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风险投资再创新高（论文文献综述）
周红芳[1]（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研究说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国武[2]（2020）在《公司金融化、风险-收益配置与技术创新——美国经验的启示和反思》文中研究指明技术创新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集体性和累积性过程,风险和收益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配置事关创新的发生及其持续。对美国经验的研究表明,美国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创业企业家和私人风险资本的作用,也与联邦政府对这些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有风险的先期投资密不可分。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金融化的趋势导致创新过程中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失衡,金融行动者借助一系列制度安排通过金融市场从创新收益中攫取了远超出其所承担风险的价值,而纳税人和企业员工却没有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回报。这种失衡的风险-收益配置可能会导致政府创新投入能力下降、大企业研究能力削弱、创新与制造脱节,给美国的创新体系带来巨大挑战。只有遵循创新行动者获得的收益与其所承担的风险相称的原则,才能带来包容的和可持续的创新。
万东灿[3]（2020）在《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掌握核心技术,能否不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只有靠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内忧外患,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种种迹象表明融资约束严重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对财政金融支持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政策性金融是政府与市场,财政与金融的有机结合体。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赤字压力加大,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引领作用是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目前学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围绕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作用效果如何以及如何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等问题,系统性的研究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作用机制、功能优势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措施、作用效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本文的研究具体通过以下部分展开:一是通过梳理关于财政政策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作用影响,以及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等企业内部特征对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影响的国内外文献,为后续分析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提供文献支撑。二是通过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创新经济学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政策性金融理论,从而把创新的双重属性和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相对接,并构建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为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分工与协同配合提供理论支持,并为系统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作用优势打下理论基础。三是系统性分析在新时期,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领域、作用要素、分工机制和功能优势。从理论角度提出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而政策性金融能够发挥好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优势,实现政策性、市场性和专业性的统一,有效分担企业创新面临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促进企业提升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是从现实出发,分析作为履行政策性金融职能主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及在支持过程中的全面风险管理,和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和困难,从而进一步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的综合优势,厘清了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五是基于理论和现实构造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以符合“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的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支持作用。同时结合企业内部异质性特征,包括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因素,探究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性金融对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国有产权性质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对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不显着。企业规模增长对政策性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不显着,但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企业年龄增长对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但对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不显着。六是以进出口银行支持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为案例,结合前述理论与实证分析,剖析进出口银行在支持我国船舶工业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的定位、措施和效果。探讨进出口银行在提升国有船舶企业创新产出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指出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所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并借鉴造船强国日韩的国际经验,为后续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参考。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文得出重要结论,具体如下:首先,创新的双重属性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体,具有财政和金融的组织协同机制。