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 2004年第二十一卷第1～4期主题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青[2]（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丁斯甘[3]（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指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孙磊[4]（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杜立芳[5]（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认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赵燕[6]（2016）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文中提出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三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高超[7]（2016）在《“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哲学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常见的术语,用以表征马克思（包括马克思的合作者、支持者和后继者）在哲学上做出的革命性的贡献。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有两种基本路径:其一是研究马克思实现了一场怎样的“哲学革命”,其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不是或为什么是一场“哲学革命”。这两种研究路径共同构成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整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是关于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革命”的,即“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相对而言,较少追问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革命”。“马克思哲学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存在是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理论前提,因此有必要澄清“马克思哲学革命”这样一个观念究竟是否指称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并追问人们如何以“革命”的观念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路径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殊途同归。在已经取得的涉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成果中,描述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革命”所使用的词汇和语句,与评述科学革命的各种用语基本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评述“哲学革命”的专门用语,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所创造和使用的各种术语,是我们现有的用于评述发生在思想领域中的革命事件的唯一工具。因此,我们不得不首先在科学革命的观念中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在现有的文献中,康德、库恩、I.B.科恩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塑造科学革命的观念。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可以分解为对这一观念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三个用语或观念的分析。在用人名命名的各场革命中,“拉瓦锡革命”、“达尔文革命”和“魏格纳革命”的发动者本人都曾明确表示自己将会在化学、生物学或地质学中引发一场革命;牛顿本人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说法,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表示,牛顿的科学成就实现了一场科学革命。然而马克思本人却从未明确宣称自己要发动一场“哲学革命”,他同时代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其思想的阐释和评价也大多不是在哲学方面。“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说法最早可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这使得“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其他革命性事件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特殊性。用巴特菲尔德的理论来说,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解读为一场“哲学革命”是一种“辉格解释”。马克思并没有建立传统样态的哲学理论,但有着述认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然而唯物史观不仅形式上与一切传统哲学不同,而且实质上也包含反对“哲学本身”的观点。“哲学革命”可以作为解释这样一种特殊情况的可能方案。但用唯物史观指认马克思有哲学理论并实现了“哲学革命”,与用“哲学革命”解释唯物史观是哲学理论,是一种循环论证。除非认为马克思同时实现了“哲学革命”与“哲学观革命”,即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战胜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现了“哲学革命”,同时因为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观革命”,所以唯物史观的对象、性质和功能与一切传统哲学都不一样。但“哲学革命”与“哲学革命观”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能同时发生——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是一种“哲学革命”,但因为它们关注的哲学问题是同样的,所以不存在“哲学观革命”;唯物史观包含对哲学的革命性看法,因而有可能实现一种改变人们哲学观的“哲学观革命”,但摧毁现有的哲学观将会导致人们很难辨认出这种变革是不是“哲学革命”。任何一场革命都需要经历一个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思想领域的革命也不例外。