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水产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陈莎[1]（2021）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文中指出农地是承载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要素,不仅提供食物、纤维等物质产品,还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物质与能量循环、娱乐休闲、农业文化承载等多种服务功能。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农村传统产业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农地资源退化、乡村环境恶化、生态风险加剧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推进区域协调战略、城乡统筹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农地利用及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关系、影响机理及可持续决策实现,对优化农地多功能利用,引导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决策,实现生态系统整体效益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典型的城郊农业区廊下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主要内容包括:（1）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评估测度和空间表达。综合运用定量指标、模型模拟和社会价值感知等方法定量表征生态系统服务,运用GIS空间制图和统计分析方法探讨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相互联系,识别农地空间主导功能特征及其与土地利用、景观特征之间的关联。（2）农户（行为）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及影响因素识别。分析农户（家庭/个体）不同土地利用行为对异质性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影响作用,识别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及其主导特征,探讨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3）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导向的农地管理与利用决策优化方案制定。运用情景分析工具以满足规划的多目标（矛盾）权衡、动态变化和公众参与需求,探讨不同情景下各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可能性,全面考虑相关利益主体与农地系统的互动及农地功能“权衡”,制定可供选择的农地管理（规划）方案;借助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工具拓展的农地可持续利用框架,探讨农户利用决策优化的可能性和可选策略。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农地提供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空间分异特征,供给服务与其他类型的服务存在较强的权衡（负向）关系,调节服务内部以及调节服务与支持服务之间大多表现出较强的协同（正向）关系,各项文化服务之间均表现出一定的协同关系。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空间集聚、互相影响、强弱不一的“簇”模式,反映出物质生产、生态涵养、文化休闲等功能在空间分布上的复合性和异质性,“簇”的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土地管理措施及地物布设特征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每个农户家庭（也可视为一个小型的“农场”单元）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是由资源系统、治理系统、资源单位和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决定的。农户采纳不同的生计决策和土地利用行为会导致差异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表现出不同特征的服务权衡模式:工厂生产型、复合功能型、专业产粮型和公众偏好型。不同的服务权衡模式与自然、社会、管理、技术、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存在密切联系。农业经营者虽然在工作内容上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都包括户外工作、体力劳动等）,但是他们对于各自所处位置的景观特征以及如何进行经营管理能够提升自身及家庭福祉具有独到的理解,差异性的需求、价值认知及工作动机都会影响经营者的土地利用行为和策略。（3）KESHO情景规划工具能够整合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未来情景构建及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等一系列内容,将不同利益主体的观点及价值偏好反映到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产业发展轨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满足——不同的政策治理——以及（最终）不同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格局上。在研究所构建的2种不同情景（BAU情景和GE情景）下,耕地、林地、农林水复合用地、水域、村庄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面积和空间布局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为全面提升农地的生产性、生境活力、韧性,有必要制定并落实与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相关的土地管制规则和调控措施,同时增强不同利益主体的环境共识和协同努力。（4）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引致物质生产-栖息地质量的矛盾关系,经济型、增值型和弱农型等不同特点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差异明显。通过农户的精心设计和妥善管理,有可能实现生产功能和非生产功能的同时提升,即实现“双赢”。可以考虑的政策思路有:采取种养结合、农林牧混和的利用方式,适当保留绿色生态空间;加强农户与政府、公益机构以及农业企业之间的互助共持,提升农民素养和技术水平;强化农产品品牌塑造,优化生产模式与营销策略,促进农业产品的价值最大化。
周言艳[2]（2021）在《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教育全球化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各国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日渐频繁。但与此同时,各国在教育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科技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掌握先进思想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继而转变为全球性的人才竞争。在人力资本理论和软实力理论的影响下,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教育全球化趋势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把教育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强自身软实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阵地。因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两国都十分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中俄两国互为最大友好邻邦,且都拥有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加强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双方提高各自教育水平,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直面教育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此外,人文交流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点领域。发展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对提升两国人文交流水平和推动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俄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形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合作程度也不断加深,逐渐实现机制化和多层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因此,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论文主要围绕苏联解体以来的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展开研究,以中苏教育交流与合作作为论文的逻辑起点,以梳理和评价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效为关键环节,落脚于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前景,以期对我国在全面了解掌握中俄教育与合作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制定新时代对俄教育政策有一定的咨政作用。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论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与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的思路与结构。第一章:中俄（苏）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回顾。本章主要对从新中国建立到苏联解体的中苏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进行回顾,阐述并归纳这一阶段不同时期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背景、主要成就和特点、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这一时期,中俄（苏）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受两国关系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时,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十分密切;当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时,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则逐渐走向低谷;当两国断绝来往时,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则处于停滞状态;而当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之后,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逐渐恢复正常并发展起来。第二章: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就。