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癌关系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娥[1]（2019）在《原发性肝癌患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临床研究分析》文中认为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患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Helicobacter Pylori,Hp）状况及其相关性。方法:收集2016年1月-2018年1月就诊于甘肃省人民医院,首次经病理确诊为原发性肝癌的87例患者及100例健康体检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尿素-14C呼气试验分别检测原发性肝癌患者及健康体检者的Hp,通过分析Hp感染率与HBsAg、病理类型、分化程度、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等的相关性来探讨Hp与原发性肝癌的关系,进一步通过14C呼气试验检测值与AFP、HBV-DNA定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来探讨Hp感染与原发性肝癌的关系。结果:Hp感染率在原发性肝癌患者（62.10%）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41.00%）,（P<0.05）;年龄与性别特征与Hp感染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原发性肝癌组Hp的感染率在HBsAg阳性（71.15%）的患者中明显高于阴性患者（48.57%）、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中Hp的感染率从A级、B级、C级依次升高、癌细胞分化程度中Hp的感染率从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依次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病理组织分型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p检测值（DPM值）与HBV-DNA定量（r=0.508,P=0.008）、AFP（r=0.563,P=0.001）均呈正相关关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原发性肝癌患者Hp感染率明显增加,Hp检测值（DPM值）与HBV-DNA定量、AFP之间关系密切,Hp可能在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发展中起桥梁或协同作用。
李旭[2]（2018）在《消化系统肿瘤相关危险因素及适配体在其诊断及靶向治疗中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目的及方法:本项研究的目的为评估初治的慢性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C,CHC）以及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发生原发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危险因素,并进一步评估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及DM相关因素与此类患者发生HCC的相关性。实验结果:我们纳入了300名HCC患者和517名CHC患者。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与无糖尿病的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发生HCC的风险的校正优势比（adjusted odds ratio,AOR）接近2倍,95%CI:1.80（1.17–2.75）。同时,HCC组和CHC患者中肝硬化的比例为79.3%,46.2%,肝硬化患者发生HCC与无肝硬化的患者相比,AOR为4.62（95%CI:3.31-6.46）。另外,对于CHC合并DM的患者,存在肝硬化的患者与不存在肝硬化的患者相比,发生HCC的风险接近6倍;此外,糖尿病的诊断年龄早的患者较糖尿病诊断年龄晚的患者,发生HCC的危险增高。另外,我们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的分析,纳入了112名HBV相关的HCC患者,经过了性别,年龄及肝硬化比例的匹配之后,210名没有肿瘤的CHB患者被列为对照组。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发现DM与HBV相关的HCC的发生风险明显相关。在CHB合并DM患者中,年龄>50岁患者较年龄≤50岁患者具有较高的HCC的发生风险（AOR:7.403;95%CI:1.049-52.253）;此外,男性患者发生原发性肝癌的风险较女性患者明显高（AOR:12.688;95%CI:1.384-90.638）。这些结果表明,在中国东北地区无论是慢性丙型肝炎还是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合并糖尿病时其发生原发性肝癌的风险较无糖尿病的患者要高。而对于不同人群,不同的糖尿病的相关因素可能会影响原发性肝癌的发生。第二部分:目的:本研究我们通过指数富集配体系统进化（SELEX）的方法开发了一种新的特异性识别胰腺癌细胞系As PC-1细胞的适配体（PCA#1）,并利用PCA#1作为靶向配体,将阿霉素选择性递送到体外培养的As PC-1细胞中。实验结果:筛选的76个碱基的核苷酸适配体特异结合胰腺癌As PC-1细胞株,但不与对照细胞结合。同时,我们将PCA#1适配体插入阿霉素分子,形成适配体-阿霉素偶合物（Ap DC）。这些结果表明,PCA#1 Ap DC是一种很有前途的靶向治疗的适配体,可以将阿霉素特异高效的释放到胰腺癌细胞中。
隋洪婷[3]（2018）在《延边地区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特征及分子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我国是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的高发区,其发病率位于恶性肿瘤的第四位,死亡率居于第三位。2012年中国肿瘤年报数据显示,吉林省延吉市是肝癌的高发区域之一。到目前为止,没有对本地区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特征及发病机制进行系统的报道。故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了解其临床特征及对肝癌组织和癌灶远旁组织进行高通量转录测序,从分子层面分析其发病机制,为延边地区原发性肝癌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通过回顾性调查方法对2000年01月至2016年07月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3537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个人信息,如年龄、性别、民族、个人史、肝癌家族史、病毒感染史,如有无慢性肝炎病史、有无肝硬化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统计分析。