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通”学术思想的渊源

一、论《史通》的学术思想渊源（论文文献综述）

蹇伶浇^[1]（2021）在《两种史学话语体系的交锋——以金毓黻对宋慈抱《续史通》的批评为中心》文中提出20世纪初,新史学话语体系逐步取代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开启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在新史学话语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并未完全为学者抛弃。宋慈抱的《续史通》与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史学话语体系,因而围绕《续史通》展开的学术批评和互动可视作不同史学话语体系间的一次交锋。在构建中国史学史的共同目标下,宋慈抱效仿刘知几以接续传统,金毓黻则紧跟新史学的要求,他们之间的交锋凸显出不同史学话语体系下史家侧重点和选择的差异。同时,双方在互动之后均进行了反思并做出相应调整,展现出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间可调和的一面,传统史学在新史学话语体系下可以积极参与中国史学史的构建,它们拥有共同构建属于中国的民族的新史学史与新史学的目标与任务。

倪晓明^[2]（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刘畅^[3]（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李慧雪^[4]（2020）在《陆深与俨山书院刻书研究》文中指出陆深是明中期上海地区的文学家,着有《俨山集》（含《文集》《外集》《续集》）一百五十卷。除了在诗词书法方面颇有建树外,其史学着述、目录学思想以及书院刻书成就也值得被关注。陆深对《史通》之研究体现在编撰《史通会要》和重刊《史通》上,内容上,《史通会要》在《建置》《品流》《义例》《篇目》等篇目中对《史通》进行了史料上的补充或续写,为后世史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结构上,《史通会要》打破《史通》原有的结构,将《建置》置于首篇,体现了陆深在史学编纂中侧重点的改变,是对他个人史学理论体系的反映。陆深校勘重刻《史通》,考订辨异,解决了大量的讹误,改正了《曲笔》《鉴识》两篇中的错简问题,使《史通》始可读,此版本也是现今最早的《史通》刻本,此后张之象、张鼎思与郭延年重刊《史通》,皆以陆刻本为底本,对《史通》的流传贡献突出。陆深的目录学思想在《江东藏书目录》中得以显现,此目录不同于四部分类法,以实用设置门类,将藏书分为十三类,并将小学和医药合为一类,反映了陆深独特的分类方式和目录学思想。陆深创办的俨山书院是上海县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书院,曾用于家刻,汇辑刊刻多部图书。其中,举上海文人之力刊刻的《古今说海》,可谓一大创举。《古今说海》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小说丛书,其说渊部收录了大量的唐传奇小说,对照历代丛书,这些唐传奇绝大部分仅存于《古今说海》,或经《古今说海》收录后广泛被后世丛书所收录。另外也发现了《古今说海》说渊部篇目系大部分出自《太平广记》,并有改易题名、不题撰者的问题,但《古今说海》的成书时间早于《太平广记》现存最早刻本之时间,两书文本之间的差异,或可为进一步研究《太平广记》的版本情况提供史料。

张晨昱^[5]（2020）在《刘知几史学批评语境中的史文论》文中认为本文通过梳理《史通》的相关内容,对刘知几史学批评语境下的史文论进行系统分析,把握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审视、评价其基本观点和特点。本文将史书结构表现形式——体裁体例和史书的文辞表述两者作为史文论的主要内容,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对刘知几的史文论作统整的考察,把握刘知几史文论的表现、旨趣及特点。刘知几的史文论有其内在思想逻辑:史学社会历史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史书的完善,史书之史文、史事、史义三要素应是有机的统一,史事要真实、赅备,史文要简要、适切,史义要雅正、有据,三者以史事为核心,相辅相成。若顾此失彼,则整体上阑单失力。以史书体裁体例和文辞表述为主要表现的史文,要服务于史事真实、清晰、赅备的叙述,要符合史义（事理逻辑、伦理道德观念）的要求并满足于史义的表达,而史文本身在整体上要遵循简要的原则。刘知几还鉴于魏晋以降文士文风主宰史坛所造成的史学流弊,主张史文尤其是史书的文辞表述要拔浮,以叙述史事为正务,甚至立足于史官选择、史家主体素质修养的意义层面,认为文章之士不宜预史。这也是对史学自身规定性及社会历史功能的凸显和维护。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文”、“史文”的基本涵义进行了论述,其次对唐以前史文论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随后以此为知识基础,对刘知几史学批评的逻辑和史文论的基本视角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论述了刘知几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认识,包括其提出的“六家二体”论及其兴废得失之理,对纪传体五种体例,对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等属于史书史体范畴的内容进行的评价。第三部分对刘知几的史书文辞表述论进行了梳理,包括他对史书叙事的重要地位、史书叙事的标准、史书叙事的弊端及其出现原因和从文、史之辩视角出发提出的解决办法的观点。第四部分论述了刘知几史文论的旨趣、方法和视角,并对其史文论在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价。

