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战时的秘密住所

一、斯大林的战时秘密官邸（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认为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李泽蕾^[2]（2020）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作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抗战遗址中保护最完好、规模最宏大的一处,承载着抗战时期蒋介石在重庆黄山的相关历史,但目前学界对于博物馆本身的研究仍显得较为单薄。由于属于遗址类博物馆,学者往往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建筑艺术方面,却忽略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自身的社教和衍生价值的研究。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我们较多地使用蒋介石日记等文献资料以及民国相关报刊信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对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的历史沿革和保存现状等相关资料进行重新梳理及整合,力求还原较真实的历史场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博物馆学角度出发,结合实地考察所获得的图片资料,通过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利用建筑内部空间所进行的陈列展览,对其陈展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比较,并研究博物馆如何加强历史文化教育、如何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和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结合景观艺术相关研究,通过借助博物馆特有的山地优势,促进文化展示与生态体验的融合,及文创产业的发展,进一步研究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的衍生价值。通过对博物馆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和衍生价值的研究分析,全方位地展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的整体面貌。

葛娟^[3]（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行迹研究 ——引“GIS”入人物行迹研究的尝试》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各项行动皆有可能影响战争全局。故而,深入探究蒋介石个人活动轨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通过《蒋介石日记》、《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等史料和文献梳理出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公私出行活动,并运用“GIS”史学的研究方法,绘制蒋介石行迹图,进一步探究蒋介石行迹与抗战全局的关系及其在抗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蒋介石的公务出行按照其常驻办公地的变化,细分为南京、武汉、重庆三个时期。南京抗战时期历时半年,蒋的活动范围集中在东部地区。武汉抗战时期历时约一年,蒋氏的活动范围转移到中部地区。重庆抗战时期历时六年半,蒋的活动范围转移到西部地区,同时增加了几次国际出行。蒋介石的活动范围和出行目的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直接相关。南京、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出行活动多与战事直接相关,反映了战略防御阶段战事的激烈以及蒋介石对战局的重视。重庆抗战时期,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为持久抗战计,蒋介石在处理军务之外,也开始注重后方建设;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中国跻身四大国行列,蒋介石逐渐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蒋介石的私人出行分为单独的私人出行和公务出行中的私人行程两类。单纯的私人出行只有四次,其中三次为度假和休养,另一次为接送赴美的宋美龄。蒋介石酷爱游历山水,其公务出行中的私人行程多为旅游出行。蒋介石有意识地安排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考察各地政情、民情。蒋介石的旅游记事展现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职业政客,蒋介石的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既在公务出行中安排私人行程,也在私人出行中处理公务。蒋介石的出行活动展现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军事理念,即特别重视高级将领镇守前线的作用和特别注重对军队的控制。蒋介石出行之交通工具的选择,主要遵从安全、便捷的原则,其身体状况也必须纳入考量。