政策性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分担创新风险,在专业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其次,政策性金融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支持效果还不够理想,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和覆盖面相对不足,精准高效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存在摇摆,经营管理和制度体系建设还不够到位。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措施,经营授权,监管考核等机制还不够完善,制约着政策性金融作用优势的发挥。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措施、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和完善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支持入手,为更好的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提出一揽子综合改进方案:一方面,政策性金融须以企业为中心,明确分工定位,分层分类支持企业创新,同时不断创新支持方式,优化评估体系,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商业性金融的全面合作。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须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同时,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完善授权、监管和激励措施等方面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支持环境。
范家辉[4]（2019）在《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先导产业,在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成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及新技术体系的构建将能引导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使我国产业经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加之,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高收益特征,代表了未来产业革命和产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东北地区面临着环境、资源、技术等多重压力,而且该地区的传统产业逐渐失去优势,已经陷入了经济发展困境。因此,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都在竞相发展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今天,东北地区应顺应时代的潮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摆脱其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好战略选择。“高新技术产业”就是以创新技术为驱动,研究、开发、推广、生产以及应用高新技术和技术服务的企业集合,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类产业及其产品的统称。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迄今为止的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各不相同。大致上已有研究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影响因素及对经济的影响等的探讨;其二,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的实例研究,包括具体某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实例,研究了该国家或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集聚状况、相关因素的影响情况;其三,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途径与策略研究。这些研究在总体上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从区域空间出发探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程、集聚状况以及机理的研究尚缺。为此,本文将以东北地区为例,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和集聚状况。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发展历程来看,东北高新技术产业经历了萌芽储备阶段（建国至1987年）、初创起步阶段（1988-1999年）、壮大发展阶段（2000-2007年）之后,目前已经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各不相同。总体上看,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现发展态势有所波动、区域差距显着、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以及产业集聚现象显着等主要特征。众所周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较多,大致上主要有六大方面,即内部创新所需的要素,产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制度环境的促进与制约,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演变等。这些影响因素各自还包含其若干个影响要素。且其要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均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对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可得出高新技术产业的R&D经费投入、资本积累、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购买国内技术、国内经济环境和区域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产生了正向的推动作用;而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市场结构、财政支持、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应、人口规模及风险投资偏好等因素产生了负向的制约作用。另外,计量结果可得出,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变量的系数为负,同样竞争活跃程度的系数也为负。这结果意味着虽然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出集聚态势,但对当地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集聚效应不显着的原因在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较小,产业间分工协作体系不完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动力不足,孵化器专业化发展不足,研发创新能力薄弱,发展层次不高,影响力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造成的。外部原因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规模较小,周边国际环境的错综复杂和安全威胁的日益多元化,新产业革命的冲击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四期叠加”时期等;内部原因包括由“产业缺位”嬗变而来的“体制固化”,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地区间的分工合作水平低下,科技创新人员流失和人才匮乏,缺乏敢创新创业精神和意识等。针对上述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将应采取一下措施。