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昕出席税收工作会强调依法治税（论文文献综述）
王宁[1]（2019）在《国地税机构合并问题研究 ——以海南省定安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3月,国务院公布机构改革方案,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案中关于税务工作的内容为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分设24年的国地税机构如今再次走向合并。国地税合并作为此轮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顺应了构建现代化财政体制和税收征管体制的要求,受到了社会公众的一致肯定。然而,由于两家机构独立运行时间久,人员数量庞大,虽然全国各级税务机关目前已经按照机构改革方案的时间要求完成合并工作,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快国地税合并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使社会和民众真切地享受到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对于基层税务部门而言,加快国地税合并的紧迫性更强,因为他们人员众多,长期处于税费征管一线工作状态,在国地税合并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无论是与地方政府沟通、干部队伍建设还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纳税服务等工作都亟待更高效的解决方案。本文聚焦于加快国地税真正合并的需要,通过介绍国地税分设的原因、国地税合并的时代背景、相关的研究情况、概念和理论基础帮助对国地税合并建立整体的认识,以查阅文献、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式展开研究,对海南省定安县的基层国地税部门开展合作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介绍,并根据机构改革对国地税合并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梳理出基层国地税部门在合并中面临的共性重难点问题,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模式进行分析与借鉴,以提升纳税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办税成本、落实减税降费、支持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等内容为重点,应从理顺双重领导机制、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综合治税、利用重大政策推进工作等方面着手,提出加快基层国地税真正合并的解决思路,让新成立的基层税务机构尽快地承担应尽的职责,让国地税合并这个“改革红利”尽快惠及社会,助推经济发展。
王洪祥[2]（2019）在《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是加强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调控既有必要性,也具有紧迫性。本文就环境保护税和排污费的异同及中国环境保护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部分政策建议。研究将环境保护理论的源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生态科技观和生态发展观为基础,深入分析西方环境保护理论,详细阐述了福利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介绍中国环境保护的实践历程和建设过程,并提出新时期中国环境保护的要求。首先,研究对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国环境保护税的前身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历程为出发点,详细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模式,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三个典型地区。据此提出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经验借鉴,以及与国际税收体系接轨的有效途径,包括以直接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作为环境税的征税对象,环境保护税要确定合理税率,环境保护税要专款专用,以及各国环境保护税征管资源配置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其次,研究明确提出了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环境保护税与排污费的异同、申报征收过程中的疑点和难点、环境保护税推广过程中的疑点和难点三个方面分析。申报征收过程的难点包括环境保护税纳税人的认定,认定原则和一般方法,以及税收的减免政策等。环境保护税法推广过程中的难点包括环境保护税纳税人的涉税风险管理、税收征管政策的科学化问题以及税率偏低问题,无法起到惩戒补偿引导的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对策建议。中国的环境保护税法还在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工作要做,需要在具体征管实践中进行摸索和完善。根据中国现有的情况以及中国的国情,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征收管理经验,与国际税收体系充分有效接轨,研究提出的具体保障措施建议包括优化征收管理方面的延续性、强化涉税环境保护信息比对和分析应用、完善环境保护税争议处理以及建立多部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协作机制四个方面。
刁文博[3]（2017）在《莱芜市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国税部门面临着纳税人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加大,信息化程度飞速提升的局面,基层国税部门税源管理的难度逐渐增加,只依托以往的通过税收管理员管户的税源管理手段很难满足当今信息化时代的需求。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各国税收领域已广泛应用,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趋势,当前国税部门税源管理能力的核心就是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和应用。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基层国税部门在税源管理工作中,将信息化建设作为抓好税源管理质效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把推动信息化建设作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支撑,来促进国税工作的全面提高。作为基层税务管理部门,莱城区国税局一直在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有益的尝试,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进步,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典型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本文立足于莱城区国税局工作实际,科学全面的分析当前莱城区国税局在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充分发挥信息化促进税收工作的作用,为促进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本文围绕“莱城区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分析”这一核心主题加以研究与探索。通过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结合我国当今税源管理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基层国税部门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实施的重要意义,并简要阐述国内外对于税源管理信息化问题的理论研究状况。在理论基础上,对国外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先进经验进行了借鉴,并简单总结了国内税务部门信息化建设的历程。根据对莱城区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现状的分析,从保障体系、数据利用情况、人员配置和信息安全等角度全面分析找出了当前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优化思路,科学筹划,健全信息化工作机制,强化涉税信息采集,强化人才培养,加强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对策,解决目前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问题。