经过知情同意后,收集肝癌患者肝癌组织和癌灶远旁组织进行高通量转录测序。结果:1.原发性肝癌患者共3537例;其中男性2581例（72.97%）、女性956例（27.03%）,男:女=2.7:1;发病时伴有肝硬化的PLC患者2865例（81%）、无肝硬化的PLC患者672例（19%）。2.从2000年到2015年原发性肝癌患病人数构成比逐年升高;从2000～2009年原发性肝癌患者以HBV感染为主,而2010年以后HCV感染为主。3.HBV感染的PLC患者年龄最低,而HCV感染的PLC患者年龄最高（P<0.05）;HBV感染的PLC患者中男性所占比例最高（P<0.05）;不同病毒感染的PLC患者中均为有肝硬化的PLC患者所占比例高于无肝硬化的PLC患者,其中HBV合并HCV感染的PLC患者伴有肝硬化比例最高（P<0.05）。4.汉族的PLC患者中HBV感染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朝鲜族,而朝鲜族的PLC患者中HCV感染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汉族（P<0.05）。5.各年龄段男性比例均高于女性,其中男性患者年龄多居于40-60岁,而女性年龄多居于60岁以上（P<0.05）;小于40岁年龄段与40-60岁年龄段PLC患者主要为HBV感染,而大于60岁年龄段PLC患者主要为HCV感染（P<0.05）。6.男性PLC患者的年龄为58.95±10.94岁,女性PLC患者的年龄为63.01±10.12岁,男性年龄低于女性（P<0.05）;男性发病时伴有肝硬化的PLC患者明显多于女性（P<0.05）。7.伴有肝硬化的PLC患者年龄明显低于不伴有肝硬化的患者（P<0.05）。8.肝癌组织和癌灶远旁组织进行通量转录组测序,筛选出4927种差异表达基因,其中在肿瘤组织中表达增加的基因数为159种,表达减少的基因数为4768种;肿瘤组织中表达增加的基因通过GO分析发现,BBOX1、HMGCS2、ADH4、VCAN、COL1A1、POSTN等基因与肝纤维化进展为肝癌可能有关;KEGG通路分析,发现P13K-Akt信号通路、黏着斑、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趋化因子信号通路、细胞因子与细胞因子受体间的相互作用、癌症通路、NF-κB信号通路等与肝纤维化进展为肝癌可能有关。结论:2000-2015年延边地区原发性肝癌患病人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9年之前以HBV感染为主,而2010年以后以HCV感染为主。男性患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女性年龄平均比男性高5岁;HBV感染的PLC患者年龄较小,以汉族人群为主,而HCV感染的PLC患者年龄较高,以朝鲜族人群为主。PLC患者的病理基础以肝硬化为主。肝癌组织和癌灶远旁组织进行高通量转录组测序,分析发现 BBOX1、HMGCS2、ADH4、VCAN、COL1A1、POSTN 等基因可能与肝纤维化进展为肝癌有关;P13K-Akt信号通路、黏着斑、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趋化因子信号通路、细胞因子与细胞因子受体间的相互作用、癌症通路、NF-κB信号通路等可能与肝纤维化进展为肝癌有关。
郑浩[4]（2017）在《肝炎病毒感染调控肝癌增殖和转移作用和机制的研究》文中指出第一部分肝炎病毒感染调控肝癌增殖和转移作用和机制的研究: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目前我国及世界范围内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生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居第五位,导致的死亡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排第三位。由于该病起病隐匿,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不十分明显,病程进展迅速,因此确诊时大多数患者已经达到中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治疗困难,导致预后差、病死率极高。目前肝癌的病因及确切分子机制尚不明确,普遍认为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复杂过程,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是肝癌发生的最主要致病原因,约占到全部肝癌的70–85%。以往的研究表明感染有肝炎病毒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无瘤生存时间和整体生存时间均明显差于无病毒感染的原发性癌患者。通过我们科室前期的研究发现行肝部分切除术后存在普遍的病毒再激活现象,肝炎病毒再活化在肝癌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能影响肝癌患者术后的复发和远期生存率。以往的研究表明肝癌术后持续的抗病毒治疗有望降低病毒载量,减轻肝脏炎症从而缓解肝脏负荷,降低晚期复发生存率和提高整体生存率从而达到改善肝癌术后预后的目的。我们前期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抗病毒治疗没有起到直接发挥抗肿瘤作用,而是可以通过抑制肝炎病毒活性减轻肝脏慢性炎症,从而降低第二次原发肝癌发生的概率,而不能起到降低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作用。目前对于抗病毒治疗是否能够达到抗肿瘤的目的仍然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明确病毒复制在肝癌复发中的作用机制,寻找病毒感染导致肝癌发生发展的特异性信号通路。本研究拟通过高通量测序手段识别肝炎病毒感染引起肝癌发生联系密切的基因和信号通路,进而明确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相关基因和信号通路发生变化的具体机制。接下来,我们将重点研究这些基因和信号通路通过怎样的调控方式来促进肝癌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该研究不仅能够阐明病毒性肝炎感染导致肝癌发生发展的特异性机制,更能为未来的抗病毒治疗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在本研究中首先通过高通量测序的手段检测正常肝脏组织、无病毒感染的原发肝癌组织、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原发肝癌组织、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原发肝癌组织中各组间转录本的表达水平,结合信息学分析筛选在病毒感染的原发肝癌组织中特异性差异表达的转录本,进一步系统、深入地揭示重要基因在病毒感染的肝癌发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为肝癌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合理的抗病毒治疗提供新的分子靶标和理论依据。