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圣宗外交政策分析

一、试析辽圣宗的对外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赵天宝^[1]（2018）在《论辽圣宗的廉政实践》文中指出辽圣宗廉政建设的成功与其实施适宜的廉政措施紧密相关。辽圣宗率先垂范,通过崇俭禁奢、矜恤百姓以倡行廉政;坚持以廉为准的选官之道,通过任贤去邪在朝廷内外弘扬清廉之风;坚持中道立法和严格监察,通过准法同科、防治并举使官贵束手。辽圣宗一手恤民倡廉,一手惩贪治腐,这种"两手抓"的廉政思想在其执政期间得到了切实贯彻,实现了辽代中兴之盛世,取得了风清政明的廉政实效。

单长城^[2]（2018）在《宋代构建夷夏关系的理念与现实》文中认为宋代继承了先秦以来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如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样,处于“中国”的宋朝君臣士大夫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怀揣着四夷来王、备受尊崇的天下共主理念;然而宋代却面临着一个诸多异族政权并存,四夷林立的政治格局,在异族逼迫之下,宋人祭出更为严厉的“夷夏之辨”并开始高筑夷夏之间的藩篱。有宋一代,宋人始终在“天下”的窘迫和“中国”的尊严之间寻找平衡。为了支撑自身在“天下”秩序中“共主”的合法身份,宋人充分阐发了春秋之学,高扬尊王攘夷的大旗,论证赵家天子至高无上地位的合理性以及攘斥夷狄的正当性。宋朝君臣以五德终始说诠释自己“膺于景命”和“德象天地为帝”的运思。他们通过依古托圣的方式追述历代先王,以彰显自身的“中国正统”身份。宋朝君臣不仅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话语权,还寄希望于通过现实实践,塑造自身“天下共主”的形象。政治上的册封是宋人证实自己“天下共主”身份最直接有效的砝码,多予少取的“厚往薄来”是宋人笼络他者的必要手段。他们寻求四夷来朝的热情不仅体现在对外交往方面,在国内也不断地营造“天下共主”氛围,所作所为彰显了其立志恢复汉唐时代“天下”的理想。然理想与现实未必合辙。面对“天下”已经收缩成为“中国”的事实,潜藏已久且源远流长的夷夏之辨在宋人那里得到经久不衰的阐释。他们运用相当严厉的话语区别“中国”与四夷。其间,源自域外的佛教被贴上了夷狄的标签,遭到宋儒四面八方的围攻,急欲灭之而后快。在现实举措方面,为了维护“中国”的正常秩序,防止夷狄扰乱内地,宋朝在广赐诸夷的同时,又对其严加控制。这其中既有贸易方面的限制,亦有文化上的隔离。

陶莎^[3]（2016）在《辽朝对高丽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辽朝对高丽政策自太祖至天祚帝,贯穿辽朝二百余年统治时期,是辽朝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辽朝对高丽政策因内外形势而适时调整,但总体是围绕着辽朝不同阶段目标的变化而变化,服务于辽朝的整体战略。绪论主要探讨了本文的选题缘起与意义,并对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论述。第一章主要探讨了辽朝初年即太祖、太宗时期对高丽之政策。这一时期,辽朝与高丽为两个平等交往的政权,并不存在藩属关系,辽朝对其采取的各种政策大都是依据当时外部局势的变化及自身战略而制定的,目的是配合辽朝对西部、南部之战略。辽太祖、太宗时期对高丽之政策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辽太祖元年（907）,终于太祖神册六年（921）年。这一时期,由于内外环境的因素以及辽朝战略重心集中于西部以及中原地区,因此,对于已经掌握的辽东地区则以确保稳定为主。故对高丽、新罗、后百济采取保守的政策,以保证辽东的稳固。第二阶段为辽太祖天赞元年（922）至天赞五年（926）。这一时期辽朝对西部之诸部族已经完成征讨,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对高丽之政策亦发生改变。天赞元年（922）,辽朝遭遇“定州之败”。这迫使辽朝改变了之前所执行的南下中原的策略,意识到若要实现“广土众民”的政治理想,则在南下中原之前必须先剪除东、西两翼之威胁。因此,辽朝一改之前的保守政策,开始主动交好高丽,最终渤海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广阔疆域收入囊中。第三阶段为辽太祖天显元年（926）至天显三年（928）。这一时期渤海国遗民仍在抵抗,而高丽亦欲趁此机会北进。如此情形下,辽朝转而远结后百济,采取主动出击的防御政策,与后百济相互策应,由此扼制高丽的北进政策。第四阶段为辽太宗天显三年（928）至会同十年（947）。这一时期由于渤海已灭,辽朝再一次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原地区,因此对高丽政策再一次发生变化。太宗朝时期,辽朝全力争取中原的主控权,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行,对高丽的诸多挑衅举动多采取隐忍的政策。第二章主要探讨辽圣宗时期对高丽的政策。辽圣宗时期东北亚之格局发生极大的变化,北宋重新统一了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与辽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时辽朝与北宋之关系成为东北亚政治格局中最重要的关系,其他政权间的关系皆围绕此展开。辽朝对高丽之政策即是根据此种情况进行改变,尤其是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高丽成为辽朝藩属后,辽与高丽之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故其政策亦做出相应的调整。