周继燕[4]（2016）在《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经济增长大多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发生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对通货膨胀给予更大关注,研究通货紧缩者甚少。然而,相对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通常更加难以应付,因为通货紧缩一旦发生,带来的便是旷日持久的灾难。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还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今又一次处于通货紧缩的泥沼之中,抑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建国以来发生的首轮通货紧缩,无不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继成功预言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夕再次预言,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提到:"21世纪将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萧条经济学将重返历史舞台。"这究竟危言耸听还是会一语成谶?不得不令人反思,通货紧缩是否再度来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货紧缩呼声再次高起,为防止经济衰退,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试图力挽狂澜,助推了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随后,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持续走弱,CPI增速在2012年7月低于2%的水平,并于2014年8月开始正式跌入" 1"时代,PPI自2012年3月份开始呈现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末,PPI已连续46个月负增长,同时,GDP跌破7%的目标,实现6.9%的增长速度。由此,再度引发关于当前中国是否面临通货紧缩风险的争论。然而,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不同,此轮通货紧缩风险是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时期发生的。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是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口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根据人均GDP这一指标衡量,中国已在2010年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此外,在200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比重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总抚养比也于2010年开始上升。长期以来,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式微,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经济增速放缓。如果说经济增长减速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通货紧缩风险则是新常态下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本文认为当前通货紧缩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来自供给侧的结构冲击,如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度负债导致的债务-通货紧缩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首先对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进行了阐述,并通过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物价水平变动趋势,对中国是否发生通货紧缩进行初步判定。其次,从通货紧缩风险形成的直接原因出发,分别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性研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再次,在对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寻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最后,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三个维度,提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本文分为七个部分,主要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罗列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理论探源和文献述评。对马克思的通货紧缩思想、供需失衡论、货币供给收缩论、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论等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主要从通货紧缩本质和成因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和初步诊断。从理论上对通货紧缩的界定范畴、判断标准、衡量指标进行分析,详细阐述由物价水平下降、货币供给不足和经济持续衰退三者分别或共同决定的单要素论、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在此基础上,具体剖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着重分析物价水平、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三个经济层面的趋势和特点,厘清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当前中国通货紧缩形势做出初步判定。第四部分为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实证分析。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四个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进行定性分析。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性因素及其他控制变量,得到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建立三机制门槛回归模型,以通货膨胀率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期间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分为通货紧缩、低通货膨胀和高通货膨胀三个阶段,从而得到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第五部分为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与经验借鉴。