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期刊主编的现代意识

一、试论学报主编的现代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单晓萍^[1]（2021）在《民国时尚杂志的现代意识研究 ——以《玲珑》杂志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社会中的各种事物也处于新旧交叠嬗变之际。以《玲珑》为代表的时尚杂志是新事物最敏感的勘探者,它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引领潮流的超前表征,并以其独有的姿态呈现了当时社会的现代意识。因此,本篇论文以《玲珑》杂志为研究对象,在对文本内容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之后,解读文本中显现和隐含的现代意识,进而探究以该刊为代表的时尚杂志与民国现代意识兴起之间的关系。论文的正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了民国时期的现代意识,考察了“时尚杂志”与“现代意识”的渊源,并对论文的个案研究对象——《玲珑》杂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作了说明。从第二章起,论文对《玲珑》杂志中的现代意识作了具体的分析。首先,第二章分析了《玲珑》杂志之所以萌发现代意识的条件。从外部客观条件来看,《玲珑》杂志刊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已经具备现代特质,孕育于此的《玲珑》杂志也必然携带着现代意识;从内部主观条件来看,《玲珑》杂志的创办主体是一群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文人志士,他们富有前瞻性的编辑理念和思想观念为《玲珑》杂志注入了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阐述了《玲珑》杂志中呈现出来的现代意识。经过探究,《玲珑》杂志共呈现出三种现代意识,分别是女性主体意识、新知启蒙意识和享乐意识。其中,女性主体意识又包括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爱国意识。自主意识倡导女性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自由地支配和主导自身,这在《玲珑》杂志中表现为女性的审美自主、婚姻自主以及社交自主;平等意识指的是性别平等意识,倡导女性积极谋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这在《玲珑》杂志中表现为争取平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国民参政权;爱国意识倡导女性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家国使命,这在《玲珑》杂志中表现为传达战事信息和动员女性抗战。新知启蒙意识指的是通过向人们传播新知,来达到提高智识、脱离蒙昧的目的。《玲珑》杂志对新知的传播主要包括科学常识、法律知识、育儿知识和文学知识四个方面。科学常识帮助人们破除教条和迷信,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法律知识帮助人们唤醒法律意识,维护自身权益;育儿知识帮助人们科学抚育幼儿,培育理想儿童;文学知识帮助人们提升人文素养,丰富精神世界。享乐意识体现为享乐化的生活状态和消遣取乐的价值观,包括精神享乐和物质享乐。《玲珑》杂志中的精神享乐主要通过娱乐新闻、休闲娱乐和旅游玩乐体现出来;物质享乐主要通过向读者示范明星的物质生活、在广告中展示物质消费品体现出来。论文的第四章讨论了《玲珑》杂志现代意识的媒介意义,这是本篇论文的灵魂和落脚点。从媒介角度来说,研究《玲珑》杂志现代意识的最终目的是要看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反馈,即《玲珑》杂志通过现代意识的呈现反映出的民国社会的状态。通过探究《玲珑》杂志呈现出来的现代意识,我们可以窥探出两点:一是《玲珑》杂志的现代意识呈现反映了民国现代意识的觉醒;二是《玲珑》杂志在民国现代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同时在这一章中还反思了《玲珑》杂志现代意识的局限性,主要有“矫枉过正”和“矛盾与徘徊”两方面。其中,“矫枉过正”主要体现在裸体图片展示和“厌男”话语;“矛盾与徘徊”主要体现为对某些问题呈现出保守的姿态,进而落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总之,《玲珑》杂志作为民国时尚杂志的代表,用文字和图片保留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特殊印记,为我们勘探民国时期的社会境况提供了窗口,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冯译萱^[2]（2021）在《阿城论》文中指出谈及“寻根”,阿城似乎成为一枚标志符号,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却一叶障目般消弭了其多元的意义。众所周知,阿城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伴随着《棋王》的横空出世而渐入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除杨肖着有一本《阿城论》的专着外,大部分均为评论文章、硕士论文,至今未有以阿城为对象的博士研究论文。通过对此前的研究文论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觉,学者们对阿城的创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例如,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多集中于早期的小说,而忽视了后期影视剧本、艺术对谈、学术着作等,如古代造型学研究《洛书河图》《昙曜五窟》。还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阿城发表于期刊杂志的零散文字的考察,如本人认为对其创作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篇影视评论《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创作者观念的部分误读,为此,本文也将担当起对阿城进一步完整而立体化研究的使命。本文以阿城至今发表的文本作品、访谈演讲为基础,补充以阿城于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部分零散文字,对以往研究打捞梳理,在其经历、思想、文字间,勾连环环相扣的趋同内涵,构造出作家本身创造性、传承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质。