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风禄与春秋公羊学的复兴

一、刘逢禄与春秋公羊学之复兴（论文文献综述）

王改红^[1]（2021）在《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杨昭^[2]（2021）在《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春秋》公羊礼学盖专门之学,清代凌曙为治此学最典型代表。分析《春秋》主旨可见,《春秋》基础是事。事上有辞,辞限于事,故有限,有其对立面——非辞,辞与非辞对立统一于义。义上有道,义与道层次不同,道是本体,义是道显。道又外显降落为义,义降落为礼。礼也有限,有其对立面,即非礼之义——权。礼与权生出义事,则拨乱反正,《春秋》成。《春秋》学框架为:事→辞（非辞）→义→道→义→礼（权）→事,表现为道下义、辞、礼、事的展开,四者皆可通道。《春秋》学有四种治学路径,以事而进不在公羊学之列,公羊学分义、例、礼三系。公羊义学与公羊例学是《公羊》研究的重镇,公羊礼学受到忽视。本文关注凌曙,探究公羊礼学,以期推动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文章分四个方面论述:一为凌曙的学术世界,探讨学术背景;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凌曙公羊礼学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二部分为百王之法,第三部分为新王之制;第四部分讨论凌曙公羊礼学影响。凌曙生活年代,乾嘉考据仍是学界主要风气,同时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是会通趋势增强;二是治三礼之风兴盛。在此影响下,凌曙成长分为两段:早期,受到洪梧、包世臣、张惠言、李兆洛等影响,奠定了其治学品质,即谨守汉学方法基础上的通学之风;成熟期,受到阮元及常州学派影响,治学转向公羊学,发展了庄存与到刘逢禄对公羊礼学重视的方向。公羊以为《春秋》是孔子假借鲁史论述王道的着作,旨在论述微言大义。大义面向《春秋》中事,是百世不变的王道原则;微言面向未来,旨在说明王道原则的具体实践情形。《公羊》之礼也应该有两个指向,一指向《春秋》所记乱事,详述百王不变的礼制,旨在拨乱反正;一指向未来,论述新王之制,详解改制之意。百王之法分五礼论述,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为事神之礼;凶礼为事丧之礼;军礼为出师之礼;宾礼为交往之礼,公羊更多指朝聘之礼;嘉礼为其他礼义,包括昏、冠及即位之礼等。五礼基本涉及行为处事的各方面,能够保证王道的百世不易,也就保证可凭恃此五礼达到拨乱反正,正万民的目的。新王之制是公羊学创造性的发现,关涉到了百王之法在具体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历史境遇的不同。不同的具体环境需要不同的政治纲领,因此新王必改制,以适应新的历史环境。凌曙公羊礼学对于清代后学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推动了清代《公羊传》新疏的完成;二、促进了清代公羊学研究对“礼”的关注,推动了晚清大讲“改制”的兴起。

石林林^[3]（2021）在《刘逢禄《公羊》三世说研究》文中认为《公羊》三世说,为《公羊》学“三科九旨”之“张三世”的理论阐发。该说,从《春秋》经传原文的“三世异辞”,经过西汉董仲舒的“三等说”,直到东汉何休有关拨乱反正的历史政治思想,方才形成。关于“张三世”,董、何将其置于“通三统”后,而刘逢禄却将其变置为首例,以条例治经之法,大张《公羊》三世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即以刘氏《公羊》三世说为主题,专项、深入、全面地探讨其形成、内容及影响。文章由四部分构成。第一章为刘逢禄的师友交往和治学方式,说明在乾嘉道时期,政治社会危机、实学思潮兴起,以及常州学派注重西汉经义、强调通经致用的时代背景中,刘氏常州家学及其师友,在为学精神、家学传承、治经方法等方面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公羊》先师董、何以“辞”、“例”治经之法,更是其承继的对象。在此时代背景下,刘氏选择《公羊》学,以条例治经、窥见微言,阐发三世说,表达对政治、历史的理解和构想,明确经世致用的治学旨趣。第二章为“张三世例”的经传注解析和义例阐释,通过对该例进行细致分析,把握刘逢禄《公羊》三世说的核心。其经传注部分,体现刘氏对何氏《公羊》三世说的理解,包括三世的具体划分,依据血缘亲疏、恩义厚薄进行回溯的第一层义理和在顺流时间线中展开内外治理的第二层义理。其释曰部分,具体阐释刘氏《公羊》三世说,即其以“礼义”治世、达致太平,强调“亲亲”和“尊贤”,把握三世说的两层义理之内涵,且于此二义中,更注重以第二义为基础的阐释和发挥。更是以其广博深厚的家学、友论,结合诸多经典,联系天道与人事,抒发其对时代兴衰、社会变迁的理解,从而将其《公羊》三世说的意涵上升到“天地之心”的文明根基中。第三章为刘氏《公羊》三世说的义例系统,探讨刘氏《公羊》三世说,如何以“张三世例”为核心,构建其作为礼义治法的三科九旨义例体系。具体来说,以“通三统”、“异内外”等其他“三科”之例,分别作为“张三世例”的政治实践方案和具体步骤,构成三世说的微言主旨。在此微言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扩展到“时月日例”、“爵氏名字例”、“褒贬讥绝例”等“九旨”书法,具体实现三世说以礼义治乱世的大义。同时,其他诸例亦体现刘氏《公羊》三世说中,通过“建亲”和“建贤”实现礼义政教的春秋新制。第四章为《公羊》三世说在刘氏之后的演变,先后阐述了《公羊》是说经后世《公羊》家,如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人的承继,得到契合其各自时代思潮的理解和创释。