伏煦^[6]（2020）在《《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几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几着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王莉楠^[7]（2019）在《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期,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史学运动,意在以新史学为指导,进行社会变革。其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提出写民史、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一系列新主张,使史学得以摆脱传统史学的故道,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了史学的近代化,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陈黻宸、蔡元培、何炳松、刘节、陈训慈五位近现代浙东史家,作为新史学的引路人或追随者,通过各自的史学活动对新史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分别对五位近现代浙东史家在新史学方面的主要史学思想和史学活动作了介绍:陈黻宸主张用进化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历史,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提倡史学关注民生和经世致用,并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何炳松积极译介西方新史学派着作,努力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历史教育中践行新史学的主张,并且发明了一套通史理论和研究方法;蔡元培提出文化史观,并主张利用相关学科做研究和强调史学对文化的作用;刘节提出编纂史书的新方法,对史学功能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并撰写了《中国史学史稿》;陈训慈提倡综合史观,强调史学价值,对浙东史学潜心研究。他们的这些史学思想和活动,一方面使新史学得到广泛传播,扩大了新史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丰富了新史学的研究内容,明确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使得新史学更加具有科学性。上述五位史家与浙东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他们都是浙东人;其次,他们推崇浙东史学,其中几位史家学宗浙东史学的大家,还有几位史家对浙东史学做过研究。基于此,本文还分析了他们与浙东史学共同的特点,认为他们继承了浙东史学。结语部分笔者试图由此来建构起近现代浙东史学,从而能够说明近现代浙东史学对新史学的贡献,这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最终目的所在。

杜雷^[8]（2019）在《许冠三史学研究》文中指出许冠三是香港地区少数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史学家。1942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1946年毕业,1949年初到达中国台北,当年末转赴香港,此后数十年一直在香港从事社会活动和史学理论研究。1974年至198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退休后旅居美国。许冠三一生着述丰厚,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翻译、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尤以历史学为多,偏重于史学理论研究。1958-1959年,许冠三在借鉴西方分析哲学、梁启超“新史学”的基础上,撰成《史学与史学方法》,以逻辑分析研究史学理论,名噪一时。1960至1970年代,许冠三游学美英,史学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从逻辑分析变而为推崇中国传统史学,撰出《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等多部古代史学理论着作。《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专门研究刘知几的“实录”精神,是该领域的重要着作。1986年、1988年又先后出版《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从学派角度建构“新史学”系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近代史学史着作。在史学方法领域,许冠三一生致力于“多元史络分析法”的研究与完善,直到1996年的《大（活）史学答问》方有定论。该法经历三次变化,最终将史学置于所有人文科学之中,又希望这些人文科学为史学所用,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作用,不啻为跨学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方法。对许冠三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港台史学、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研究的不断进步,有一定的价值。

丁文^[9]（2019）在《刘知几的经史观与史学批评》文中指出在史法层面上,刘知几经史一贯,论史书及体裁流变;以经为史,商榷体例;经史并列,考察记事得失。在刘知几看来,《尚书》《春秋》就是上古史书,无论是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变革,还是讨论记事的虚实、真伪、详略,刘知几都把经书史书一视同仁,纳入到自身史学批评的系统里进行评骘。在史义层面上,刘知几服膺孔子,效法圣人;尊崇经之“意旨”;以经之义衡史,经为史则。当刘知几讨论史书编纂宗旨、功用等形而上的问题时,他就把经书中所蕴含的意旨当作史书效法的原则。在《史通》中,刘知几最常用的史学批评方法是经史互释,一方面引述经书的论断衡论史书,另一方面引述史书的内容评骘经书。在经史互释的过程中,消解了经学的神秘,彰扬了史学的理性。刘知几要消解自汉代以来形成的经学神秘主义因素,建立对经学的理性理解,重释经典,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其方法便是从史的视角诠解经,按照史书的修撰标准对经书中不实的记载加以批评,破除经书迷信,把经回归到理性状态。

闫超凡^[10]（2019）在《《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史评起源于先秦至两汉时的经史着作,至唐宋时起而逐渐繁荣起来,并从南宋时起开始反映在目录学的部类划分上,虽然史评类的设立在南宋至明代中期中间有所反复,但至《四库全书总目》时成为固定分类,无论是在史评类的归类原则上,还是具体范畴上,均形成后世史评类的一种规范。《总目》史评类对着录与存目的各着作均作提要,等于对乾隆以前的史评作了一番学术梳理,通过对提要的研究,一来可以看出《总目》史评类着录与存目的原则,从此原则中可看出当时政府对史评的政治与学术评价体系间的关系;二来可看得出《总目》史评类的史学批评内容,《总目》史评类通过对考证的重视而加强了史学本体意识,又通过对不同义理化史评的批评以营造一种新的史学义理,通过对史评与时论、蒙学作品、辞章之学的探讨,体现了《总目》史评类的史学本体意识与政治操控。

二、论《史通》的学术思想渊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史通》的学术思想渊源（论文提纲范文）

（1）两种史学话语体系的交锋——以金毓黻对宋慈抱《续史通》的批评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陆深与俨山书院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刘知几史学批评语境中的史文论（论文提纲范文）

（6）《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7）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许冠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刘知几的经史观与史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0）《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史通》的学术思想渊源（论文参考文献）

• [1]两种史学话语体系的交锋——以金毓黻对宋慈抱《续史通》的批评为中心[J]. 蹇伶浇.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1(01)
• [2]《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4]陆深与俨山书院刻书研究[D]. 李慧雪. 山东大学, 2020(09)
• [5]刘知几史学批评语境中的史文论[D]. 张晨昱.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J]. 伏煦. 史学史研究, 2020(01)
• [7]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D]. 王莉楠.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8]许冠三史学研究[D]. 杜雷.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刘知几的经史观与史学批评[D]. 丁文.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7)
• [10]《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研究[D]. 闫超凡. 武汉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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