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兴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一、试论钟惺的诗歌理论与创作（论文文献综述）

闫镜名^[1]（2022）在《“清物说”在钟惺诗歌创作中的实践》文中提出"清物说"是晚明竟陵派提出并阐述的诗学主张,它的理论架构不仅局限于此,本文通过"清物说"的成型与特质,钟惺"清物说"的提出及诗歌创作,以及"清物说"的诗学史意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陈婧玥^[2]（2021）在《百年竟陵派研究述评》文中认为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明末清初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明清鼎革之际,由于王朝易代的社会现实因素,竟陵诗歌被视为亡国之音,受尽贬讽。20世纪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此前广受非议的竟陵派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研究者以发掘竟陵派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革新精神为发端,从竟陵派的总体评价与文学史定位、竟陵派成员的生平着作考述、竟陵派诗文创作、竟陵派文学思想理论、竟陵派与地域文化五个方面,对竟陵派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研究者在文学观念、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等层面获得系列突破,为后继开展竟陵派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璐^[3]（2021）在《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万历年间,竟陵派崛起于诗坛,由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与谭元春编选的《唐诗归》,是二人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竟陵派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关于钟惺与谭元春诗文及其诗学思想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唐诗归》这一唐诗选本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这一唐诗选本上,通过对《唐诗归》的成书与选评的系统考察,不仅对考察这部唐诗选本的选评特色有重要意义,也为梳理这部唐诗选本问世后的影响,总结这部选本的价值与不足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文将对《唐诗归》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分别从五个部分进行阐释。本文首先分析了《唐诗归》产生的背景,简述了钟惺与谭元春的生平、交游及二人的诗学观,钟、谭二人的结交预示着一个新兴文学集团的形成,为《唐诗归》这一唐诗选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次梳理了《唐诗归》的成书过程,详细罗列了《唐诗归》的各种版本;其次重点论述了《唐诗归》的选诗宗旨和选诗情况,钟、谭编选的《唐诗归》将唐代诗歌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共收录诗歌2234首,所收录诗歌体裁涵盖了五七言古体诗与五七言近体诗,所收录的诗歌题材内容广泛,主要有送别诗、山水田园诗,还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应制诗、艳情诗、女诗人诗;再次,本文归纳了《唐诗归》中所运用的三种评点方式:精研字句、梳理脉络;对比映照,自见分晓;指误辨析,昭示后学,钟、谭在此基础上对选录诗歌的用字、风格和章法结构进行了阐释,体现出了其评点以作品为本位,崇尚别情别趣,对诗歌艺术有着辩证认识的特色;最后论述了《唐诗归》的价值,并从明、清两代学者对于《唐诗归》的评价出发,归纳了《唐诗归》问世后产生的影响,总结了这部唐诗选本存在的不足。

李敏^[4]（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王玉敏^[5]（2020）在《竟陵派诗学与庄子思想》文中研究说明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与谭元春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中多有庄子思想的印记。钟、谭接受庄子思想是受晚明内忧外患及党争剧烈的政治格局、东林学派与蕺山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以及明代中后期庄学起兴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钟、谭二人诗学观念在批判与继承拟古与性灵两派文学思想时亦为庄子思想所沾溉,竟陵派的“性灵”之“性”需诗人虚静其心,而“灵”则为真,诗人应各适其性,终达至浑融自然、与道合一之“厚”的诗境,而此道为庄子之道。钟、谭诗作中有运用《庄子》典故,有同于庄子对黑暗社会的愤世嫉俗、又有因人生多艰而借庄子思想求得精神超脱之诗,亦蕴二人孤洁拔俗之性情。钟、谭有烟霞癖,作诗以虚静之心,为庄子思想所影响而形成个性化的清与奇之诗境。