本章主要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法律基础进行梳理,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果进行整理与评价。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阶段,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程度逐渐加深,交流与合作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逐渐形成了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化。第三章: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问题。本章分别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存在的部分交流活动及合作机制成效不佳、留学生培养质量有待提高、语言障碍以及俄罗斯对我国学生的留学吸引力不足这四个问题进行了探究,并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第四章: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前景。本章首先分析了两国国家关系和教育合作基础、两国的教育战略以及国际环境（全球化和中俄美三边关系的变化）对两国未来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促进作用,然后阐述了两国的教育政策和新冠疫情对双方目前及未来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可能造成的影响,最后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系统总结,在归纳中俄各时期教育交流与合作内容、分析未来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走向的基础上,指出中俄未来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提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齐晓飞[4]（2021）在《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蓝色的海洋被认为是蓝色星球的“血液”,而“血液”中的“营养资源”则是人类文明的“聚宝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海洋视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海洋经济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领域。然而,在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以及对粮食安全和能源需求增长等的全球大趋势下,许多海洋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我们与海洋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即在争取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维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完整性。这种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的举措旨在促进一国从海洋经济中获取经济利益,也是推动蓝色增长的基石。2012年Rio+20会议首次提出了“蓝色经济”的概念,正如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曾经处于发展规划和投资期阶段那样,这种以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为主题的发展方式吸引了各沿海国家、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和组织的关注。虽然“蓝色经济”一词具体含义因各国国情不同而不同,但国际一致认为其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包容和维持或改善生计,同时确保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环境和空间可持续性;其核心是通过与海洋有关的部门和活动使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生态系统退化脱钩。因此,蓝色经济的首要挑战是理解和更好地管理海洋可持续性的许多方面,涉及传统和新兴海洋及其相关产业;第二个重要挑战是需要认识到海洋及其相关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需要在各国及其公私部门之间进行合作。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首先认识到蓝色经济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复杂系统,存在于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及其相关资源提供关键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中。不同国家的蓝色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依赖于其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还依赖于其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不同属性多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可视为以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关联为基础,将上层相关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异质主体进行关联的一种结构形式。其中,蓝色产业是一国蓝色经济发展的产业层分解,蓝色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是蓝色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关系,而蓝色产业细分下的蓝色产品间关联是蓝色产业间关联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微观（产品）层面影响着中观层面的蓝色企业开发活动和宏观层面的蓝色省份间贸易流转;蓝色产品是蓝色企业要素资本配置与价值创造的微观主体,是蓝色产业互相关联和互促发展的关键因素;蓝色企业是开发蓝色产品的中观主体,是影响蓝色省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蓝色省份是集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的经济枢纽,是蓝色经济活动的宏观主体。因此,这种关系结构也从产出和能力视角决定了各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国家蓝色经济系统是由一国相关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经济要素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其实质也可以看作由多种异质网络相互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而超网络则是网络科学中研究此类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关联问题的重要方法,能有效评估各要素主体内部及其间关联关系。因此,本文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中的多要素主体纳入到统一框架进行系统性分析,采用超网络方法将蓝色经济发展问题分解为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经济要素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从多层网络结构视角定性刻画国家蓝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多要素主体内部及其间的出口关联关系,并基于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设计度量其出口结构的指标体系,以定量评估出口结构中多经济要素的发展现状。这种将超网络定性描述和非货币型指标定量研究相结合,为各国蓝色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和非货币型指标度量体系。具体来讲,本文主要完成以下三方面的研究:（1）构建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首先,本文分析蓝色经济系统中多要素主体的内涵及阐述影响国家蓝色经济系统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发展机理;其次,为了更好地方便读者理解本文思想脉络,构建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概念模型以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此,分别阐述了单层子网络和多层超网络的建模原理;最后,本文提出了分别构建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的建模步骤,并根据多主体间的映射关系阐述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耦合步骤。也就是说,本文所构建的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是将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分别作为一国蓝色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要素分解,依据主体间的逻辑关系,将蓝色产品空间作为基础,向上拓扑得到反映蓝色资源开发活动形成竞争关系的蓝色企业网络,而蓝色企业网络可以进一步继续向上拓扑得到反映宏观资源流动和蓝色产业政策制定的蓝色省份网络,进一步耦合得到反映一国蓝色经济整体发展状况的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可视化模型。（2）设计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在单层子网络层面,设计基于多样性局部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多样性指标、蓝色企业多样性及其发展指标和蓝色省份多样性及其发展指标）,可以测度相关国家、企业和省份出口的蓝色产品类别及潜在类别,以帮助国家、企业和省级决策者制定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开发政策;设计基于相似性局部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相似性及其开发相似性指标、蓝色企业相似性及其发展指标和蓝色省份相似性及其发展指标）,可以量化国家、企业和省份各自出口的蓝色产品相似化程度,分析现在和未来可共同开发的蓝色产品,以帮助决策者了解其与相关参与者的竞争程度。在多层超网络层面,设计基于复杂性整体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和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可以评估国家、企业和省份各自对相关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开发的能力禀赋,这种能力可以被视为实现蓝色增长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有助于各国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其他诸如减贫、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减缓气候变化等目标。（3）对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及其出口结构进行应用研究。