首先,对国内外产业经济发展态势进行精准科学判断;其次,共同协商制定关于促进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新思路;再次,积极争取国家对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与产业政策;最后,提高地方政府职能,创新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科技创新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配套产业。总之,目前尽管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相对不大,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尚未进入成熟快速发展阶段,但其未来发展潜力和前景较为广阔。正因为如此,东北地区将要齐心协力,精准做好真正能落地、有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提高地方政府职能和引领作用,加大对中小高新技术产业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建立完备的人才吸引和激励机制,加快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只有这样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够实现整个区域共同发展的终极目标,并能适应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张金艳[5]（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刘佩芝[6]（2019）在《风险投资对创业板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一个国家取得高质量发展的灵魂,企业作为市场中最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创新的主力军。目前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还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中兴通讯”事件令国人警醒,应当立足科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从而占据国际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历史数据表明,我国风险投资市场规模的扩大与中小板的建立、创业板的完善息息相关,尤其是创业板市场。风险投资在资本与经验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更多创业企业走上创业板市场,而创业板市场便捷的退出渠道为风险投资提供了更完备的发展体系。系统深入研究风险投资对于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和高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对于促进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将风险投资对于创业板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机理与结果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根据企业“试验发展-研发成果应用-创新产出”这一创新活动发展链条全面分析企业创新绩效的内涵,并分析了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五条理论路径,即“投前筛选”效应、“摩擦激增”效应、“资本聚合”效应、“生态优化”效应以及“市场沟通”效应。其次,以创业板2009年成立以来至2017年末所有的上市企业为对象,以企业专利数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衡量企业创新绩效,对风险投资与我国创业板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风险投资持股比例对于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当前我国风险投资持股比例平均水平仅为7.55%,未达到抛物线的拐点值,尚不能显着提升创业板企业创新绩效,主要原因是风险投资介入初期与企业管理之间产生一定磨擦,且我国风险投资追求“短平快”的盈利,缺乏为企业提供管理与科技服务的动力。对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创业板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投资持股比例的拐点值稍小于国有企业的拐点值,且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创业板企业创新绩效的正面影响更大。为此,政府应建立更优的创新生态环境,强化风险投资市场的创新导向评价体系,重点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补助力度。风险投资机构需要摒弃以往追求“短平快”盈利目标的传统思想,并注重最佳投资边际。企业应加强基础研究力度,与高校合作实现“二次整合创新”。
孙杨斌[7]（2018）在《风险投资逐名动机与上市公司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以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态转化为特征的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是为我国新经济体制注入新的活力,风险投资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2009年我国创业板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了更为完善的的退出渠道,进一步加速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退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风险投资最佳的退出方式,因此大部分对于风险投资的研究仅仅局限于风险投资在IPO之前对于企业的价值增加和影响。然而,数据表明,风险投资并不是在IPO后立即全部退出。2006年至2016年间,中国有40%的风险投资在IPO三年后仍然持有其投资公司的股份。因此,高速发展的风险投资不仅对于企业初期融资及上市前的公司治理有重大影响,在所投企业上市后也仍然是重要的参与者。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时间短,相关条例不够完善,IPO市场乱象丛生。IPO企业违规、造假、业绩变脸等行为屡见不鲜,使我国中小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对我们新兴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风险投资在所投企业上市后究竟是帮助企业继续价值增值（value-add）,实现企业与投资者的双赢,还是在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下盲目地扩张、通过内幕信息干扰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本文研究了在当前金融经济背景下我国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本文以理论结合实践为研究框架,就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详细阐述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以不完全契约理论、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为基础,构建博弈模型,对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影响机理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接着从盈余管理,高管薪酬水平以及超额管理费用三个维度实证探讨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影响。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在支持企业上市后,进入了IPO退出的最后阶段,其持股并不是以获得企业控制权为目的,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逐名动机”。首先,风险投资在持股期间,会显着提高上市公司当期应计盈余管理,且风险投资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风险投资在企业上市后到最终减持退出这期间,表现出了强烈的“逐名动机”,通过其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权利,向管理层施压,采取正向的盈余管理来粉饰持股期间的会计业绩,以获取减持时的最大收益。