辽圣宗时期对高丽政策亦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圣宗即位直至统和十二年,辽朝对高丽主要政策为彻底臣服高丽,建立起以辽朝为主的宗藩关系。为此,圣宗即位之初便积极准备征讨高丽,发动对女真的战争以扫清障碍。期间虽然有因为宋朝“雍熙北伐”而中断,但通过统和十年（992）的征讨高丽战争及赐予其土地等手段,最终在统和十二年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第二阶段为统和十二年（994）直至圣宗去世,这一期间辽朝已经与高丽建立起宗藩关系,辽朝对高丽政策主要是维护所建立之宗藩关系。为此,辽朝一方面通过使节往来加强与高丽之联系,一方面以武力维系宗藩体系。第三章主要探讨辽朝中后期对高丽之政策。辽朝中后期与高丽之关系趋于平稳,辽朝对高丽采取更平和之政策,多以外交手段,而慎用武力。这期间尤以辽朝兴宗时期对高丽政策为代表,至于道宗、天祚帝则沿袭前代之政策。辽兴宗当政时期,东北亚局势早已稳定下来,辽朝与北宋已经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交往,双方使节往来不绝于路。辽朝与西夏、高丽亦早已建立宗藩关系。因此,当时东北亚各政权之间以和平为主,而交流方式则是以建立宗藩关系为主。在如此环境下,辽朝对高丽采取平和之政策亦是符合当时东北亚之形势。第四章主要分析辽朝对高丽政策的整体特点及对此种政策的评价。辽朝对高丽之政策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主要为以下几点:辽朝对高丽之政策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辽朝对高丽之政策是其对周边政权整体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辽朝对高丽之政策以辽朝之实力为后盾;辽朝对高丽之政策中始终对“鸭绿江问题”不退让。辽朝对高丽政策的实施对于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之构建亦产生很大的影响,该政策的实施既是辽朝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措施,亦是辽朝“中国观”意识的一种表现。因此,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辽朝对高丽实施之政策无疑是成功的。辽朝在各阶段对高丽政策皆实现了其战略目的,并理顺了以辽朝为主的宗藩关系;而从辽朝所希望建立之中国正统地位来看,辽朝对高丽之政策无疑是失败的。尽管辽朝以武力征服高丽,并试图在“文德”等方面影响高丽,以期改变高丽在文化方面对辽朝之印象,然而高丽始终未曾彻底臣服于辽朝。这其中除了高丽在文化方面对辽朝的心理优势外,更主要的是高丽与辽朝在战略上有直接之冲突,这是辽丽双方的根本矛盾。结语则对辽朝构建“中央之国”的政治理想以及“义理”与“时势”间辩证关系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理解辽朝对高丽政策的制定以及转变。

林国亮^[4]（2012）在《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研究 ——以政治外交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0—13世纪初东亚国际形势为背景,以高丽与宋、辽、金关系为线索,着重比较高丽与宋、辽、金关系之差异及其原因,从而探析高丽视野下东亚国际政治外交运行模式（册封体制）、内在动力及其深层次理论支持。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目的及意义、研究动态及方法、研究重点及创新点。正文共分四章。即第二章至第五章。第二章高丽与宋的关系。高丽光宗十三年（962年）,宋建国伊始,高丽即遣使入宋,与宋建立封贡关系。然而随着北方民族契丹女真的相继崛起,东亚国际秩序日趋复杂,一方面,宋力图“联夷以治夷”,优待和联合高丽；另一方面,高丽亦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与宋宋的外交关系,藉以平衡辽金势力以自保。因此,丽宋关系时断时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丽宋关系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丽宋封贡关系的建立；第二阶段,丽宋关系复交及成熟；第三阶段,丽宋封贡关系的疏远及断交。第三章高丽与辽的关系。922年2月,辽正式遣使高丽,拉开了丽辽关系的序幕。丽辽关系自922年至1125年金灭辽,共计203年,丽辽关系经历了由最初交聘、断交；丽辽和战与丽辽封贡关系的确立；丽辽封贡关系的发展及成熟；直至金灭辽,丽辽册封关系终结。在此过程中,高丽面对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而审慎地调整其对辽的外交政策。第四章高丽与金的关系。12世纪初,随着处于辽、宋、高丽夹缝中的中国北方民族完颜部女真逐渐强大,高丽与女真的关系亦渐趋复杂。这一时期双方围绕这曷懒甸问题为中心展开交涉,并由此爆发了高丽与女真的战争；1115年正月,金朝建立,年号“收国”,随着金国军事、政治势力的急剧扩张,金摒弃了自穆宗盈歌以来长期视高丽为父母之邦的外交政策,并迫使高丽向其称臣纳贡。从1115年金朝建立至1234年蒙古灭金一百多年的时间,高丽与金经历了形成发畏,成熟,终结三个阶段。第五章高丽与宋辽金关系之比较。10—13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非常活跃并与中原王朝争衡的年代,先后有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主崛起,并建立政权,并以强大兵力威胁着宋王朝。这就使得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面临着重新调整而趋于复杂化。高丽是如何处理与宋辽金这三个政权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与之相对应政策的差别?本章将尝试给予分析比较,以揭示10—13世纪初高丽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基本理念及东亚国际秩序的内涵及外延。本章分析三角关系博弈与高丽对宋辽金外交政策的变化。其次,从高丽对宋、辽、金派遣使节的频率、内容及使节官阶等方面进行详细比较,找出其差异并分析其内在原因。结论部分论述在高丽与宋辽金的关系中并不是一味的被动和接受而是根据当时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化适时调节自已的外交政策,以维护现实“国家利益”为其外交策略变化之根基。“华夷观”（文化的认同感）是高丽处理宋辽金关系之深层次理论支持。