通过阿城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间的互渗交融,观照其文本丰富的艺术素养,并通过对其文论思想的考察,说明他对传统的执着,根源意图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守卫,是对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开拓,为了尽可能对阿城做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了四大章节。第一章意在探究阿城的文化观念,对其创作做纵向的历史梳理。通过梳理阿城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从家庭背景、到成长中汲取的知识结构、从知青经验到美国生活,展现阿城文化思想的形成,理解他始终以文化为母题的创作。同时通过辨析阿城与“寻根文学”的纠葛,说明阿城创作的心理机制:他所主张的文化“寻根”,在历史语境中实则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带有守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与其他寻根作家予以对比,更可挖掘他内在文化精神的“底气”。从阿城映照现实的文化观,我们可有理由引申至否定《棋王》是一部道家文化之作;思考其创作观,更可明确小说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主义”创作特质。第二章主要阐明其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之艺术方式间的勾连转化,遵循着不同艺术的某些共同规律,阿城在小说中将美术的感知、笔法、审美蕴化为语言的表现工具;通过四字组合、标点符号、休止等手法构建强烈的节奏,通过重复、叠音、对仗的手法显现诗歌般的旋律;并将电影的蒙太奇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声画合一的手法融会贯通到文字的书写,使其文字练就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质。第三章内容,主要对阿城小说的艺术特征做以提纲挈领的分析,从新笔记文体、“古”化的语言风格、诗意的叙事表现予以深入研究,在重顾传统文学范式的同时,说明其创作是对深化“中国特色”文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有益尝试。第四章则对阿城迄今为止的文论话语深入分析,探讨其始终秉持的“自由观”——是制约的自由与同情的自由,即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仁者”的自由。同时理解阿城对“巫”文化的热忱,乃至成为他对艺术、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谱系认知理论的一脉重要来源。试图说明阿城对多样性文化的“自觉内化”:对传统的追根溯源,对知识结构的差异强调,甚至对渐近失落的原儒文化、萨满文化的打捞,无一不证明着对渐近消逝的文化的寻回,贯穿其思想的内在理路。

张雅舒^[3]（2020）在《高中语文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说阅读教学是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内容。结合小说文本内容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为实现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突出语言文字重要地位、体现小说阅读教学审美价值与教学价值的目标,注入恰当的理论指导于小说阅读教学设计是必要的。修辞性阅读理论作为重视语言的阅读理论,与小说阅读教学设计的新理念构建不谋而合。因此,研究高中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在理论方面能够构建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理念,在实践方面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理念能够促进小说教学设计的完善与革新。修辞性阅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尼采的转义修辞学。它的基本观点是:语言具有修辞性、文本的自我解构、文本的不可阅读性。将修辞性阅读运用于高中小说教学设计的原因有:第一,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供了课标依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的语文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的具体内容均指向修辞性阅读可运用于高中小说教学设计。第二,小说文本特征为修辞性阅读理论的运用提供了条件。小说文本解读的多样性与小说文本存在虚构因素均体现小说文本可以包容修辞性阅读理论。第三,学生心理特点与阅读能力的诉求。高中阶段的学生,心理发展逐步趋于稳定,阅读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学生的发展诉求小说教学设计的改变。结合小说文本与修辞性阅读理论构建高中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理念。基于语言的修辞性确定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外国小说的隐喻教学目标;基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多角度地组织三类小说的教学内容;结合修辞性阅读与文本内容从需要——动机圈、任务——案例圈、条件——信息圈、认知——实践圈四重结构创设阅读情境;基于文本不可阅读设计三类小说的教学活动并在教学活动中运用恰当的教学策略;基于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从修辞性阅读教学过程的合理性与修辞性阅读教学结果的实效性评估教学成果。在每一阶段的论述中,都坚持将修辞性阅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以求充分挖掘修辞性阅读的理论价值,为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理念的构建提供系统、完备的指导。在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选取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中国古典小说《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国现代小说《祝福》、外国小说《老人与海》设计完整的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活动。