因此,风险投资持股恶化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质量。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起到显着的正向作用。造成企业的高额的高管薪酬水平有两种因素:其一,是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从而加剧了委托代理问题;其二,是对高管的个人能力及经营绩效的补偿。进一步探讨高管的薪酬敏感性能区别两种因素。通过实证发现,风险投资对于企业高管薪酬的股票回报率敏感性显着正相关,而对于高管薪酬的资产回报率业绩敏感性却并不显着。因此风险投资在企业IPO以后,注重企业短期业绩稳定,无暇顾及企业的长期利益,并未对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形成有效监管。风险投资在持股上市公司期间,显着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超额管理费用。超额管理费是寻租活动的财务反映,寻租活动能在短期内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政治优势,带来短期业绩提升,但是长期来看,挤出了企业的研发费用和其他生产性支出,侵害了企业的长期价值。通过对上市公司超额管理费用的测度,实证分析发现,风险投资并未起到“监管”作用,而是恶化了公司治理,显着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超额管理费用。不同属性的风险投资寻租需求不同,国有风险投资所支持的上市公司寻租活动不显着,而民营风险投资与外资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寻租活动显着提升,且外资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寻租活动更为强烈。本文在结合了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后,得出结论:我国风险投资在支持企业IPO后,仍表现出了强烈的“逐名动机”,继而恶化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基于此结论从规范风险投资自身产业以及完善资本市场的外部条件,提出了促进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多元化、优化风险投资机构组织机构、加强对风险投资机构的监管、完善市场的上市制度以及加强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产业良性发展,发挥其“监管”、“认证”作用。
张艳秋,郑彦宁[8]（2018）在《中美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风险投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中美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进行了比较,从发展阶段、风险预警、行业活跃度、资本流向和资本退出形式的角度做了对比研究,得出制度因素、市场化程度、科研体系、技术转化能力及配套措施不同是导致中美科技成果转化中风险投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分别从科技成果转化中风险投资发展的决策层和执行层提出改善建议和措施。
张晓明[9]（2017）在《政府激励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模式及实证研究》文中认为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不断改进与完善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中国自2006年开展国家与地方创新型企业建设工作以来,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2008年,时任中国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李学勇同志在创新型企业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强调指出,政策因素是创新型企业发展的重要激励因素,政策对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起着引导、支持、保护等方面的作用,激励着创新型企业在创新与持续创新中发展。不同激励模式的政策对创新型企业建设与发展的激励成效呈现差异化特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型企业则在企业自主创新中发挥着引领与示范作用,为了让创新型企业这一特殊的创新群体得到更好发展,本文对创新型企业发展的重要激励因素（即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激励模式进行较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本论文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及其激励机制模型的构建。界定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内涵及研究范畴,研究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作用及特点,从动力作用机制出发,把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划分为三种不同激励模式,构建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激励机制模型。第二,创新型企业三种激励模式政策内涵与激励机制及实施效应的研究。较系统、详细地研究愿景驱动型、环境驱动型、绩效驱动型三种激励模式政策的基本内涵、激励机制及三种激励模式政策分别包含的政策工具,研究三种激励模式政策在典型国家与国内示范地区的实施及效应。第三,三种激励模式政策激励绩效的比较研究。基于激励基本理论对愿景驱动型、环境驱动型、绩效驱动型这三种激励模式政策的激励绩效从定性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并突出绩效驱动型政策的优越性。第四,绩效驱动型政策绩效的实证研究。以实施“绩效驱动型政策”为主的福建省创新型企业为例,评价绩效驱动型政策作用于创新型企业的创新绩效,证实绩效驱动型相对于愿景驱动型与环境驱动型其政策绩效更具优越性。第五,完善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策略研究。总结典型国家与国内示范地区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主要激励模式和实施效应,说明创新型企业对政策优化与完善的需求,对中国及福建省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优化与完善提出对策与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首先,关于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划分类型。从政策动力作用机制角度,把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划分为愿景驱动型、环境驱动型、绩效驱动型三种激励模式。其次,典型国家与国内示范地区创新型企业实施不同激励模式政策现状及实施效应的结论。愿景驱动型政策、环境驱动型政策在美国、日本、韩国创新型企业中实施较为广泛,且实施效果良好。绩效驱动型政策在美国、韩国得以实施,且实施效果良好,同时绩效驱动型政策在中国安徽省、福建省的实施也较有成效。再次,三种激励模式政策激励绩效比较的结论。在愿景驱动型、环境驱动型、绩效驱动型三种激励模式政策中,不管从理论研究角度还是从实证分析角度,均说明或验证了绩效驱动型政策相对于愿景驱动型政策与环境驱动型政策其作用成效优势明显。最后,提出完善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策略。综合政府作用及政府选择的视角和创新型企业对政策需求的视角,本研究认为绩效驱动型是中国及各省份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激励模式的最佳选择,文章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具有理论与实践优越性的绩效驱动型政策提出对策,并提出如何以愿景驱动型政策与环境驱动型政策为辅助或补充的策略。
陈凌霄[10]（2017）在《硅谷科技创新的资本路径》文中认为资本对科技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资本能够助力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科技型企业的升级和转型,并带动经济的发展。硅谷作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科技创新园区,其高度成熟的风险投资网络、完善的科技银行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将资本与科技生产力转化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科技创新铺平道路。旨在对硅谷科技创新的资本支持进行分析,探索其内在逻辑和机理。