沈明春^[5]（2011）在《北宋时期东亚区域体系的转型研究 ——以权力、制度、文化要素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参照现今学界对国际体系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我们认为,亚洲东部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成型的东亚区域体系。作为一种历史事物,东亚区域体系有其独特性。其性质、组织方式和运作机制都有别于近代西方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北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变革期。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期,北宋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在该体系中前所未遇的复杂环境,随着地缘环境和国内政治的变迁,北宋在体系内的对外政策较中国以往的封建王朝出现了巨大转变,从积极谋求、巩固体系核心地位偏向消极和保守。北宋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东亚区域体系的北部形成了鼎立的局面,相互制衡,而其自身实力在该体系中也不占绝对优势。一直以来以中国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区域体系格局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北宋丧失在该体系中的绝对领导权和核心地位的趋向,东亚区域体系的运作秩序与维系方式出现了转型的新趋向。在东亚区域体系建立到衰亡的漫长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并不多见的。国际体系出现变革和转型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际体系中的组成单位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国际体系的性质也随之改变;另一种是国际体系权力、制度、文化三大要素的变迁。在实际状况中,这三大要素不仅分别作用于体系,而且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呈现一种对体系的合力作用。国际体系中这三大三要素的变迁积累到一定程度下就会催生国际体系发生变革和转型。从体系单位本体性质的改变层面来考察: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考察体系单位本体性质转型就要考察其经济生产方式是否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北宋作为当时东亚区域体系中生产方式最先进的国家,其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也顶多只是出现了部分新生产方式的要素,还远没有上升到从原有经济生产方式向新的经济生产方式转变的决定社会本体性质转型的高度。因此,体系内核心本体单元—北宋性质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时的东亚区域北部地区,辽已经成为了一个后崛起的国家。相较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或部落政权,北宋和辽同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但北宋受制于自身权力衰落的限制加剧了体系权力格局的失衡状态这也使得东亚区域体系内长期以中国中原王朝为唯一“霸权国家”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改变。北宋和辽作为这一地区的两个力量中心共同影响着东亚区域体系的运作模式和行为规范,而且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这种现象是在东亚区域体系形成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中国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一同主导着东亚区域体系的运作。这是东亚区域体系变迁和转型的迹象。东亚区域体系中的朝贡机制决定着体系的秩序并衍生出了贸易关系。这种体系秩序和衍生贸易关系有鲜明的特点。通过对北宋与辽、西夏等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贸易方式、贸易品种、贸易规模的分析,我们归纳出此种贸易关系政治特征明显,互补性突出,并且存在制度的保护和约束。如上特点并不是无源可寻的,明显的经济互补特征和需求产生了双方贸易开展的必要性。