首先,在第5章分别构建了 2010年中国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进—步耦合而成2010年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可视化模型,并统计验证了蓝色产品空间与蓝色企业网络之间的假设,即在一家蓝色企业出口的所有蓝色产品中,增长潜力最大的蓝色产品是在产品空间中与高RCA值的其他产品最接近的产品;其次,第6章在第5章的基础上计算了 2010年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中单层子网络和多层超网络出口结构度量指标,并分析了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及其间的关联关系和出口结构特征;最后,基于1985年至2018年数据集分别构建了中国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及其耦合而成的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计算了相应地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了中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演变趋势,用以识别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出口结构中具有竞争优势蓝色产品、关键蓝色企业和核心蓝色省份,并总结未来可能在哪里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以便更好地协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应用实例,验证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宏观工具）和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微观工具）作为政策辅助分析工具可以在协助国家对蓝色增长战略进行系统性多标准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使用这样的辅助组合工具使国家更有可能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而不受部门既得利益者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内容使得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基于蓝色经济系统中多主体间关联视角,通过超网络方法将这种关联结构网络可视化,用以定性描述一国蓝色经济的发展趋势及识别影响蓝色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2）基于经济复杂性方法设计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出口结构的度量指标体系,用以定量分析出口结构中具有竞争优势的蓝色产品、关键蓝色企业和核心蓝色省份组合。（3）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宏观工具）和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微观工具）作为协助国家对其蓝色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多标准、多层次评估过程中的政策辅助组合工具,使其更有可能揭示传统分析工具无法发现的问题。
何妤如[5]（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周丽威[6]（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王禹耕[7]（2020）在《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文中研究说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是20世纪英国着名的历史学家,是继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之后文明形态史观集大成者。其鸿篇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剧烈反响,曾在欧美掀起汤因比思想高潮。汤因比因此成为美国《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在欧美掀起“汤因比热”的同时,汤因比学术思想也遭受到西方史学界的猛烈批判。20世纪50年代,他在欧美的热度逐步退潮。但与此同时,日本却对汤因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者越走越近、频繁互动。大量汤因比着作被引入日本,日本也出现了许多宣传汤因比思想的学者。日本还成立了世界上唯一以汤因比名字命名的民间组织“汤因比市民会”（トインビー市民の会）,旨在宣传和发展汤因比思想。在日本人眼中,汤因比已经成为指导二战后日本文明走向的智者。本文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主要利用历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从历史角度解读日本文化心理。这一过程中,不仅探究和考证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各自动因,阐述和分析了互动过程及汤因比与日本知名人士的谈话内容,力求从两者多角度互动的史实和影响上阐明汤因比思想在日本学界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历次引入外来文明进行分析研究,试图透视出日本引进外来文明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因素。为日本文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本文大体分为引言、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从研究缘起着手,就国内外学术界对汤因比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性梳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学术价值。正文部分由第一至四章构成。第一章为汤因比及其史学思想。本章着重考察了汤因比的生平经历、家庭环境和主要史学思想。着重阐述了汤因比文明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力求从个人经历和家庭环境两个角度透视出对其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同时,在分析汤因比与日本相互关系之前,系统展现出汤因比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后文分析日本引入汤因比思想奠定学理基础。第二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的记述和访问,由两节构成。第一节为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印象,第二节为汤因比三次访日经历,试图通过史学考证透视出双方在二战前后对彼此都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对汤因比日本印象的分析着重于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形象。因为彼时汤因比对日本文明缺乏直观认识,更多受西方日本观影响。对于汤因比在1929年、1956年及1967年三次访日经历的分析透视出汤因比在二战前后对日本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曾在1929年斥责日本重蹈迦太基的覆辙;又在1956年称赞日本是亚洲的先驱。一贬一褒的区别,其内涵值得深思。同时,二战之后日本对汤因比也展现出截然不同于战前的欢迎,在引进汤因比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迫切性。这种态度的反转也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渴求的客观实际。第三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本章旨在从汤因比与日本人士的谈话中透视两者的互动过程。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互动《展望二十一世纪: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谈集》（二十一世纪への対话）早已被国人熟知。然而,在池田大作之外,汤因比还与包括松下幸之助（Matsushita Konosuke）、若泉敬（Wakaizumi Kei）等多名日本社会人士开展过谈话。相比于汤因比的学术理论与访日报道,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对日本社会民众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达到了扩大影响、形成日本“汤因比热”的效果。第四章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接纳与诠释。通过前两章的考证,笔者分析出日本引进和传播汤因比思想的两条主线。即:第一是汤因比着作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第二是汤因比三次访日之旅对日本社会大众的影响。两条主线虽然形式不同,但均以1956年为分界线前后形成巨大差异。在此过程之中,日本涌现出如松本重治（Matumoto Shigeharu）、山本新（Yamamoto Shin）、秀村欣二（Hidemura Shinji）、吉泽五郎（Yoshisawa Goro）等一批富有战后时代性的本土汤因比思想推动者。他们不仅在学术界力主引进汤因比思想,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的面向普通民众的汤因比思想通俗读物。同时,通过分析也可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并非全盘吸收,其吸收内容存在着吸收对日本的褒扬而舍弃对日本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势必存在对汤因比言论的刻意误读。第三部分由第五章及结语构成。第五章为日本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文化心理的影响。本章通过阐述心理史学与文化心理内涵,分析日本在吸收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时存在的文化心理影响因素,透视出日本对外来文明抱有的特殊观点,以及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存在的“自卑-学习-超越-排斥”及“较量-失败-学习-模仿”两个文化心理公式。结语部分从文明交往角度回溯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并从两个文化心理公式角度分析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模式,明晰了日本基本文化心理态度,透视出汤因比思想作为日本战后吸收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一直沿用其文化心理公式,为日本未来国际关系和文明处理行为带来预判性思考。
