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饲料代表团访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

一、越南饲料代表团作客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论文文献综述）

杨晶^[1]（2019）在《古巴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古巴的绿色发展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探索历程引起国内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左翼学者的关注。殖民破坏、大国依赖、单一种植等因素是导致革命胜利前古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美国长期封锁和苏东剧变加剧古巴生态环境问题。面对脆弱的生态系统、短缺的资源供给等困境,工业化程度尚且不高的古巴果断放弃传统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历经基础铺设、框架建立以及自我转型等发展过程,探索出一条自给自足的绿色发展之路。古巴在绿色发展方面的主要经验包括:在农业方面,打造具有古巴特色的永续栽培模式;在工业方面,实施石油替代计划并对垃圾及废弃物进行可再生处理;在劳动关系方面,重建粮食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关系;在社会发展方面,重视绿色医疗、绿色教育和绿色旅游的建设。古巴的绿色发展具有如下特色: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三是以政府为主导。经过多年努力,古巴的绿色发展实践取得显着成效,生态环境得到普遍改善,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古巴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成就,也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赞誉。但古巴仍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领导层更迭、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不够协调、与美国复杂且不稳定的外交关系等,这些都是古巴当前需要应对的困境。古巴的绿色发展既是基于本国实际进行的生态环境治理,也是一种促进国家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向国际社会展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路径,也为不同制度国家提供一种生态环境治理范式。不过,古巴的绿色发展模式并不稳定和成熟。古巴现有的经济水平限制了绿色发展的进一步转型,古巴的绿色发展尚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考与制度建构。古巴的国情及其社会主义发展程度与我国差异不小,绿色发展水平不同,但其在都市农业、永续栽培模式、公众环境意识培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在绿色城市建设、绿色农业发展以及人们环保意识教育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白林^[2]（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石松^[3]（2017）在《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于服务国家战略、人道主义等多重因素的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自二战后开始有组织、大规模地向其他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由于农业进步对于消除贫困、维护全球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和很多援助机构将相当数量的对外援助资源投入了农业发展领域,其形式包括农业物资的直接投入、灌溉设施等工程援建,以及教育和技术援助等。经过多年实践,美国政府、科学和教育界人士逐步得到共识:帮助受援方发展自身的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才是最为关键的援助内容和有效的援助方式。纵观美国自身的农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发展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开创这一发展模式的美国赠地高校,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关注的对象从本国农业逐步扩大至更广阔的范围。他们分享知识、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也因此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和拓展。尤其是在二战后,为了配合杜鲁门政府“第四点计划”的战略需求,美国赠地高校首先在政府组织下承担实施了一批对外援助项目。在农业领域开展对外援助,在诸多赠地高校乃至美国高校中,康奈尔大学可谓是先锋和代表。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康奈尔大学自20世纪开始组织和参与的农业领域的对外援助活动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一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考查论述,并作对比分析。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较早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约20世纪上半叶的时间为其初步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二战结束后,康奈尔大学的对外农业援助开始逐步向第二个阶段转型,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纵观这两个阶段,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不论是起源还是转型,均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内部动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其援助地域和对象的侧重、援助方式和内容的选择同样也有着较为显着的变化。从两个发展阶段中选取的代表性援助案例“康奈尔—金陵故事”和“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既折射出各自历史阶段的不同背景和特点,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延续性和传承性的脉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整个发展历程及其影响进行客观的评述,首先必须承认这些援助行为给受援方带来的客观帮助,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它对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传播和应用的推动。但是,我们亦不能忽视对外农业援助配合国家外交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性特点,以及援助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而绝非单向给予的基本特征。由此来看,这些援助行为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观点和视角的创新:一是将康奈尔对外援助行为从学界普遍理解的二战后起源向前追溯至19与20世纪之交,将当时的一些民间和个人行为认定为其对外农业援助的开端,从而得以更完整地把握和分析研究对象的全貌;二是从对外农业援助的利益指向出发,能更好地理解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实施援助一方从中的获益;三是明确了对外农业援助行为与农业高校基本职能之间的关系,以便于科学归纳和梳理具体援助内容与形式。此外,本研究发掘利用了大量康奈尔大学保存的珍贵档案和史料,在研究内容和材料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通过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的研究,除了可以更多地挖掘历史、还原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历史轨迹,更可以从史实中总结归纳出一定的经验和启示。希望这些经验和启示,对于中国农业高校在放眼全球寻求更大发展机遇时能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希望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和其他各国加强农业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能够有所启迪。

