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话侠义小说和白话公案小说的起源

一、论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论文文献综述）

李鑫^[1]（2020）在《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文中提出清末民初（1902—1919年）,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小说创作迎来了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与小说相伴而生的小说评点亦迎来了极大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小说革命界之后的小说评点较之前代,无论是评点主体、评点对象、评点内涵、评点媒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评点在其尾声期具有了新的素质,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本文将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置于古代小说评点的脉络中,立足近代小说的生存环境及特性,以“新变”为落脚点,具体考察近代小说评点的情况。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报刊这一新兴传播机制与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的互动关系。本章首先从评点意图、评点特色、评点效果等方面分析小说评点与报刊的互动。其次从小说评点的形态角度,将小说话、小说论文等新兴批评方式视为报刊连载机制下传统小说评点形态之演化,探讨新旧评点形态之关系。第二章探讨评点者。晚清报刊业的发展为清末小说评点提供了新生力量,这一时期,许多评点者有报刊从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报人成为小说评点的主流。本章以评点者的报人身份为切入点,首先分析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质及其与普通文人、书商的异同,从而提炼出报人评点者兼具商人与文人的特质复合型特征。其次结合本期评点的“同人化”潮流,探究不同报人群体的评点动机及评点情况。最后关注本时期大量出现的自评现象,探究不同评点者的自评倾向及其评点特色。第三章分析评点思想。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地位一跃而起,小说救国的论调使得对小说地位、小说思想的阐释与宣传成为小说评点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阐释,以此反映时人的小说功利观。其次从题材角度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思想内涵的转变及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宣传。第四章探讨评点中的叙事理论。清末民初处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前夕,是小说叙事模式新旧转变的关口,在这一重要又微妙的时间里,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稳定成熟,另一方面是题材新颖、叙事方式令人目眩神迷的翻译小说的涌入大开时人眼界。本章首先介绍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背景及基本情况。其次阐述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评点情况。最后论述在翻译小说影响下,评点对小说中新叙事因素的反映。

王士军^[2]（2017）在《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变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文学文体作为切入点,系统的梳理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的发生、发展极其具体的演变过程,进而从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探究文学文体在近代变革的原因,从而探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转换机制和内在的文化逻辑,有助于进一步的了解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同时对于正确的评价和估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的确立也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本论文的各章的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通过对史学家和文学界对中国近代的时间界定的分析,厘定本论文研究的时间界限,继而对有关这一时间范围内的文献及其研究进行归纳梳理,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及不足,来阐释本论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章通过对中国的文学观念、中国古代的文体、文体理论的研究,试图揭示其内在的演变规律及其原因,并立足于现有的国内、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多层面、多角度的界定文学文体的概念及其文本的层次。第二章从历时角度考察文学语言、文学文体的变革,来探讨其在古代和近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位置及其变化的原因,从而确定近代文学内部的文体组成关系及状况。第三章由小说这种文体入手,在近代社会的变革中,来探究文学的内在因素和社会的外部因素对其发生新变所起的作用,并描述小说的文体发展的新趋势,进而分析小说占据近代文学文体中心位置的原因,从而揭示出近代小说变革的外部的需求及其内在的文化逻辑。第四章通过研究近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来如实的再现近代的诗歌现场,梳理出诗歌文体及其理论演变的规律,重新定位诗歌的社会和审美功能。第五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对新旧散文进行分析,客观的评价不同类别的散文在近代文学中的地位,从而揭示出散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曹月^[3]（2012）在《《施公案》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文中研究说明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施公案》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重要时期:第一、第二阶段是建国之前,研究比较分散,没有系统,但对于后世的研究却有深远影响。