陈晨[8]（2020）在《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文中研究说明“十二五”期间,随着“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国家和各沿海省市加大了对远洋渔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了我国远洋渔业快速发展。但随着我国远洋渔业规模快速发展以及国际海洋生物资源竞争加剧,我国远洋渔业涉外安全事件有所增多,企业无序入渔等会使经济损失严重,入渔国家政局不稳定等因素也会使入渔不稳定,这些都对我国远洋渔业稳定、有序、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远洋渔业发生渔业涉外安全事件、企业经济损失、入渔不稳定等,既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自身原因造成,也可因合作国家社会政治等因素造成,这一现象不可避免,须客观认识此类远洋渔业发展的问题,加强预警与保障体系建设。为此,本文通过对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因素分析,建立一套过洋性渔业的预警防范指标体系,为我国过洋性渔业稳定、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创建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定量定性结合等指标选取原则,借鉴国内外相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过洋性渔业风险特点研究以进行风险识别,构建出入渔国家、入渔合作基础和合作方式和外部环境共3个一级指标、经济稳定性、政局稳定性、经济法律环境等14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对定性的三级指标进行分级,定量的三级指标划分范围,统一打分标准,第一等级为10分,第二等级为5分,第三等级为1分。（2）西非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通过搜集整理西非15个国家2009-2018年近10年的风险评价指标数据,运用专家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出15个国家近10年的入渔风险评价值,并划分预警等级。研究表明:政局稳定性、渔业合作类型、“十三五”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等是对综合风险评价值影响较大的评价指标。风险逐步降低的国家有: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加蓬、安哥拉5个国家;风险保持不变或波动的国家有:摩洛哥、塞内加尔、几内亚等9个国家;风险增加的国家有:几内亚比绍。在地理分布上,西北非、西南非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小,几内亚湾附近的国家风险相对较大。入渔风险与国家战略和政策实施有关。（3）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通过收集2009-2018年印度洋沿海14个国家相关数据和资料,基于过洋性渔业评价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理论,计算出近10年入渔风险评价值,并绘制风险变化趋势图和风险预警图。研究表明:入渔国政局、合作类型对入渔风险影响较大,内战、政治危机等影响政局稳定的事件都会增加入渔风险。风险逐步降低的有6个国家: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斯里兰卡;风险保持不变或波动的有7个国家,且以印度洋北部国家为主,主要有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南非、马绍尔;风险增加的为也门1个国家。分析发现,印度洋北部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小,印度洋西南部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大,但近年有持平的趋势。（4）过洋性渔业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研究。通过研究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理论以及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渔业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从应对主体、应对国家、应对层面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1)应对主体方面,政府应建立过洋性渔业总体应急预案,完善过洋性渔业应急管理机制,推动提高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做好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具体而言,一是在项目申请时,要求上报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措施;二是鼓励企业成立风险控制相关部门,或与国内研究单位合作,落实日常风险管理工作;三是明确责任归属,强化主体责任。设立过洋性渔业应急管理部门,提高研判、决策、部署能力。其次,协会编写风险管理办法和应急预案,带动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最后,企业应贯彻落实风险管理到项目审核前和日常生产中,重视风险管理重要性。2)应对国家方面,对于未入渔国家,依据风险评价等级,国家管理部门应弹性控制入渔规划。对低风险和较低风险的国家,采取适度增加船队数量的管理,对高风险和较高风险的国家,采取减少企业入渔规模的管理。对于已入渔国家,依据风险评价等级,国家管理部门密切关注较高风险以上的国家,给出预警信号并做好应急准备,做好撤渔救援等工作,监督督促企业做好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工作。3)应对层面,在技术上,应该建立过洋性渔业风险评价体系,完善监测和预警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管理上,建立起企业内部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基本规范,让企业有章可循。对于过洋性渔业企业,管理部门要引导各方企业学习善经营扛风险的民营企业的理念和做法,推广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规范。4)预警风险等级方面。对于低风险预警,保持定期关注;对于较低风险预警,保持适度关注;对于较高风险预警,做好风险防范化解风险,采取多预案多举措应急;对于高风险预警,保持高度关注,做好应急准备,对于不可避免的风险事件,尽早发布预警信息,在科学研判下可提前撤渔。
冷成英[9]（2020）在《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观察我国家庭农场的五种典型发展模式,除了一些特殊模式外,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按照区位条件可以分为都市郊区模式和一般农业区模式。比较这两类模式,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与区位因素有关?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为什么出现分化?发展路径分化对地区家庭农场发展带来什么影响?通过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学术界对家庭农场的研究集中在家庭农场的演化机制、发展模式、制约因素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而关于区位因素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则是一个研究盲点。基于这一情况,本文研究了区位视角下家庭农场的发展路径问题,通过比较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探究不同区位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出现分化的机制,以及由发展路径分化带来的影响。首先,文章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概述了对论文写作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农业区位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演化理论,为后续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文章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在农业生产中通过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生产经营来获得家庭主要收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定义突出了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主体地位,并体现了家庭农场的五个基本特征,即以农户家庭为主体,适度规模经营,集约化生产,市场化经营,农业收入为家庭的主要收入。这一界定能将家庭农场与传统小农、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公司、休闲农场等其它农业经营主体相区别开来。其次,文章简述了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情况,介绍了上海松江、浙江宁波、湖北武汉、吉林延边和安徽郎溪五大家庭农场典型发展模式,总结了各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并将其归类为都市郊区模式和一般农业区模式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在两地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文章总结了我国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问题,指出市场化环境是家庭农场产生和兴起的关键,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家庭农场的繁荣,土地流转市场化的形成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大规模投资是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家庭农场的界定不规范稀释了政策支持力度,农场主文化素质不高限制了家庭农场的管理水平,现代科技支撑力度不强制约了家庭农场集约化水平,金融机构融资门槛高增加了家庭农场经营难度,风险控制措施匮乏对家庭农场发展带来挑战。同时,文章从上述分析中总结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异同点,指出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在发展中都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近年来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规范程度逐渐提高,经营产品都趋于多元化,政府推动作用都非常明显,但两种模式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也存在明显不同,都市郊区家庭农场的复合经营程度更高,经营蔬菜瓜果、水产的家庭农场比重更高,种植类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较小,而一般农业区家庭农场实行单一经营家庭农场比重更高,经营范围以粮油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种植类农场经营规模较大。再次,文章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家庭农场的演化机制,认为家庭农场是传统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农产品流通放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为获得更高期望收益而推进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产生的制度安排,进一步运用数理和图示推导的方法,分析了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的内在机理,指出区位与消费市场的差异是不同区位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的关键。都市郊区家庭农场可以依托庞大的都市消费需求经营附加值更高的蔬菜瓜果、水产等农产品,同时很多家庭农场为规避较高的市场风险而选择复合经营,而一般农业区的农产品消费市场有限,受距离限制,家庭农场主要种植粮油作物和经济作物,且面临的市场风险相对较小,从事单一经营的家庭农场比重更高。经营范围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导致种植类的经营规模的不同,都市郊区家庭农场种植类规模要小,而一般农业区种植类规模更大。随后,论文构建了多个计量模型,利用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验证。最后,总结全文研究结论,并针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议:充分考虑本地的区位条件,优化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取向;构建与地区家庭农场发展导向相匹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家庭农场培训,提高农场主对家庭农场发展规律的认识;支持和鼓励有志于扎根农村的高素质人才创办家庭农场,提高农场主群体素质水平;提高家庭农场对各类经营风险的防御能力。