朱美娣^[4]（2017）在《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文中研究说明二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扩大,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加引发美国对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展的忧虑。在“多米诺效应”理论影响下,美国开始重新审视紧邻新中国并且在越南北部己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越南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间的战略意义,从而将越南视为亚洲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试图将南越建构成遏制社会主义阵营扩展的前沿阵地。在1954年至1973年美越“巴黎和平协定”签署的近20年里,美国政府在越南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心理战。其中越南文化、美国文化在美对越心理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对越南文化的理论认知,还是心理战产品利用越南文化的具体实践,美方都给予了极大重视。本论文基于国内外前辈时贤的研究,充分利用最近解密的档案文献资料,对1954-1972年间美国在越南的心理战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系统探究。第一章考察越战前美国心理战的演进历程与其文化因素的运用。美国的心理战从独立战争起步,历经美西战争、一战、二战,至冷战早期（1946-1954）,不断发展、成熟。它从最初无意识、无组织的实施,到心理战意识逐渐明确、机构初具规模,再到心理战理论认识进一步提升、建立常规指挥机构、培训专门从业人员,理论与配置都逐渐完备。在这个漫长的心理战演进过程中,文化因素逐渐为美方所重视。无论是宣传册、演讲稿、漫画、电影、广播等外在符号的运用,还是鬼神崇拜等内在价值观念的挖掘,都有了较为深入、熟练地运用。特别是将心理战攻势与娱乐文化巧妙结合的做法,充分发挥了心理战“润物细无声”的特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第二章探讨美国介入越南事务及其心理战开展的历史进程与动因,并对美对越心理战中越南文化的利用进行总体概述。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大使美国十分担忧其远东利益受损。在“多米诺效应”理论指导下,美国开始重视越南反共、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继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决定在越南开展心理战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自1954年开始,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历届政府都在越南实施了广泛的心理战,参与心理战的机构包括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美国军方、美驻越大使馆、越南信息部、越南总政治战部等,且它们都有各自的工作机制。美国十分注重利用越南文化来开展心理战,根据越南文化特点,美方运用越南的语言、文学艺术、民族文化等文化样式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心理战。第三章探究美国心理战对越南儒学思想的利用。越南儒学深受中国儒学影响,虽在理论上并无新的建树,但具有浓重的越南本土色彩,可以说是越南化的儒学。越南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家庭伦理思想。它以孝顺父母、感恩父母及传承家族美德为三个重要维度,从而构成越南人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美方心理战产品多以翘首期盼的母亲、柔弱孤独的妻儿形象来极力宣扬男性缺席所造成的家庭、人生悲剧,希望激起男性越共对家庭的责任感、义务感,从而回归家庭,归顺南越的“正义”政府。此外,还以陈兴道、黎利、阮廌这些越南历史上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来唤起越南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呼吁越南人反抗越共“奴役”,保卫国家与民族。另外,美方还借用孟子“制其恒产”主张及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范例积极支持南越政府开展“土地改革”以实现儒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越南农民大力支持南越政府。第四章是对美国在心理战中利用越南民间信仰情况进行探究。根据越南民间占星术流行的特点,兰斯代尔在1955年开展了“历书计划”,美方心理战机构也到处散播“程状元预言”,引诱民众南下,逃离北越专制统治。除此之外,还利用越南人丧葬、禁忌方面的传统习俗,实施“游荡的鬼魂”计划和“死亡牌黑桃A”计划。前者重在强调潜入南越的越共“客死他乡”及死后随意埋在“无名的墓地”导致鬼魂四处游荡永远得不到安息所带来的恐惧感、羞耻感,促使他们早日投降;后者意在通过散发“黑桃A”于被杀越共尸体及越共出没之处来制造死亡恐惧,瓦解敌人心理防线。第五章以春节和雄王节为例探讨美国在心理战中对越南节日文化的利用。美国利用越南春节合家团聚、辞旧迎新的传统发起“春节运动”来唤起越共和北越士兵的思乡、恋家之情以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并且在呼吁越共高层归正的“大团结运动”中借用越南人的“雄王”崇拜来唤醒越南人的民族自豪感及民族团结精神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从而使他们能够支持南越政府反对北越、统一全国。第六章则探讨美国在对越心理战中对美国文化的运用。为了消解越南人视美国为“入侵者”、“殖民者”的观念,美方一再通过强调自身“和平使者”、“救世主”的使命来建构自己的“越南友邦”形象。他们通过“自由之路行动”来宣扬美国救世主的“慈善”及南越是“自由乐土”的观念;通过渲染南越在美国帮助下逐渐思想自由、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来彰显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发展的理念;通过培养越南民众公民意识、推动南越制定宪法及举行民主选举来推扬资本主义“优越的”民主政治体制。除此之外,美方还以展现自己军事实力的强大、物质的富裕、文明的发达来使越南人相信美越联合是不可战胜的,只要追随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就会享受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为此,美国不遗余力资助南越发展医疗、改善卫生条件,发展农业、畜牧业,改革基础教育、技术教育等方面,努力改善越南的民生来赢得越南民众的好感。第七章综合分析美国在越南运用文化开展心理战的效果。虽然心理战的精确效果难以衡量,但是从心理战的主要对象:“敌人”（主要是越共和北越士兵）、非“敌人”（主要是南越普通民众）的反应来看,这些心理战既有成效显着之处,也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美国在越心理战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美、越文化传统的差异、具体实施中诸如专业人员不足、工作人员流动性大、心理战机构互相的不协调、越共的反美心理战的开展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效果的发挥。总之,美国在越心理战对文化的利用为心理战策略的改进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及教训。它在思想上、理论上对越南文化的认真研究为心理战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尽量融进更多的越南民族文化元素,增强了亲和力、感染力。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美方自身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南越政府的腐败、美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冲突与抵制,都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心理战的威力。只有从理论到实践,都切实融合无间,文化才会成为心理战的杀手锏而不是绊脚石。

