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价值的回归——表现主义的发展及其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李姣[1]（2021）在《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文中指出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藏品利用在博物馆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藏品保护与研究成果的体现,是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和核心功能的途径。藏品资源丰富、文化需求高与藏品利用效率低,形成强烈反差,成为目前博物馆发挥效能的瓶颈,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是我国时代需求和历史必然。藏品利用的核心是实现藏品价值,实现的途径是具体利用方式。以国内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论述为基础,从博物馆的功能出发,藏品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这是价值的本源和基础,以及情感价值和发展价值,这二者是附延伸价值,并且笔者对具体利用方式进行逐一阐述。展出率是博物馆藏品利用最直观的体现,笔者通过随机搜集的670展览数据和数学建模手段,估算了2009-2018年各级别博物馆、各类型博物馆的展出率,显示全国平均展出率10.27%左右,且近十年展出率呈下降趋势。通过采用Lasso回归、Logistics回归、Spearman和Pearson的统计学方法,笔者结合《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公布的博物馆相关数据,得出面积、人员、经费是影响博物馆展览数量最相关的因素。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加清晰地审视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基本情况,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表现在广度、深度、频率和真实性问题四个方面,其原因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立即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消除造成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因素,本文以国际视野、科学视角和技术层面探讨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策略。笔者从藏品本体、场地方面、延伸利用方面及藏品利用保障措施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场地等情况下,为化解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在信息时代,我们应加强博物馆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本文以“智慧”理念为指导,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探讨目前智慧博物馆和AI博物馆在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并以个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图像采集、藏品修复中的设计,实现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拓展藏品利用手段、深化藏品利用领域,并不断提升“人—藏品—数据—机”互动性。新时代,博物馆应构建智慧型藏品利用模式,为大众提供智能化的藏品研究、展示、传播。但是博物馆藏品利用工作的核心是对藏品蕴含价值的挖掘与传承,这一点并不会、也不能因“智慧”而改变,我们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最终以价值传承为目的,去推动我国的藏品利用改革之路,让藏品活起来。
蒋飞燕[2]（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田金玉[3]（2021）在《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文中提出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坛创作实力强劲、创作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学者型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以“人”为写作的中心,始终对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命运、人的精神价值有着一种强烈的担忧和关怀,毕飞宇的小说展现的生存的不幸、成长的苦痛、理想的失落、精神的困境以及价值的坍塌给人强烈的悲剧性感受,血肉饱满的人物在苦难面前柔和刚毅的力量又让人看到了精神的崇高与伟岸。论文从悲剧理论出发,主要阐释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意蕴,艺术创生和悲剧渊源及意义。第一章分析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意蕴。生存环境、心理空间和生命意识的丧失凸显现代人失却的生命空间;儿童成长、女性命运、男性信仰的沉重反映现代人失遗的精神导向;政治浩劫、权力镜像、金钱欲望的诱惑暴露失衡的人性价值。第二章探讨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艺术创生。精妙的语言、诗意的境界折射出哲思与诗情交相辉映的审美感受,以喜衬悲的情节安排、悲喜交织的艺术反讽创造出“轻盈凝重”的艺术效果。第三章阐明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渊源和意义。成长环境的影响、悲悯意识的作用以及中西文化的熏陶是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根因。呼唤个体价值的回归、守望美好人性的温情、恪守世俗的人文情怀以及丰富悲剧的审美趣味让他的小说散发出强烈的生命之光。结语部分总结论述了主要内容,肯定了毕飞宇小说蕴含的悲剧精神以及传达的人道主义情怀,强调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对当代文学的重大意义,简略评述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存在的瑕疵。