因此,说“马克思哲学革命”在那些未完成或未发表的作品中就已经实现显然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康德的意义上还是在库恩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革命”作为一场革命都是尚未实现的。因为时至今日,哲学本身都还处在康德所说的“来回摸索”和库恩所说的“前范式”的状态,哲学中依然派别林立,不止一种哲学派别宣称自己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哲学革命”的实现意味着一种哲学在整个哲学领域内取得支配性的地位,显然,这样的革命在哲学的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分析“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目的不是否定已有的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研究成果,因为在科学革命的研究中,人们最先关注的也是它的实质而非其他要素。这些已有成果塑造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构成了分析这一观念的时间上的前提;同时它们也是实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上的前提。实现“马克思哲学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者和支持者的历史使命,为了真正完成这一使命,就必须清晰认识这一使命,就必须分析“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一观念。致力于实现“马克思哲学革命”,就必须首先承认它“尚未完成”。分析“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一观念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实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张驭茜[8]（2015）在《让—吕克·南希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法国当代重要的思想家,让-吕克·南希经历了四个当代法国哲学的重要运动,即德国哲学的法国化,科学技术对认识领域的影响,哲学对政治运动的介入,以及法国哲学的现代化。他思想发展脉络如同一部未完成的法国当代哲学史,他从文学入手、后转向对政治、身体、艺术和基督教解构,其思想融合了德国哲学传统、法国存在主义理论、解构主义思潮。本文从其思想渊源谈起,借由其理论之中的关键词理解其美学思想的内涵与影响。本文除导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通过对南希理论的阅读挖掘其思想渊源,指明其理论关键词及其复杂的意蕴,第二、三、四章分别从其三个主要命题入手,对其美学思想展开系统的讨论。导论着重于南希理论的重要性,揭橥这一理论在当代哲学领域如何发生、发展和演变,阐明其理论的要旨和核心概念。得益于与现当代法国哲学家的交往,南希通过对文学问题、政治问题、身体问题、美学问题的探究,以解构的方式重新思考上述问题,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调和传统二元对立的辩证思想。第一章聚焦于“向…在”、“出—存”、“出—离”、“回撤”及“与在”等关键词,由此入手分析南希理论的渊源及特征。南希延续了德里达对文字游戏的偏爱,他解构海德格尔的“此在”之“此”,将这一固定站位用具有指向性的“向”替代,强调了“向”所构成的间隔。南希将“向”作为其理论成立的基础,用解构式的书写方式分离“实存”,提出具有“出离”、“打断”内涵的“出—存”概念。从“向…在”所具有的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出发,结合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将其思想的标志性特色“出—离”—“回撤”带入到理论视野之中。他又通过对“出—离”的深入阐发,分离出具有暴力及陌生性内涵的“闯入”概念。最后,通过对胡塞尔“交互主体性”和海德格尔“共在”的阅读,南希借由“共与”的丰富内涵,引入共通体观念,进而指出共在的“共与”特性。第二章通过与黑格尔、德勒兹、德国浪漫派观点的参照比较,认识南希对独一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复数思想。从独一性问题的内涵与渊源切入,说明独一性问题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中的并行,结合黑格尔对普遍、特殊、个别的认识说明独一性的内涵。通过分有,独一性获得了多重的呈现,且多重最终趋向于无限。这就合乎逻辑地衍生出非常重要的“多重独一性”概念,它间接证明了其“有限性的无限”思想。借助对“Art”与“Arts”的区分,南希揭示了艺术与技术的差异,并通过二者的分离来验证了多种艺术门类的合理性以及艺术作品对美的多重呈现。结合德勒兹的“事件哲学”,尤其通过理解南希对河原温日期画的阅读,从以“我”为中心转向离弃主体,南希表达了从对意义的理解到对真理的把握的深刻转变。由此进一步论述了南希的复数思想在艺术领域的应用所彰显的“出—离”—“回撤”特征。第三章旨在从有限性的无限维度审视艺术的重生,认识南希美学思想。首先,南希将布朗肖与黑格尔的观念结合,发展出了无限的终结观。通过对界限和不确定性概念的说明,南希将有限性的无限带入到美学思考中。通过阅读德国浪漫派,南希认识到了艺术创作者向美的自我祭献。艺术家将艺术作品所要呈现的美的理念,抛掷到现世中,让缺场的美呈现为在场,将死亡变成了某种牺牲。艺术家作为中间人,要在自身艺术生命的结束中消灭自身的有限,将自己向无限敞开。美的“出—离”通过艺术家（艺术生命）的重生得以实现。通过作品,美来到时间之中;同样是通过作品,时间之中的“非美”得以回归:即对美的缺场这一在场事件呈现的回撤。第四章试图阐释南希对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的继承和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解构。南希将身体与灵魂的“与在”带入到身体思考之中,借由“共与”所延伸出的“之间”来考察“触碰”的发生、发展及作用。南希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等人的观点,认为“我”是身体与灵魂的结合体,即身体—灵魂。“我”的在场,意味着“我”的内在性向外延伸,同时也是内在性向“我”的延伸。此刻,“我”被悬置了,成为了自身之中的他者,而“我”的身体将作为“他者的我”与“我”的融合。思考使“我”的身体敞开,同时身体成为了“我”的外部,因为触碰只能发生在边界之上,它使触碰成为可能。南希强调了梅洛-庞蒂的“距离”概念,通过“共与”强调触碰的双重内涵,结合多重的艺术形式说明触碰所具有“出—离—回撤”的特征。南希将视觉、听觉等知觉归入“触碰”,“凝视”被他作触碰的一种,应用在对肖像画的阐释之中,他借由“凝视”说明艺术中主体的转变与消隐。通过对南希哲学思想的梳理与阅读,提炼出贯穿始末的“出—离”—“回撤”思想特征。通过他对艺术的观照来认识他对美的独特思考。在其理论体系中,美可以被视为“存在”、“无”、“独一性”的变体。正是这个在时空之外的,由艺术作品将其“缺场的在场”呈现出的抽象存在,成就了其独特的“出—离”—“回撤”美学观。