二、美风险投资再创新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风险投资再创新高（论文提纲范文）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公司金融化、风险-收益配置与技术创新——美国经验的启示和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收益配置 |
| （一）创新过程的特征 |
| （二）创新过程的风险-收益配置 |
| （三）影响风险-收益配置的制度安排 |
| 三技术创新风险承担中的民间资本与政府投资 |
| （一）技术创新中的私人风险投资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投资 |
| （三）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
| 四公司金融化导致创新风险-收益失衡 |
| （一）金融行动者通过创业企业获益 |
| （二）金融行动者通过上市公司获益 |
| （三）公司金融化导致创新风险-收益失衡 |
| 五风险-收益失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一）政府创新投入能力下降 |
| （二）大企业研发实验室的衰落 |
| （三）创新与制造的脱节 |
| 六启示和反思 |
（3）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1 先进制造业 |
| 1.2.2 企业技术创新 |
| 1.2.3 政策性金融 |
| 1.3 研究内容、逻辑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2 逻辑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1.1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1.2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2.1.3 企业异质性对财政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2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2.1 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2.2 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2.2.3 企业异质性对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3 政策性金融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3.1 政策性金融概述 |
| 2.3.2 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评述 |
| 2.4.2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评述 |
| 2.4.3 政策性金融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创新经济学理论 |
| 3.1.1 技术创新理论 |
| 3.1.2 企业创新理论 |
| 3.1.3 创新的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 |
| 3.2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3.2.1 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理论 |
| 3.2.2 政府干预理论 |
| 3.2.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 |
| 3.2.4 政府与市场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 |
| 3.3 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 |
| 3.3.1 财政支持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和不足 |
| 3.3.2 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和不足 |
| 3.3.3 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企业创新的模式构建 |
| 3.4 政策性金融理论 |
| 3.4.1 政策性金融的本质、特点和功能 |
| 3.4.2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界定和分类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4.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
| 4.1.1 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重要性和现实困境 |
| 4.1.2 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 |
| 4.1.3 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 |
| 4.1.4 财政补贴和商业性金融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
| 4.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定位和领域 |
| 4.2.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定位 |
| 4.2.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领域 |
| 4.2.3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
| 4.3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要素和分类 |
| 4.3.1 服务主体分类 |
| 4.3.2 服务工具分类 |
| 4.3.3 服务对象分类 |
| 4.3.4 政府支持与监管分类 |
| 4.4 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1 政策性银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2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3 政策性银行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协同配合 |
| 4.5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和优势 |
| 4.5.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 |
| 4.5.2 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优势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 |
| 5.1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举措 |
| 5.1.1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 |
| 5.1.2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专项措施 |
| 5.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2.1 政策性银行的支持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2.2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3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 |
| 5.3.1 政策性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 |
| 5.3.2 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全面风险管理 |
| 5.4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 |
| 5.4.1 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与运行管理问题 |