邢宜^[6]（2020）在《《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是明代文学家、评点家钟惺的《汉书》评点着作,内容宏富,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为中心,通过考察其真伪、版本、体例、评点内容、评点特色,探究钟惺其人的文学理论与史学思想,挖掘《汉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展现钟惺的评点成就。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考辨《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真伪,介绍《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版本及体例。首先介绍《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版本,通过《史怀》《隐秀轩集》与钟惺评点本着作的对比,证明钟惺的作品普遍存在各书内容重复的现象,不能据文字重复推定钟惺的评点本为伪作;其次结合《史怀》与《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二书的刊刻背景与内容,推测《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性质类似于《史怀》中《汉书》部分的草稿。最后介绍《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体例,分文字评语和符号圈点两部分。第二章从文章学的角度分析《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文学评点,从字法、章法、篇法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将钟惺对《汉书》用字分析的角度归纳为关键处、隐秘处、简妙处;其次,将钟惺对章法的偏好概括为起法喜迂回、承法尚巧思、结法重余味;最后对钟惺重点品评的全篇篇法“以客形主法”和照应、伏笔等局部篇法加以分析。第三章从史家笔法的角度分析《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史学评点。前三节将钟惺对《汉书》春秋笔法的评点分为体例、叙事、字句三个方面,并分别加以探究;第四节通过分析钟惺对《汉书》改易《史记》部分的评点,探讨《汉书》有异于《史记》的风格特色;通过分析钟惺对《汉书》所收录汉文结构功能的评点,探究《汉书》对史家叙事笔法的进一步开拓。第四章概括钟惺《汉书》评点的特点,对钟惺《汉书》评点的价值与不足进行定位。首先,钟惺的《汉书》评点思想新颖,观察细致,语言风格简洁明快,情感态度爱憎分明,呈现出鲜明的风格特色。在评点内容上论史多于评文,重历史因果关系的寻找,有强烈的鉴戒思想;重文章精神的揭示,少特定文法的概括。其次,钟惺的《汉书》评点有助于发掘《汉书》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其独特的风格丰富了明代《汉书》评点的多样性,其评点内容体现了钟惺的思想和倾向,有助于纠正清人对钟惺的片面评价。最后,钟惺的《汉书》评点虽十分细致、新颖,但也有系统性、客观性不足的缺憾。附录部分为《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两篇序言及部分篇目整理。

莫琼^[7]（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王小溪^[8]（2019）在《明代诗歌发展观研究》文中认为明代是中国诗学史上的繁荣期。明代诗学流派众多,流派间的争鸣非常激烈。在一系列的论争中,不同流派的诗论家不断有针对性地完善自己的诗学主张和诗学观点,从而推动明代诗学不断深化和发展。较之以往各代,明代诗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程度都有明显提升。各诗学流派的论争是诗论家在反思诗歌发展的困境后针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指导性理论,其目标共同指向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明代诗论家较之以往的诗论家更加自觉地关注诗歌发展,并对诗歌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思、分析与探讨。绪论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点进行了总结,并对本选题的主要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本文采用“理解之同情”、文本细读和现代阐释等方法研究明代诗论家对于诗歌发展的看法。受到诗学流派研究思维模式的影响,当前学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明代诗论家自觉的调和意识和辩证的思维模式,亦因过度强调各流派诗学主张的差异而忽视了各流派诗学观点的共性。本文通过整合与比较不同诗学流派诗论家的具体观点,找出他们相同或相近的诗学主张。明代不同流派诗论家论争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打破诗歌发展的僵局或扭转诗歌发展的病态趋势。通过考据和比较“发展观”、“文学发展观”、“文学史观”、“诗歌发展观”等一系列概念可以确定,明代诗歌发展观是明代诗论家对诗歌发展的认识和看法,包括对诗歌发展困境的自觉认知与反思、对诗歌发展历程和得失的判断与评价、对影响诗歌发展因素的分析以及对诗歌发展路径的探讨等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内容。明代诗论家关注诗歌发展问题的根本目的是推动诗歌的积极发展。本文通过研究明代主要诗论家的主要诗学文献,对明代的诗歌发展观进行系统的探讨。