张新强[9]（2015）在《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30年代,作为思想界的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党执政的环境中,反成为社会的“主干思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那么,还原当时文化战线上国共围绕马克思着作进行的交锋,进而探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土壤,有助于弄清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深层思想文化因素。本文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强求思潮与其受众之间的联系,而从书籍的出版、流通与阅读这样的传播逻辑去探寻思潮背后的负载,即以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来探寻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不只关注马克思着作的出版数量与种类,还要探讨谁在生产马克思书籍?原因何在?书籍出版后如何到达读者手中?读者如何吸收着作所载信息,以及如何再现学说的意义?论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192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中共的成立为界点,分别考察了马克思学说译介及马克思着作中译本的出版情况。第二部分,考察了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情况。其中包括出版的语境、经费来源、印刷装帧,以及翻译群体、出版机构和成书状况。第三部分,探寻马克思主义着作的流通网络。着重考察在国民党的查禁之下,马克思着作何以公开或秘密地运载、买卖、传递和保存。第四部分,重现马克思主义着作的阅读世界。通过时人笔记、批注、书评,寻找阅读的痕迹和形式,以窥探读者阅读马克思着作后的收获,揭示阅读产生的意义。第五部分,通过描绘马克思学说载体的传播路线,揭示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向“价值趋向”的演变路径。结语,论述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到思潮的转变。从马克思着作的出版、流通和阅读来看,马克思学说在当时不仅是作为中共的主义而存在的,而且是作为一种可普遍运用的社会科学而大行其道的。
林林[10]（2014）在《金云铭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福建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创始人之一、原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和后来的福建师范学院（大学）图书馆馆长金云铭先生的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金云铭先生的人生经历,然后分别对金云铭先生创立的金氏图书分类法、金云铭与福建文化研究、金云铭的历史考证学成果以及金云铭创作的诗词进行研究,最后将金云铭先生与福建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其他代表性人物进行比较,指出金云铭先生是福建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上影响最大且贡献最多的图书馆学家。
二、《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 2004年第二十一卷第1～4期主题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 2004年第二十一卷第1～4期主题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第一章 |
|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第一节 |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第二章 |
|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第一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第四节 |
|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第三章 |
|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第一节 |
|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 第三节 |
|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第四章 |
|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第一节 |
|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第四节 |
|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第五节 |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第五章 |
| 巩固和深化(1999—) 第一节 |
|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第四节 |
|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第五节 |
|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境外研究现状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教育杂志》 |
| 1.3.2 儿童文学 |
| 1.3.3 文学教育 |
| 1.3.4 儿童文学教育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儿童哲学 |
| 1.4.2 教育学学理 |
| 1.4.3 图式理论 |
| 1.4.4 接受美学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分析法 |
| 1.5.2 活动史研究法 |
| 1.5.3 统计分析法 |
| 1.5.4 个案研究法 |
| 1.6 不足与创新 |
| 1.6.1 不足之处 |
| 1.6.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教育杂志》在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1 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独立与转型 |
| 2.1.1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历史流变(先秦——1904年) |
| 2.1.2 儿童文学教育初步的独立期(1904—1912) |
| 2.1.3 儿童文学教育的草创期(1912—1919) |
| 2.1.4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激进期(1919—1927) |