毕然[4]（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顾云白[5]（2021）在《狄尔泰的诗人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是德意志哲学家,被誉为“人文科学领域之中的牛顿”。本文以狄尔泰的诗人论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其生命美学与诗人理论的关联,分析诗人作为精神典范的身份表征、精神类别、主要职责,探讨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构关联体、基础与产物,最后对其诗人论进行拓展延伸。其一,以生命为核心范畴的狄尔泰生命美学为其诗人理论提供了支撑。他从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出发重建诗学,认为诗人是认识人类生命的具体样本,关联着生命的存在形式、个体的生活及其意义;同时,诗人身在历史之中,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具有特殊价值。其二,狄尔泰在黑格尔“客观精神”的意义上阐释“精神”内涵,将诗人视为人类精神的典范。诗人是天才的智识者,具有艺术天赋,能够运用语言再现自身的丰富情感与生命体验。依据想象的内部区别分为三类:莎士比亚所代表的客观型诗人、荷尔德林所代表的主观型诗人与歌德所代表的综合型诗人。诗人的职责在于通过审美体验、审美表达、审美理解,成为承载人类精神的寄身地。其三,作为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构关联体,时间是生命的第一范畴,生活经验是诗人审美创造的前提。作为诗人审美创造的基础,情感与审美紧密相关,想象则是在图像中思考。作为诗人审美创造的产物,自传是生命的历史表达,诗歌则是世界观的诗意表达。其四,狄尔泰的诗人理论以人为主体,关注人类生活与精神。他将小说家看作新诗人,扩充了对诗人的认识,回应了现代性危机。狄尔泰的诗人理论具有开放性和启发性,在他之后,海德格尔将其关于人、时间、历史的认识彻底化,并将荷尔德林视为诗人的诗人,阐释了诗与存在之思。
李峰[6]（2021）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由于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变革,“非遗”在现代社会面临岌岌可危的生存境遇。但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业革命给现代人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中国与日韩等东亚国家对自身文化处境的焦虑尤其日益凸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非遗”对于个人在现代性的处境以及国族文化身份的建立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示作为文化重构与传播的重要手段,是“非遗”在当代社会的“出场”方式之一。但目前的“非遗”展示面临着众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传统博物馆以“物”为中心的展示机制过于单一而造成“非遗”展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脱节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反思当下国内博物馆的“非遗”展示及其研究的基础上,围绕“非遗”这一展示主体的功能与特点,将叙事学引入展示的研究中,以此展开对“非遗”展示理念与方法论的探讨。首先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了“非遗”所处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从而指出“非遗”作为展示主体的“非物质性”以及无文字、非线性等特征,并探讨了“非遗”所包含的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人与文本、文本与文本等多方面的关系。正因为“非遗”所处的地位与其“活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传统博物馆中单一的、针对“已死”文物的展示体制无法满足“非遗”“活态性”、复合性展示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借鉴了叙事学中对文本内各要素及其所处原境的共时性研究方法,来探讨如何实现对“非遗”中人、事、物等各方关系的构建及其与观众之间的沟通与联系。通过对叙事视角、内部结构的分析,来确定“非遗”展示中包括策展人、传承人、观众、原境在内的多元的视角,以及叙事者与观众之间双向、开放的叙事结构。通过对比小说、电影等叙事媒介,来确定展示这一叙事媒介的“实体空间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如何在展示空间“弱强制性”的特征中实现叙事的连续性,指出叙事的连续性是确保“非物质性”出场的重要条件。通过对“非遗”展示中叙事时间概念的分析,对比得出“非遗”叙事中的时间概念与现代社会中所指向的时间概念之间的差异,从而分析前工业时代的旧文化体系与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指出现代文化中清晰、标准、理性的展示方式与“非遗”混沌、模糊、非理性的文化特性之间的内在冲突。本文的落脚点是如何建立好现代观众与旧文化体系之下的“非遗”之间的联系,完成“非遗”中的“非物质”因素的“出场”,最终实现“非遗”对于个体记忆与国家、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时代意义。在确定“非遗”中的“非理性”因素的同时,重新定义了观众在展示中的角色并指出观众的感性体验是“非遗”展示中叙事的切入点。通过叙事角色对观众的情感的代入,现场连续性场景对观众想象的引导,以及展览中各叙事要素的统一来实现观众在观展过程中完整的叙事体验。在对“非遗”展示叙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展示需求与策略,指出当下博物馆的“三部一室”的展示制度对“非遗”展示的制约,以及策展人制度建立的必要性。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致力于的展陈叙事研究并不能给出一个展示的准则,而是通过关系的研究让展示者/策展人注意到这些在传统的展示中没有被发现的要素和关系,通过设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非遗”展示设计能够超越沿袭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单一而陈旧的展示方式,以便更充分地实现“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与价值。
白宏亮[7]（2021）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精神是区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除了体现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悠久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外,还能体现独到的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区域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区域的具体化、个性化表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层次、多维度的实现形式和实践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地区层面的积极培育和践行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长远大局的重要问题,是树立国家良好形象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这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区域精神培育得以展开和实践的时代要求。