邢琪^[4]（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现代都市,青岛的现代转型一向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论题。自1898年德占胶澳始,青岛从僻处海隅的蕞尔渔村逐渐发展成现代大都市。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现代化推进,使青岛成为山东省内甚至国内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一跃成为远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与青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文学亦处于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岛文学生态。以逊清遗民群体和大学教授作家群为代表的外来文人,与青岛本地文艺界,共同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学界往往专注于外来的新文学作家的活动与影响,反而忽视了本地文学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本地文人作家与儿童创作者亦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创造了独具青岛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证明上述结论,本文分为以下四章分别阐述:第二章聚焦于逊清遗民在青岛的各项活动,试图阐述逊清遗民对青岛文学生态的构建的重要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青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德人庇护等有利条件,吸引逊清遗老前往寓居,如劳乃宣、刘廷琛、周馥和王垿等。在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碰撞下,前清遗臣在去向的抉择上出现分歧。部分遗民致力于恢复清室,使青岛成为政治复辟活动的中心;置身于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现代化都市,部分遗老选择从事中西交流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儒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亦开启了思想的开化;部分寓公或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或隐居海滨,不问世事。第三章综合分析由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文艺创作活动,和学生文艺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青岛大学文学生态。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任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箫、老舍和洪深等文人作家,先后前往青岛任教。两任作家校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推动了校园内学生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学生们的文艺社团活动,与教授作家一并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生态,活跃了青岛本地的文艺气氛,为青岛文学生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第四章试图呈现以报纸文艺副刊与刊物为载体的青岛本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学界研究一向关注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群的文艺创作,却忽视了本地文人对青岛文艺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在大学校园之外,青岛本地文人是如何通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文艺副刊等来建构青岛本土文艺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作为本地市民文学的载体,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见证了本地文人的成长,是青岛城市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专注于考察集中为儿童发声的青岛本地儿童文学副刊与独具青岛特色的儿童文学的萌孽。20世纪30年代,《小朋友》和《儿童乐园》,是青岛各文艺副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专以刊登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外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两个副刊尤其重视儿童话语的表达,成为儿童充分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青岛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创作的繁荣与儿童话语受到社会成人重视,离不开青岛市政府对儿童的重视,对初等教育推动,与社会慈幼事业的进步。