第三阶段是建国后至80年代初,由于特定环境的制约,这一时期的《施公案》研究进展不大,总体评价较低,不管小说还是戏曲研究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符号。第四阶段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随着公案小说研究的整体推进,《施公案》研究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李恒光^[4]（2012）在《侠义公案小说出现的原因》文中研究指明侠义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题材,其产生既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现实因素有关,也受创作主体和读者审美情趣转变影响。

刘东雨^[5]（2012）在《浅析清代长篇侠义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文中研究说明侠义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重要类型,塑造行侠仗义、惩奸除恶的侠客形象是侠义小说的重要目标。本论文拟从多部清代长篇侠义小说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了侠客的侠义行为、功名意识以及与清官的关系三个方面。侠客的侠义行为与江湖习气展现了侠客形象的光辉与野性。侠客通过独自行侠与跟官府合作两种方式来达到其扶危济困、铲奸除邪的目的,但其江湖气也为其带来负面影响。侠客对待功名的态度展现了其具有世俗情感的一面。许多侠客倾心于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建立功业、扬名后世,立功扬名成为诸侠客中的一种普遍心态。侠客与清官合作是清代侠义小说的重要特征,通过二者的合作关系亦可窥得侠客形象之一面。

张婷芳^[6]（2011）在《明代白话小说与谶纬文化》文中提出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哀、平之际而盛行于东汉,是汉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作为汉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时代性十分浓重,加之汉代以后谶纬之学屡遭禁毁,存世资料不多,所以目前学界大多着眼于汉代的谶纬研究。但谶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虽然经历了萌芽、发展、兴盛乃至被禁绝的过程,其文化效力并没有随着汉代的结束而终结,相反,走下政治神坛的谶纬之学逐渐以一种文化的姿态与民间文化相结合,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本文以谶纬文化与小说的创作关系为着眼点,以明代白话小说中的谶纬文化为研究对象,力求展现谶纬文化对明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影响。关于谶纬文化与明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关系,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导论,主要阐述谶纬的定义、谶纬文化的定义以及简要梳理明代以前的谶纬流传情况。通过对谶纬、谶纬文化的分别论述,明确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对明代之前的谶纬流传情况进行梳理,为后文明代谶纬文化的发展进行铺垫。第一章,明代谶纬文化及其与白话小说的关系,从谶纬文化在明代民间社会流传的原因、白话小说作为谶纬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及谶纬文化与明代白话小说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明代谶纬文化的概况以及与白话小说创作的关系。谶纬之学发展至明代已经失去了作为官方文化的主流地位而主要在民间流传。此章第一节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谶纬文化在明代民间流传的原因,分别是政治上的原因、文化上的原因以及社会原因,通过分析明确了明代谶纬文化存在的土壤。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了文章为什么要选择明代白话小说作为明代谶纬文化研究的载体,从明代白话小说作者的特殊性以及明代白话小说创作来源两个方面说明了谶纬文化在明代白话小说创作中存在的可能性。紧接着此章第三节以陈大康先生的《明代小说史》为参照,将明代不同时期的白话小说创作与谶纬文化相联系,分五个时期逐一论述不同时期白话小说创作的特点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谶纬文化发展的特点。第二章,明代白话小说中的谶纬文化类型,将明代白话小说中所呈现的谶纬文化类型进行分类叙述,从占星、灾祥之说、圣人描写、谶言等四个方面进行分类,并且将出现次数最多的类型逐一进行举例。明代白话小说中出现的占星情节,类型繁多,内容丰富,此章第一节选取星象逆行、白虹贯日、彗星、岁星等四个主要方面举例并且逐一在现存谶纬文献中找出与之对应的文献记录,发现明代白话小说中的占星基本含义与传统文献记载的谶纬基本含义大体相同。谶纬文化中的灾异、祥瑞之说向来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并且使用,此章第二节选取灾异说中的地震之象、雌雄移位、天投虹蜕、宫瓦坠、夏冰雹等现象,祥瑞之学中的鸾凤、麒麟、白虎等标志与白话小说相结合论述,进一步论述了“帝王将兴,美祥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的谶纬主流思想。此章第三节描写明代白话小说中的圣人,纵观明代白话小说,但凡是帝王圣人的出场必然是其母感天意而生,且生而有非常之貌,这也是传统谶纬之学对明代白话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此章第四节写明代白话小说中的谶言,这一部分与传统谶纬之学联系较少,主要是利用了谶纬文化的预言功能,这其中更多的融入了白话小说作者自己创作的需要,出现最为频繁的谶言类型为童谣和佛道偈两种,其中以童谣的形式最为多样。除此之外明代白话小说中还出现了图文并茂的图谶预言,这其中的图谶既有出自经典图谶书《推背图》中的原文,也有作者根据创作需要所虚构的图谶。第三章,谶纬文化对明代白话小说的影响,主要探讨明代白话小说中的谶纬文化对传统谶纬之学的继承以及结合自身情况所产生的流变,还进一步以白话巨着《三国演义》以及《金瓶梅》为例表明谶纬文化的运用使得明代白话小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第三章第一节从继承和流变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传统的谶纬之学对明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继承和流变,最重要的就是吸收了传统谶纬之学的君权神授思想并且逐渐演变成了明代白话小说创作中的帝王正统。