| 2.1.5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反思期(1927—1936) |
| 2.1.6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深化期(1937—1948) |
| 2.2 《教育杂志》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关联性 |
| 2.2.1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
| 2.2.2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作用 |
| 第3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传播 |
| 3.1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发展 |
| 3.1.1 介绍日本现代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 3.1.2 传播欧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 3.2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 3.2.1 "儿童观"的基本含义 |
| 3.2.2 "儿童观"的主要模式 |
| 3.2.3 促进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 3.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讨论 |
| 3.3.1 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的提出 |
| 3.3.2 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探讨 |
| 第4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讨论 |
| 4.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发展 |
| 4.1.1 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六次变迁 |
| 4.1.2 儿童文学教育在六次课标发展历程中的演进 |
| 4.2 《教育杂志》中对儿童文学课程实施的推进 |
| 4.2.1 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课程 |
| 4.2.2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课程 |
| 4.2.3 国家本位主义儿童文学课程 |
| 4.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争论 |
| 4.3.1 儿童文学课程主旨的争论——"兴趣"与"教化"之争 |
| 4.3.2 儿童文学课程的核心内容争论—"读经与否"之争 |
| 4.3.3 儿童文学课程的设置——"国语"与"常识"的分合 |
| 4.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的延伸 |
| 4.4.1 儿童文学的课外阅读 |
| 4.4.2 儿童文学的课外作业 |
| 4.4.3 儿童文学体现出的课外休闲教育 |
| 第5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的建设 |
| 5.1 《教育杂志》中的小学国语教材概况 |
| 5.1.1 中国近代第一本儿童文学教育理论专着——《儿童文学概论》 |
| 5.1.2 小学国语教科书的选择与组织 |
| 5.1.3 小学国语教科书制度的建立 |
| 5.1.4 推行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典型案例 |
| 5.2 《教育杂志》中推动儿童文学教科书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 5.2.1 民国初年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09—1918) |
| 5.2.2 儿童文学教材发展的繁荣期(1919—1936) |
| 5.2.3 抗战时期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37—1948) |
| 5.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建设的争论 |
| 5.3.1 儿童文学教材"实用"与"审美"之争 |
| 5.3.2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章"与"文学"之争 |
| 5.3.3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言"与"白话"之争 |
| 5.3.4 儿童文学教材的"识字"与"欣赏"之争 |
| 5.4 《教育杂志》中有关儿童文学教材的宣传 |
| 5.4.1 儿童文学教科书的广告宣传 |
| 5.4.2 儿童读物的广告宣传 |
| 5.4.3 儿童文学领域的其它广告宣传 |
| 第6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改革的推进 |
| 6.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
| 6.1.1 "儿童本位教育"理论 |
| 6.1.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心理学基础 |
| 6.1.3 儿童文学教学原理 |
| 6.1.4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外来影响 |
| 6.2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阶段性发展 |
| 6.2.1 民初儿童文学教学法的萌发(1909—1918) |
| 6.2.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繁荣发展(1919—1936) |
| 6.2.3 国家本位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发展(1937—1948) |
| 6.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 6.3.1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孕育 |
| 6.3.2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 6.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实验的尝试 |
| 6.4.1 江苏一师附小初年级的设计教学实验 |
| 6.4.2 小问题的教学实验 |
| 第7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探讨 |
| 7.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及其原因 |
| 7.1.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 |