尹昌杰^[5]（2020）在《贾平凹小说的意象世界建构》文中认为贾平凹的小说中构建了大量的“意象世界”,并独树一帜地以“意象世界”的建构作为小说写作的主要艺术策略。他打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再现或还原式的写实方式,而开辟出一条“以实写虚”的写作道路。本文从贾平凹小说中构建的诸多“意象世界”切入,对其整个创作历程进行查探,厘清这期间贾平凹文学观与创作方式的突破和变化,并从中找出贾平凹的这种以“意象世界”的构建对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艺术启示,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绪论包括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对当前贾平凹研究现状的考察、研究方法与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是对本文讨论的关键词“意象”和“意象世界”进行理论界定,梳理这两个词语从中国古代文论到当代文学研究中内涵的迭变,并指出贾平凹对“意象世界”这一概念的具体理解;第二章则对贾平凹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构建出的种种“意象世界”进行梳理,还原其从无意识的、不自觉地进行建构到最终有意的进行“意象世界”构建的过程,找出他不同创作时期中不同“意象世界”的特点以及发生的转变,并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第三章以第二章所梳理出的创作总历程为基础,指出贾平凹所说的“以实写虚”的具体方法,摸清他都通过哪些艺术策略来完成“意象世界”的建构;第四章着重讨论贾平凹以“意象世界”的建构作为自己写作方式的内因,以及这种创作方式对当代小说创作和汉语写作的贡献。在本文看来,贾平凹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后,最终通过建构“意象世界”的写作方式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小说写作范式,并以其创造的“意象世界”完成了对现代和传统的勾连,为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巴雨^[6]（2020）在《现代性至后现代性中的理性变化与文艺呈现 ——鲍曼现代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性的内核为理性与确定性,从此角度来看,后现代性的最大特征即为非理性与不确定性。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理性经历了一个由霸权到退场的过程,身处其中的文化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由此,以感性为质的文学艺术必然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即是对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流变过程中,理性地位变化而一定程度上引发的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不同呈现进行考察。第一章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本身进行界定和分析。首先对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现代性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将社会层面的现代性与审美层面的现代性进行区分;其次,分析鲍曼的现代性观点。他认为,现代性是建立起真理、知识、理智以及合理性等代表着秩序和确定性的事物的至高地位的规划,是一份通向理性和确定性的企划案,它的本质即为理性与确定性;最后分析鲍曼的后现代性观点。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对于理性的反动,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它带来宽容性和多样性,也带来危险和恐惧。人们深感自己的生存没有保障,于是便产生了接连不断的焦虑,而焦虑恰恰是后现代环境中,人们最为典型的一种生存状态。第二章对现代性中理性逐步走向霸权地位的过程进行研究。由于充满危险性和复杂性的现代社会的到来,为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性而产生了一种“权力-知识”共生的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大提升,成为了社会中的立法者,立法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秩序,将理性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精英文化成为现代社会唯一合理而规范的高等的文化。这种精英文化打压一切与自身不符的文化形式,尤其是民间文化和地方文化。在此阶段,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姿态实质性地建立起来,精英文化实现了对大众文化的取缔和压制。第三章分析现代性的理性霸权活动带来的最大副作用——矛盾性。如果说理性和确定性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那么矛盾性就是现代性的“弃物”,它与确定性相伴相生。现代性的矛盾性的凝缩便是“异乡人”,这一角色的作用十分巨大。对现代性的理性霸权活动产生质疑的“异乡人”,一方面带着对现代性行动的怀疑而试图探索一条新路,却因确定性之外的太多不确定性而渴望回归与同化。但同化困难甚至遭拒,进而引发了人的异化,鲍曼认为这种体验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不安、荒诞以及焦虑的异化精神,成为了贯穿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除文学外,作为最具感性的艺术,其自身便是现代矛盾性的代表,它一方面诞生于现代理性的土壤,一方面又是对社会现代性的反叛。第四章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来临,理性的逐步退场,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权威变化,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化与文艺的变化作出阐述。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知识分子的权威地位衰落,中产阶级群体出现并迅速发展,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逐渐消解。文艺作品在市场的作用下成为“文艺商品”,精英文化失去了它高高在上的地位,大众文化反过来侵占了精英文化的应有地位,后现代艺术成为一种由市场主导的感性凸显而理性不足的大众艺术。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经历了一个理性退场的过程,文艺似乎在不断走向庸俗,一种世俗导向占据主要地位的大众文化,日益侵占具有真正审美价值的高雅文化的应有位置。若文化艺术作品被市场所掌控,文艺应怎样坚守自己的本质,并发挥自己对于社会和个体精神的积极作用,将成为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

