流亡政府”的建立与达赖集团国际公关活动的历史轨迹(1959-1979) |
| 第一节 达赖集团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
| 一、“西藏流亡政府”的建立 |
| 二、美国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
| 第二节 1960年代中期以来达赖集团建立驻外办事机构与藏独组织 |
|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达赖集团藏独活动的影响 |
| 二、“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的藏独活动 |
| 三、达赖集团策划建立藏独组织及其主要藏独活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建立及其组织内部透视 |
| 第一节 达赖喇嘛提出“五点和平建议” |
| 一、接触商谈与达赖集团国际公关的新策略 |
| 二、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 |
| 第二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建立 |
| 一、拉萨骚乱与达赖集团建立“援藏组织”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藏青会”的内在联系与差异 |
| 第三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机构设置与成员背景分析 |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机构设置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背景分析 |
| 第四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资金来源与支出 |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资金来源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资金支出状况 |
| 小结 |
| 第三章 达赖喇嘛放弃“中间道路”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1988-1999) |
| 第一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关于流亡藏人的法案 |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美国国会议员考察流亡藏人社区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涉藏议案 |
| 第二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分裂活动 |
| 一、达赖喇嘛放弃“中间道路”与第一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策动“国际西藏年” |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建其他藏独组织 |
| 第三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利用经贸问题进行反华活动 |
| 一、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 |
| 二、阻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 第四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利用世妇会从事反华活动 |
| 一、帮助流亡藏人筹建“藏人妇女代表团”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组织针对世妇会的藏独活动 |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针对世妇会进行藏独活动的影响 |
| 第五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性藏独组织的发展趋势 |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联络各国议员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活动范围扩展至欧洲 |
| 小结 |
| 第四章 达赖喇嘛重提“中间道路”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2000-2003) |
| 第一节 重提“中间道路”与“柏林宣言” |
| 一、达赖喇嘛重提“中间道路” |
| 二、第三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及“柏林宣言” |
| 第二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人权领域的反华活动 |
| 一、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反华活动 |
| 二、在第三届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上的活动 |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攻击中国宗教政策 |
| 第三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炒作“环境问题” |
| 一、“世界银行运动” |
| 二、“遏制中国石油运动” |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的游说活动 |
| 四、发起所谓“环境权利运动”原因析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接触商谈过程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2003-2010) |
| 第一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协调员策划实施接触商谈 |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代表 |
| 三、2002年以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接触商谈的策划与实施 |
| 第二节 利用“政治犯”问题为接触商谈增加筹码 |
| 一、发起所谓“丹增德勒仁波切运动” |
| 二、重新炒作所谓“班禅喇嘛事件” |
| 三、炮制所谓“囊帕拉山口枪击事件” |
| 第三节 “3·14事件”前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 |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针对奥运会的破坏活动 |
| 二、达赖喇嘛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章与“3·14事件” |
| 三、“3·14事件”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破坏活动 |
| 第四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加强在流亡藏人社区的藏独活动 |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的活动 |
| 二、培养青年流亡藏人领袖 |
| 三、设立“西藏游说日” |
| 四、为流亡藏人设立“罗威尔基金”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的基本特点 |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性质 |
| (一) 强烈的反华倾向 |
| (二) 固有的藏独倾向 |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发展趋势前瞻 |
| (一) 与其他“援藏组织”构建藏独组织联盟 |
| (二) 组织领导权和活动中心开始向欧洲倾斜 |
| 四、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世界银行将削减对华贷款（论文参考文献）
-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D]. 张菀庭.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胡锡琴. 四川大学, 2021(02)
- [4]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J]. 陈小鼎,王翠梅. 当代亚太, 2021(01)
- [5]从文化想象到政治建构 ——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之缘起与发展（1945-1972）[D]. 张舒君. 南京大学, 2020(02)
- [6]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D]. 崔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援助国的角色平衡 ——基于日本对中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比较[D]. 王翠梅. 兰州大学, 2020(01)
- [8]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王晗. 吉林大学, 2019(04)
- [9]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D]. 韩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