汪凡家^[4]（2018）在《盟国对德日领土处置及德日应对的研究》文中指出德国和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战场的策源地,在战争中侵占了大量他国领土,尤其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进行了大量领土扩张。因此在二战期间,反法西斯盟国举行多次国际会议协商战后解决德日领土问题,并且形成了《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协定》等文件,确定了战后处置德日领土问题的基本方针。应该说战时盟国在处置德日问题时,虽然出现了矛盾,但是在领土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战争结束之后,原本世仇的法德走向和解。尤其是舒曼计划的提出为欧洲一体化开了先河,使得原本是问题的萨尔问题逐渐不再是问题,可以说萨尔问题正是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得以解决。与法德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爆发了冷战,美英法和苏联由战时盟国走向战后敌国,因此在对德日领土处置上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抗。具体表现在《波茨坦协定》中关于德国东部的边界因为战后美苏冷战和德国分裂而无法通过签署对德和约来落实。两大集团的互不信任表现在苏波两国认为德国东部边界问题已经解决,而美英德认为德国的边界必须在对德和约中解决。在苏波看来,西方的观点是企图修正二战的结果,而在西方看来,苏波是领土扩张。另外,战后德国分裂为东西德,东德在1950年出于压力接受了奥德-尼斯线,但是西德不仅不接受奥德-尼斯线,还认为西德的边界线应该回到1937年水平。战后由于德国东部领土已经事实上被苏联和波兰占领,在冷战紧张局势下,苏东集团认为承认现行边界是缓和的前提,西方的缓和政策自然走向接受现行边界,这也促使西德在60年代末实施新东方政策。另外,西德人对于二战的反省和对于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忏悔之情也促使了西德人从内心深处接受现行边界。当1990年东德政权不稳之时,东西德迎来了统一的机会,这个时候,波兰、苏联、法国甚至包括美英均希望西德在统一之时承诺接受现行边界,并承诺未来不谋求改变边界。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西德不得不接受美苏法英波的要求,从而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和迎来了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在东亚日本,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对日和约由计划中的全面媾和走向了片面媾和,即对日作战重要参与国中国和苏联均未签署《旧金山和约》,这样日本的领土问题也未得到完全解决。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对日和约和在如何处置日本领土问题上享有巨大发言权。苏联虽然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不如美国有影响力,但实际占领了《雅尔塔协定》中罗斯福所承诺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因此,尽管美国一再袒护日本,尽管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一再要求苏联归还,但是苏联在领土问题上也难以退让。甚至当苏联和日本于1956年有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妥协时,美国却横加阻挠,承认国后和择捉是日本领土。在独岛问题上,战后初期美国计划将独岛置于韩国领土主权之下,但是随着半岛局势紧张和日本对美国的要求,美国转变了态度,使得独岛未能出现在对日和约中的日本所要放弃领土之列。在琉球和小笠原群岛问题上,战后美国根据冷战的需要,不顾中国和苏联的反对,在对琉球战略托管的同时,让日本保留了琉球的剩余主权。在1972年琉球复归时,美国把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也“还给”了日本,造成了中日领土纠纷。比较战后的德日领土问题处置,既要比较美英苏中等盟国在两国领土处置上态度的异同,也要比较德日两国在领土问题上态度的异同。在日本领土问题上,美国占据着主动权。日本也看到了美国的这种主动权,打着《大西洋宪章》中的“领土不扩大原则”旗帜,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美国,而美国也需要日本来实施亚洲冷战。尽管战后,德国和日本都曾依赖西方索回领土,也在不同程度上不承认现行领土边界,但是到了 60年代西德逐渐失去了西方的支持,并且因忏悔历史而实施了新东方政策。日本则一直和美国互为奥援,在历史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反省,自然在领土问题上与领国争端纷起。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既为日本索回了一部分领土,也使得日本在领土问题上难以与邻国达成和解。冷战结束之际,伴随着德国统一,德国的领土边界问题获得了解决,德国与周边邻国实现了和解。可以说战后西德面临的领土损失大于日本,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也比日本恶劣,但是西德能成功解决领土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西德人真心忏悔历史观的结果。然而二战结束至今,日本依然与中、苏（俄）、韩存在领土纠纷,甚至可以说领土问题成为日本和邻国关系和解的障碍之一,有时是关系恶化的根源之一。如何清除这个障碍,中、俄、韩需要积极面对,日本更要积极面对,而美国需要反省。