| 5.4.2 政府部门支持与考核监管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分析思路与研究假设 |
| 6.1.1 实证分析思路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样本说明和变量选取 |
| 6.2.1 样本选取说明 |
| 6.2.2 变量的选取和度量 |
| 6.3 模型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政策性金融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
| 6.4.3 政策性金融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分析 |
| 6.5 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的影响分析 |
| 6.5.1 产权性质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5.2 企业规模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5.3 企业年龄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案例:以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为例 |
| 7.1 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船舶工业的必要性 |
| 7.1.1 支持船舶工业的战略意义 |
| 7.1.2 船舶工业的高风险特征 |
| 7.1.3 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 |
| 7.2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创新升级的措施和效果 |
| 7.2.1 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措施 |
| 7.2.2 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效果 |
| 7.3 进出口银行支持国有船舶企业创新的问题分析和对策 |
| 7.3.1 进出口银行支持两船集团创新的比较分析 |
| 7.3.2 进出口银行支持两船集团创新产出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
| 7.4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面临的困难和国际经验借鉴 |
| 7.4.1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面临的困难 |
| 7.4.2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作用优势 |
| 8.1.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存在不足 |
| 8.1.3 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须改善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对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建议 |
| 8.2.2 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评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区域及东北地区的界定 |
| 2.1.2 高新技术产业 |
| 2.2 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集群理论 |
| 2.2.2 增长极理论 |
| 2.2.3 孵化器理论 |
| 2.2.4 风险投资理论 |
| 2.3 区域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3.1 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 |
| 2.3.2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
| 2.3.3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
| 2.3.4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4 产业集聚的测度 |
| 第3章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
| 3.1 影响因素 |
| 3.1.1 内部创新因素 |
| 3.1.2 产业组织因素 |
| 3.1.3 制度环境因素 |
| 3.1.4 技术溢出因素 |
| 3.1.5 经济环境因素 |
| 3.1.6 社会文化因素 |
| 3.2 影响因素的作用 |
| 3.2.1 内部因素的影响作用 |
| 3.2.2 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 |
| 第4章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与集聚状况 |
| 4.1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及集聚状况 |
| 4.1.1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 |
| 4.1.2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
| 4.2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分析 |
| 4.2.1 东北三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整体状况 |
| 4.2.2 东北三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区域状况 |
| 4.3 产业发展与集聚的主要特征 |
| 4.3.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体态势 |
| 4.3.2 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的区域差距 |
| 4.3.3 东北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内分布 |
| 4.3.4 东北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态势 |
| 第5章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计量分析 |
| 5.1 指标选定与数据来源 |
| 5.1.1 指标的选定与测度 |
| 5.1.2 数据来源及统计 |
| 5.2 模型的设计 |
| 5.2.1 理论假设 |
| 5.2.2 模型的建立 |
| 5.3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5.4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效应分析 |
| 5.4.1 指标的选定与模型的构建 |
| 5.4.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第6章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
| 6.1 存在的问题 |
| 6.1.1 产业整体规模相对偏小,产业间分工协作体系不完整 |
| 6.1.2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高 |
| 6.1.3 产业集群发展不足,孵化器专业化发展不够 |
| 6.1.4 产业投资基数低,外资依存度较高 |
| 6.1.5 产业技术层次较低,产业影响力不足 |
| 6.1.6 配套产业发展落后,管理制度相对滞后 |
| 6.1.7 高精尖人才匮乏,产业同构性凸显 |
| 6.2 成因分析 |
| 6.2.1 内部原因 |
| 6.2.2 外部原因 |
| 第7章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集聚的促进对策 |
| 7.1 促进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思路 |
| 7.1.1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面临的课题 |
| 7.1.2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思路 |
| 7.2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集聚的政策建议 |
| 7.2.1 国家层面 |