第一章对明代诗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明代诗学的基本风貌和明代诗歌发展观的基本演变历程进行了总结分析。明代前期承袭了宋元以来的理学传统,社会文化语境相对保守,文人缺乏个性与创新思想。“土木堡之变”导致统治者的权威被动摇,文人的主体精神开始复苏。明代中期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显示出发展和繁荣的景象。明代中晚期,思想解放的趋势已经相当显着,人们表现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和对个体情感的肯定。明末反思与批判的思潮日渐普遍,文人多以持中调和的态度对待思想文化。在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明代出现了诸多诗学流派。表面看,明代各诗学流派之间论争激烈、充满分歧,实际上,各流派间一些针锋相对的诗学主张往往是彼此之间的救弊补缺之举,他们的目的都是对诗学理论的不足进行批判,并提出改进的建议,从而建构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指导性理论,推动诗歌创作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诗论家的诗歌发展观也存在区别。明代初期的诗论家主张通过恢复儒家诗教传统来推动诗歌发展;明代中期的诗论家则主张通过调和格调与性情来保障诗歌的积极发展;明代晚期诗论家有的认为诗人应以抒发真实情性的方式推动诗歌发展,有的则强调用兼收并蓄的调和思想指导诗歌的发展。第二章论述了明代诗论家对诗歌发展困境的认知与反思。一方面,诸多明代诗论家认识到,宋代以来诗学理论日益繁荣,但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并未取得理想的艺术成就,甚至呈现出消极的发展趋势。他们经过一系列探讨发现,诗学理论未能指导诗歌创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尽管诗人了解诗法有助于其诗歌创作符合体制规范,但要使诗歌达到高超的艺术境界,离不开诗人素养的保障;第二,一些诗人对诗学理论认知片面,理解不准确,致使诗学理论未能有效发挥指导作用;第三,有的诗歌理论本身存在缺陷,不仅无益于诗歌创作,甚至会阻碍诗歌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很多明代诗论家反思和总结了诗歌创作方面的歧途,主要包括诗人因固守诗法而破坏诗歌圆融的整体性,导致诗歌流于艰涩;诗人为了追求名利、唱和应酬而刻意作诗,导致诗歌意蕴空洞;诗人过度摹拟前人而导致诗作缺乏情思与意趣,使诗歌发展陷入僵化;诗人创作的诗歌背离正统的体制规范等。明代诗论家普遍意识到诗歌创作方面的误区导致诗歌出现消极的发展。第三章研究了明代诗论家提出的影响诗歌发展的前提与条件,主要包括诗人素养、时代气运和诗歌理势三个方面。首先,诗人的才力、学识、造诣等会影响诗歌的发展。诗人的才力不仅会影响其学识在诗歌创作中的发挥,还会影响诗歌的工拙和气象风格。诗人的学识是其诗歌工致精妙的基础,既包括形式的精妙,亦包括意蕴的深远。诗歌创作中诗人情感的自然抒发也需要诗人渊博学识的保障。诗人学识不足可能会缺乏独立的审美判断力,导致其在诗学论争中机械盲从。诗人学识不足还可能导致诗歌发展背离正统,不利于传统诗歌体制、技法等的传承。诗人高超的造诣有助于其诗作风格多变、圆融自然,从而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诗人造诣不足则可能导致其诗作牵强生硬、缺乏新意。其次,时代气运是影响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时代气运直接影响的是诗人的身心,进而影响到诗人的诗歌创作。尽管诗歌的盛衰受到时代盛衰的影响,但诗人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主观能动性。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政策、不同时期大众的审美趣味等也都是影响诗歌发展的重要条件。诗人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和限制,往往难以意识到自己认知的片面和狭隘,因而被单一的审美标准所束缚。此外,诗歌发展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有时并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第四章探讨了明代诗论家提出的诗歌发展的基本路径,主要包括复古、新变和缘情三个方面。首先,明代复古派主要诗论家所倡导的“复古”绝非是一种机械的拟古行为,而是以复古的名义谋求诗歌的发展。明代诗论家普遍认为广博学习前人是自成一家的重要条件,他们主张以“拟议以成其变化”和“正定而后出”等思想调和诗歌创作中的学古和创新,试图在不背离诗道正统的基础上推动诗歌的发展。由于决定诗歌艺术境界高下的并非只有各体类诗歌的法度规范,还包括一些需要学诗者体味和领悟的抽象因素,所以明代诗论家对严羽的“妙悟”说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对“妙悟”的内涵和对象进行了具体化阐释,用以指导诗歌创作,推动诗歌发展。其次,由于不少明代诗论家意识到社会兴衰、国家政策和大众审美趣味对诗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他们主张以顺时势而变的方式推动诗歌的发展,认为诗歌创作应尊重时代语境、顺应时代习尚。此外,明代不同诗学流派的诗论家普遍认为诗歌创作应基于灵感,避免无病呻吟和刻意雕琢。由于诗人的灵感是其触景生情后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诗歌创作需本于性情,以诗人真挚的主观情感为基础。