唐陆^[5]（2018）在《部落、民族与现代国家建构：伊朗分离运动研究（1941-1946）》文中提出1941年8月25日,战时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两大强国——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同时进驻伊朗,推翻了礼萨沙赫的统治,伊朗历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处在盟国占领之下的伊朗,礼萨时代的专制集权统治被推翻,原有的现代化改革也被迫中断,伊朗固有的民族与部落矛盾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在英苏占领期间（1941-1946年）,伊朗经受了南方部落和少数民族发动的多次叛乱和分离运动的严峻考验。伊朗南部的第二大部落凯什加部落联盟在1941年和1946年两次叛乱:第一次叛乱是受到了纳粹德国的蛊惑,试图成为德国在中东地区牵制盟军的第五纵队;第二次叛乱则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英国以此对抗伊朗国内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凯什加部落联盟的这两次叛乱几乎使伊朗中央政府在伊斯法罕省和法尔斯省的统治瓦解。1945年末,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在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地区建立起了自治政府;1946年初,库尔德地区出现了由伊朗马哈巴德地区宗教领袖默罕默德·卡迪建立的库尔德共和国。这两个相继出现的分离运动政权均得到了苏联的支持或武力保护,几乎让伊朗国家趋于解体。不过伊朗并未在1941-1946年的分离风暴中分崩离析,1941年接替礼萨继任沙赫的默罕默德·巴列维在曼苏尔、巴亚特和卡瓦姆等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辅佐下,以娴熟的政治和外交技巧成功应对了分离运动和外国干涉。通过外交活动,英国、美国和苏联占领军相继撤出伊朗。到1946年底,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地区的自治政权也随着政府军进驻而轰然倒塌。对于凯什加部落的叛乱,伊朗政府剿抚并用,使之逐渐平息。部落、民族和外国干涉,是影响伊朗实现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阻碍,而三者合流所引发的分离运动更成为了伊朗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在1941-1946年间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伊朗凭借政治、外交及军事手段,成功地渡过了灾难,避免了国家分崩离析的厄运,逐步走上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漫漫长路。

孙士庆^[6]（2017）在《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文中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还是黑暗、进步还是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重庆谈判、军事调处和中间势力的斡旋未能改变各自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国共政争的过程中,两党在军事战场的较量之外还进行着激烈的宣传战较量,并对战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宣传是国共两党对外宣示本党理念、方针和政策,打击对手和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善用舆论宣传能争取民心,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推动军事斗争的进程。否则,便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国共舆论斗争中,中共主动调整宣传体制,始终坚持党对舆论宣传的领导,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宣传内容和策略。中共正是通过灵活的宣传战术和对国民党舆论的反击,一方面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一致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的开展,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分化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民心,使其最终不敌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攻势,输掉了战争和大陆政权。反观国民党,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党营新闻体系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以党治报”的新闻统制政策和国民党高层的过多干预,使舆论宣传呆板保守,严重影响到宣传的效果;对中共的诋毁和军事上的虚假宣传,使国民党丧失公信力;未能有效地动员和发动群众,又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就在政治、军事和舆论宣传都难以与中共抗衡的情况下,颓势无力挽回,最终丢掉大陆政权。而以“中立”自居,幻想走“中间道路”的中间势力,战后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但随着国民党执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实施恐怖统治,特别是变本加厉地对其实施政治迫害后,中间势力审时度势,最终集体转向共产党,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舆论宣传对战后国共政争的影响只是间接被动的,中共最后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主要还是“枪杆子”起的作用。同样,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在其大陆败亡的过程中也并不起决定作用,军事上的失败才是最主要原因,舆论宣传的失利只是反映、并加速了这个败亡的进程而已。