题材方面的继承和流变,主要集中在小说中有关授书题材、感生题材、异貌题材的广泛应用。第二节以《三国演义》、《金瓶梅》两部明代白话小说为例子说明谶纬文化的广泛运用使得明代白话小说的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神秘感主要从架构小说线索、指示人物命运等方面表现出来。第四章,不同类型的白话对谶纬文化的选择,研究不同类型的白话小说因其题材不同对不同谶纬文化的不同选择。历史小说是出现谶纬文化类型最多,表现内容最丰富的明代白话小说类型,这与其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历史朝代更替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历史小说记录历史变迁,所以明代历史白话小说中出现的谶纬文化更多的接近传统谶纬文化政治预言的原貌。世情小说中出现的谶纬文化,在类型上多以扶乩、求签等谶纬流变形式为主,这是因为作为新兴的白话小说类型,世情小说多描写市井之事,而扶乩求签等活动是市井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世情小说中的谶纬文化内容多与道教相结合,劝善色彩较浓重。侠义小说中的谶纬文化,类型较为单一,主要形式为用谶言预言人物的命运,以及事情发展的趋势,且针对一个人物或者一件事情出现的谶言并不是一次,而是出现多次并且前后呼应、相互连接完整的预言人或者事物的命运。通过上述五部分的阐释,本文所体现的主要思想如下；从谶纬的演变历程来看,谶纬之学在经历了汉代的鼎盛以后,在政治学术层面逐渐被精英阶层所抛弃,由一种主流的社会意识转变为潜流的社会意识,淡出了知识分子研究的范围。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谶纬文化作为文化的一支,失去了上流的阵地不代表就失去了生存的阵地,任何文化都有顽强的生命力,谶纬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汉代之后,谶纬主动与民间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多种流变的形式,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汉代的志怪小说,到魏晋南北朝的博物志怪小说,到唐宋的谶言诗,再到明清白话小说,谶纬文化已经深入到了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从遣词用句到结构安排,从思想表达到审美色彩,谶纬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的封建时代,谶纬迷信禁锢人们的思想,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这本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新时代的学者应该以一种全面系统的眼光来关照长达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史,通过对谶纬文化的梳理,揭示其思想本质,逐渐破除对谶纬文化的偏见,以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谶纬文化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挖掘谶纬文化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丰富我国古代文化的知识构架体系。

张燕^[7]（2011）在《清代白话公案小说研究》文中指出白话公案小说在清朝中后期,与侠义小说合流,使得曾一度衰落的公案小说又有了新的发展。清代白话公案小说受欢迎,是因为满足了当时底层民众的审美需求,也反映了老百姓内心对公平的渴望,对不平的抗议。清代白话公案小说流传广,影响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代白话公案小说是透视清代中后期大众文化心态的一个窗口,也是清代诸种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追溯公案小说的历史演变及白话公案小说的流变;第二章通过对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鬼神文化的研究,分析其鬼神因素存在的社会原因,以及当时民众的心理;第三章通过对明代和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包公形象的比较分析,研究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清官形象的嬗变,分析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民众清官情结的社会原因;最后一章从语言的通俗美来分析清代白话公案小说的审美意蕴,通过写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礼和法的混同以及刑和法的合一,来阐述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司法文化对清代法文化的深远影响。

李建明^[8]（2010）在《包公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包公故事的丰富,在通俗文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包拯的故事北宋时期就在民间流传,宋元明清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难以统计。这说明,包公文学是一种显着的历史存在。包公文学是指涉及包公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包公文学体裁有戏曲、小说、传说故事、宝卷等。本篇包公文学的研究以戏曲、小说为主,对包公文学的考察时限止于清末。本研究的内容以清官文化的产生为背景,研究包公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包公形象的演变,着重探讨清官文化为什么会在宋朝兴起,宋元以来的清官文学为什么会以包公为代表,并且以文本的演变来探讨包公文学的发展变化。同时,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包公文学意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包公文学可以体会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与精神。中国古代注意法与情、法与理的关系,重礼教,法顺人情、息讼止争是古代的司法精神。包公文学虽然积淀着封建政治文化成分,是皇权制度的产物。但是执法如山的包公,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包公文学关注的是平民的日常生活并揭露了统治阶级残民以逞的罪行。