徐冬[10]（2020）在《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机理研究 ——以苏州东山镇为例》文中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力量的集中体现,文化的战略地位已随着国际竞争重点的变化而日益凸显。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正在发生嬗变,党的十九大把文化强国建设热潮推向时代高点,并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乡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的同时保护与传承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成为当下中国乡村振兴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亦是传承和复兴乡村文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之一,但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在带来乡村经济振兴、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导致了乡村文化的人为破坏、日渐衰落甚至部分消失等现实问题。新时代的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振兴,文旅融合发展的诉求也要求我们理清旅游开发和乡村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国际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思潮,将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从文化胁迫视角解析乡村文化衰落现象,便成为当前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下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在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本文按照“胁迫效应测度—胁迫症状揭示—胁迫机理发现—利用模式提炼”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文献检索、数据获取、参与式观察、影视人类学摄影、半结构化访谈、问卷抽样调查、数学模型构建与GIS空间分析等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构建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体系,并以苏州东山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旅游地陆巷、翁巷和杨湾为研究对象,探索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时空演化和胁迫机理,以及文化胁迫下的乡村旅游响应,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构建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框架。在系统回顾国内外研究进展和相关理论基础,并界定乡村文化胁迫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将胁迫生态学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提出了包含预警、抗衡和耗竭阶段的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模型,进而把文化影响从社会维度扩展到时空维度,构建了涵盖社会、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的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实现了乡村文化胁迫的定量化、时空化表达。（2）探索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时空格局演化。（1）案例地乡村文化包括26个概念、6个范畴,所构建的乡村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即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当前东山镇乡村文化胁迫处于预警阶段,其中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相对较重且处于抗衡阶段,自然景观、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稍轻;文化受胁乡村居民可划分为“聚落景观守护者”、“旅游开发反对者”、“旅游开发支持者”、“人际交往乐观者”四种类型。（2）乡村文化胁迫在空间上多呈沿街、临水分布,具有显着集聚分布特征,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具有典型的核心—外围模式,且随着乡村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胁迫空间集聚程度显着提升,不同维度的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并且集聚规模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演变还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表现出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效应。（3）提炼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机理,提出乡村文化的旅游可持续利用模式与策略。（1）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机理可以从个体和整体层进行阐释,个体层面社会属性的差异和观念认知的不同,通过个体无意识的感知、行为和实践对乡村文化胁迫产生影响,并导致其时空间上的内生性演化;整体层面的乡村社区发展、旅游产业弊端和乡村人口变化则通过内、外驱动乡村文化胁迫变迁,并在一定时空间尺度上呈现出连续和异质的胁迫症状与演变历程;个体和整体层胁迫因素可按作用力方向进一步划分为阻滞力和调整力,乡村文化将在此二力作用下实现阶段式发展。（2）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应根据其内涵与维度,坚持原生性、整体性、活态化和可持续原则;从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出发,提出了包括“修复+保育”、“活化+参与”、“公平+导引”、“自主+创新”、“身体+仪式”的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利用模式与策略,以为案例地和中国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二、上海水产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水产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动机 |
| 1.1.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
| 1.1.2 单一供给服务型农地利用是制约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障碍 |
| 1.1.3 农地管理决策趋向主体多元性、需求多样性、利用多宜性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农地 |
| 1.3.2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1.4 研究区域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区选择与概况 |
| 1.4.2 研究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 2.1.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2.1.4 空间韧性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多功能权衡的研究视域 |
| 2.2.2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与价值评估 |
| 2.2.3 农地(空间)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2.2.4 生态系统服务在土地利用管理中的决策应用 |
| 2.2.5 文献评述 |
| 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土地利用分析框架 |
| 3.1 生态系统服务与土地管理决策相融合的重点与难点 |
| 3.1.1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理论优势与应用挑战 |
| 3.1.2 生态系统服务应用在土地利用管理实践中的核心问题 |
| 3.2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尺度结构和权衡规律-权衡决策关联 |
| 3.3 融合生态系统服务的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概念框架 |
| 4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测度与空间表达 |
| 4.1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空间制图 |
| 4.1.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内容选择 |
| 4.1.2 采样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3 评估结果与空间格局 |
| 4.2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和“簇”识别 |
| 4.2.1 相关性分析 |
| 4.2.2 主成分分析 |
| 4.2.3 生态系统服务簇 |
| 4.3 生态系统服务簇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3.1 生态系统服务簇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关联关系 |
| 4.3.2 生态系统服务簇与空间特征的关联关系 |
| 4.4 小结 |
| 5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及影响因素 |
| 5.1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理论的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
| 5.2.1 样本的获取与分布 |
| 5.2.2 变量选择及指标体系 |
| 5.3 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
| 5.3.1 农户家庭耕地资源特征 |
| 5.3.2 家庭人口资源特征 |
| 5.3.3 农户家庭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特征 |
| 5.4 农户行为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特征识别 |
| 5.5 不同权衡类型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分析 |
| 5.6 小结 |
| 6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利用规划 |
| 6.1 情景规划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6.2 KESHO情景规划工具 |
| 6.2.1 情景规划的概念与特点 |
| 6.2.2 KESHO情景规划工具 |
| 6.3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导向的情景界定和展开 |
| 6.3.1 情景基础界定 |
| 6.3.2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建立 |
| 6.4 建模 |
| 6.4.1 土地利用变化可能性及关键驱动因素分析 |
| 6.4.2 土地需求量确定 |
| 6.4.3 土地利用变化发生的概率确定 |
| 6.5 情景分析的综合、反馈及规划方案输出 |
| 6.5.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情况 |