施德顺^[4]（2021）在《陈立《公羊义疏》研究》文中指出陈立《公羊义疏》是清人十三经新疏中的重要一种,今人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其礼学成就,对其成书过程、义理阐发等内容则鲜有涉及。第一章主要介绍陈立生平、着作及学术背景。陈立长期生活在扬州,先後从凌曙受公羊学,从刘文淇学习文字学,向梅植之学习诗文。其学术深受凌曙与刘文淇影响,甚至陈氏立志疏释《公羊传》也是继承了凌曙的未竟之业。其次研究《公羊义疏》的版本。《公羊义疏》今存多种稿本、抄本、刻本、排印本。其中国家图书馆藏稿本是初稿本,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则是再稿本,也是陈立最终稿本。两种抄本、《皇清经解续编》本都是根据上图稿本加工而成。通过研究,《公羊义疏》的撰写经始于道光八年（1828）,至陈氏去世前仍在修订。初稿于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元年（1851）完成,再稿于同治五年（1866）、六年（1867）完成。同治八年（1868）,陈立为刘宝楠《论语正义》撰写序文之後,深感写作《义疏》已近四十年,书成之日无期,故于当年开始对稿本的修订,可惜未能完成即因病去世。从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的情况看,《公羊义疏》应是未成之稿。上图稿本有两册亡佚,而国家图书馆和温州市图书馆藏有两种抄本,都是全本,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光绪年间王先谦刻印《皇清经解续编》,《义疏》得以选入,这是《义疏》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刻本,此次校勘改正了稿本中的许多引文不准确处,使《义疏》的质量提升不少。但刊刻时改变了原书的分卷,刊落了不少文字,使得《义疏》某些引文张冠李戴,影响对《义疏》的理解。民国时出现的两种排印本皆以《续经解》本为底本,《四部备要》本质量相对较低,《国学基本丛书》本则改正了不少误字,且此本添加了句读,方便学者阅读。其次讨论《公羊义疏》的文献考证。陈氏以阮元刻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为底本,大量利用阮元《校勘记》,但由於并未最终定稿,所以前後体例不一。陈立还利用了绍熙本《公羊解诂》,在阮校的基础上又改正了不少错误。陈氏少年时曾师从刘文淇学习文字学,文字训诂功底深厚,对《公羊传》和何休注中的疑难字句进行了解释。另外,陈立对《公羊传》中涉及的地名也广搜博采各家之说,务求得其实地。其次研究《公羊义疏》的义理阐释。陈氏对公羊义理有深刻的认识。对何休、宋衷、孔广森三家的三科九旨,陈立将其原原本本放在一起比较,讨论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陈立在某些疏文中使用了宋衷九旨中的概念,但在全书中占比不大,仍可显示其笃守何氏家法的特点。但从中也可看出陈氏并不一味墨守何注,而是择善而从。对何休的三世说,陈立注意到了何注的核心内容,即变易的思想,虽然陈立并未过多展开,但可以清晰地看出陈立对此并非懵然不知,并不像某些学者所称的在公羊义理上全无发明。对三统说,陈立有较深的理解,这种理解又和礼制疏释联系在一起。三统相互循环,周而复始,一个新的朝代新受命为王之後必定更改制度,所谓文质相变。在何休注中常常出现与现实礼制不同的情况,何休以《春秋》改文从质或《春秋》制之说解之,陈立继承了这一解释体系,在何休并未明言的情况下也自觉地使用这一理论。改文从质发源于三统循环之说,陈立并未特别阐释其哲学内涵,而是在具体的制度疏释中体现这一原理。陈立对王鲁的认识特别重视指出王鲁乃托王于鲁,非真王鲁,除了引用刘逢禄、包慎言之说加以比较,陈立也在具体疏释过程中阐明托王于鲁之意。最後主要讨论《公羊义疏》的诠释宗旨和原则。陈立为疏证《公羊传》及何休注,大量引用两汉公羊先师之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春秋繁露》《五经异义》和《白虎通》,这些文献大多能为何休之说提供依据,标明何注渊源有自,绝非个人臆造。其中虽有个别不同之处,也可以用公羊家不同家法来解释。除了两汉经师的学说之外,陈立也十分重视对清代学者考辨成果的吸收和批判。陈立继承了凌曙在礼学上积累的材料,对凌曙的观点有进一步的发挥。对於清代公羊学的两位大师——孔广森和刘逢禄,陈立对二人书中的精华加以表彰,同时又指出二人多次援引《左传》《谷梁传》来解释《公羊传》,表达不满,可见陈氏笃守何氏家法的治学特点。