这是一种真正的民间立场,不同于文人对民众居高临下的同情。包公文学中的清官意义是一种为官之道与从政之德,具体表现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体恤民情等方面,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包公文学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研究包公文学已远远超过包拯这一历史人物本身,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宋朝之前的着名的廉吏,也有不少。在同时代的官僚中,包公的地位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才情也比不上欧阳修、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政治上的建树,更无法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包公为什么会作为清官文学的代表在通俗文学中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从包拯所处的宋朝——清官文化兴起的时代谈起。清官文化在宋朝的兴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宋朝革除五代弊政,建立廉洁的政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而宋朝的法律对私有权的保护和重典治盗贼,也加强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对清官的诉求。宋代,清廉是官员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准则。不少官员自觉以儒家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清官品格。宋代出现了一大批砥砺名节的士大夫,这是宋朝清官文化产生的一个标志。而民间文艺中的公案文学则是清官文化生动的体现,是清官意识流行的重要标志。民间对清官持久和广泛的传播,充分说明了传统的清官意识基本上是一种民间信仰。清官是百姓用心灵供奉的神。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包拯有幸走进了通俗文学,从而成为清官的典型。只有从清官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包公文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包公文学在各个朝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期。包公形象,在宋代市井文艺家那里,包公只是一个判官形象。包公在通俗文学中成为判官形象,则与正史与文人文集对他审案个性的描写有关。宋人的历史和文人的文集中,记载包公判案的有十多处,并表现了包拯峭直、清廉、明察、忠恕爱民的个性,包公在审案中注重法律与情理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为后世包公文学所本。到了元代,包公被塑造成有智谋的斗士形象。主持正义又充满智慧的包公,体现了作家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期待。同时,这也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元代百姓的呼声。平民呼唤包公,实际上是对黑暗现实的极度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心理幻想。元剧作中的包拯,既维护皇权,又刚正不阿,替民众伸冤,显示了一个清官所具有的正直品质和内在魅力。在明代,他有智有刚,是日断阳夜断阴的星主。与宋元逐渐神化的包公相比,明代的包公神通广大,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对包公有求必应,有的地方神,更受他驱使。清代他又成了侠客的首领。在清代,他除了集精察、神明于一身外,更是忠心耿耿的国家栋梁。总之,包公是民众理想的化身。古代通俗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是身处下层的文人,他们在现实中经受过太多的痛苦和压抑,仕进无门。他们便把自己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寄托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身上。这种人物形象往往有至高无上的伦理规范。他们创造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白日梦。包公文学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从对关汉卿的包公戏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同样是面对善与恶,中国的小人物只能靠外力——鬼魂或清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莎士比亚对于善与恶,既借助于法律来解决,又充分表现人的本质。在他看来,悲剧的原因根源于人自身,人的自由意志往往陷入到罪恶之中。中国人相信天理,所以代表正义的一方都有好结局,很少西方悲剧那种恐怖、悲惨、神秘等成分。中国悲剧着重表现主人公的正义性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可以看成是采用正剧形式的悲剧。包公文学自宋朝诞生以来,包公故事如滚雪球一样,出现了难以数计的包公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一种重写或改编。从包公文学中小说、戏曲故事情节相互移植和因袭化用的情况,可以考察包公文学题材流变的迹象及相关文学形象。学者们对包公故事的源流花了很大力气去做,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有两种偏向:一是把小说史研究降为纯粹的故事考辨,二是把作家创作看成简单的故事汇编。因此,以文本的演变（进步）来探讨包公文学的发展,也就是历史演变法,是有必要的。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在文本的演变中找出变化中的新质,从中发现新的理论问题,并加以分析。在研究中发现:包公文学故事的因袭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取自前人笔记,二是包公文学故事内部的演变。包公文学的因袭不仅仅存在于相同体裁的文学形式之间,如《龙图公案》对《百家公案》的抄袭、改编,而且也表现在说唱文学与小说之间的互动。一般情况下,当小说被改编成表演艺术（戏曲）时,往往容易成功。因为,从小说形态转化为戏曲形态容易,戏曲形态也往往内含着小说叙事的方式。比如,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是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的重写,从叙事的同一性、抒情的主观性和主题的强化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杂剧在对小说重写过程中的创造性。