| 7.2.2 区域层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风险投资对创业板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针对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影响路径的研究 |
| 1.2.2 针对风险投资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 |
| 1.2.3 针对企业创新绩效衡量角度的研究 |
| 1.2.4 针对其他影响风险投资与创新绩效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风险投资及其特征 |
| 2.1.2 企业创新绩效及其内涵 |
| 2.2 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 |
| 2.2.1 投前筛选效应促进高质量创新 |
| 2.2.2 摩擦激增效应抑制企业技术创新 |
| 2.2.3 资本聚合效应夯实企业基础研发密度 |
| 2.2.4 生态优化效应加强企业边际创新倾向 |
| 2.2.5 市场沟通效应促成前沿科技成果落地 |
| 2.3 政府补助调节风险投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2.3.1 政府补助对风险投资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
| 2.3.2 政府补助与风险投资资金互为补充 |
| 第3章 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现实考察与研究设计 |
| 3.1 我国风险投资市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现实考察 |
| 3.1.1 我国风险投资市场与创业板市场共同发展 |
| 3.1.2 创业板企业在互联网与软件信息领域创新力强 |
| 3.1.3 提升我国基础研究能力是未来发展的当务之急 |
| 3.2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变量设计 |
| 3.2.1 变量选取 |
| 3.2.2 样本选择 |
| 3.2.3 数据来源 |
| 3.3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测度与描述性统计 |
| 3.3.1 企业创新绩效指标的测度 |
| 3.3.2 有无风险投资参与的统计分析 |
| 3.3.3 总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4章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构建 |
| 4.2 模型检验 |
| 4.2.1 固定效应模型选择检验 |
| 4.2.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结果 |
| 4.3.2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实证结果 |
| 4.3.3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结果分析 |
| 4.3.4 政府补助对于风险投资影响的调节作用检验 |
| 4.3.5 模型异质性检验 |
| 4.3.6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第5章 完善风险投资促进创业板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
| 5.1 政府优化创业板企业创新生态 |
| 5.1.1 政府强化风险投资市场的创新质量导向 |
| 5.1.2 政府加大对非国有创新板企业的财税补助力度 |
| 5.2 风险投资实现创业板企业最佳投资边际 |
| 5.2.1 风险投资加强管理者角色意识 |
| 5.2.2 风险投资加大持股比例 |
| 5.3 创业板企业加强自主研发角度 |
| 5.3.1 创业板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力度 |
| 5.3.2 创业板企业与高校合作实现二次整合创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风险投资逐名动机与上市公司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风险投资与企业绩效 |
| 1.2.2 风险投资与盈余管理 |
| 1.2.3 风险投资与高管激励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风险投资的相关理论 |
| 2.1 风险投资的内涵界定 |
| 2.1.1 风险投资的定义 |
| 2.1.2 风险投资的参与主体 |
| 2.1.3 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 |
| 2.2 风险投资的运作流程 |
| 2.2.1 风险投资的资金募集 |
| 2.2.2 风险投资的投资决策 |
| 2.2.3 风险投资的投后管理 |
| 2.2.4 风险投资的退出清算 |
| 2.3 风险投资基础理论 |
| 2.3.1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3.2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信号传递理论 |
| 2.4 风险投资对于公司治理影响假说 |
| 2.4.1 认证假说 |
| 2.4.2 监督假说 |
| 2.4.3 逐名动机假说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持股现状分析 |
| 3.1 风险投资发展历程与规模 |
| 3.1.1 风险投资发展历程 |
| 3.1.2 风险投资发展规模 |
| 3.2 风险投资退出现状 |
| 3.2.1 风险投资退出总量 |
| 3.2.2 风险投资退出分布 |
| 3.2.3 风险投资退出收益分布 |
| 3.2.4 风险投资IPO退出渠道 |
| 3.3 风险投资持股现状 |
| 3.3.1 风险投资持股上市公司水平 |
| 3.3.2 风险投资减持时超额收益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风险投资逐名动机对上市公司治理影响机理分析 |
| 4.1 博弈分析 |
| 4.1.1 风险投资与控股股东博弈分析 |
| 4.1.2 风险投资与经营管理者博弈分析 |
| 4.1.3 风险投资、控股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三方博弈分析 |
| 4.2 逐名动机下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治理影响机制 |
| 4.2.1 参与盈余管理 |
| 4.2.2 企业高管薪酬 |
| 4.2.3 超额管理费用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风险投资逐名动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
| 5.1 理论假设 |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风险投资逐名动机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模型构建 |
| 6.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 |
| 6.4.2 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风险投资逐名动机对超额管理费用的影响 |
| 7.1 理论假设 |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7.2.1 变量选取 |
| 7.2.2 模型构建 |
| 7.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政策建议 |
| 8.1 规范发展风险投资产业 |
| 8.1.1 促进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多元化 |
| 8.1.2 优化风险投资机构组织结构 |
| 8.2 营造良好市场发展条件 |
| 8.2.1 加强对风险投资机构的监管 |
| 8.2.2 完善市场的上市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博士期间的主要科研经历与成果 |
（8）中美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风险投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风险投资的内涵 |
| 2 中美风险投资的比较 |
| 2.1 中美风险投资发展水平比较 |
| 2.1.1 美国风险投资达到成熟阶段, 中国风险投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
| 2.1.2 美国风险投资的风险意愿和风险预判能力更高, 中国的风险评估和规避仍处于不断摸索阶段 |
| 2.2 中美风险投资发展特征比较 |
| 2.2.1 中国风险投资行业活跃度明显提升 |
| 2.2.2 美国风险投资流向高技术产业的比例更高 |