黑龙江在共和国建设中为国家的解放事业、现代化发展事业等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以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主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龙江精神培育承载着黑龙江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担负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与培育实践的时代责任。因此,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立足于黑龙江地区历史与现实的发展特征,着重对龙江精神培育的基本现状、主要问题和应对方案等展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这对于推进黑龙江地区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丰富与繁荣黑龙江地区区域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坚持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龙江精神培育的内在逻辑,从理论阐释和功能解析两个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展开研究。一方面对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域精神、龙江精神培育等展开概念分析,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这一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另一方面,在已有概念释义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内在逻辑、重要意义和主要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从理论阐释角度对本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理论分析与实践方案前后呼应,在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下,通过对龙江精神主要模式类型的判定与把握,选择具有针对性的区域精神培育模式,力图实现龙江精神培育因时制宜与因地制宜。本文坚持实案逻辑与质性逻辑相统一,通过个案调查的数据展开实证研究,较为直观地展现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基本状况,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现状展开评价分析,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结果说明,为本文论证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在数据显示出来的有关结果中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从而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为后续提出科学的现实方案奠定基础。
游耀旺[8]（2021）在《“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表明戏曲的娱乐性是指戏曲剧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愉悦以及戏曲接受者在观戏的过程中产生的感官享受和精神陶冶,是戏曲的本质属性,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十七年”时期的戏曲指的是1949年至1966年间戏曲的演出与创作实践。本论文论述的是在“十七年”时期颁布的戏曲政策对戏曲娱乐性的影响,即便在“左”倾思潮的制约下,戏曲也从来没有摆脱娱乐性的黏附。本论文以对“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的发掘和呈现,还原戏曲娱乐性的本来面目,并折射出“十七年”时期里被遮蔽的真实的人的心理和时代心理。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戏曲娱乐性也随之开始转型。本论文第一部分从“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对戏曲娱乐传统的承继和新时代下戏曲娱乐性表现出新的审美内涵出发,对戏曲“娱人”传统和寓教于乐传统进行论述,并阐述了以丑行为代表的戏曲喜剧娱乐传统的内在精神。随后论文立足于新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论述“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的新风貌和对人民娱乐需求的满足。论文第二部分,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戏曲政策分析戏曲娱乐性沉浮。本章第一节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改”方针的推行,分析了戏曲娱乐性的规整与提升,进而从取得的成就里论述戏曲娱乐性的高涨。在随之发生的“禁戏”与“解禁”的政策下,第二节用丰富的剧目作为例证,阐释戏曲娱乐性在动态的轨迹里呈现出危机与回弹的特征。第三节通过戏曲现代戏的实践及其发展的偏激现象,分析戏曲娱乐性走向消沉的必然结果。由于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政策的影响,戏曲娱乐性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在最后一部分论述“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在当代的承继与变革,并对“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的局限进行反思。
杨蕴希[9]（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文中指出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明确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主导的“三权并行”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用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需求的适切性。