钟健^[7]（2016）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由每个个体的抗战史所组成,参与其间的每个个体都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蒋介石是抗战阵营中的一份子,对其个人抗战经历展开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由于蒋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其在抗战进程中的所想、所言、所为进行研究,又具有特殊性。从资料开放程度及相关研究的积累厚度两方面看,目前史学界对"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着实有重新检讨和反思的必要。然而,该研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涉及面向众多,决非个体及单项研究所能完成。本文选取蒋介石为何要抵抗日本、从何时开始及如何进行准备、如何准备对日作战与决策对日开战、全面战争初期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政略及其抵抗日本的外交战略等问题进行探讨。孙中山深知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为国民党制定"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革命政策。蒋介石为实现统一中国的首要目标,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主张中日提携、亲善,但这与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根本冲突,济南惨案赤裸裸地宣告这一事实。从践行孙中山革命主张及现实处境两方面看,蒋不得不抵抗日本。济南惨案爆发后,蒋开始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迫使蒋及其幕僚们把国内外政策调整为以抵抗日本为首要宗旨。然而,在短时期内,蒋并没有提出抵抗日本的根本大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安内"。1935年夏,蒋觅得持久抵抗日本的根据地,才大致决定抗日的基本计划,随即着手推进对日作战的战时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趁机推进华北地区的国防建设,以应战指令督促各方加速实施。因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蒋无法再对日本迁让及接受其无理要求,但又未准备好对日开战,遂祭出"以战逼和"的险招,对日实施"攻心之道"。不过,日本军人主战派势力膨胀,和平无望,并疾速攻陷平津,蒋不得不战。此后,察哈尔、淞沪战役迅速爆发。蒋准备不及,仓促开辟上海战场,致使迅速歼灭上海日军的目标并未达成,反而使沪战转趋扩大,不得不重新思考战局与战略政略。在上海与日军持久作战,不仅与引起国际关注、干涉的政略相吻合,且华北战场颓势不止,蒋在战略上别无选择,惟有"引敌南下",诱使日军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因此,蒋竭力维持上海战局,迟迟未下决心放弃上海战场,导致上海大溃退,此对以后的战局发展影响尤大,环环相扣,直至武汉会战结束为止。在与日本的较量中,除军事准备、抵抗以外,蒋与日本在外交领域之"无形的战场"展开激烈争夺。蒋所持的外交战略为,诉诸国际公理,始终站在反侵略、国际正义这一边,积极争取英、美、苏等国卷入中日争端,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收效甚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结为同盟,但由于蒋个人特质中的民族主义与"低能心结"始终与英美所操持的殖民主义、霸权话语及其"优越心结"保持紧张,致使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改善,中美合作成效大打折扣,对共同对日作战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旨在从长时段阐明蒋抵抗日本的历史逻辑,进而为"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这个课题,乃至整个抗战史,作一点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高金业^[8]（2016）在《北方之鹰——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文中研究说明引子人类自有私欲以来,便有了战争,或同宗或异族,刀枪相向,杀戮成山。于是富饶的迦太基在罗马大军洗劫下满目疮痍,滑铁卢小镇上6万多具尸体永远留在了大雨后的沼泽里,莫斯科城飘舞的雪花见证了上百万人的惨死。正义与邪恶,顽强与懦弱,尽在刀光剑影下显现。唯有历史老人用他那睿智且一丝不苟的头脑,记下了许多的坚贞、许多的英勇、许多的同情、许多的丑陋与不平。以及,那一件件或许不为许多人所知的往事