时秀杰^[7]（2019）在《“现代性”的追寻：罗威廉的中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威廉（William T.Rowe）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因两部研究中国汉口的着作而在美国中国学界声名大振。之后,罗威廉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精英意识》（2001年）、《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百年的暴力史》（2007年）、《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2009年）等着作的中译本陆续出版,又引发了中国学界对其中国学的评介与争议。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回应较为零散,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与探究。因此,以罗威廉的中国研究论着为中心,梳理罗威廉中国研究的内在理路,这对于我们了解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脉络及趋势,拓宽国际学术视野以丰富自身的相关研究不能不说具有重要意义。罗威廉的中国研究,虽然涉及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等方方面面,但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找寻“近代早期”中国存在的可与西方相比较的“早期现代性”因素,此可谓其中国研究“一以贯之”的主线。沿循这一主线,我们可以较好地理清罗威廉看似分散无序的中国历史研究所隐含的致思理路。罗威廉的汉口研究试图证明19世纪一个颇具自治性质的“早期现代”城市在中国的存在,这是他在中国追寻“早期现代性”的开始;在《救世》一书中,罗威廉从思想、经济、政治三个领域探讨了以陈宏谋为代表的18世纪官僚精英的意识和心态,在罗威廉笔下,这一精英群体不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保守腐败的统治者,而是一群对百姓民生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而《大清》中的盛清则被罗威廉定位为一个充满活力与变化的“早期现代帝国”。总而言之,在罗威廉看来,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的“近代早期”阶段,这段时期内的中国社会是充满变化和活力的,而且这种变化与同时期的欧洲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充盈着蓬勃的“早期现代性”因子,而正是对这种“早期现代性”因子的挖掘与追寻贯穿着罗威廉的中国研究,并构成其中国研究的一个基调。罗威廉在中国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中西比较,并借用了从西方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概念范畴来统摄中国的历史现象,这是其在中国追寻“现代性”之运思理路的基本特色。罗威廉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因带有一定程度的建构主义色彩而招致了学界诸多的批评与争议:对于某些历史现象,罗威廉只聚焦于其表面的相似性却相对忽略了中西之间历史与文化上的深层次的差异性;罗威廉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式来统摄和阐释中国的历史现象,很大程度上带有“理论先行”的意味,从而将其研究导向了对现代化单一轨迹的发现;罗威廉之所以要在中国发现“现代性”当与中国崛起的现实不无关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唱盛中国”的情感倾向。尽管罗威廉的中国研究存在不少的争议与局限,但其对中国历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以及给予我们的启发同样不可忽视。在罗威廉的视域中,明清时期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垂垂老矣,只有等待西方冲击才能绽放活力的古老帝国,而是一个沿着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所规定的道路向前演进的“早期现代”国家,这就较为有力地回应了有关中国“停滞”的论调。罗威廉以其诚挚的态度和非凡的勇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曲折过渡的斑斓画面,而他在中国所发现的“现代性”虽有不少构想成分,由此引发批判与争议也在所难免,然而批判与争议本身就促发着我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和反思,而现代性问题毫无疑问乃是当今学界无法回避和绕过的一个重要课题。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面对海外学界以罗威廉为突出代表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及近代中国寻找“现代性”的学术潮流,中国学者唯有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才不至于被所谓的民族自尊心遮蔽双眼,以致在得到一点心灵慰藉的同时,丧失了对自身民族文化深度反省与批判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杨绍军^[8]（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张德强^[9]（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张婧磊^[10]（2017）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学的转型,再现与表现十年“文革”历史创伤记忆的叙事文学作品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景观。本论文以创伤理论为理论基础,选取从1976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创伤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创伤叙事视域对创伤主题表达、创伤心理描写与创伤叙事形态等方面进行研读,考察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建构过程,把握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类型与特征、承续与变奏,深化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认识。