| 7.1.2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引发的原因 |
| 7.2 《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建议 |
| 7.2.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培训 |
| 7.2.2 小学教员俸给标准与优待 |
| 7.2.3 小学教员要求对教学环境的改善 |
| 7.3 《教育杂志》中论述儿童文学教师的修养 |
| 7.3.1 个学教师的职责与使命 |
| 7.3.2 小学教师的基本修养 |
| 7.3.3 儿童文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
| 7.4 《教育杂志》中教育小说叙述乡村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以《倪焕之》为例 |
| 7.4.1 小学教师地位的卑微与工作的满腔热情 |
| 7.4.2 小学教师心目中的儿童地位 |
| 7.4.3 教师打造的儿童文学教育实验基地——乡村田园农场 |
| 第8章 结语 |
| 8.1 儿童文学教育第一个黄金期的追溯 |
| 8.1.1 儿童文学教育中"新"与"旧"的争论 |
| 8.1.2 儿童文学教育应以渐进的方式发展 |
| 8.2 儿童文学教育具有的本体性问题 |
| 8.2.1 文学教育是未来语文教育发展的走向 |
| 8.2.2 儿童文学教育要求教学应"以善为美" |
| 8.2.3 儿童美学应成为教育学的重要内容 |
| 8.3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主体性资源 |
| 8.3.1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科目中应占较大的比重 |
| 8.3.2 重新审视儿童文学教学中识字、听说、阅读、写作的分与合 |
| 8.3.3 儿童阅读是拓宽儿童文学教育领域的有效途径 |
| 8.4 教育传媒应与儿童文学教育建立起情缘关系 |
| 8.4.1 教育期刊在儿童文学教育中应扮演重要角色 |
| 8.4.2 教育期刊助力儿童文学在学校教育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
| 8.4.3 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联姻构建本学科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主题索引——《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的文章 |
| 附录B:《教育杂志》的相关资料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1节 研究对象、目的和意义 |
| 第2节 研究现状 |
| 第3节 研究方法、结构与体例 |
| 第一章 科学革命观念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 |
| 第1节 “马克思哲学革命”表述中的科学革命用语 |
| 第2节 科学革命的观念（一）：康德“科学革命的特征” |
| 第3节 科学革命的观念（二）：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
| 第4节 科学革命的观念（三）：科恩“科学革命的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中的“马克思” |
| 第1节 以人名命名革命事件的几种情况 |
| 第2节 马克思为什么没说自己实现了哲学革命？ |
| 第3节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辉格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中的“哲学” |
| 第1节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哲学观革命” |
| 第2节 “马克思哲学革命”论述中的理论困难 |
| 第3节 “唯物主义”一词的双重含义 |
| 第4节 “理论形态的世界观”与“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
| 第5节 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与作为一种传统的哲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中的“革命” |
| 第1节 科恩论科学革命的四个阶段 |
| 第2节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几个阶段 |
| 第3节 “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中的观念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让—吕克·南希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南希美学思想的形成 |
| 二 国内外南希思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向…在”到“与在”:南希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
| 一 从“此在”到“向…在” |
| 二 从“实存”到“出—存” |
| 三 “出—存”一隅:“回撤”与“闯入” |
| 四 从“共在”到“与在” |
| 结语 |
| 第二章 多重独一性与各门艺术 |
| 一 独一性的渊源与内涵 |
| 二 多重独一性与艺术 |
| 三 独一性思想在艺术中的“出—离” |
| 结语 |
| 第三章 有限性的无限与艺术的重生 |
| 一 从有限性的无限谈起:界限与不确定性 |
| 二 “中间人”艺术家的“死亡”与重生 |
| 三 重生的艺术作品:对美的无限“出—离” |
| 结语 |
| 第四章 论触碰——从身体到艺术 |
| 一 “我思”、我的身体与触碰 |
| 二 身体的触碰与艺术呈现 |
| 三 触碰与艺术:艺术的凝视 |
| 结语 |
| 结论 “出—离”—“回撤”的美学观 |
| 参考文献 |
| 人名索引 |
| 主题索引 |
（9）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898-1921） |
| 一、马克思及其学说之介绍 |
|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着作之译介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之出版（1921-1927） |
| 一、中共早期的出版机构 |
| 二、1927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中译本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1927-1937）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书业背景 |
| 一、20 世纪30年代之书业 |
| 二、国民党治下的书业 |
| 三、红色书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翻译 |
| 一、翻译群体 |
| 二、词汇与中国式语言的选择 |