在明代辨体批评的诗学语境中,尊重诗歌的“缘情”传统是维护诗歌体制正统规范的表现。然而,诗人情感的抒发若不加节制,则可能陷入背古师心的误区,导致诗歌的消极发展。因此,诗人情感的抒发应适度而有节制。明代诸多诗论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诗学中“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思想,倡导诗歌创作的情理和谐。第五章对明代诗论家以调协思维与精工意识规约诗歌发展的思路进行了论述。明代诗论家普遍认识到诗歌的自然之美并非朴素的自然,而是需要以诗法规范、诗人素养等条件为支撑的精工的自然。所以,诸多明代诗论家从诗歌的法度、意蕴、创作技巧等角度对如何推动和保障诗歌的健康发展展开了探讨。一方面,在明代辨体批评的语境中,诗论家们普遍认为诗歌创作必须遵守基本的诗法规则,以避免诗歌发展背离正统的体制规范;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诗歌的意蕴应含蓄深远,由于诗歌是诗人志意和情感的文字表达,如果诗人心中没有情思意绪,只是为了特定的主题而使用诗歌的形式刻意创撰,其诗作即使工巧有余也难免空洞无物。基于这样的认知,明代诗论家主张诗人凭借造诣实现诗歌的精工,使诗作既合乎诗法规则又具有自然之美。这种精工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以精工去除拟古之弊,即诗人将自己的学识积累在诗歌创作中以“融”的方式进行处理,从而使诗作自然天成;以精工消弭雕琢之痕,即诗人凭借诗歌创作方面高超的造诣,对诗歌进行反复琢磨和锤炼,消除刻意精炼的痕迹;以精妙运思布局谋篇,即诗人精神层面的严密构思。明代诗论家将精工等与刻意雕琢清晰地区别开,认为精工与诗歌的自然之美成正相关,肯定了诗人的主观能动性,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切实可取的指导性建议。第六章分析了明代诗歌发展观的历史意义、当代启示和局限。较之以往的诗论家,明代诗论家对诗歌发展的关注具有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自觉性,他们自觉地反思诗歌发展的困境、分析诗歌发展的条件、探索诗歌发展的路径,而且提出了更加具体可行的推动诗歌发展的方法和思路。尽管清代诗论家多诟病明代诗人和诗论家的拟古习气,但清代诗学中关于诗歌发展的诸多观点都是对明代诗歌发展观的继承和完善。从当代启示的角度而言,一方面,诗人在诗歌创作时不能忽视诗歌的意蕴,应通过精工谋篇使诗歌既有深远的意蕴,亦不失自然之美;另一方面,诗人需提升自身学养,以认真的态度对待诗歌创作,使诗歌作品具有艺术价值。当然,明代诗歌发展观亦有局限性,首先,明代诗论家关于诗歌发展的看法中存在一些绝对化、片面化和逻辑混乱的不合理观点;其次,明代诗论家在流派论争中难免有为争论而争论的矫枉过正之言,可能会阻碍诗歌发展;再次,明代诗学的系统化、理论化程度很有限,导致明代诗歌发展观的系统化、理论化程度有限。

张啸^[9]（2019）在《竟陵派小品文研究》文中指出崛起于明代晚期的竟陵派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风格和文艺批评观而名噪一时,对明末清初的文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竟陵派的小品文创作是晚明小品文创作以及中国古代小品文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思想、作品题材以及审美追求等方面,竟陵派的小品文创作均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小品文创作实践中,竟陵派在继承古人创作精神的同时积极探索文学作品对于创作主体真性情的表达,在拟古与求变中走出一条独抒性灵的回归文学创作本真的道路。就作品题材而言,竟陵派小品文的创作题材既是对晚明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与描摹,更是作者个性化的体味与思考。这种独特的感悟蕴含了自己的“真情”,达成了“灵”与“厚”的共鸣,也是晚明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悄然发生变化的一种表征。竟陵派以自身独特的“幽深孤峭”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范式,并且将之贯彻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这种推崇个性的解放和性灵的抒发,重视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和感性的审美倾向的创作实践,无疑极大地拓宽了竟陵派小品文的写作空间。在文学创作观念以及审美体验和审美价值方面,竟陵派小品文均体现出难得的创新意识。这与晚明特殊的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思潮以及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竟陵派小品文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中呈现出文学的革新性和进步性。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竟陵派小品文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对后世的小品文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贺玉洁^[10]（2019）在《明中叶江南骈文研究》文中认为近世以来,凡论骈文者,大多以为骈文至明则了无足观。但明代骈文的创作与批评却有着为人所忽视的丰富性与承上启下的时代性。明代骈文的发展与吴中文学的兴起与繁荣密切相关。