地方和学校在国家意志的授权下获得了相对的课程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展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实施、组织课程评价等一系列课程相关活动,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课程知识融入地方课程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区、特定民族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沿袭而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化资源,是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见证,其内容涵盖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内容,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开发素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研究,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探索,还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完善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地方教育的全面发展,对地方人才培养、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具体案例,运用文献、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在这里”“去那里”“回到这里”,亦即“田野前”的“应然”、“田野中”的“实然”、“田野后”的“使然”和“诚然”综合的研究思路,同时注重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社会学中身份自觉与社会认同,文化学中文化多元与文化交往等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意在逐步解答“何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及其开发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何以可行且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何以优化”等问题。为此,围绕主题从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综述、研究意义、概念澄清）、理论阐释、学科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评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对策、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力图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综合研究特征。本研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问题意识的切入及其概念的阐释,并将之与主题密切紧扣,以突出研究旨趣,彰显研究目的。其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证对象——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中丰富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及其开发的形式与内容,展示了流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高度认知、自觉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实践成效;同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尚存在着课程资源不够、课程目标缺失、文化环境蜕变、主体效能较低、评价反馈不足等“实践困境”,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情感价值剥落、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课程生态失衡等“困境归因”。在此基础上,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意义与价值高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课程内容的多重优选、课程主体的多效赋能、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等内容,就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对策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在其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学术见解。
秦洁[10]（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二、精神价值的回归——表现主义的发展及其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精神价值的回归——表现主义的发展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1.1.1 藏品、展品、文物概念界定 |
| 1.1.2 研究范围 |
| 1.2 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必要性与机遇 |
| 1.2.1 国家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 |
| 1.2.2 博物馆的自身发展需求 |
| 1.2.3 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
| 1.2.4 信息技术的发展 |
| 1.2.5 “智慧”理念的普及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概况 |
| 1.3.2 国外研究概述 |
| 1.3.3 小结 |
| 第二章 藏品利用——藏品价值的实现 |
| 2.1 藏品价值体系 |
| 2.1.1 国内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 2.1.2 国外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 2.1.3 博物馆功能与藏品利用的价值 |
| 2.2 本体价值利用 |
| 2.2.1 陈列展览 |
| 2.2.2 科学研究 |
| 2.2.3 文物复制、仿制 |
| 2.2.4 藏品着书出版 |
| 2.2.5 藏品外借——以广东省博物馆2017 年展览为例 |
| 2.3 情感价值利用 |
| 2.3.1 社会教育活动 |
| 2.3.2 文博类电视节目 |
| 2.3.3 新媒体传播 |
| 2.4 发展价值利用 |
| 2.4.1 数字化利用 |
| 2.4.2 文创产品开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基本情况研究——以陈列展览为例 |
| 3.1 数据采集的基本情况 |
| 3.1.1 随机收集展览的基本情况 |
| 3.1.2 随机收集展览的主办博物馆基本情况 |
| 3.2 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 3.2.1 建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的数学模型 |
| 3.2.2 收集展览的展品数量的正态性检验 |
| 3.2.3 根据数学模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 3.3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相关因素的筛选建模和校正 |
| 3.4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的相关因素分析 |
| 3.4.1 相关性分析的统计学方法 |