黄仁国^[5]（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6]（2009）在《中国饲料行业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饲料行业大事记记录了中国饲料工业发展的亮点和焦点,我们串起亮点,就寻找到了行业发展的脉络,进而去探讨行业发展规律;我们关注焦点,就寻找到了行业精神和风貌,从而产生不断创新的动力。

沈志华^[7]（2008）在《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接连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苏联和东欧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凭借其经验、实力和理论水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节节攀升。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苏东各国纷纷要求中国领导人正式出访欧洲。周恩来立即中断其亚洲之行,在苏、波、匈三国开展了近两周的穿梭外交,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旋风"。这次外交活动是中苏政治合作的充分体现,但在接受中共批评的同时,苏共也开始感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

沈志华^[8]（2008）在《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文中指出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接连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苏联和东欧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凭借其经验、实力和理论水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节节攀升。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苏东各国纷纷要求中国领导人正式出访欧洲。周恩来立即中断其亚洲之行,在苏、波、匈三国开展了近两周的穿梭外交,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旋风"。这次外交活动是中苏政治合作的充分体现,但在接受中共批评的同时,苏共也开始感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

何麒麟^[9]（2007）在《上海饲料产品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现状与应对措施研究》文中提出以上海市饲料产品出口与发展格局调研资料为依据,深入调查研究了上海市饲料产品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的原因,在生产管理及技术法规上,对我国饲料产品与美国、欧盟、日韩等国家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并结合出口数据统计资料,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给上海市饲料产品出口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个层面综合提出了如何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增强上海市饲料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10]（2005）在《协会已成为推动我国饲料行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文中认为

二、越南饲料代表团作客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越南饲料代表团作客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古巴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饲料行业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9）上海饲料产品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现状与应对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越南饲料代表团作客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论文参考文献）

• [1]古巴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晶.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2]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3]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D]. 石松.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4]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D]. 朱美娣. 武汉大学, 2017(06)
• [5]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6]中国饲料行业大事记[J].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中国饲料, 2009(18)
• [7]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J]. 沈志华. 冷战国际史研究, 2008(02)
• [8]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J]. 沈志华. 冷战国际史研究, 2008(02)
• [9]上海饲料产品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现状与应对措施研究[D]. 何麒麟. 南京农业大学, 2007(02)
• [10]协会已成为推动我国饲料行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J].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饲料广角, 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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