包建荣^[5]（2020）在《清代公羊学“行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权”是对“经”的补充和修正,当问题无法用常道解决时,就涉及到“权变”,但无论怎么变,皆是在“经”的范围之内,“权”依附“经”而存在。与此同时,“时”和“中”是与“权”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在“行权”过程中,“权”是方法,“时”是条件,而“中”则是目的。“权”“时”“中”也是本文的核心观念。“行权”思想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其最富思辨力又难以准确把握,故而儒家不轻易许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经”的正统地位。公羊学中的“行权”思想在整个儒家“权”说思想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公羊传》系统论述“行权”思想之后,董仲舒、何休将其大力发展,丰富其理论内涵。魏晋以后,虽公羊学被束之高阁,但“行权”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清代公羊学的复兴,也使得“行权”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公羊学的基本精神,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在指导政治改革中发挥其实用价值。清代公羊学“行权”思想的发展,有纯学术的“权变”和政治的“权变”。纯学术“权变”以赵汸为开端,赵汸直接影响了清代公羊学“行权”以学术研究为主的特色。庄存与和孔广森继承了这种学风。庄存与是为常州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学术被刘逢禄继承,刘逢禄为清代公羊学集大成者,他不仅开拓了公羊学视野,也开启了清代公羊学经世学风。龚自珍为清代公羊学政治“权变”的先声,魏源跟随其后,这种政治“权变”对晚清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但他们的“权变”已经离开公羊学“权变”之根本,为改革变法之义,背离了公羊学之家法,因此也是清代公羊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常州公羊学之外,像孔广森、陈立、廖平等人,更能遵守公羊家法,他们的“行权”观并未超越董仲舒、何休的观点,他们以注经的路数对待公羊学说,但也失去了与救亡图强相结合的思想精华,离开了晚清公羊学的主流。清代公羊学发展至康有为,康有为对其进行了大力改造,“权变”说成为其政治变法的附庸,康有为的公羊学也完全背离了公羊学之根本,是清代公羊学的回光返照,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羊学的衰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较常州学派和常州学派之外的公羊学,常州一脉和康有为等人继承了儒学重视经世的传统,在晚清动荡的社会中,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推动时代的发展。陈立、廖平等人的公羊学则中规中矩,站在公羊学角度进行常规阐发,遵守公羊家法,为学术而学术,“游离于时代之外”,这或许是文人在动荡社会中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表明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还是需要像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这样激进的公羊家来完成。