| 3.4.2 博物馆级别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4.3 博物馆类型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4.4 展览数量与客观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分析 |
| 4.1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表现 |
| 4.1.1 广度问题 |
| 4.1.2 深度问题 |
| 4.1.3 频率问题 |
| 4.1.4 真实性问题——以《国家宝藏》节目为例 |
| 4.2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内部原因 |
| 4.2.1 藏品研究不足 |
| 4.2.2 展览场地限制 |
| 4.2.3 利用方式单一 |
| 4.2.4 利用观念狭隘 |
| 4.2.5 藏品的同质化 |
| 4.2.6 专业人才缺乏 |
| 4.3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外部原因 |
| 4.3.1 法规尚待完善 |
| 4.3.2 利用资金不足 |
| 4.3.3 缺少馆际交流 |
| 4.3.4 外界参与性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外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探索与实践 |
| 5.1 从藏品本体着手 |
| 5.1.1 Curator(策展人)制度 |
| 5.1.2 文物登录制度 |
| 5.1.3 重视科学研究 |
| 5.2 从场地方面着手 |
| 5.2.1 开放内部空间——库房 |
| 5.2.2 拓展展厅空间——高密度陈列方式 |
| 5.2.3 “藏品+”模式开发外部空间 |
| 5.3 从延伸利用着手 |
| 5.3.1 注重教育服务工作 |
| 5.3.2 藏品数字化工作 |
| 5.3.3 文创产品开发 |
| 5.4 藏品利用的保障措施 |
| 5.4.1 多渠道经费来源 |
| 5.4.2 建设志愿者队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智慧理念下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方式分析 |
| 6.1 智慧理念下的博物馆 |
| 6.1.1 智慧博物馆起源 |
| 6.1.2 技术系统 |
| 6.1.3 智慧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 |
| 6.2 人工智能时代的AI博物馆 |
| 6.2.1 人工智能概述 |
| 6.2.2 人工智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 |
| 6.2.3 目前AI在博物馆藏品利用中的应用 |
| 6.3 人工智能对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影响 |
| 6.3.1 提高藏品利用效率 |
| 6.3.2 拓展藏品利用手段 |
| 6.3.3 深化藏品利用领域 |
| 6.3.4 提升智能化互动性 |
| 6.4 人工智能给博物馆藏品利用带来的机遇分析 |
| 6.4.1 国际趋势、国家战略是关键动力 |
| 6.4.2 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是核心支撑 |
| 6.4.3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是外在推动因素 |
| 6.4.4 理论研究、学科融合是有利保证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工智能技术在藏品利用方面的个案探索 |
| 7.1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导览装置在藏品利用中的设计 |
| 7.1.1 导览对于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性 |
| 7.1.2 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中应用的必要性 |
| 7.1.3 自动导览装置的模块设计 |
| 7.1.4 自动导览装置的工作方法 |
| 7.2 一种基于VR技术的图像采集处理装置及其方法 |
| 7.2.1 技术背景 |
| 7.2.2 模块设计 |
| 7.2.3 图像存储模块的图像处理方法 |
| 7.2.4 具体工作流程 |
| 7.3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结构性破损壁画修复方法 |
| 7.3.1 研究背景 |
| 7.3.2 生成对抗网络算法的介绍 |
| 7.3.3 损失函数 |
| 7.3.4 修复壁画的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科学 |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 (三)科学价值观 |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五)分期说明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3）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意蕴 |
| 第一节 失却的生命空间 |
| 一、遭到挤压的生存环境 |
| 二、被迫封闭的心理空间 |
| 三、日渐消沉的生命意识 |
| 第二节 失遗的精神导向 |
| 一、儿童成长的迷失与守望 |
| 二、女性命运的悲哀与救赎 |
| 三、男性信仰的缺失与重构 |
| 第三节 失衡的人性价值 |
| 一、政治浩劫中的人性丑恶 |
| 二、权力镜像中的道德沦丧 |
| 三、金钱欲望下的情感物化 |
| 第二章 毕飞宇小说悲剧的艺术创生 |
| 第一节 哲思与诗情交相辉映 |
| 一、情理相济的艺术语言 |
| 二、情景相融的艺术意境 |
| 第二节 悲与喜相反相生 |
| 一、以喜衬悲的情节安排 |
| 二、悲喜交织的反讽手法 |
| 第三节 荒诞与象征相得益彰 |
| 一、神秘奇异的荒诞艺术 |
| 二、形式多样的象征符号 |
| 第三章 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渊源及意义 |
| 第一节 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渊源 |
| 一、成长经历的影响 |
| 二、悲悯意识的作用 |
| 三、中西文化的熏陶 |
| 第二节 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意义 |
| 一、呼唤个体价值 |
| 二、守望人间温情 |
| 三、彰显人文关怀 |
| 四、丰富悲剧形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狄尔泰的诗人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狄尔泰的生命美学与诗人理论 |
| 1.1 诗人与诗学:精神关联体 |
| 1.1.1 诗学的必要性及其三重任务 |
| 1.1.2 诗人作为客观精神的外化者 |
| 1.2 诗人与人类:生活关联体 |
| 1.2.1 个体的生活及其意义 |
| 1.2.2 诗人作为人类生活的解谜者 |
| 1.3 诗人与历史:历史关联体 |
| 1.3.1 作为互动系统的历史世界 |
| 1.3.2 诗人作为历史的存在物 |
| 第二章 作为精神典范的诗人 |
| 2.1 诗人的身份表征 |
| 2.1.1 天才的智识者:天才与创造 |
| 2.1.2 语言的运用者:修辞与形式 |
| 2.1.3 心灵的表现者:情感与意志 |
| 2.2 诗人的精神类别 |