这种贸易关系建立在双方对体系中的朝贡机制和“差序”秩序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进出口的贸易发展,客观上加深了双方的互动关系,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这种互换所需的贸易方式,恰恰体现了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在东亚区域体系中的经济关系上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北宋通过在贸易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掌握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主导权,弥补了自身维护体系秩序军事和战略能力的不足。东亚区域体系出现的权力格局失衡状况被大大地弥补了。机制及其衍生贸易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东亚区域体系的秩序,延缓了该体系出现大变迁和转型。通过对文化要素的考察,我们发现,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身份认同上秉持“华夷之辨”的核心理念,并视自己也为“中国”,认可朝贡机制下的秩序是符合东亚区域体系稳定运作的状态。辽在和北宋的不断互动、互构过程中,接受了中华汉文化,并积极促进自己的文化向之转化。这一过程中建构出的文化态势保持并延续了东亚区域体系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文化”。后崛起的体系核心国对国际体系理念和文化的同一性认同和建构,也维持了东亚区域体系的性质而不出现根本性的转变。通过分别考察东亚区域体系的核心单位本体性质的变化结果以及该体系中核心单元互动过程中三大体系要素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时期的东亚区域体系的确出现了变迁和转型的迹象,但在三大要素的综合作用下,这种转型的过程并未出现。东亚区域体系也保持了自身历史发展的轨迹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在探究国际体系转型相关问题时,需综合考虑体系单元本体性质变化及三大要素的综合作用,不能将可能变化的迹象贸然归结为体系转型。

李贵英^[6]（2011）在《关于圣宗朝辽朝与高丽关系的几个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末以来,时局动荡、干戈分忧。发祥于辽西一带的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乘时而兴,迅速取代汉唐以来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在东亚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建立的辽王朝和王氏高丽政权,由于地理区位相邻,双方根本利益相异,由此导致辽丽双方由最初的交欢转而交恶,至圣宗朝,最终演变为复杂的战和关系。唐亡以后东亚地区多国体系政局的出现,是圣宗朝辽丽关系发展的历史根源。当唐之际,无论是辽西的契丹、东北腹地的渤海还是朝鲜半岛之上的诸韩政权,都属唐朝的属国或属部。公元10世纪初辽朝建立后,中原地区顺序出现了五代“政权”,中原以外的南方地区,则形成了各地纷纷独立的“十国”局面,东亚以及东北亚一带的政治格局从而打破了唐朝时期的宗主和羁縻体制,转而出现了多国并存局面。辽朝初年,以战斗立国的契丹统治者,通过南略燕云、西征诸部,东兼渤海等一系列军政扩张行动,迅速使新兴的辽朝成为继唐朝之后的世界型强大帝国,由此成为多国并存体系中的主宰国家,在当时多国并存国际秩序中取得了中心和支配地位。辽朝虽然崛起北方,但却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海陆型帝国。早在唐朝晚期,辽朝的前身——契丹遥辇汗国就已经把其地域范围东南向推进到朝鲜半岛背景部一带原属唐朝安东都护府所辖的辽东地区,其东部疆界一直延伸到大海。由于辽朝是遥辇汗国改朝换代的产物,所以,大同江以北的辽东一带,属于契丹依以建辽的本土疆域。辽朝前期对于朝鲜半岛北部一带的经略,不能轻率地使用“侵略”概念。辽丽之间圣宗朝的战和关系,在整个辽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此间确立的双方藩交体制,不但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了此后整个辽丽关系的总体面貌,同时也在古代国际关系史上,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和作用。深入开展圣宗朝辽丽关系史研究,不仅对促进中朝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代我国发展与朝鲜、韩国的友好关系,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王贵竹^[7]（2010）在《试论十至十一世纪辽与高丽在大同江以北地区的争夺》文中认为高丽王朝在朝鲜半岛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朝代。在高丽存在的300多年时间里,由于其在地理上与辽、宋相邻近,备受压制,处境艰难。面对复杂多变的东亚局势,如何在几大势力的夹缝中间求得生存发展,这对高丽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其中,高丽与辽王朝的关系在古代中韩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高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颇值得深入研究。正是由于高丽审时度势,灵活善变,才得以在当时东亚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全了自己,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争取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在东亚历史舞台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和影响。