贾婉晨^[6]（2020）在《凌曙《春秋繁露注》研究》文中指出《春秋繁露》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代表作,对此的相关研究浩如烟海,其中也包括对《春秋繁露》的注本研究。但目前学术界大多使用的研究注本为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而对凌曙的注本关注相对较少。凌曙《春秋繁露注》作为《春秋繁露》第一个系统的注本,理应受到重视。本文从四个部分对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讲凌曙的学术背景,主要包括凌曙的着述与交游和凌曙的学派之争两方面。由于凌曙同时受到了“乾嘉汉学”和“常州今文学”的影响,因此其学术风格兼具两者之长,既重视训诂考证与礼制阐发,又强调对于义理的探究。此种学术风格也鲜明的体现在他的着作里。第二部分介绍了《春秋繁露注》的基本特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为考证原文,具体包括注解篇名、修订错简、纠正衍文、补全阙文等等;其二为文字训诂,具体包括训解文字的音、训解文字的义等等;其三为典故考据,主要包括历史典故、典章制度、地名、器物的解释等等;其四为礼制阐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凌曙的汉学之功底。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论述了凌曙注《繁露》的主要方法——以何解董。何休为两汉公羊学的集大成者,凌曙大量援引了何氏的注文以疏解《繁露》。于董、何义同之处,如“三科九旨”等,凌曙以以何义张大董义,而使得董仲舒《繁露》之义理得以充分地阐发。而于董、何义异之处,凌曙则采取“无经无注”“存经去注”“借用他书”三种方式,化解两者之间的张力。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简单介绍了历代学者对凌曙《春秋繁露注》所做的评价,以及《春秋繁露注》所产生的影响。

杨潇沂^[7]（2019）在《宋代《公羊》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已有的各种经学史研究论着,因为聚焦于公羊学史上专书、专人的考察,所以都集中地讨论汉代与清代中叶以后的公羊学,而对魏、晋到清初的公羊学问题鲜有论及。但如果考虑到中唐以后经学风气出现转变,尤其北宋以来春秋学名曰“弃传从经”,实为“阴本《公》《谷》”,那么,在这种《春秋》通学的新格局下,公羊学的发展模式是否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以新的面貌与形态继续留存在经学史上?本文尝试提出“《公羊》思想”的研究视角,以两宋为例考察《公羊》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呈现公羊学在宋代的特殊表现形态,丰富公羊学史的书写。公羊学将《春秋》理解为孔子所作的新王之法,通过“三科九旨”等释经原则与方法,传递出“大一统”“尊王”“攘夷”“复仇”“经权”等重要思想。在《春秋》通学的学风背景下,宋儒不拘门户、兼采三传、以义解经,面对政治上加强皇权、抵御外族、抗金复仇等现实需求,遂运用《公羊》思想解读《春秋》,为当代政治统一提供思想依据。宋儒继承并发展了《公羊》“大一统”思想。《公羊》“大一统”义兼具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一统,是在“存二王”、“通三统”前提下的“尊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需求下,宋儒喜言“大一统”,但他们对“大一统”的理解,不再具有汉唐公羊学“存二王”、“通三统”的内涵,而是保留和强化了空间意义上的“尊王”。宋儒《春秋》经解中的“大一统”思想以“王命”为核心,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力,对公羊学“大一统”内涵中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有所弱化。《公羊》“大居正”思想也在宋代产生深刻影响。《公羊传》在隐三年宋宣、穆让国事件中阐发“君子大居正”之义,具体的说,“居正”是指国家定嗣立君必须符合“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宽泛来说,是指国君的道德、行为守正,国家的法律、礼制守正。这两层含义都在宋代持续产生影响,且与两宋政治变迁息息相关。从政权的内部更替看,太祖、太宗兄终弟及,此后帝统完全落于太宗一脉,因此北宋诸儒在解读《春秋》宣、穆兄终弟及的问题上显得敏感而曲折,更为了维护弟之一脉的统治合法性,提出对“居正”的重新理解。而南宋诸儒多推崇《公羊》“大居正”,这与高宗以后君位重归太祖一脉不无关系。从外部看,在多民族林立的坏境中,为了明确赵宋王朝在血缘、道德上居于中原正统,宋儒以“居正”作为正统论的注脚,将《公羊》“居正”所论一国内部的传承原则,扩大为判定前后甚至平行政权孰为正统的标准之一。《公羊》的攘夷思想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公羊学的夷夏思想与三世、内外等概念相联系,在动态、渐进地体系中区分夷夏,层次分明,蕴含丰富。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宋儒尤其强调夷夏之别,因此他们摒弃了《公羊》三世脉络下夷狄渐进于中原的动态构成;独取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提法与内涵,无论是对攘夷、尊王关系的论述,还是对华夏、夷狄内外之分的强调,都颇见公羊学的影响。相应的,宋儒较少采纳《公羊》进夷狄之说,只有当夷狄能够忧中国、援中国才许进夷狄。《公羊》的复仇思想在宋代也非常流行。本于诛讨乱臣贼子、维护君臣之义的目的,公羊学认为臣子应复君父之仇,更有九世、百世仍可复仇的说法。宋儒推重公羊学复仇思想的内在原因,亦在于对父子君臣之伦理纲常的强调。他们注意以尊尊规范亲亲,当复仇中父子、君臣之伦出现矛盾时,主张君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但《公羊》九世复仇思想在两宋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北宋时期的学者基本采取排斥态度,多由经传本身出发,由对《公羊传》本身理论体系的批评反对九世复仇说;至于南宋,由于宋、金世仇的现实原因,《公羊》九世复仇思想相当程度地流行于朝野之间,士人或借由九世复仇疾呼抗金复仇、以雪国耻,或通过批评九世复仇而主张休养安定、以图来日,《公羊》九世复仇思想俨然成为南宋春秋学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乃至个人生命与理想的寄托。宋儒对《公羊》经权思想也有所继承与发展。《公羊》的经权思想侧重于从行为层面规范行权,其所谓“权者反经”,首先是指权在行为层面上“背反”于经,其次是指原则层面上“归返”于经。宋儒对经权思想的讨论,虽并非仅针对春秋学而发,但皆无法绕过公羊学提出的理念。程颐、朱子皆针对公羊学“反经”的说法提出疑虑,认为“权者反经”的说法将助长乱臣贼子以“权”自饰,故程颐以“义”规范“权”,认为权一旦合“义”便是经;朱子则将“义”上移一层,以“义”规范“经”“权”,既强调了原则层面“义”的最高本体性,又避免了将经、权混为一谈的缺陷,而他的理论架构实与公羊学大同小异。此种以“义”定“经”“权”的理论也反映在宋儒的《春秋》经解中。宋儒以尊王及君臣之义为标准,一致批驳为以下犯上、弑君出君、不秉君命等行为辩护的说法,拒不承认这些行为属于行权的范畴;但对于为了国家存亡、宗庙祭祀等民族大义,而不得已对尊王与君臣之义有所违背的行为,宋儒又默认或嘉奖其行权。通过考察宋儒对《公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见公羊学理论在宋代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在兼采三传、融汇众家的《春秋》通学风气下,《公羊》思想一方面为宋儒提供了重新解释《春秋》的重要命题与现成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众多学者的变造取舍,以新的面貌与形态延续和发展,在整个公羊学史上构成重要的一环。因此,对宋代《公羊》思想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代春秋学,对于丰富公羊学史、经学史的书写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陈其泰^[8]（2019）在《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文中指出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变革和社会革兴的时代大潮。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对于这一视角新颖、内容丰富的课题,我们需要进行探究和总结,深化对公羊学说史和清代学术的独特内涵的认识,并且从中获得宝贵的哲理启示。而对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内涵和特色作深入的发掘,定将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重要助力。