| 三、译书的目的与稿费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经费及印刷 |
| 一、出版经费 |
| 二、印刷 |
| 第四节 书籍出版 |
| 一、出版机构 |
| 二、“地下书店” |
| 三、“华兴书局案” |
| 四、出版种类与数量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流通（1927-1937） |
| 第一节 中共苏区发行网 |
| 一、发行机构 |
| 二、苏区书籍发行一瞥 |
| 第二节 国民党区域发行网 |
| 一、封闭书店 |
| 二、邮政检查 |
| 第三节 报刊上的书籍广告 |
| 一、“明”、“暗”之间 |
| 二、书籍广告斑窥 |
| 第四节 书籍之社会交流 |
| 一、抄写、买卖 |
| 二、演说、授课 |
| 三、读书会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阅读（1927-1937） |
| 第一节 阅读形式 |
| 一、阅读时尚 |
| 二、读书会之阅读 |
| 三、“读书运动” |
| 第二节 阅读心得 |
| 一、着作阅读 |
| 二、书评、批注 |
| 三、阅读的收获 |
| 第三节 阅读衍生的意义 |
| 一、思想的转变 |
| 二、对马克思的纪念 |
| 三、对苏联的赞扬 |
| 第四节 争论推动阅读 |
|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贬斥” |
| 二、扞卫与推崇马克思主义 |
| 第五章 从“符号”到“价值趋向”：马克思主义地位演变 |
| 第一节“符号”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一、从“平民革命”到“暴力革命” |
| 二、主义“交锋” |
| 三、有意的“误解” |
| 四、转变的缘由：民族主义情绪 |
| 第二节 向“价值趋向”转变 |
| 一、占据青年的头脑 |
| 二、用途的多样性 |
| 三、学理化趋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金云铭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本课题研究的缘起 |
| 二、本课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 |
| 四、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 |
| 第二章 金云铭先生传略 |
| 一、事业发展的准备阶段——童年岁月及其求学时代(1904—1928) |
| 二、事业发展的起点阶段——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时期(1928—1937) |
| 三、事业发展的特殊阶段——邵武协和大学图书馆时期(1937—1947) |
| 四、事业发展的转折阶段——留学美国(1948—1949) |
| 五、事业发展的黄金阶段——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时期(1949—1966) |
| 六、事业发展的收获阶段——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时期(1966—1987) |
| 第三章 金氏图书分类法研究 |
| 第一节 金氏图书分类法创立的背景 |
| 一、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 |
| 二、中国古典文献分类学之演进 |
| 三、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中国 |
| 四、金云铭的图书分类思想 |
| 第二节 金氏图书分类法的创立和特征 |
| 一、金氏分类法创立的过程 |
| 二、金氏分类法的特色之一——分类上继承杜威法 |
| 三、金氏分类法特色之二——引入辅助表简化分类法篇幅 |
| 四、金氏分类法特色之三——首创着者号码表 |
| 五、氏分类法特色之四——处处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
| 六、金氏分类法特色之五——不断修订使之更加完善 |
| 七、金氏分类法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金氏图书分类法的历史地位 |
| 第四章 金云铭与福建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金云铭与福建文化研究会 |
| 一、参与创办福建文化研究会 |
| 二、积极参与研究会刊物《福建文化》的撰稿和编辑工作 |
| 第二节 金云铭与福建地方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
| 一、多方搜寻与求购各种古籍 |
| 二、撰写《福建文化研究书目》 |
| 三、编制福建地方文献提要 |
| 第五章 金云铭历史考证学成果研究 |
| 第一节 金云铭撰《陈第年谱》研究 |
| 一、年谱溯源 |
| 二、《陈第年谱》(以下简称陈谱)内容研究 |
| 三、陈谱学术价值初探 |
| 第二节 金云铭与郑和下西洋时间考订之研究 |
| 一、第一次出使年月 |
| 二、第二、三次出使年月 |
| 三、第四次出使年月 |
| 四、第五次出使年月 |
| 五、第六次出使年月 |
| 六、第七次出使年月 |
| 第三节 金云铭与中国南海诸岛归属问题研究——《东西南沙群岛文献目录及重要资料选辑》之编撰 |
| 一、选辑成书的历史背景 |
| 二、选辑成书的经过 |
| 三、选辑的主要内容 |
| 四、选辑的影响 |
| 第四节 金云铭与福建邵武古墓考古研究 |
| 一、邵武古墓挖掘的背景 |
| 二、《古墓发掘报告》内容评介 |
| 三、《古墓发掘报告》的学术价值 |
| 第六章 金云铭诗词研究初探 |
| 一、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述略 |
| 二、福建古典诗歌发展脉络 |
| 三、金云铭诗词概述 |
| 四、金云铭诗词表达情感之阐释 |
| 第七章 金云铭与福建近现代图书馆学 |
| 一、近现代中国及福建图书馆学发展述评 |
| 二、金云铭在福建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及地位 |
| 三、金云铭先生精神探析 |
| 附录一 金云铭年谱初编 |
| 附录二 金云铭先生着述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 2004年第二十一卷第1～4期主题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4]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5]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6]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7]“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D]. 高超. 吉林大学, 2016(08)
- [8]让—吕克·南希美学思想研究[D]. 张驭茜. 南京大学, 2015(01)
- [9]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D]. 张新强.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1)
- [10]金云铭学术思想研究[D]. 林林.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