回顾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通货紧缩的时代背景、形成原因及经济影响,对比分析美国、日本通货紧缩的特点及治理经验,并探索其对中国的启示。第六部分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在总结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引发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结构性因素的冲击,提出实施结构化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以及多种政策的科学合理搭配策略,以有效应对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展望。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刘莹[5]（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文中提出自1986年我国实行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普法教育已经走过了二十六年。我国普法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以宪法普及为先导的启动时期、市场经济法律普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时期、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的高潮时期之后,进入了权利至上的全面提升时期。通过五个普法“五年计划”的开展,我国普法教育实现了从常识性普及、知识性传授、法律意识的培养到法律素质提升的转变；实现了由行政手段管理向由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法教育中每一次对象、内容、目标的改变都对应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普法这场初衷为“将法律交给十亿人民”的法制工程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声势浩大的,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模式,利用这种模式普法的优势在于能快速的集中的进行法律常识的普及以及法律知识的讲授,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确实为我国公民学习法律、知晓法律提供了平台,也为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普法教育的发展和深入,“政府主导型普法”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普法主体工作热情不高、群众参与度不高、普法实效性不强等种种问题的出现严重束缚了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甚至还一度使其进入了“滞缓期”,其中,实效性问题更是成为困扰普法教育的“顽疾”所在。诚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普法教育的主体对自身定位的错误,导向型主体与主体性主体发生了功能性的错位；普法客体呈现多层次发展的趋势,其中,青少年和领导干部一直都是普法的重点对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区和城市流动人口的普法教育正逐渐成为难点问题,这些群体的存在,使普法教育的任务更加繁重,对普法的针对性要求更强；普法教育的传统载体正在遭受冲击,现代载体的强势介入使得传统载体在实效性方面显得后劲不足；普法教育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复杂化的媒介环境对普法内容的辨识提出了新的要求,虚拟化的生活环境要求对普法内容进行新的拓展。解决以上问题以及实效性问题的关键仅仅依靠对普法的方式或者方法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只是治标之法而不是治本之方,普法教育仍然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应该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换言之,正是因为在普法教育中忽视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才会导致普法教育实效性难以提高的问题。人是有各种需要的综合体,人的需要是人一切行为的基础。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人的需要决定了普法教育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为指导,普法教育应在尊重人的需要基础上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基础上注重对新普法方式的开发和运用；在遵循人的需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社会“公正”价值的实现,增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并最终实现普法教育的实效性的提高。本论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入手,创造性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理论与普法教育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只有实现普法教育主体的功能性互补、客体的多层次结合、载体的历史性统一、环体的突破性变迁才能形成合力,推动普法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研究采取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演变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普法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根据各个阶段普法教育的不同重点,首次将普法教育的历程进行了划分。在结合成都市普法教育实践和全国普法工作的情况的基础上对各时段普法教育的内容和显着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通过对各时期普法教育主体、客体、载体和环体所呈现的新特点的分析,提出在今后的普法教育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法律素质的提升、法律认同感的强化以及对人的需要的尊重。
朱庆跃[6]（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认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张超[7]（2011）在《纳税服务与服务型政府建构》文中认为税务部门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组成部门,纳税服务也是政府服务中的重要一环。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率,在税务部门的重要体现就是对纳税人执法观念的转变,从原先的强制性执法转变成服务性执法,纳税服务理念得以实现。我国现阶段纳税服务观念存在很多不足,因此,需要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下构建纳税服务体系应从完善纳税服务体系的理念、加强高效纳税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建设、制定规范统一的纳税服务标准、打造专业服务团队深入开展纳税服务、建立健全纳税服务考核监督体系五个方面进行入手。