殷昭鲁^[9]（2015）在《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的贪欲和历史原因,钓鱼岛从一个没有争议的岛屿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岛屿。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战后遗留的领土争端;从国际法来看,它是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从海洋开发来看,它涉及未来东海石油与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争端频仍。此争端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布局,而且也牵动了东亚,乃至世界的神经。诚然钓鱼岛问题表面上是中日两国的领土主权之争,而其内里却充斥着大国间的战略选择与利益博弈。因此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的价值,更有对国家利益现实的关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图籍可以证明。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有关钓鱼岛岛名记载的最早的文献,这足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最早的发现和“命名权”。并且明清两朝历届册封使的使录对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则更为翔实,这些使录不仅把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琉航道的航标,而且也明确指出中琉之间的界线为“黑水沟”,或是琉球姑米山。不仅如此,钓鱼岛在明清两朝还被纳入到中国海防的范围之内,《筹海图编》、《台海使槎录》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所以从钓鱼岛的发现、命名及使用和管辖上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日本、琉球与西方等国的古文献和地图也对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给予了佐证。因此,对这些事关钓鱼岛历史文本的梳理与解读,是我们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主权诉求的源流。晚清以降,由于中国国运式微,激发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早在1885年,日本政府就指使冲绳县政府对钓鱼岛等岛屿进行窥伺和调查。通过对该时期日本与冲绳县之间往来文书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窥伺经过了最初的迟疑、搁浅,而甲午战场的胜利,使得日本最终有恃无恐,假胜利之威,乘胜追击,窃占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日本窃占钓鱼岛经纬的分析,也可以显示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之下清日两国的衰兴与实力消长。因此把钓鱼岛问题放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和考察,从源头上寻觅日本窥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径,使我们更能有力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领有”主张。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不仅事关中日两国,还与美国息息相关。钓鱼岛问题的美国因素集中体现在美国战时及战后对东亚的战略布局,尤其与美国的琉球战略密切相关。无论是战时对琉球地理情报的搜集,还是战后旧金山会议上寻求对琉球的排他性托管,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的冲绳“归还”无不体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安排。但是美国这种战略利益安排却因对琉球的地理界域错误性认知以及对本国利益的考量把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挟裹其中,到冲绳“归还”时与日本私相授受而终于酿成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纠葛。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所谓的“行政权归还不涉及主权”的“中立立场”,这实际上是美国假“中立之名”,而行逃脱历史责任之实。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和抗议。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由于中国大陆同美日两国还没有改善和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联合国的席位还被台湾当局霸占,所以在对外交涉上面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在此期间仍积极地与相关学者研讨应对钓鱼岛争端策略,并向外发表声明,表达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在中日建交前后,中国领导人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提出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领导人的赞同。《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前后,发生“钓鱼岛渔船”事件,在中国领导人的妥善处理之下,很快平息下去。随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再次表达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并与日本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钓鱼岛争端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其附近海域发现了潜在的石油资源。琉球政府在美国和日本政府怂恿和支持之下,在战后首次发声,坚持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在钓鱼岛上设立界碑等标志物。作为对美琉当局举措的反制,台湾当局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不过此时台湾当局的着重点在于对钓鱼岛海域附近大陆架石油资源开发问题,与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石油。但当钓鱼岛争端表面化后,在强大的保钓运动压力之下,台湾当局开始在钓鱼岛主权诉求立场上日趋坚定,开始与美日交涉,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求于美日,最后还是没有改变美日对钓鱼岛“私相授受”的事实。钓鱼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以来,中间虽有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行为,但是总体发展还算良性。但是新世纪以来,日本部分领导人和右翼势力为了政治上的考虑,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特别是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钓鱼岛争端陡然升级。中国以强硬的战略布局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单独管控”局面,实现了“交叉管控”,而日本也采取战略应对,同时美国也加强对亚太的战略资源投递,以获得更多权益。在这场中美日的战略博弈中,使得钓鱼岛问题更趋复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孤悬于东海上的几座岛礁,钓鱼岛问题已经由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符号。这种符号凸显的是中日之间领土主权的争执、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对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以及东亚场域中大国利益的博弈。总之,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要以宏观的视野进行看待,以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纵的方面来看,以历史的长时段来了解其因果延承;从横的方面看,把其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把握其脉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仍在继续,从目前来看解决的前景虽不甚明朗,但是我们应有未雨绸缪的精神,为此在钓鱼岛问题提出以下三个展望:两岸合作乃维护领土主权之幸;中日应寻求和平解决以破解零和博弈之殇;而中国自身应大力提升国力以应不时之需。