作为六朝文学的发祥地,吴中本就奄有六朝之文统。与文学复古运动桴鼓相应,这些学问博雅、文采绮丽的江南士子标榜六朝与骈体,开启了骈文的新纪元。本文拟采取地域文学视角对明中期以吴中为腹地的江南地区骈文做一研究。明代骈文史的建构必须依据文本的探析才能彰显其脉络与意义。本文将以文献考订为基础,努力把个案研究、历史脉络的分析与整体系统的思考相结合,通过微观的探索、宏观的统筹和条理的分梳,在文献细度与文本考证的基础上,对明中叶江南骈文做一系统、深入的探索。全文主体分上、下编,凡六章。上编梳理弘治元年至万历初年这百余年间江南的骈文书写史。将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骈文创作置于风起云涌的文学复古思潮之下,侧重探讨创作主体与地域传统、时代思潮之间的多向互动,并按时序将此期骈文创作的发展分为三章:第一章为树立文统期。弘治至正德年间,以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为代表的吴中骈文作家经过内部的自我变革与主流复古思潮的论辩,在师古与自新的徘徊与蜕变中,最终确立了偏好六朝、不废秦汉的文章观,形成了骈散兼宗的文体观念与文质彬彬的创作理念。第二章为创作繁荣期与价值重理期。正德末至嘉靖中叶,江南地区普遍流行骈文创作,局面繁荣,以黄省曾、皇甫汸为代表的江南文士对骈文的审美追求,已发展为理性的自觉与创作的自信。第三章为总结新变期。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江南骈文的创作朝向纵深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总结表现为王世贞对弘、嘉以来的骈文创作进行了全面反思与批评,新变则体现在骈文创作的地域范围渐趋扩散以及骈俪技法对其他文体的渗透。下编探索辨体类文章总集与四六选本中的骈文批评。第四章以《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为中心,力求揭示明代古学复兴前后辨体学视野下骈文的生存背景、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第五章探讨明代骈文选本的兴起。成书于嘉靖末年的《尧山堂偶隽》、万历十五年的《词致录》可分别视为明四六选本的滥觞之作与典型之作,为万历年间江南地区骈文选本的繁荣导夫先路。第六章探究四六启文的繁荣及其社会功能。明中晚期,四六启在社会上的应用越发频繁,且在官场应酬、日常交际中扮演着不可废替的重要角色。选取《古今濡削选章》、《启隽类函》、《四六灿花》为范本加以探讨,以期从中透视出中晚明以四六启文为代表的骈文创作的基本特征及其内蕴。总之,明前期文学与文化虽然在整体上呈式微之势,但骈文书写在江南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并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六朝初唐派的兴起,发展为明代中叶的重要文学现象与江南才子的主要书写手段。江南骈文书写的繁荣引发了对骈文理论的重新董理,推动了骈文选本的编撰潮流,这些共同奠定了明清两代骈文发展的基础。

二、试论钟惺的诗歌理论与创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钟惺的诗歌理论与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1）“清物说”在钟惺诗歌创作中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3）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竟陵派诗学与庄子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6）《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诗歌发展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竟陵派小品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中叶江南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钟惺的诗歌理论与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清物说”在钟惺诗歌创作中的实践[J]. 闫镜名. 文学教育(上), 2022(02)
• [2]百年竟陵派研究述评[J]. 陈婧玥. 人文论丛, 2021(01)
• [3]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研究[D]. 王璐.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4]“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5]竟陵派诗学与庄子思想[D]. 王玉敏. 暨南大学, 2020(04)
• [6]《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研究[D]. 邢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8]明代诗歌发展观研究[D]. 王小溪.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竟陵派小品文研究[D]. 张啸.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10]明中叶江南骈文研究[D]. 贺玉洁. 西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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