孙娟^[9]（2019）在《刘逢禄《尚书》学研究》文中提出刘逢禄作为清代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关于他的人物生平、思潮背景、思想观念、家学渊源、常州学派、今文经学、后世影响、诗词文等作品以及其他相关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但刘氏的《书》学领域却极少有人涉足,其《尚书今古文集解》和《书序述闻》也暂无专门研究。无论是从清代《尚书》学研究资料整理与成果发现的宏观出发,还是从理清刘逢禄《书》学思想及经学体系考虑,刘氏的《尚书》着述皆具有不少可供发掘的精神财富,而其《尚书》学研究不失为一个可行性较高的切入点。笔者重视在历史情境中理解刘逢禄的学说,故而,研究的态度不在批判而在解释,希望能借此一窥刘逢禄《书》学思想的面貌,并理清其发展线索。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刘逢禄生平与学术概述。首先,在充分了解刘逢禄生平行迹和学问着述的基础上,探析刘逢禄的学术造诣与其家学师承间的密切关系,比如:熏染于西营刘氏家风及庄氏家学、继承自清中叶前之学术、获益于师承友朋之学等。其次,通过对刘逢禄所着《尚书今古文集解》《书序述闻》的版本查考,将附有《校勘记》的《续修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进行梳理和研究,由此搭建从刘逢禄《尚书》学的文献研究过渡到思想研究的桥梁,以助于对《尚书今古文集解》《书序述闻》的进一步研究。第二部分,刘逢禄《尚书》着述引书考论。《尚书今古文集解》多援引王鸣盛、段玉裁、庄述祖、孙星衍、王引之、江声、蔡沈、庄存与等前贤时彦之说以达己意。从引书内容可见刘逢禄引书的主要特征:首先,在引书的重点书目层面,大量征引王、段、孙、庄清四家之《书》说;其次,在引书方式上,采用直引、节引、简括有机统一的模式;其三,在引书态度上,主张“集众思”以“扬己说”。此外,还可从中窥见刘逢禄治《书》的学术倾向:继承家学,述舅父遗说;兼收并蓄,采汉宋今古。这反映出刘氏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第三部分,刘逢禄治《书》之经学观念。首先,刘氏在《自序》中表明了自己阐释《尚书》的方法,比如正文字、征古义、祛门户等等,从中可以管窥到:回向西汉之“古”、通经致用为“是”的经学观念,概括而言即稽“古”求“是”之法。其次,刘氏由“《诗》《书》《春秋》归一”的解经宗旨,推演出《尚书》的“三科”之“变”,即以《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为“《夏书》之变”;以《西伯戡黎》《微子》为“《商书》之变”;以《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为“《周书》之变”。本文以“《夏书》之变”为例,详细阐述其“变《书》说”,这是刘氏今文经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三,刘逢禄在《书序》上用力深而着墨多,凸显了《书序》“讬诸微言,以示后世”的重要价值。他认为《书序》是孔子在《周史》基础上所定,存有值得阐扬的“微言大义”;主张《史记》袭于《书序》;且具有“《书序》存,则《百篇》不亡”,即地位等同于本经等重要价值。他将作者最终归于孔子,将着成年岁归于《史记》之前,其目的在于提高《书序》的地位,将“尊序”“存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书序》的作用,进而建构《书》学的理论体系,努力树立起经典的权威,以服务于时代（儒学、常州今文经学）的需要。第四部分,刘逢禄治《书》之文体学意义。在千古不易的“文源五经”说的影响下,刘逢禄结合刘勰“文笔之辨”的观念,提出“文源《诗》《书》说”。他在《八代文苑叙录》中分析了文体源流与《尚书》之间的关系,罗列了十三种“不用韵之文”,其中九种直言、四种婉言与《尚书》的渊源。论述中涉及“文质之争”这一经典而重要的论题,他主张以“质”矫“文”的文质中和之道。这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重要的社会价值,体现了经学与文学间互渗融通的学术价值取向,是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经说。