在这创造性的重写过程中,叙事速度有快慢详略之分,在小说的简单的介绍地方,戏剧往往充实一些细节和场面,以便刻画人物心理、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这样,表现的主题也更鲜明。包公文学在演变过程中,如果说戏曲因袭小说易取得成功,那么,戏曲演变成小说,则难以成功。因为小说失去了戏曲的抒情写意功能,必须通过人物、情节设置来表现世态百象。而包公文学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成功之作。比如《百家公案》不少故事是对前人戏曲的改编,在改编过程中往往大量移植、删改,篇幅大幅度的缩减,作品的情节事件简缩,描述粗略,较少大段场景化铺叙,缺少对人物的描摹刻画。小说显得简略而粗枯。然而,另一方面《百家公案》的主题的单一性又很好地实现了叙事者普及法律的意图。包公文学在演变过程中,故事情节一般越来越合理。仁宗认母故事最早的是元杂剧《金水桥抱妆盒》,但无包公出场,且情节太荒唐。其后明传奇《金丸记》、清前期小说《万花楼演义》等,都对这个故事作了进一步改编,但情节仍有疏漏。《三侠五义》改编后更符合情理,堵塞了情节的漏洞。包公文学中有一种改编值得注意,主题发生演变。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从崇尚血气之勇到追求忠义,从轻生死重然诺墨家精神到兼济天下儒家情怀的人格转变。《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作出的一种修正。另外,在《水浒传》里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为什么包公文学不断被重写?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冤案丛生,也必然出现“情同”,于是出现了包公文学的因袭现象。这种“事以感生”、“兴从境起”的创作动机在包公文学中不断产生,于是,包公文学的文本在演变过程中,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主题等都会发生变化。在研究方法上,还注意运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包公文学意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包公文学对昏聩吏治的讽刺,对凶党恶徒的揭露,对家庭道德问题的忧虑,都表现了一种批判现实、关怀人间的情怀。清官包公是通俗文学塑造的理想形象,包公崇拜既是民众的诉求,也是统治者需要“教化之吏”的一种表现。他作为教化之吏,必然具备孝亲、忠勇等政治伦理思想。清官既然是统治者的需要,他也会表现为封建文化本身的缺陷,如靠直觉判案,运用酷刑维持风化等行为。虽然如此,包公作为公正的象征,将永远为人民崇拜,包公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包公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大多为复仇型和果报型。这两者都表现了一种惩恶扬善的主题。包公文学中受害者的鬼魂复仇或还魂故事,其实也寄托了弱小者的深重的悲哀与不幸。从创作角度看,大团圆结局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这种乌托邦式的圆满是瞒和骗造就的一条奇妙的逃路,虽然它是艺术上一种中和雅正的追求。

冯媛媛^[9]（2009）在《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文中认为侠的发展有一个从历史记载向文学创作的转化过程,从而导致了“侠文学”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各类文体中,均有侠的面影。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发展构成中,除过儒、释、道三教之外,应当还有一个侠的传统。前三者主要流行于大传统文化中,而后者则主要盛行于小传统文化中。但大小传统不是隔绝的,而是交流互动的,因此在侠的性格结构中,交织着多种文化因素,并构成其多元化的文化面相。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这一被经典文化所遮蔽的“侠统”,发掘出来;把被权力话语压抑的民间话语,彰显出来。本文重点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的侠义小说。其基本思路是,在前人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文化之侠”的观点统辖全文,通过对“历史之侠”与“小说之侠”的梳理,建构山一个侠的文化谱系;然后以此为坐标,对侠义精神在古代小说史上的嬗变,作出勾勒;最后,对古代侠义小说史上的两条发展线索——侠与政治文化、侠与情文化的结合,从类型学的角度,作出清理和建构。这是本文区别于其他同类研究的创新之处。本文凡六章二十节,另设绪论和结语。首先以“侠文化溯源”为题,对“历史之侠”和“文学之侠”作出梳理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之侠”的概念。所谓文化之侠,简言之,是指深含于侠行之中的文化向度和人格精神,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观念的具象”。其次为摆脱侠之思想来源的争议,本文在引证众家之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侠的“多元构成”观,企图从思维方法的转变上,重新厘定侠的文化结构。第二和第三章,以“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为总题目,分别遵循“文言侠义小说”和“白话侠义小说”各自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路径,以分期的方法,重点勾勒侠义精神的演变轨迹。概而言之,不论文言侠义小说抑或白话侠义小说,在其发展史上,侠客走的都是一条由“不轨于正义”向“轨于正义”、由“以武犯禁”向“以武护法”转变的道路,经历的都是一条“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的侠格整合之路。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古代侠义小说表现形式的线索勾画和谱系建构。侠义小说有两条明晰的发展线索:“侠”与政治文化（“忠”）的结合,最终产生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侠”与情文化的结合,最终产生出“侠骨柔情”的“英雄儿女”。这两大文化谱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侠与政治的结合,既是“江湖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结合,也是“大传统文化”对“小传统文化”的改造。义与忠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或拼凑,而是在忠的“能指”中有义的“所指”,而在义的“能指”中有忠的“所指”。