邹广[8]（2009）在《我国财政体制的宪政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的巨大转变中,例如在制定和通过宪法所引起的剧变中,经济的‘力量’可说是原始的或基本的力量,而且比其他力量更足以‘解释’事实。”①宪政的基本动力便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妥协。这些冲突的起因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能够达成的妥协也主要在于各方经济利益的平衡。在西方宪政体制确立的历史过程中,财政作为经济利益的重要载体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中,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政关系也是具有根本地位的内容之一。这些现象无一不在昭示着宪政与财政之间密切的关系。《人权宣言》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而宪政则恰恰是以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为基本内容并体现法治精神的宪法在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充分实施所形成的现实的民主政治体制。立宪法容易,行宪政困难。我国如何实现期待中的宪政是我们每个法律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是宪政?”“为什么要实施宪政?”“如何实施宪政?”近年来,我国改革的重心已渐渐由经济向政治,特别是宪政上偏移。若宪政改革成功不仅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也能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当然,宪政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应像我国经济改革一样,需要采取一种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财政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集中体现和具体运用,成为宪政建设的基础环节。因此,财政体制也成为富有时代内涵的宪政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更多地是从分析市场机制的缺陷入手,揭示财政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界定公共财政的范围与职能,而却忽视了从民主、法治、分权、人权等宪政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公共财政尤其是公共财政体制下的财政权力运行机理问题。合理的分权不仅是国家权力良性运作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国家权力理性行使的保障。文章以我国财政体制的宪政思考作为主要论题,从传统经济学领域对财政体制的研究展开,宪法、宪政应当对财政体制给予足够关注,以财政——财政体制——财政权力——宪政分析作为主要脉络。财政体制与宪政的主要契合之处在于两者对权力的制约规范以及最终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因此,从财政体制中的财政权力为突破口进行阐述,运用宪政理论中的分权制约原理,对财政体制权力进行横向、纵向的划分,并选取其中的税收权力正义控制、预算权力的民主保障、转移支付权力的法治矫正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将财政体制升华到、归宿到人权保障的现实意义中来。全文共分7个部分论述,分别如下：第一章导论。传统的经济学、财政学对公共财政进行深入分析,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即财政体制以市场的缺陷为前提与基础,为了维护市场经济而建立的市场型财政。作为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宪法、宪政必须直面社会的变迁,审视公共财政,将财政的运行机制应纳入宪政的控制之下。在我国市场发展、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财政学者的“法治盲”与法学者的“财政盲”现象,阻碍了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深入探究财政体制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宪法学、宪政的视野对财政体制进行分析。第二章财政体制的多重分解。从财政体制基础概念财政的一般内容展开,划分出财政活动的几种模式——家计财政、王权财政、国家财政以及公共财政。我国财政体制内涵与西方财政体制概念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起源方面分别沿循不同的逻辑思路。公共财政体制作为我国以及现代国家行为的主要方式,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公共性,国家财政产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着重体现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立足于非营利,运行符合规范性和法治化等等。财政体制的核心——财政权力是关键因素,本文借助财政权力分析财政体制的运行,按照宪政最普遍的分权原理来划分,财政权力呈现出横向与纵向的权力体系,后文便以横向与纵向的权力分立、制约来深入阐述财政体制的运行。第三章财政体制与宪政的关联向度。现代国家在建立宪政的过程中,其基本追求在于：以宪法至上为逻辑起点,以保障人权为终极目标,以规制权力为基本手段。财政体制的分权恰恰是对宪政基本理念的积极回应。从自由法治国家到社会法治国家、以及从所有者权国家到租税国家、财政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了国家形态的转变都含有财政体制的因素。近代西方宪政的确立,财政体制（税收）在其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围绕财政税收利益展开的争夺,不仅直接催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而且奠定了宪政制度基本要素的基础——主权在民的思想、参与协商精神、代议制度及议会至上原则等等。在先进体制的指引下,反观我国财政体制,也需要沿着宪政制度的要求进行：财政体制的正义性,正义原则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化；财政体制的民主化,着眼于财政的民意基础；财政体制的法治化,财政行为表现出法的规范和要求。第四章我国财政体制中权力与权利分离：税收的正义控制。财产权利作为人类享有的基本人权,在宪法意义上,划定了公权力的界限和范围,国家不能任意地干涉和侵犯并负有保护的义务和职责。财政权力作为国家公权力,其产生的基础正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侵犯,只不过这种侵犯打上了合法的烙印,两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财政权力的分支——税收权力首次在公民和国家领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财政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在于控制税收权力,无论是形式意义上的租税法定还是实质意义上的课税平等,其基本的定位就在于捐税正义,这是税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和调节机制,其宪政价值能够实现社会的基本正义和最大正义。通过对美国宪法税条款解读以及我国宪法中涉税条款分析,发现税收法定这一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原则在宪法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这为不规范的税收立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因此,必须使税收立法权回归到“人大专有”,以及为税收立法设置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第五章我国财政体制中权力横向分立：预算的民主保障。分权理论将立法、行政、司法之间进行职能的划分,并且在运行中相互制约达到动态的平衡。从财政权力的横向分配来看,应划分为财政立法权、财政执行权、财政司法权,分别由议会、政府、法院享有,这是宪政的“分权与制衡”精神的具体体现。现代分权的宪政模式建立在代议制度的基础之上,公民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进行政治事务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权的宪政模式又是代议制的宪政模式。在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是建立在现代预算基础上的财政体制,预算是制度意义上的财政。预算权力决定财政配置资源的规模和方向,其价值核心也是财政民主。依照横向分权原理,预算权力也可以划分成议会预算权力和政府预算权力,尤其在预算决策权层面,议会预算审批权和政府预算编制权相互之间充满较量。第六章我国财政体制中权力纵向分立：转移支付的法治矫正。