| 6.5.2 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布局及调控政策 |
| 6.5.3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及因果链 |
| 6.5.4 验证、评估与反馈 |
| 6.6 小结 |
| 7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优化 |
| 7.1 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PPF)的农地可持续利用框架 |
| 7.2 物质生产和栖息地质量的评估计算 |
| 7.2.1 生计指数 |
| 7.2.2 综合丰度 |
| 7.3 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权衡关系分析 |
| 7.4 农户土地利用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4.1 阻碍可持续农业的约束因素 |
| 7.4.2 通向农业可持续的路径与措施 |
| 7.4.3 农地整治中的生态过程与服务权衡:基于PPF曲线的再审视 |
| 7.5 小结 |
| 8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点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科研成果 |
| 参与科研项目 |
（2）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中俄(苏)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中苏“蜜月”时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
|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背景 |
| 二、富有成效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
| 三、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恶化时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由萎缩走向停滞 |
|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萎缩 |
| 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停滞 |
| 第三节 中俄(苏)关系趋缓时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回暖与恢复 |
|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逐渐恢复 |
| 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正常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就 |
| 第一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法律基础 |
| 第二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果与评价 |
|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
| 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程度逐渐加深 |
| 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化日趋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
| 第一节 交流活动及合作机制成效不佳 |
| 第二节 留学生培养质量问题 |
| 一、留学生培养质量有待提高 |
| 二、影响留学生培养质量的原因 |
| 第三节 语言障碍问题 |
| 一、俄(汉)语水平欠佳 |
| 二、语言障碍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俄罗斯对我国学生留学吸引力问题 |
| 一、俄罗斯对我国学生留学吸引力相对不足 |
| 二、俄罗斯对我国学生留学吸引力不足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前景 |
| 第一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有利因素 |
| 一、两国国家关系及教育合作的顺利发展 |
| 二、两国教育战略的促进作用 |
| 三、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不确定因素 |
| 一、两国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二、新冠疫情对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景预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 |
|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学习汉语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俄语的协议》 |
| 附录三 本科及以上教育中俄合作办学机构和办学项目名单 |
| 附录四 高等专科教育中俄合作办学机构和办学项目名单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结构理论 |
| 2.1.2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 |
| 2.1.3 经济复杂性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蓝色经济 |
| 2.2.2 产品空间 |
| 2.2.3 超网络 |
| 2.3 文献评述与进一步研究 |
| 第3章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研究 |
| 3.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基本问题 |
| 3.1.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研究主体 |
| 3.1.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主体内涵 |
| 3.1.3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特征 |
| 3.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关键要素与发展机理 |
| 3.2.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关键要素 |
| 3.2.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发展机理 |
| 3.3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概念模型与建模原理 |
| 3.3.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概念模型 |
| 3.3.2 单层子网络的建模原理 |
| 3.3.3 多层超网络的耦合原理 |
| 3.4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 |
| 3.4.1 蓝色产品空间模型构建 |
| 3.4.2 蓝色企业网络模型构建 |
| 3.4.3 蓝色省份网络模型构建 |
| 3.4.4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研究 |
| 4.1 指标选取原则 |
| 4.2 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度量 |
| 4.2.1 蓝色产品多样性度量 |
| 4.2.2 蓝色企业多样性度量 |
| 4.2.3 蓝色省份多样性度量 |
| 4.3 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度量 |
| 4.3.1 蓝色产品相似性度量 |
| 4.3.2 蓝色企业相似性度量 |
| 4.3.3 蓝色省份相似性度量 |
| 4.4 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度量 |
| 4.4.1 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度量 |
| 4.4.2 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4.4.3 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及其统计分析 |
| 5.1 问题描述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1 数据处理基本思路 |
| 5.2.2 蓝色产品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蓝色企业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4 蓝色省份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 |
| 5.3.1 蓝色产品空间的构建 |
| 5.3.2 蓝色企业网络的构建 |
| 5.3.3 蓝色省份网络的构建 |
| 5.3.4 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耦合 |
| 5.4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的统计分析 |
| 5.4.1 变量选取 |
| 5.4.2 回归模型 |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研究 |
| 6.1 中国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度量 |
| 6.1.1 蓝色产品多样性度量 |
| 6.1.2 蓝色企业多样性度量 |
| 6.1.3 蓝色省份多样性度量 |
| 6.2 中国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度量 |
| 6.2.1 蓝色产品相似性度量 |
| 6.2.2 蓝色企业相似性度量 |
| 6.2.3 蓝色省份相似性度量 |
| 6.3 中国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度量 |
| 6.3.1 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度量 |
| 6.3.2 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6.3.3 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演化研究 |
| 7.1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化 |
| 7.1.1 蓝色产品空间演化 |
| 7.1.2 蓝色企业网络演化 |
| 7.1.3 蓝色省份网络演化 |
| 7.1.4 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演化 |
| 7.2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演化 |
| 7.2.1 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演化 |
| 7.2.2 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演化 |
| 7.2.3 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演化 |
| 7.3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问题及建议 |
| 7.3.1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问题 |
| 7.3.2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工作与结论 |
| 8.1.1 主要工作 |
| 8.1.2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2.1 研究局限 |
| 8.2.2 研究展望 |
| 附录1 蓝色产品代码及其对应描述 |
| 附录2 蓝色企业代码及其对应信息 |
| 附录3 蓝色产品与蓝色企业对应关系 |