侠义与公案的合流,实则是侠文化史上,“江湖文化”与“庙堂文化”的容受。侠在男女关系上,经历了一个由“断爱”到“有情”、从“无情”到“情深”的发展演化过程。这一转化大约产生于明清之际。是冯梦龙首次将“情侠”连词。《好逑传》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这种转化打通了“侠义”与“风月”的障壁,沟通了“儿女”与“英雄”的联系,颠覆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普遍观念。于是“君子好逑”一变而成了“义侠好逑”。从明末以来到《儿女英雄传》,情侠女子走过的是一条从“外出”到“回家”的路。第六章是对《三侠五义》及其系列小说的个案分析。其一,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和路径,重点发掘深含于侠义行为中的“报”的观念。“报”是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这种行为的“交互性原则”,是指导侠之行为的价值取向和人情法则,从而构成侠义小说的内在理路和文化文法。《三侠五义》中侠客对清官的“依附”,就来自于这种源远流长的“报恩”传统。其二,在人物塑造特点的分析上,重点抓住曾被胡适高度赞扬的——“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也不可有我”——的写人之法,重作现代意义的转换,力求发掘其中隐含的“他者性原则”,可望为当前“主体性”的反思提供一个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三,在文体特征的分析上,另辟蹊径,重在窥探“平话”的叙述立场和趣味设定,发掘它对艺术“区隔”的颠覆,对文化规范的挑战,对话语权力的消解,对审美原则的冲决,还其说话的本来面目和民间性特点。另外指出,在这种“平话”式叙事中深藏着一种“叙述的民主化”倾向。这里所谓的“民主化”,并非一个政治概念,而是就其内在的文化立场、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而言的,是与“贵族化”或“雅正观”相对成词的。“平话”的平民立场,决定它在叙述形态上,不是“专制主义”的,而是“民主协商”的。

范正群^[10]（2008）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研究》文中指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划分有宽、窄两个不同的标准。这两个标准的划分,各有其道理,可以并行不悖。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无论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上,还是在清代文学史中,甚或在平民文学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但由于学术界对其重视不够,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研究现状并不容乐观。鉴于此,本文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切入点,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进行了一些探讨,全文共分十一章,主要结构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内容主要包括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界定、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文学史定位、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研究述略以及论文的总体构思、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至第五章是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总体把握。第二章简略阐述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各自的发展轨迹,并对其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代表作品以及对后世同类题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简要阐述。第三章论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形成、繁盛和衰弱的过程及其原因。同时指出,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最初是在民间通过口头流传自发进行的,这种尝试至迟从清初就开始了。后为民间说书艺人所借鉴,开始有意识的融合。至雍正、乾隆年间,这种合流在民间说书艺人那里已基本完成。书坊主看到有利可图,竞相刊刻,形成文字作品,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正式完成。这一时期当在乾隆、嘉庆年间,至迟不会超过嘉庆三年。第四章剖析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忠义”主题的形成,并分别阐述各代表作品在“忠义”这一主题下思想的不同侧重。宋代以后,侠士的忠义观开始逐步形成,曹植《白马篇》等文人游侠诗为侠义小说“忠义”主题的形成打开了局面。在“忠义”这一共同主题下,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不同作品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施公案》强调“功名富贵”,《三侠五义》渴望“建功立业”,《彭公案》、《永庆升平全传》“隐逸思想”有所抬头,《绿牡丹》阐述“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政治主题,《儿女英雄传》则满怀激情的歌颂“儿女真情”。第五章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典型作品《三侠五义》的思想、艺术,进行例证分析。《三侠五义》试图通过对侠义精神的整合和升华,塑造一批具有完美性格的侠客形象,他们大多具有“合乎礼法”、“恪守道德”、“择主而事”、“珍惜生命”等传统美德,这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三侠五义》所构筑的侠义世界,不仅体现为侠义英雄的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更体现为普通人的侠义胸怀和侠义行径。从文弱书生到士农工商、老弱妇孺,侠义精神无处不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阐述中国清官文化和侠文化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并进一步梳理清官与侠客关系的历史、文化渊源。