| 2.2.1 客观型诗人:莎士比亚 |
| 2.2.2 主观型诗人:荷尔德林 |
| 2.2.3 综合型诗人:歌德 |
| 2.3 诗人的主要职责 |
| 2.3.1 审美体验:重返与建构 |
| 2.3.2 审美表达:生产与呈现 |
| 2.3.3 审美理解:反思与再体验 |
| 第三章 诗人的审美创造活动 |
| 3.1 时间与经验: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构关联体 |
| 3.1.1 时间作为生命的第一范畴 |
| 3.1.2 时间与生活经验的表达 |
| 3.2 情感与想象:诗人审美创造的基础 |
| 3.2.1 诗人情感的六个领域及其审美原则 |
| 3.2.2 诗人的心理结构与诗意想象 |
| 3.2.3 诗人审美创造中的图像转换 |
| 3.3 自传与诗歌:诗人审美创造的产物 |
| 3.3.1 自传:生命的历史理解 |
| 3.3.2 诗歌:世界观的诗意表达 |
| 第四章 狄尔泰诗人论的理论延伸 |
| 4.1 人作为精神主体 |
| 4.1.1 小说家与小说:狄尔泰诗人论的扩充 |
| 4.1.2 诗性的人:人类精神的价值取向 |
| 4.2 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 |
| 4.2.1 存在与时间:从承继到彻底化 |
| 4.2.2 荷尔德林:从“主观诗人”到“哲学诗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爬梳 |
| 一、叙事学研究 |
| 二、“非遗”理论研究 |
| 三、博物馆展示研究 |
| 四、“非遗”展示研究 |
| 第一章 非遗的现代起源及其含义 |
| 第一节 全球化与现代性视野中的非遗问题 |
| 第二节 机械复制时代的人文主义转向 |
| 第三节 文字与技艺——反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 |
| 第四节 地方性与他者 |
| 第二章 非遗展示的叙事结构 |
| 第一节 什么是叙事性 |
| 一、严格定义下的叙事 |
| 二、叙事的转向: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 |
| 三、叙事在非遗展示中的优势 |
| 第二节 非遗展示叙事的属性 |
| 一、非遗展示叙事的视角 |
| 二、非遗展示叙事的语言 |
| 三、非遗展示的叙事语境 |
| 第三节 非遗叙事的结构 |
| 一、非遗叙事的形式结构 |
| 二、非遗叙事的内容结构 |
| 三、非遗展示中的叙事元素 |
| 四、非遗展示叙事中的修辞 |
| 第四节 叙事性与展示性 |
| 一、展示中的叙事性 |
| 二、观众在叙事展示中的角色 |
| 第五节 非遗展示叙事的独立性 |
| 第三章 非遗展示叙事的空间性 |
| 第一节 展览中的叙事性空间 |
| 一、真实空间下的“空间”概念 |
| 二、弱强制性 |
| 第二节 非遗展示叙事中的三个空间线索 |
| 一、地域空间 |
| 二、抽象空间 |
| 三、文本空间 |
| 第三节 非遗叙事展示中空间的转换方式 |
| 一、不同媒介之间的转换 |
| 二、非遗展示的叙事语言 |
| 三、非遗展示空间的叙事结构 |
| 第四节 非遗展示叙事空间的构建方式 |
| 一、文字符号系统 |
| 二、情景再现 |
| 三、影视系统 |
| 第四章 非遗展示叙事中的时间概念 |
| 第一节 非遗叙事中的“无时间性”与“确正性” |
| 第二节 非遗叙事展示中的“在场” |
| 第三节 非遗展示中的叙事转向 |
| 第五章 非遗展示的叙事策略与时代意义 |
| 第一节 非遗展示机制与多元主体叙事 |
| 第二节 非遗叙事中连续性场景的建构策略 |
| 第三节 参观时间对非遗叙事空间的塑造 |
| 第四节 现代性视野下的非遗展示与个体叙事 |
| 第五节 非遗叙事展示与观众之间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 |
|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下的龙江精神 |
| 2.1.1 龙江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形式 |
| 2.1.2 龙江精神是新中国区域精神的表率 |
| 2.1.3 龙江精神是黑龙江省四大精神的高度凝练 |
| 2.1.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龙江精神的辩证关系 |
|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龙江精神培育的契合分析 |
| 2.2.1区域精神培育类型归纳和分析 |
| 2.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龙江精神培育的契合逻辑 |
| 2.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科学释义 |
| 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意义与功能 |
| 2.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重要意义 |
| 2.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主要功能 |
| 2.4 本章小结 |
|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现状调查 |
| 3.1 调研区域及调研对象的选择 |
| 3.1.1 调研区域 |
| 3.1.2 调研对象 |
| 3.2 调查问卷及其方案设计 |
| 3.2.1 调研问卷 |
| 3.2.2 调研方案 |
| 3.3 调研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
| 3.3.1 调研数据的收集 |
| 3.3.2 调研数据的处理 |
| 3.4 调研结果的描述性统计说明 |
| 3.4.1 研究评价的逻辑前提:学界关于区域精神培育评价的研究积累 |
| 3.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区域精神培育评价分析的重要性 |
| 3.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现状分析 |
| 3.4.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4.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现状评价的逻辑推进 |
| 3.5 本章小结 |
|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影响因素分析的必要性 |
| 4.2 影响因素作用的分析 |
| 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区域精神培育的影响因素归纳及其模型建构 |
| 4.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
| 4.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内容认识性因素 |
| 4.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现实操作性因素 |
| 4.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影响因素结果说明 |
| 4.5 本章小结 |
|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实践路径 |
| 5.1 经验提炼:博采众长借鉴国内区域精神培育方法 |
| 5.1.1 立足于本地历史文化底蕴和地理特征推进区域精神培育 |
| 5.1.2 从经济发展和“软实力”竞争的高度推进区域精神培育 |