创伤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词语,经历了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再到社会文化学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文学性创伤叙事是将创伤从视觉或听觉形式转化成文本形式的重要转译方式,也是再现创伤事件,表征创伤症候的主要手段。根据新时期文学性创伤叙事的不同侧重与面向,可以将其划分为家庭创伤叙事、社会创伤叙事、集体创伤叙事与女性创伤叙事四种主要类型。新时期文学中的家庭创伤叙事尚未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经历了从暴露社会问题到关注精神内伤,从呼应政治需求到突出创伤心理的转变。通过对家国创伤同体的隐喻书写,家庭创伤叙事作品形成了同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既满足了受创者的创伤心理诉求,又迎合新时期社会历史的政治需求。在政治意识的规约与主导下,家庭创伤叙事既是作家对创伤历史的文学反思,更是作家强烈政治意识下对创伤主题的热衷。新时期文学中的社会创伤叙事彰显作家的个体意识,重视从秩序、伦理、信仰等层面对创伤社会进行多维展示。在从政治隐喻走向社会文化的创伤建构中,社会创伤叙事作品因“文革”创伤的波及面、言说视角与话语姿态等不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命运。将个人创伤记忆与社会历史相结合的社会创伤叙事通过异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独特的个体化话语与书写姿态,使作家的文学意识与批判精神进一步得到释放。新时期文学中的集体创伤叙事在现代意识冲击下,突破既定的宏大历史观,从文化创伤的视域,关注个体生命意义与受创者的精神世界,传达现代人在创伤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冲撞下空虚、困惑、焦灼与迷惘的创伤心理。集体创伤叙事聚焦于记忆之场中创伤的各种症候,并将其纳入公共视野与创伤研究范畴,凸显创伤事后性特征,呈现出意象化的创伤叙事形态,以期达到对“文革”创伤集体反思的高度,是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建构过程中的新发展。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创伤叙事既有无性别意识下对国家民族创伤话语的同声唱和,也有特殊人生际遇下对女性个体创伤的异调叹吟,还有性别意识下对女性精神追求与本体欲望的大胆疾呼。女性创伤叙事作品常常通过对疾病意象的描写,精准捕捉与传达出女性受创者独有的创伤心理。在对女性生存困境、人生价值、精神创伤与悲剧命运等方面进行剖析时,女性创伤叙事呈现出多样化的创伤叙事形态,见证了女性受创者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成长历程。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总体上在创伤意识与社会规范、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创伤主题与创伤形式之间存在三重悖论。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话语禁忌表明,“文革”历史与创伤记忆不仅造成国人精神创伤至深,而且显示了创伤叙事建构的艰难。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既是对“文革”创伤的文学见证,也是对“文革”创伤的抚慰与治疗,更是对“文革”创伤的反观与反思,提供了文学意义上接近历史真相和走进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

二、试论学报主编的现代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学报主编的现代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尚杂志的现代意识研究 ——以《玲珑》杂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阿城论（论文提纲范文）

（3）高中语文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5）贾平凹小说的意象世界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性至后现代性中的理性变化与文艺呈现 ——鲍曼现代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性”的追寻：罗威廉的中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学报主编的现代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尚杂志的现代意识研究 ——以《玲珑》杂志为例[D]. 单晓萍.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阿城论[D]. 冯译萱. 吉林大学, 2021(01)
• [3]高中语文小说修辞性阅读教学设计研究[D]. 张雅舒.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D]. 邢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5]贾平凹小说的意象世界建构[D]. 尹昌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6]现代性至后现代性中的理性变化与文艺呈现 ——鲍曼现代性理论研究[D]. 巴雨. 扬州大学, 2020(02)
• [7]“现代性”的追寻：罗威廉的中国研究[D]. 时秀杰.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8]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9]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D]. 张婧磊. 苏州大学,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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