| 附录4 蓝色省份与蓝色企业对应关系 |
| 附录5 选取的7家蓝色企业 |
| 附录6 选取的9个国家最大接近度矩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事关国家事权的教科书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有助于某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解决 |
| (三)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研究缺位 |
| (四)有机哲学价值论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审视提供一种新视阈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教科书与生物教科书 |
| (二)价值取向 |
| (三)中学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时间范围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分析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生物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有机哲学价值论研究综述 |
| (一)文献检索概览 |
| (二)有机哲学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 (一)生物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挖掘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迫在眉睫 |
| (三)对生物教科书的事实之思掩盖了价值之辨 |
| (四)有机哲学对于生物教科书研究有着强烈的可借鉴性 |
| 第二章 有机哲学价值理论 |
| 一、价值理论生发背景及核心概念说明 |
| (一)价值理论生发的背景 |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 二、价值的内涵 |
| (一)价值的本质:事件的内在实在性 |
| (二)价值的拓展:自然机体也具有自身的价值 |
| 三、有机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及构成 |
| (一)基本原理 |
| (二)事实与价值 |
| (三)模式理论 |
| (四)情感理论 |
| (五)有机哲学的价值构成或命题 |
| 四、有机哲学知识价值论 |
| (一)知识的整体性 |
| (二)“认识”包含三个因素:主体、资料和主体形式 |
| (三)三种知觉方式:因果效验、直接表象、符号指称 |
| (四)科学与美不可分离 |
| (五)注重智慧生成 |
| 第三章 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02-1911) |
| 一、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结构主义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 |
| 四、对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四章 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12-1948) |
| 一、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实用主义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五章 走向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49-2003) |
| 一、多元取向的总体特征 |
| (一)多元取向的内涵 |
| (二)多元取向的特征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及特点 |
| (二)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六章 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有机哲学审视 |
| 一、价值取向嬗变的特点:从本质到多元 |
| (一)课程目标: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 |
| (二)生物教科书内容:从博物到生物学 |
| (三)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 |
| (四)教科书呈现方式: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 |
| (五)政治取向贯穿始终 |
| 二、价值取向的问题:基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种考察 |
| (一)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易于形成“呆滞的知识” |
| (二)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 |
| (三)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均质化,忽略对比的和谐 |
| 第七章 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 |
| 一、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应凸显命运共同体 |
| (一)整体宇宙观视阈下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整体性维度 |
| 二、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重视关系性力量 |
| (一)生态观上的担当:关系力量思维下的共享生态观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态性维度 |
| 三、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需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 |
| (一)有机哲学与生物学在生活观上的创新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活性维度 |
| 四、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 |
| (一)有机思维下的智慧生成 |
| (二)教科书编写的教育性维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清末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2 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编着者的学科背景 |
| 附录3 民国时期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4 民国时期教科书作者及其出版教科书的统计 |
| 附录5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知识内容框架梳理 |
| 附录6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梳理表 |
| 附录7 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8 教科书文本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汤因比史学思想内容研究 |
| (二)《历史研究》相关研究 |
| (三)汤因比宗教思想研究 |
| (四)关于汤因比中国观的研究 |
| (五)关于汤因比的其他研究 |
| (六)日本对汤因比的研究 |
| (七)日本与汤因比互动关系的研究 |
| 第一章 汤因比及主要史学思想 |
| 1.1 汤因比生平及主要经历 |
| 1.1.1 汤因比的家族 |
| 1.1.2 汤因比的父母 |
| 1.1.3 汤因比生平 |
| 1.2 汤因比主要史学思想 |
| 1.2.1 汤因比文明观的主要内容 |
| 1.2.2 汤因比宗教观的主要内容 |
| 1.2.3 汤因比自然观的主要内容 |
| 1.2.4 汤因比和平观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汤因比对日本的记述和访问 |
| 2.1 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印象 |
| 2.1.1 《历史研究》中的日本形象 |
| 2.1.2 其他着述中的日本形象 |
| 2.2 汤因比三次访日经历 |
| 2.2.1 斥责日本侵略:汤因比第一次访问日本 |
| 2.2.2 重塑日本自信:汤因比第二次访问日本 |
| 2.2.3 登上日本神坛:汤因比第三次访问日本 |
| 第三章 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 |
| 3.1 汤因比与松下幸之助的谈话:对文化传承的思考 |
| 3.2 汤因比与若泉敬的谈话:对青年困惑的解答 |
| 3.3 汤因比与松冈纪雄的谈话:对日本发展的建议 |
| 3.4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谈话:对东方文明的展望 |
| 第四章 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接纳与解读 |
| 4.1 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 |
| 4.2 日本关于汤因比思想的接纳 |
| 4.2.1 日本学术界对汤因比思想的接纳与评价 |
| 4.2.2 日本民间对汤因比思想的接纳 |
| 4.3 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解读与价值判定 |
| 第五章 日本吸收外来文明中的本土文化心理影响 |
| 5.1 心理史学与文化心理 |
| 5.1.1 心理史学 |
| 5.1.2 文化心理学 |
| 5.2 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及其特点 |
| 5.2.1 日本对中国文明的吸收 |
| 5.2.2 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吸收 |
| 5.3 文明吸收特点及文化心理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科学问题提出 |
| 1.2 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3.1 远洋渔业领域的研究进展 |
| 1.3.2 我国远洋渔业管理的研究进展 |
| 1.3.3 渔业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 |
| 1.3.4 我国过洋性渔业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 |
| 1.3.5 研究存在问题 |
|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我国入渔国家的渔业概述 |
| 2.1 我国过洋性渔业情况分析 |
| 2.1.1 我国近10年来过洋性渔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
| 2.1.2 入渔企业的现状 |
| 2.2 入渔国家渔业现状 |
| 2.2.1 入渔国家的渔业资源状况 |
| 2.2.2 资源开发潜力 |
| 2.2.3 渔业管理现状 |
| 2.3 入渔国家社会经济现状 |
| 2.3.1 入渔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 |
| 2.3.2 与中国外交关系 |
| 2.3.3 国家法律制度 |
| 2.3.4 市场汇率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过洋性渔业风险分析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过洋性渔业及其产业特点 |
| 3.2 指标选取原则与借鉴 |
| 3.2.1 指标选取原则 |
| 3.2.2 国内外相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借鉴 |
| 3.3 指标选取及原因 |
| 3.3.1 指标选取 |
| 3.3.2 指标选取原因 |
| 3.3.3 指标划分标准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过洋性渔业国家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1 材料和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研究结果 |