分权理论除了在经典的横向分权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之外,纵向分权同样十分重要,即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相互制约和动态平衡。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联邦制”不是指任何特定的纵向分权模式,而仅仅是指一种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分配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分权在财政体制中反映就是纵向的财政分权,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能够更加高效的利用财政资金保障公共服务的需要,当然这也对政府职能的划分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央和地方之间转移支付便是对纵向分权的有益实践,其立足于公共服务均等,实现财政的横向、纵向均衡以及避免外部性的基本目标。因此,必须以宪政的标准对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改革,保障转移支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纵向权力目标的顺畅实现。第七章代结语：我国财政体制之人权期待。在推进宪政的历史过程中,财政体制的建立及完善,无疑会大力推动宪政这个伟大目的标实现,当然,两者的终极目标和远景期待确实不约而同——保障人权。财政体制正是为公民（纳税人）所生,国家与公民之间不是普通的“交换”关系,这场交易必须是财政体制对公民应有足够的关怀与尊重,并且其所有一切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人权保障成为财政体制建立、运行的终极目标。公民的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是财政体制运行良好与否的直接体现。更为深入的是,财政体制的有效运行关乎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财政体制是国家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如果不能与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国家财力势必会削弱。无论从宏观的国家角度,还是从微观的个人角度,财政体制对人权保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高永清[9]（2007）在《教育培训:促进了税务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和税收事业发展——“十五”税务教育培训工作回顾》文中提出税收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来自税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岗位技能的提升,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主要取决于规范、持续、有效的教育培训工作。因此,十五辉煌,税收阔步发展,其中也体现着教育培训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及其所提供的巨大的智力支持,也折射出广大教育培训工作者辛勤耕耘的汗水。
章志华,戴光元[10]（2006）在《依法治税 规范管理 确保地税任务超额完成》文中提出本报讯：昨日，全市地税工作会在市地税局会议室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谢亦森致贺信，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鲍小慧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水根，市政协副主席汪重阳等出席。 谢亦森在贺信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地税系统紧紧围绕市委、市
二、王昕出席税收工作会强调依法治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昕出席税收工作会强调依法治税（论文提纲范文）
（1）国地税机构合并问题研究 ——以海南省定安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1994年实施分税制的历史背景 |
| 1.1.2 新时期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要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小结与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厘清 |
| 2.1.1 税收征管与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
| 2.1.2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综合治税理论 |
| 2.2.2 税收遵从理论 |
| 3 海南省定安县国地税合并前后机构设置对比 |
| 3.1 原海南省定安县国家税务局的机构设置 |
| 3.2 原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的机构设置 |
| 3.3 合并后的国家税务总局定安县税务局的机构设置 |
| 3.4 合并前后组织结构与分工的对比分析 |
| 4 定安县国地税合作取得的成效 |
| 4.1 建章立制,为各方面合作提供保障 |
| 4.2 共同开展税收征管工作 |
| 4.3 共同提升纳税服务质量 |
| 4.4 加强与其他部门单位的协作 |
| 4.5 协助地方政府提升对综合治税的重视 |
| 5 定安县国地税合并面临的主要问题 |
| 5.1 地方政府对地方收入掌控力度的担心 |
| 5.2 税务干部面临着新职务和新工作岗位调整的挑战 |
| 5.3 磨合期对征管工作的负面影响 |
| 5.4 纳税人和缴费人的办事成本增加 |
| 6 国外相关的经验借鉴 |
| 6.1 分权型代表:美国模式 |
| 6.1.1 税务机构设置情况 |
| 6.1.2 美国税制带来的启示 |
| 6.2 集权型代表:法国模式 |
| 6.2.1 税务机构设置情况 |
| 6.2.2 法国税制带来的启示 |
| 6.3 混合型代表:日本模式 |
| 6.3.1 税务机构设置情况 |
| 6.3.2 日本税制带来的启示 |
| 7 对定安县国地税合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 |
| 7.1 理顺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关系 |
| 7.1.1 确保权利与责任的科学划分 |
| 7.1.2 应充分发挥连接税务总局与地方政府的纽带作用 |
| 7.2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
| 7.2.1 围绕新的职责调整设置岗位 |
| 7.2.2 构建“传帮带”机制 |
| 7.2.3 制定用好人员轮岗和培训方案 |
| 7.2.4 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
| 7.3 提升征管工作效率 |
| 7.3.1 完善工作规范,加强指导督办 |
| 7.3.2 加快信息整合 |
| 7.3.3 强化监管和责任追究 |
| 7.4 有效降低纳税人和缴费人的办事成本 |
| 7.4.1 提升培训效果 |
| 7.4.2 合理调配业务办理场所 |
| 7.4.3 简化信息系统使用的复杂度 |
| 7.5 做好宣传舆情工作 |
| 7.6 借助重大的政策实施推动融合 |
| 7.6.1 借助减税降费提升征管质效 |
| 7.6.2 借助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构建营商环境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2章 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一般概述 |
| 2.1 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概念 |
| 2.1.1 环境保护税 |
| 2.1.2 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 |
| 2.2 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历程 |
| 2.2.1 中国环境保护税立法的目的与背景 |
| 2.2.2 环境保护税与排污费的异同 |
| 2.2.3 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基本原则与重要意义 |
| 第3章 环境保护税的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 |