本文以时间为顺序,以事件为切入点,以外交军事关系为主线,对高丽与辽的外交关系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一系列外交重大问题作了动态的叙述和细致分析。同时,兼及丽宋、辽宋的三角关系和其他影响双边关系的诸多利害因素,以期清楚地勾勒出高丽与辽关系的演变脉络和规律,并剖析出高丽所实行的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目的、性质和效果。本文以十至十一世纪辽丽之间对大同江以北地区,特别是对江东六城地区的反复争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本时期的宋、辽、丽之间的外交关系,重点是辽丽之间的战和关系。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这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高丽与辽国双方围绕着鸭绿江属地,在军事、外交上进行了复杂的争斗。第二,双方争斗的具体结果和双方的利益问题。第三,高丽是如何利用外交手段获得了鸭绿江原女真所占据的土地,使自己的领土不断向北向南扩张,继而又在三次大规模的辽侵高丽的战争中最终取得了胜利。第四,集中阐述了宋、辽、丽三国建国后到十一世纪中期百年间的战争与和平,以高丽为中心,联系其与宋辽的政治关系,通过对高丽在争夺战前,战时和战后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的表述,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高丽的外交政策。最后,通过史料分析,得出结论,即：“高丽充分利用自己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奉行了一条自己选择的多边外交政策,即奉行其传统的事大主义,‘以小事大’的实利主义外交原则,根据外部环境适时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同时,本文对高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军事斗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张云筝^[8]（2010）在《宋代外交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0-13世纪东亚政治格局存在着剧烈动荡与变化,格局的“主角”此消彼长,10-11世纪的大国是辽、北宋,12世纪初随着辽、北宋国力相继消弱,金成了主导东亚政治格局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金的力量从顶峰迅速衰落,至12世纪下半期东亚格局中形成了南宋与金对峙的局面；1234年金亡后,蒙古（元）又成了主宰这一区域的“主角”,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决定着两宋的外交。以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与重大事件发生为主要依据,宋代外交思想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宋太祖、太宗时期（960年-997年）,宋代外交思想初步形成；第二个时期：真宗即位至宣和二年（997年—1120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澶渊之盟”后,宋的外交思想主线是以宋、辽关系为基轴,大国和平相处的思想。1038年西夏建国,开始侵扰宋边境,成为困扰宋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宋对西夏的外交思想较为复杂,一方面是宋对西夏积极防御,以夷制夷,保证宋边境安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有着主动进攻,包制西夏的思想。第三个时期：从“海上之盟”至绍兴和议（1120年—1141年）,宋金联合攻辽,宋辽和平关系崩溃。金对宋入侵,宋廷投降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第四个时期：从绍兴和议至端平元年金亡（1141年—1234年）。宋金对峙,宋投降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的抵抗思想在冲突中发展。第五个时期：从端平二年蒙古军入侵宋至宋亡(（1235年—1279年）。蒙古军队大举南下,宋军先是进行了英勇抵抗,后来一溃千里,投降主义思想逐渐又在宋廷中占主流。宋朝外交思想突出表现为以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守内虚外”,消极被动的特点；二是积极谋求和平的特点；三重视道德感化的特点；四是在强敌面前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特点。这些特点渗透于宋的外交思想中,长期指导着宋的外交政策,且影响深远。宋朝外交思想主要分为以下四个主要类型,一是以范仲淹、王安石、李纲、岳飞等为代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积极防御、主动出击、英勇抵抗外来入侵的现实主义思想；二是以宋代听政皇后、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因循守旧,闭关自守、崇尚中庸的保守主义思想；三是以宋徽宗、童贯等人为代表的脱离现实,不注重实际力量,盲目乐观,夸大儒家思想中道德力量的理想主义思想；四是以宋钦宗、秦桧、贾似道等为代表的背弃国家根本利益,软弱妥协,放弃抵抗的投降主义思想。宋代继承发展了前代的外交思想,和平是宋代外交思想的首要追求目标,以“王道”思想作为维护朝贡体系和平的主要手段,宋王朝成为东亚政治格局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使宋王朝在国内经济实力下降、国内矛盾尖锐、在军事力量敌强我弱的前提下,其外交思想最终堕落为逃跑乞和的投降主义。