| 5.1.3 坚持对外开放和包容吸纳的战略眼光推进区域精神培育 |
| 5.1.4 注重内容多维与形式多样相结合推进区域精神培育 |
| 5.1.5 秉持人民中心和发动群众参与推进区域精神培育 |
| 5.2 模式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总体建构 |
| 5.2.1 不同地区主导模式选择及其实践路径 |
| 5.2.2 建构“三位一体”的龙江精神培育模式 |
| 5.3 价值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重要原则 |
| 5.3.1 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导向 |
| 5.3.2 始终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原则 |
| 5.3.3 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美好文化需要为基本原则 |
| 5.3.4 始终坚持地域性、时代性与实践性为建设原则 |
| 5.3.5 始终坚持尊重个性与挖掘共性相统一的发展原则 |
| 5.4 目标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效果评价 |
| 5.4.1 明晰标准以提升培育效果评价的科学性 |
| 5.4.2 推进衔接以增强培育效果评价的互动性 |
| 5.5 融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的基本路径 |
| 5.5.1 融合发展为龙江精神培育凝心聚力 |
| 5.5.2 制度建设为龙江精神培育强基固本 |
| 5.5.3 抓住关键为龙江精神培育突破重点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问卷调查 |
| 附录二: 区域精神表述语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8）“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娱乐”的经典解释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一章 “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的转型 |
| 第一节 戏曲娱乐性的旧传统 |
| 一、戏曲“自娱”与“娱人”的传统 |
| 二、戏曲寓教于乐的传统 |
| 三、以丑行为代表的喜剧传统 |
| 第二节 “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的新内涵 |
| 一、“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的新风貌 |
| 二、“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的美学原则和审美心理 |
| 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戏曲政策与戏曲娱乐性的沉浮 |
| 第一节 “三改”方针:戏曲娱乐性的规范与引导 |
| 一、“三改”方针对戏曲娱乐性的改造 |
| 二、“三改”后首届戏曲会演的娱乐品格 |
| 第二节 “禁戏”与“解禁”:戏曲娱乐性的危机与回弹 |
| 一、“禁戏”政策对戏曲娱乐性的损伤 |
| 二、“解禁”后戏曲娱乐性的恢复 |
| 第三节 现代戏的戏曲政策:戏曲娱乐性的消沉与变奏 |
| 一、“以现代剧目为纲”政策对戏曲娱乐性的限制 |
| 二、“大写十三年”政策对戏曲娱乐性的消解 |
| 第三章 “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的“常”与“变” |
|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在当代的承继与沿袭 |
| 一、延续以人民为主体的娱乐导向 |
| 二、沿袭戏曲现代化的娱乐方向 |
| 第二节 “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在当代的变革与反思 |
| 一、从戏曲娱乐性到戏曲娱乐泛化 |
| 二、 “十七年”戏曲娱乐性的局限与自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研究框架与拟创新点 |
|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概念阐释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融合的立论依据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体系的知识价值 |
| 二、地方课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课程属性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融合的整体相关性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概念解析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本质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特征 |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释义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概念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模式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价值 |
|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人类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一、“自我”与“他者”表述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二、“自我”与“他者”整合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第二节 社会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一、社会认同意识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二、社会分层结构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第三节 文化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一、“同化”“多元”博弈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二、多元文化教育影响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第四节 教育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一、基于教育生态理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二、基于教育民族理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第三章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设计与实施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一、研究“田野”的代表性 |