| 3.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科技观 |
| 3.1.3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发展观 |
| 3.2 西方环境保护理论 |
| 3.2.1 福利经济学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 |
| 3.2.3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
| 3.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环境保护理论与实践 |
| 3.3.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
| 3.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保护的建设 |
| 3.3.3 新时代中国环境保护的探索 |
| 第4章 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4.1 环境保护税申报征收过程中的问题与挑战 |
| 4.1.1 环境保护税纳税人的认定 |
| 4.1.2 环境保护税计税依据的认定原则和一般方法 |
| 4.1.3 环境保护税的减免税政策 |
| 4.2 环境保护税推广过程中问题与挑战 |
| 4.2.1 环境保护税纳税人的涉税风险管理 |
| 4.2.2 税收征管政策更科学化多样化 |
| 4.2.3 税率偏低,难以起到惩戒补偿引导作用 |
| 第5章 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对策建议 |
| 5.1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经验 |
| 5.1.1 加强国内环境治理的力度 |
| 5.1.2 将环境保护税作为绿色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1.3 明确污染者负担原则 |
| 5.1.4 有效与国际绿色税收体系接轨 |
| 5.2 我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保障措施 |
| 5.2.1 优化征收管理方面的延续性 |
| 5.2.2 强化涉税环境保护信息比对和分析应用 |
| 5.2.3 完善环境保护税争议处理 |
| 5.2.4 建立多部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协作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莱芜市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综述 |
| 1.2.3 总体评价 |
| 1.3 研究的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 |
| 2.1 税源 |
| 2.2 税源管理 |
| 2.3 税源管理信息化 |
| 2.3.1 概念 |
| 2.3.2 内涵 |
| 2.3.3 目的 |
| 2.3.4 内容 |
| 2.4 小结 |
| 第3章 国内外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情况及历程 |
| 3.1 国外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情况 |
| 3.2 国内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历程 |
| 3.3 小结 |
| 第4章 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实践 |
| 4.1 莱城区国税局组织机构及人员设置状况 |
| 4.2 莱城区国税局税源基本情况 |
| 4.3 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现状 |
| 4.3.1 推广应用系统,提供保障支撑 |
| 4.3.2 科学划分税源,实行分类管理 |
| 4.3.3 强化制度建设,优化人员配备 |
| 4.3.4 加大资金投入,提高设备效率 |
| 4.3.5 强化数据采集,建立协调机制 |
| 4.3.6 抓好数据应用,精确风险处理 |
| 4.3.7 严格安全防护,落实巡查考评 |
| 4.3.8 加强人才培养,提升工作能力 |
| 4.4 小结 |
| 第5章 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5.1 缺乏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长远规划 |
| 5.2 缺乏完整高效的税源管理信息化保障体系 |
| 5.2.1 信息化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
| 5.2.2 未设置专门的信息化机构 |
| 5.2.3 缺乏信息化硬件设备 |
| 5.2.4 缺乏外部协调机制 |
| 5.3 所采集数据的全面性和实用型不足 |
| 5.4 数据利用价值挖掘不足 |
| 5.5 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人力资源匮乏 |
| 5.5.1 信息化建设需要的专业人才不足 |
| 5.5.2 缺乏考核激励机制保障队伍强化 |
| 5.5.3 教育培训保障无法适应工作需求 |
| 5.6 信息安全面临风险隐患 |
| 5.7 小结 |
| 第6章 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发展对策 |
| 6.1 严格遵循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指导原则 |
| 6.1.1 依法设计原则 |
| 6.1.2 专业化分工原则 |
| 6.1.3 风险管理原则 |
| 6.1.4 科学统筹规划原则 |
| 6.2 保持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 |
| 6.3 建立健全税源管理信息化机制 |
| 6.3.1 完善内部机制 |
| 6.3.2 完善纵向互动机制 |
| 6.3.3 强化横向联动机制 |
| 6.4 强化涉税信息采集利用 |
| 6.4.1 提高税务系统内部数据采集集中度 |
| 6.4.2 确保第三方信息的全面性 |
| 6.4.3 结合风险管理深化数据分析应用 |
| 6.5 科学培养信息化专业人才 |
| 6.5.1 合理设置信息化机构 |
| 6.5.2 创新税收信息化人才培养机制 |
| 6.5.3 健全激励保障机制 |
| 6.6 加强税收安全信息保障 |
| 6.7 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安排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与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 通货紧缩的理论探源和文献述评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的通货紧缩思想 |
| 2.1.2 供需失衡论 |
| 2.1.3 货币供给收缩论 |
| 2.1.4 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2 文献述评 |
| 2.2.1 关于通货紧缩本质的争论 |
| 2.2.2 关于通货紧缩成因的研究综述 |
| 3 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与初步诊断 |
| 3.1 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 |
| 3.1.1 通货紧缩与通货紧缩风险 |
| 3.1.2 通货紧缩的判断标准 |
| 3.1.3 通货紧缩的衡量指标 |
| 3.1.4 通货紧缩的分类 |
| 3.1.5 通货紧缩的经济效应 |
| 3.2 把脉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现状 |
| 3.2.1 物价水平呈下跌态势 |
| 3.2.2 宏观经济下行趋势明显 |
| 3.2.3 货币供应量高位增长 |
| 3.3 中国通货紧缩初步诊断 |
| 3.3.1 当前是否发生通货紧缩的争论 |
| 3.3.2 通货紧缩风险的初步判定 |
| 4 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实证分析 |
| 4.1 通货紧缩风险的形成原因 |
| 4.1.1 通货紧缩风险的直接原因 |
| 4.1.2 通货紧缩风险的结构性因素 |
| 4.1.3 通货紧缩风险的资源环境因素 |
| 4.1.4 通货紧缩风险的货币因素 |
| 4.1.5 通货紧缩风险的外部冲击因素 |