| 4.2.1 西非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2.2 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3 讨论与分析 |
| 4.3.1 西非国家 |
| 4.3.2 印度洋周边国家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研究 |
| 5.1 风险管理、应急管理理论 |
| 5.1.1 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辨析 |
| 5.1.2 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重要性 |
| 5.2 我国应急管理现状 |
| 5.2.1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 |
| 5.2.2 我国渔业应急管理体系 |
| 5.3 过洋性渔业突发事件 |
| 5.4 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家庭农场的演化机制 |
| 二、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 |
| 三、家庭农场的制约因素 |
| 四、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向 |
| 五、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评论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和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和展望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家庭农场 |
| 二、都市郊区 |
| 三、一般农业区 |
| 四、发展路径 |
| 五、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农业区位论 |
| 二、交易成本理论 |
| 三、制度变迁理论 |
| 四、演化理论 |
| 五、二元经济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和典型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 |
| 一、我国家庭农场的起步和发展 |
| 二、我国家庭农场的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家庭农场典型发展模式 |
| 一、上海松江模式 |
| 二、浙江宁波模式 |
| 三、湖北武汉模式 |
| 四、吉林延边模式 |
| 五、安徽郎溪模式 |
| 六、家庭农场典型发展模式小结 |
| 第三节 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和问题 |
| 一、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 |
| 二、我国家庭农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的表现 |
| 第一节 武汉和郎溪的家庭农场发展情况比较 |
| 一、经营范围和规模 |
| 二、农场主和家庭劳动力 |
| 三、土地流转与利用 |
| 四、生产性固定资产 |
| 五、劳动力雇工情况 |
| 六、产品类型和品牌建设 |
| 七、农场经营性收支 |
| 八、技术需求与应用 |
| 九、农场经营和管理 |
| 十、农业金融和保险 |
| 十一、参加农民合作社情况 |
| 十二、武汉和郎溪的家庭农场发展比较小结 |
| 第二节 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异同 |
| 一、发展路径的共同特征 |
| 二、发展路径的不同特征 |
| 第五章 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的原因 |
| 第一节 家庭农场的演化机制分析 |
| 一、家庭农场的主要要素 |
| 二、家庭农场产生的背景 |
| 三、都市郊区与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演化背景差异 |
| 四、家庭农场的演化机制 |
| 第二节 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机理 |
| 一、理论假设:典型家庭农场的故事 |
| 二、理论分析:典型家庭农场的生产决策 |
| 三、从个体到区域:区位与家庭农场发展路径的分化 |
| 四、从典型到一般:拓宽假设条件 |
| 第六章 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对复合经营程度的影响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含义及数据描述性统计 |
| 三、模型拟合结果 |
| 第二节 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对经营范围的影响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及核心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
| 三、模型拟合结果 |
| 第三节 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对经营规模的影响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及核心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
| 三、模型拟合结果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推动家庭农场发展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A.家庭农场基本情况 |
| B.土地流转与利用情况 |
| C.生产性固定资产及投资 |
| D.农场劳动雇工情况 |
| E.农场生产、储存和销售情况 |
| F.农场经营性收支情况 |
| G.农业新技术需求与应用情况 |
| H.农场经营管理情况 |
| I.农业自然与市场风险及其影响 |
| J.参与合作社、协会和龙头企业情况 |
| K.金融与保险情况 |
| M.其他相关问题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机理研究 ——以苏州东山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战略与文化的重要性 |
| 1.1.2 旅游开发与乡村文化衰落 |
| 1.1.3 文化转向与文化胁迫视角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关键科学问题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其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1.1 国内外文献统计分析 |
| 2.1.2 乡村旅游影响研究进展 |
| 2.1.3 胁迫效应研究进展 |
| 2.1.4 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研究进展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胁迫生态学理论 |
| 2.2.2 文化系统进化论 |
| 2.2.3 旅游人地关系理论 |
| 2.2.4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
| 2.2.5 演化经济地理理论 |
| 2.3 相关概念界定与框架构建 |
| 2.3.1 相关概念界定 |
| 2.3.2 理论框架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测度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案例地选择依据 |
| 3.1.2 案例地概况 |
| 3.1.3 具体研究对象 |
| 3.2 乡村文化类型与胁迫症候群 |
| 3.2.1 研究设计 |
| 3.2.2 乡村文化类型及载体 |
| 3.2.3 乡村文化胁迫症候群 |
| 3.3 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测度 |
| 3.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3.2 胁迫效应的测度结果 |
| 3.3.3 胁迫感知的居民分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时空格局演化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格局 |
| 4.2.1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 |
| 4.2.2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 |
| 4.2.3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尺度 |
| 4.3 乡村文化胁迫时空演变 |
| 4.3.1 总体乡村文化胁迫时空演变 |
| 4.3.2 各维乡村文化胁迫时空演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机理 |
| 5.1 乡村文化胁迫因素 |
| 5.1.1 个人属性类 |
| 5.1.2 观念认知类 |
| 5.1.3 基础条件类 |
| 5.1.4 社会发展类 |
| 5.1.5 政策宣传类 |
| 5.2 胁迫主控因素把控 |
| 5.2.1 胁迫因素均值分析 |
| 5.2.2 胁迫因素维度构成 |
| 5.2.3 胁迫因素差异分析 |
| 5.3 乡村文化胁迫机理 |
| 5.3.1 个体层的胁迫机理 |
| 5.3.2 整体层的胁迫机理 |
| 5.3.3 文化胁迫发展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胁迫下的乡村旅游响应 |
| 6.1 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内涵与维度 |
| 6.1.1 乡村文化保护的内涵 |
| 6.1.2 乡村文化保护的维度 |
| 6.2 乡村文化的旅游利用模式与策略 |
| 6.2.1 “修复+保育”模式与策略 |
| 6.2.2 “活化+参与”模式与策略 |
| 6.2.3 “公平+导引”模式与策略 |
| 6.2.4 “自主+创新”模式与策略 |
| 6.2.5 “身体+仪式”模式与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关于《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访谈提纲 |
| 附录B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影响调查问卷 |
| 附录C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特征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上海水产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D]. 陈莎. 浙江大学, 2021(01)
- [2]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研究[D]. 周言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D]. 齐晓飞. 山东大学, 2021(11)
- [5]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6]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7]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D]. 王禹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D]. 陈晨.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3)
- [9]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比较研究[D]. 冷成英. 武汉大学, 2020(03)
- [10]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机理研究 ——以苏州东山镇为例[D]. 徐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