| 2.2.3 美国风险投资退出形式以企业并购为主, 中国以IPO为主 |
| 3 中美科技成果转化中风险投资差异的成………因分析 |
| 3.1 制度因素是导致风险投资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
| 3.1.1 政府支持力度 |
| 3.1.2 基金管理模式 |
| 3.1.3 风投基金形式 |
| 3.2 市场化程度不同是导致中美风险投资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
| 3.2.1 对内市场化程度 |
| 3.2.2 对外市场化程度 |
| 3.3 科研体系差异是导致风险投资流向的决定性原因 |
| 3.3.1 科研体系中转化基金的法律保障 |
| 3.3.2 技术转化能力及配套措施 |
| 4 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风险投资发展策略 |
| 4.1 风险投资发展的决策层 |
| 4.2 风险投资发展的执行层 |
| 4.2.1 强化制度保障措施 |
| 4.2.2 优化资本市场环境 |
| 4.2.3 完善科研体系建设 |
（9）政府激励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模式及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激励因素分析 |
| 2.1.1 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激励机制 |
| 2.1.2 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激励要素 |
| 2.2 政府激励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工具及划分 |
| 2.2.1 政府激励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内涵 |
| 2.2.2 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工具及划分 |
| 2.3 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主要激励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愿景驱动型的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模式 |
| 3.1 愿景驱动型政策的激励机制分析 |
| 3.2 基于愿景驱动的政策工具类型 |
| 3.3 愿景驱动型政策在国内外实施效应分析 |
| 3.3.1 愿景驱动型政策在典型国家的实施及效应分析 |
| 3.3.2 愿景驱动型政策在国内示范地区的实施及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驱动型的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模式 |
| 4.1 环境驱动型政策的激励机制分析 |
| 4.2 基于环境驱动的政策工具类型 |
| 4.3 环境驱动型政策在国内外实施效应分析 |
| 4.3.1 环境驱动型政策在典型国家的实施及效应分析 |
| 4.3.2 环境驱动型政策在国内示范地区的实施及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绩效驱动型的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模式 |
| 5.1 绩效驱动型政策的激励机制分析 |
| 5.2 基于绩效驱动的政策工具类型 |
| 5.3 绩效驱动型政策在国内外实施效应分析 |
| 5.3.1 绩效驱动型政策在典型国家的实施及效应分析 |
| 5.3.2 绩效驱动型政策在国内示范地区的实施及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激励理论的三种政策模式比较及较优模式的选择 |
| 6.1 基于各类型激励理论内容的比较分析 |
| 6.1.1 基于不同激励侧面与行为关系的激励理论的比较分析 |
| 6.1.2 基于不同形成时间与研究侧面的激励理论的比较分析 |
| 6.2 基于激励方法等角度的比较分析 |
| 6.3 基于激励机制行为导向制度等角度的比较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绩效驱动型政策模式的绩效的实证研究 |
| 7.1 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绩效评价内涵 |
| 7.2 创新型企业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7.2.1 评价指标体系确立的指导思想 |
| 7.2.2 确立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7.3 评价方法的选择 |
| 7.3.1 评价方法选择的指导思想 |
| 7.3.2 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 |
| 7.3.3 德尔菲法及加法评分法 |
| 7.3.4 主客观评价方法的综合应用 |
| 7.4 研究样本的选择及数据处理 |
| 7.4.1 研究样本的选择 |
| 7.4.2 数据的采集处理 |
| 7.5 政策绩效测度及结果分析 |
| 7.5.1 基于DEA方法的政策绩效测度 |
| 7.5.2 基于德尔菲法等的政策绩效测度 |
| 7.5.3 两种政策绩效测度方法的综合与比较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完善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策略 |
| 8.1 国内外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激励模式及启示 |
| 8.1.1 典型国家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激励模式 |
| 8.1.2 国内示范地区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激励模式 |
| 8.1.3 国内外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激励模式的启示 |
| 8.2 创新型企业政策完善的需求分析 |
| 8.3 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优化与完善的策略 |
| 8.3.1 选择绩效驱动型为主的政策激励模式 |
| 8.3.2 优化绩效驱动为主其它为辅的政策激励模式的措施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总结与展望 |
| 9.1 全文总结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发表和录用的学术论文等 |
（10）硅谷科技创新的资本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1 硅谷科技创新的现状 |
| 2 成熟的风险投资网络 |
| 3 独特的科技银行体系 |
| 4 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
| 5 启示 |
四、美风险投资再创新高（论文参考文献）
-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2]公司金融化、风险-收益配置与技术创新——美国经验的启示和反思[J]. 李国武. 金融与社会, 2020(00)
- [3]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D]. 万东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4]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研究[D]. 范家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5]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风险投资对创业板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刘佩芝. 湖南大学, 2019(06)
- [7]风险投资逐名动机与上市公司治理[D]. 孙杨斌. 湖南大学, 2018(06)
- [8]中美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风险投资比较研究[J]. 张艳秋,郑彦宁. 全球科技经济了望, 2018(04)
- [9]政府激励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模式及实证研究[D]. 张晓明. 福州大学, 2017(03)
- [10]硅谷科技创新的资本路径[J]. 陈凌霄. 科技与创新, 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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