| 4.2 通货紧缩风险成因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4.2.3 实证检验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 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与经验借鉴 |
| 5.1 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 |
| 5.1.1 大萧条的经过 |
| 5.1.2 通货紧缩治理政策及效果评价 |
| 5.2 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通货紧缩 |
| 5.2.1 日本通货紧缩的背景 |
| 5.2.2 通货紧缩治理政策及效果评价 |
| 5.3 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通货紧缩 |
| 5.3.1 通货紧缩的状况描述 |
| 5.3.2 通货紧缩的原因分析 |
| 5.3.3 通货紧缩治理政策及效果评价 |
| 5.4 通货紧缩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
| 5.4.1 警惕资产价格泡沫引发金融危机 |
| 5.4.2 总需求管理政策并非万能解药 |
| 5.4.3 注重供给端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 |
| 6 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 |
| 6.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1.1 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
| 6.1.2 调整融资结构,促进直接融资发展 |
| 6.1.3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
| 6.1.4 发展绿色经济,从量变到质变 |
| 6.2 总需求管理政策 |
| 6.2.1 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 |
| 6.2.2 积极的财政政策 |
| 6.3 其他配套改革措施 |
| 6.3.1 行政体制改革 |
| 6.3.2 要素价格改革 |
| 6.3.3 财税体制改革 |
| 6.3.4 金融体制改革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宪法为先：中国普法教育之启动 |
| 2.1 中国普法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
| 2.1.1 变革之志：建国初期中国法制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
| 2.1.2 “文革”之殇：“无法无天”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
| 2.1.3 改革之新：邓小平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提出 |
| 2.2 中国普法教育的全面启动 |
| 2.2.1 中国普法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
| 2.2.2 中国普法教育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2.3 治道选择与法制话语的兴起 |
| 2.3.1 治道转型期的文化博弈对普法教育的影响 |
| 2.3.2 中国法制语词探源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2.4 小结：“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第3章 法制经济：中国普法教育之展开 |
| 3.1 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 |
| 3.1.1 市场：推动法制进程的导向器 |
| 3.1.2 法制：实现市场有序的保护伞 |
| 3.1.3 实质：市场经济亦即法制经济 |
| 3.2 中国普法教育的快速发展 |
| 3.2.1 中国普法教育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3.2.2 中国普法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 |
| 3.2.3 中国普法法制宣传的全面展开 |
| 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的制定与普及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的制定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倾向分析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制定对普法教育的影响 |
| 3.4 小结：普法教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障 |
| 第4章 依法治国：中国普法教育之中心 |
| 4.1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与中国普法教育的稳定推进 |
| 4.1.1 从法制到法治的飞跃：中国法制建设思想的新突破 |
| 4.1.2 中国普法教育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提出 |
| 4.2.1 从发展到整顿：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调整 |
| 4.2.2 从无限到有限：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 4.2.3 从道德约束到制度约束：对执法队伍的依法管理 |
| 4.2.4 从数量到质量：立法领域的“量变”与“质变” |
| 4.3 中国法治系统工程中的普法教育 |
| 4.3.1 中国普法教育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4.3.2 普法教育在法治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 4.4 小结：依法治国的实施对中国普法教育的推动 |
| 第5章 权利至上：中国普法教育之提升 |
| 5.1 中国普法教育之转型 |
| 5.1.1 中国普法教育之观念转型 |
| 5.1.2 中国普法教育之目标转型 |
| 5.1.3 中国普法教育之方式转型 |
| 5.1.4 从信用经济的构建看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的结合 |
| 5.2 权利与权力：中国普法教育之本质 |
| 5.2.1 普法的重要前提：公民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 |
| 5.2.2 普法的首要目标：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律约束 |
| 5.2.3 从强制拆迁事件的发生看权利与权力的博弈 |
| 5.3 物权与人权：普法教育之提升 |
| 5.3.1 物权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
| 5.3.2 人权保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与归属 |
| 5.3.3 以人为本：中国普法教育的全面提升 |
| 5.3.4 食品安全事件所折射的民生立法和制度疏漏 |
| 5.4 小结：普法教育的新功能发挥 |
| 第6章 中国普法教育之检视与展望 |
| 6.1 对中国普法教育之检视 |
| 6.1.1 导向与参与：普法主体的功能性互补 |
| 6.1.2 重点与难点：普法客体的多层次结合 |
| 6.1.3 差异与整合：普法载体的历史性统一 |
| 6.1.4 改变与拓展：普法环体的突破性变化 |
| 6.2 对中国普法教育之展望 |
| 6.2.1 普法教育的认识高度 |
| 6.2.2 普法教育的认同维度 |
| 6.2.3 普法教育的人文向度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后记 |
（7）纳税服务与服务型政府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服务型政府与税收政策概述 |
| 一、服务型政府概述 |
| (一) 服务型政府的概念 |
| (二) 服务型政府的特点 |
| (三) 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
| 二、税收执法概述 |
| (一) 税收执法的概念 |
| (二) 税收执法的内容 |
| (三) 税收执法的地位 |
| 三、纳税服务是构成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一) 服务型政府和税收执法的协调统一 |