陈其泰^[10]（2019）在《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点》文中认为春秋公羊学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而其历史命运腾挪跌宕,在西汉时期盛行于世,东汉以后曾消沉一千余年,到了清朝嘉道年间重新复兴,至戊戌维新时期再度风靡于世。围绕晚清公羊学复兴这一中心课题,深入地分析、总结以下各项:晚清社会环境何以与公羊学的学术宗旨相呼应、相激荡;公羊学复兴所经历的重振声势—改造发展—达到高潮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晚清公羊学名家有哪些理论精华;公羊学说为何能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糅合,而被锻造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着力探讨以上问题,不仅能深入揭示出晚清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的实质性内涵,而且能更好地展示出公羊学说这一传统学术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二、刘逢禄与春秋公羊学之复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刘逢禄与春秋公羊学之复兴（论文提纲范文）

（2）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刘逢禄《公羊》三世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陈立《公羊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公羊学“行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凌曙《春秋繁露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公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9）刘逢禄《尚书》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四、刘逢禄与春秋公羊学之复兴（论文参考文献）

• [1]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研究[D]. 王改红.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D]. 杨昭. 西北大学, 2021(12)
• [3]刘逢禄《公羊》三世说研究[D]. 石林林.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陈立《公羊义疏》研究[D]. 施德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5]清代公羊学“行权”思想研究[D]. 包建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凌曙《春秋繁露注》研究[D]. 贾婉晨.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宋代《公羊》思想研究[D]. 杨潇沂. 湖南大学, 2019(05)
• [8]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J]. 陈其泰.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9]刘逢禄《尚书》学研究[D]. 孙娟. 重庆师范大学, 2019(08)
• [10]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点[J]. 陈其泰.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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