石艳军^[9]（2009）在《辽道宗朝辽与高丽使者往来的初步研究》文中指出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与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辽朝与高丽长达两个世纪的交往中,有战有和,但和平交往是双边关系的主流。有辽一朝,辽朝派遣出使高丽的有明确记载的使团共有243次,高丽派遣出使辽朝的使团共有217次。其中,辽道宗一朝,辽朝派遣出使高丽的有明确记载的使团共101次,而高丽派遣出使辽朝的使团共有64次之多。辽丽两国使者的往来在道宗一朝达到空前频繁的程度,这与两国所奉行的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两国使者出使的主要任务有:高丽对辽的进贡、贡奉、献方物与辽的回赐;辽对高丽的册封和高丽的谢封册;辽丽两国四时问候、吊祭、会葬、贺生辰、贺正;辽对高丽的示谕以及高丽对辽的请求等。本文从辽道宗朝辽丽两国的社会发展出发,总结归纳辽丽两国发展史,分析两国的外交政策,详述辽道宗时期的辽丽关系。对两国往来使者的出使时间、出使任务、所带物品,往返路线、职官情况等问题进行探讨。外交使者是联系辽与高丽交往的主要纽带,通过使者的频繁往来,加大了两国礼仪性交往的比重,更好地体现了两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两国互赠大量礼物,也是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使辽朝大量物产传到高丽,也使高丽大量物产传入辽朝,两国互通有无的范围扩大。外交使者作为引进文化的载体,也进一步促进两国的佛学、文学等方面的交流和相互传播。

孙国军^[10]（2008）在《赤峰历史漫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赤峰,蒙古语称"乌兰哈达",总人口460余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自治民族,汉、满、回、朝鲜等20多个民族和睦聚居的地区。全市总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有"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城市"之美称。赤峰,地处祖国北疆,三面群山竞秀,东汇淼淼辽水,山川形胜,地利通达,是贯通东北、华北和内蒙古腹地的险关要隘,自古有"塞外锁轮"之说。赤峰,具有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

二、试析辽圣宗的对外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辽圣宗的对外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论辽圣宗的廉政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2）宋代构建夷夏关系的理念与现实（论文提纲范文）

（3）辽朝对高丽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研究 ——以政治外交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北宋时期东亚区域体系的转型研究 ——以权力、制度、文化要素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关于圣宗朝辽朝与高丽关系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7）试论十至十一世纪辽与高丽在大同江以北地区的争夺（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外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辽道宗朝辽与高丽使者往来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析辽圣宗的对外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辽圣宗的廉政实践[J]. 赵天宝. 重庆大学法律评论, 2018(01)
• [2]宋代构建夷夏关系的理念与现实[D]. 单长城.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2)
• [3]辽朝对高丽政策研究[D]. 陶莎. 吉林大学, 2016(03)
• [4]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研究 ——以政治外交为中心[D]. 林国亮. 延边大学, 2012(01)
• [5]北宋时期东亚区域体系的转型研究 ——以权力、制度、文化要素为视角[D]. 沈明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04)
• [6]关于圣宗朝辽朝与高丽关系的几个问题[D]. 李贵英. 辽宁师范大学, 2011(04)
• [7]试论十至十一世纪辽与高丽在大同江以北地区的争夺[D]. 王贵竹. 延边大学, 2010(11)
• [8]宋代外交思想研究[D]. 张云筝. 河南大学, 2010(10)
• [9]辽道宗朝辽与高丽使者往来的初步研究[D]. 石艳军. 大连大学, 2009(11)
• [10]赤峰历史漫谈[J]. 孙国军.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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