陈海懿^[10]（2015）在《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在二战胜利前后确立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这种政策主导之下的对华援助一直是中美外交上的一个争议性问题。战后,针对美国应该如何援助国民党政权,援助的程度应如何设定等诸多问题,美国内部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有不同的主张。当马歇尔、魏德迈等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代表们主张以国民党的改革情况来衡量美国应给予的援助数额,并在援华问题上出现迟疑时,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毫无兴趣的非官方人士却突然强烈呼吁美国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国民党政权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他还利用外交家的经历与身份在华盛顿积极活动,游说国会,联合右翼媒体与共和党议员们为援华制造舆论氛围,迫使民主党政府妥协并实际上采纳了他们的援华意见。这个人就是威廉·克里斯蒂安·蒲立德（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蒲立德是美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是美国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原本主张包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蒲立德走向了对立面,变成了一个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极端“反共主义者”。受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蒲立德强烈主张美国应该主动遏制苏联的扩张和共产主义的蔓延,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格局,确立地缘政治的优势。二战后,蒲立德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远东,关注到了中国。马歇尔使华的失败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使蒲立德担忧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1947年7月,蒲立德作为《时代—生活》杂志的代表,来华调查访问两个月,回国后撰写发表了《访华观感》。《访华观感》的发表虽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却使得蒲立德在华盛顿声名鹊起,成为了远东地区的专家,也得到了正在准备以攻击民主党的对华政策来赢得194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的青睐。蒲立德不久就成为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之一,在华盛顿各处为援助蒋介石而游说奔走。在1948年援华法案的制定过程中,蒲立德卷入了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斗争之中,并充当了国民党与国会之间的“桥梁”,为援华法案的通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年5月,蒲立德再度来华,受到国民政府的隆重接待。但在1948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再次获胜,蒲立德的政治投机失败,失去政治资源与政治价值的蒲立德与国民党中国也走到了落幕的边缘。虽然蒲立德与中国的真正交往仅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是中国整个政治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战后中美关系激烈博弈反复时期。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国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的援华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蒲立德不仅在美国援华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却鲜为人知的角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本文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蒲立德在美国援华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蒲立德这种对华行为与理念归因于当时特殊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另一方面则试图以蒲立德为个案来探究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从蒲立德的个人视角来分析战后中美关系共识性基础上的鲜为人知的侧面。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内容设置如下:第一章主要追溯蒲立德来中国前的经历,阐述了蒲立德1919年密访莫斯科、担任驻苏大使（1933-1936）和驻法大使期间（1936-1939）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认知的转变,并通过分析《大地球自身》这本书为解构蒲立德战后主张积极援华的言行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叙述了蒲立德1947年访华的背景与经过,并重点介绍了使蒲立德成为远东地区专家的调查报告——《访华观感》及蒲氏美援计划。第三章通过大量的评论与报道来叙述中美各界对《访华观感》的争论,并探究了《访华观感》产生这种巨大影响的原因。第四章研究了作为院外援华集团早期成员之一的蒲立德,通过阐述蒲立德的主张及其参与的美国援华政治活动来分析美国“援蒋派”的运作,从而审视“援华”问题在战后中美关系发展上的影响。第五章主要叙述了蒲立德1948年两次来华的背景与过程,从中可以看到积极为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而奔走的蒲立德,从一个隆重的贵宾变成一个落寞的归客,这映现着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结局。第六章主要是借助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蒲立德1947年与1948年的对华行为与理念进行解读。“美国伟大”的国家利益、“反苏反共”的宗旨和“中国情结”都深刻地反映了“意识形态人”蒲立德的对华行为理念的根源。

二、斯大林的战时秘密官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斯大林的战时秘密官邸（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2）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行迹研究 ——引“GIS”入人物行迹研究的尝试（论文提纲范文）

（4）盟国对德日领土处置及德日应对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部落、民族与现代国家建构：伊朗分离运动研究（1941-1946）（论文提纲范文）

（6）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7）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斯大林的战时秘密官邸（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研究[D]. 李泽蕾.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行迹研究 ——引“GIS”入人物行迹研究的尝试[D]. 葛娟. 浙江大学, 2019(01)
• [4]盟国对德日领土处置及德日应对的研究[D]. 汪凡家. 武汉大学, 2018(12)
• [5]部落、民族与现代国家建构：伊朗分离运动研究（1941-1946）[D]. 唐陆.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6]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D]. 孙士庆. 上海大学, 2017(02)
• [7]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D]. 钟健. 浙江大学, 2016(07)
• [8]北方之鹰——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J]. 高金业. 时代文学, 2016(02)
• [9]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D]. 殷昭鲁. 南京大学, 2015(01)
• [10]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关系研究[D]. 陈海懿. 南京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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