| 二、研究“现象”的合理性 |
| 三、研究“行为”的持续性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使用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调查研究法 |
| 三、经验总结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具体过程 |
| 一、研究筹备阶段 |
| 二、行动计划阶段 |
| 三、实地调查阶段 |
| 四、总结反思阶段 |
| 第四节 研究伦理的澄清 |
| 一、研究资料真实有效 |
| 二、研究对象知情合作 |
| 三、研究行为合规合理 |
| 第四章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保障条件 |
| 一、政策条件 |
| 二、环境保障 |
| 第二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资源概况 |
| 一、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
| 二、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省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
| 第三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培养目标 |
| 第四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开发主体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
| 二、学校少数民族专职教师 |
| 三、流域内的相关社会人员 |
| 第五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主要内容 |
| 一、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内容的组织形式 |
| 二、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教材的开发使用 |
| 第六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评价途径 |
| 第五章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效评析 |
| 第一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成效 |
| 一、拓宽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渠道 |
| 二、促进了教师角色研究性转变 |
| 三、打造了整体性实践示范案例 |
| 四、搭建了地方及学校联动平台 |
| 第二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困境 |
| 一、条件性资源保障力度不够 |
| 二、课程培养目标结构性缺失 |
| 三、内容原生文化空间的蜕变 |
| 四、主体参与及投入效能低下 |
| 五、实践评价体系的反馈不足 |
| 第三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实践困境的归因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精神情感价值剥落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文化空间生态失衡 |
| 第六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策略 |
| 第一节 目标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依据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分析 |
| 第二节 内容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内容的多样优选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内容的选择原则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内容的选择方式 |
| 第三节 主体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主体的多重效能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中“教师”主体的构成及效能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学生主体身份的获得及方式 |
| 第四节 实施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实施的生态取向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生态实施的途径 |
| 第五节 评价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评价的基本特征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评价的优化策略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以国家文化战略为导向,探讨与分析非遗文化课程开发的应然可能 |
| 二、以地方实践经验为依据,反思与探索地方非遗文化课程的实践路径 |
| 三、以多重理论视角为指导,构建与完善非遗文化地方课程的优化策略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研究思路如何深化 |
| 二、研究过程如何系统 |
| 三、研究结论如何全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精神价值的回归——表现主义的发展及其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D]. 李姣. 西北大学, 2021(11)
-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D]. 田金玉.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4]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狄尔泰的诗人论研究[D]. 顾云白. 河北大学, 2021(02)
- [6]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叙事研究[D]. 李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龙江精神培育研究[D]. 白宏亮.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8]“十七年”时期戏曲娱乐性研究（1949-1966）[D]. 游耀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9]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D]. 杨蕴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10]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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