清官与侠客有着极深的历史文化渊源。春秋战国时期刺客与其家主,卿相之侠与其门客,封建文人与弃恶向善的侠客,开国明君与从军的侠客等关系中都可看到清官与侠客关系的影子。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清官与侠客都站在了为国为民的立场上,因而有了共同的政治目标。但二者关系仍然是不对等的,清官仍居于支配地位,而侠客的奴性则大大增强。第八章至第十章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第八章论述儒、释、道等传统思想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儒家思想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不仅体现为儒家修齐治平、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成为其主导思想,也不仅体现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侠客身上有清楚的烙印,更体现为侠客们的主要事迹和遭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复杂心态。清官和侠客们所表现出的“仁者”思想,家族观念,民族意识,性道德等方面都可看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影子。而“慧眼识才”的叙事模式,则寄托着中国传统文人希望得到社会肯定的个人愿望。同样,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亦深受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响。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一方面热衷于写侠客介入社会,另一方面又无限向往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这种矛盾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人“少年任侠、中年入仕、晚年归隐”理想人生的真实反映,是儒、释、道思想共同影响的结果。第九章论述方术文化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受方术文化影响很深,方技中的“中医”、“房中术”、“神仙”,术数中的“五行”、“杂占”等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而尤以“相人术”影响最为深刻,如“风鉴识英雄”的情节设置,侠客相貌的女性化倾向,清官相貌的丑化倾向、江湖术士的骗人之术等相关描写无不深受“相人术”的影响。而且,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人物形貌描写很难跳出相术词汇和相术观念的“框架”,从而形成了小说中人物形貌描绘的类型化、程式化。第十章论述鬼神文化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充分运用小说尚奇传奇之特点,在作品中穿插大量鬼神因素,传奇人、叙异事,穿插以鬼神世界的诡秘恐怖,以达到夺魄惊魂的艺术效果,满足读者的尚奇猎奇心理。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寺庙、道观、尼姑庵多为藏污纳垢的淫秽之地,和尚、道士、尼姑中亦不乏杀人越货的巨匪惯盗,各类庙会、神佛诞辰更成为恶霸无赖欺男霸女的最佳场所,作者借鬼神表现出许多滑稽、荒唐、可笑的东西,从而造成一种浓烈的喜剧效果,达到调侃讽刺的艺术效果。第十一章为结语,论述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向武侠小说的演变过程以及演变期武侠小说的坎坷命运。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是侠义公案小说寻求新突破并逐步摆脱公案小说桎梏向“武侠”小说嬗变的涅盘期。《李公案》、《热血痕》、《仙侠五花剑》、《剑绮缘》等这一时期优秀的侠义小说从不同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和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积累了一些经验,从而为武侠小说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它们开辟的具有新意的武侠小说创作之路,为其后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种探索和尝试,不容忽视。

二、论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3）《施公案》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4）侠义公案小说出现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5）浅析清代长篇侠义小说中的侠客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白话小说与谶纬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白话公案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包公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D]. 李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2]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变革[D]. 王士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5)
• [3]《施公案》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J]. 曹月. 文教资料, 2012(34)
• [4]侠义公案小说出现的原因[J]. 李恒光. 大众文艺, 2012(20)
• [5]浅析清代长篇侠义小说中的侠客形象[D]. 刘东雨. 青岛大学, 2012(01)
• [6]明代白话小说与谶纬文化[D]. 张婷芳. 山东大学, 2011(04)
• [7]清代白话公案小说研究[D]. 张燕. 陕西理工学院, 2011(05)
• [8]包公文学研究[D]. 李建明. 扬州大学, 2010(11)
• [9]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D]. 冯媛媛. 陕西师范大学, 2009(07)
• [10]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研究[D]. 范正群. 扬州大学, 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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