| (二) 服务型政府与税收执法之间的不同之处 |
| (三) 税收执法与服务型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
| 第二章 纳税服务的理论和实践 |
| 一、纳税服务的内涵 |
| (一) 纳税服务的概念 |
| (二) 纳税服务的背景 |
| (三) 纳税服务的特征 |
| (四) 纳税服务的原则 |
| 二、纳税服务的理论基础 |
| (一)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二) 纳税服务理论基础 |
| 三、国外纳税服务的主要理念与实践 |
| (一) 国外纳税服务的主要管理理念及方法 |
| (二) 纳税服务源于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满足 |
| 第三章 我国纳税服务的基本现状 |
| 一、我国纳税服务的进路演变 |
| (一) 纳税服务起步萌芽 |
| (二) 纳税服务大发展 |
| 二、我国纳税服务的基本格局 |
| (一) 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已基本确立 |
| (二) 纳税服务的形式日渐丰富多样 |
| (三) 纳税服务的内容不断充实拓展 |
| (四) 纳税服务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
| 三、抽样调查的相关信息 |
| (一) 调查目的 |
| (二) 调查方法 |
| (三) 调查结果和发现的问题 |
| 四、我国纳税服务当前存在的问题 |
| (一) 纳税就是执法没有商量 |
| (二) 纳税呈现模糊没有规范 |
| (三) 纳税设定指标没有章法 |
| 第四章 完善纳税服务的对策与建议 |
| 一、进一步完善纳税服务体系的理念 |
| (一) 完善纳税服务法律体系 |
| (二) 转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纳税服务理念 |
| (三) 健全制度规范,完善纳税服务制度体系 |
| (四) 完善纳税服务手段,提高纳税服务能力 |
| 二、加强高效纳税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建设 |
| (一) 以"税银一体化"为重点,纳税人多种缴款方式的需求得到满足 |
| (二) 以税收信息化为核心,"办税窗口"的纳税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
| (三) 可以手机为载体,推出手机办税功能,纳税服务工作初步实现无线化 |
| 三、制定规范统一的纳税服务标准 |
| (一) 集中式咨询渠道 |
| (二) 规范式办税窗口 |
| (三) 统一式网站集群 |
| (四) 综合式维权平台 |
| (五) 固定式宣传阵地 |
| 四、打造专业服务团队,深入开展纳税服务 |
| (一) 加强队伍建设,打造高素质的服务队伍 |
| (二) 丰富服务内容,建设便捷高效的纳服平台 |
| (三) 优化服务流程,提供多元化全方位服务手段 |
| (四) 组织机构保障,建立互动纳税服务评析制度 |
| 五、建立健全纳税服务考核、监督体系 |
| (一) 公开办税与服务责任相结合 |
| (二) 服务承诺与服务质量相匹配 |
| (三) 纳税服务与责任追究相伴随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财政体制的宪政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财政体制的传统视域 |
| 二、宪法学对财政体制的应有关照 |
| 三、"法治盲"与"财政盲"的体制之惑 |
| 第二章 财政体制的多重分解 |
| 一、财政、财政体制梳理 |
| (一) 财政一般理论及其主要模式 |
| (二) 我国财政体制的内涵、职能及历程梳理 |
| 二、财政体制的公共模式 |
| (一) 关于"公共性"的破解 |
| (二) 公共性在财政体制中的外化 |
| 三、财政体制中的权力运行 |
| (一) 什么是财政权力 |
| (二) 财政体制中的权力划分 |
| (三) 财政体制分权的宪政逻辑 |
| 第三章 财政体制与宪政的关联向度 |
| 一、宪政基本理论 |
| (一) 什么是宪政 |
| (二) 如何看待宪政 |
| 二、财政体制分权对宪政的两重影响 |
| (一) 对宪政之限制权力影响 |
| (二) 对宪政之保障公民权利的影响 |
| 三、影响宪政国家变迁的财政体制要素 |
| (一) 财政体制依托国家形态的变迁 |
| (二) 财政体制形成(征税斗争)对宪政的催生 |
| (三) 财政体制要素对宪政建设的深刻启迪 |
| 四、我国财政体制的宪政需求 |
| (一) 财政体制的正义品性 |
| (二) 财政体制的民主品质 |
| (三) 财政体制的法治品格 |
| 第四章 我国财政体制中权力与权利分离:税收的正义控制 |
| 一、财产权利与税收权力的辩证关系 |
| (一) 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利 |
| (二) 税收:权力与权利的统一、分离 |
| 二、税收权力及其运行规则 |
| (一) 税收权力内涵 |
| (二) 税权运行规则——捐税正义 |
| 三、我国税收权力的正义控制 |
| (一) 我国宪法税收条款的重新解读——以美国为参照 |
| (二) 我国税收权力的正义控制 |
| 第五章 我国财政体制中权力横向分立:预算的民主保障 |
| 一、财政权力的横向划分 |
| (一) 传统分权理论的引导 |
| (二) 财政权力对分权理论的演绎 |
| 二、代议制度与公共财政体制 |
| (一) 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产生 |
| (二) 代议制度与公共财政体制的契合 |
| 三、预算权力对我国财政体制的贡献 |
| (一) 预算与财政体制的互动 |
| (二) 预算权力的基础理论 |
| (三) 横向分权模式下的预算权力制约 |
| 第六章 我国财政体制中权力纵向分立:转移支付的法治矫正 |
| 一、集权抑或分权:央地关系的争执 |
| (一) 中央集权的合理性 |
| (二) 地方分权的必要性 |
| 二、纵向分权的宪政语境 |
| (一) 传统宪法理论之商榷 |
| (二) 普遍意义的上的"联邦" |
| 三、财政分权与央地政府关系的选择 |
| (一) 纵向分权在财政体制中的延伸 |
| (二) 为什么财政要分权 |
| (三) 财政分权的政府职责 |
| 四、我国央地政府之间转移支付的法治轨迹 |
| (一) 转移支付的基本理论 |
| (二) 我国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均等的回应 |
| 第七章 代结语:我国财政体制之人权期待 |
| 一、公共财政体制为公民(纳税人)而生 |
| (一) 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特殊"交换"关系 |
| (二) 公共财政体制要尊重公民 |
| (三) 公共财政体制之取用于民 |
| 二、我国财政体制的人权保障期待 |
| (一) 人权保障的原理 |
| (二) 人权保障的要求 |
| (三) 人权保障的内容 |
| 三、公共财政体制与国家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王昕出席税收工作会强调依法治税（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地税机构合并问题研究 ——以海南省定安县为例[D]. 王宁. 海南大学, 2019(06)
- [2]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路径研究[D]. 王洪祥. 吉林大学, 2019(10)
- [3]莱芜市莱城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D]. 刁文博. 山东财经大学, 2017(08)
- [4]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D]. 周继燕. 东北财经大学, 2016(06)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D]. 刘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13(10)
- [6]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7]纳税服务与服务型政府建构[D]. 张超. 苏州大学, 2011(05)
- [8]我国财政体制的宪政思考[D]. 邹广. 武汉大学, 2009(09)
- [9]教育培训:促进了税务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和税收事业发展——“十五”税务教育培训工作回顾[J]. 高永清. 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 2007(03)
- [10]依法治税 规范管理 确保地税任务超额完成[N]. 章志华,戴光元. 抚州日报,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