在我们的课题研究中获得了如下结果:通过高通量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我们发现P54nrb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肝癌组织中异常高表达,暗示P54nrb在肝炎病毒感染调控肝癌发生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免疫组化技术检测P54nrb蛋白在临床组织样本表达情况发现,P54nrb蛋白在肿瘤组织中的高表达量与有多个恶性的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P54nrb蛋白高表达的病人术后的无瘤生存时间和总体生存时间均较差,多因素分析显示P54nrb蛋白的高表达是影响肝癌病人肝癌切除术后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体外细胞学实验发现P54nrb可以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利用裸鼠皮下成瘤模型、肝脏原位荷瘤模型、尾静脉注射肺定植模型,发现P54nrb既可促进肝癌细胞的体内增殖能力,又可促进肝癌细胞在远端转移灶的定植能力,也验证了P54nrb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机制方面,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并结合已发表文献,发现转录因子Fox D3在P54nrb的启动子区域有潜在的结合位点,接下来我们利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定量PCR、蛋白免疫印迹、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等技术证明Fox D3可直接靶向结合到的P54nrb的启动子区域进而抑制P54nrb的转录。进一步临床组织样本分析发现Fox D3的表达量与P54nrb恰好相反,在病毒感染肿瘤组织中异常低表达。由此我们推测病毒感染导致肿瘤中Fox D3的表达量下降从而导致了P54nrb的异常高表达。近年来有文献报道证明Fox D3在肿瘤组织中异常低表达的原因与其启动子区域受到甲基化调控密切相关。通过甲基化特异性荧光定量法检测发现Fox D3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程度在病毒感染的肿瘤组织中特异性的升高,揭示了Fox D3在病毒感染的肿瘤组织中特异性降低与甲基化密切相关。DNA甲基转移酶1是DNA进行复制修复并维持其正常甲基化的关键酶,DNMT1过表达在肿瘤的发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DNMT1是否在病毒感染的肿瘤组织中调控Fox D3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程度从而介导Fox D3的表达尚不清楚。通过RT-PCR、蛋白免疫印迹、以及甲基化特异性荧光定量法检测,我们发现DNMT1的表达量与病毒感染密切相关,并且DNMT1确实可以调控Fox D3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程度。Hbx蛋白和HCV core蛋白在肝癌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生物学作用,可以调控多个重要基因的转录表达。在我们的研究中鉴定出Hbx蛋白和HCV core蛋白可以促进DNMT1的转录从而上调DNMT1的表达。由此我们得出肝炎病毒分泌的Hbx蛋白/HCV core蛋白通过上调DNMT1的表达从而增强了Fox D3的甲基化程度进而抑制了Fox D3的表达从而导致了P54nrb上调最终达到促进肝癌发生发展的级联效应。接下来我们探索了P54nrb促进肝癌增殖和转移的分子学机制,利用表达谱芯片、Ch IP-seq、生物信息学分析、和经典分子生物学技术等,验证得出P54nrb可以结合到N-Ras基因的启动子的活化区域并且促进N-Ras基因的转录,从而活化RAF/ERK/MEK信号通路来发挥促进肝癌增殖和转移的作用。最后我们通过对2组临床病人的组织检测接受抗病毒治疗前后DNMT1/Fox D3/P54nrb/N-Ras表达量的检测得出抗病毒治疗能够翻转该信号通路的表达量,由此我们推测抗病毒治疗可能通过抑制该信号通路的活化来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从而达到一定抗肿瘤的作用。综上所述,我们研究了病毒感染对促进肝癌发生发展,特别是对有特殊基因参与的表观遗传调控的作用的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为进一步理解该过程中纷繁复杂的信号通路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为肝癌的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部分TMED3通过IL-11/STAT3信号通路促进原发性肝细胞癌进展的机制研究:肝癌是全世界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的恶性肿瘤中位居第五位,而死亡率则占肿瘤相关死亡更是高居第三位。随着外科切除、肝移植以及部分辅助疗法的成熟,肝癌五年生存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肝细胞癌术后复发,肝内、外转移的风险仍较大。由于肝癌起病隐匿,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不十分明显、病程进展迅速,因此确诊时大部分病人诊断时既为中晚期,同时更因为血管癌栓、子灶、包膜不全和多中心发生等情况的存在,缺乏有效的治疗,术后仍有很高的复发转移率,造成了肝癌预后依然很差。因此,需要全面了解肝癌复发与转移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探索新的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寻找对预后和治疗有指导意义的分子标志物。有文献报道TMED3在结肠癌中能够抑制肿瘤的侵袭和转移,然而TMED3在原发性肝癌中的表达情况和生物学功能国内外尚未见有系统报道。因此我们的研究旨在为深入了解TMED3在肝癌恶性进展过程中的生物学作用和分子学机制,为临床肝癌治疗提供新的、潜在治疗靶点。通过Real-Time PCR和免疫组化技术检测发现TMED3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量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并且我们发现TMED3的高表达与有侵袭性的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TMED3高表达的病人术后的无瘤生存时间（RFS,P=0.0128）和总体生存时间（OS,P=0.0155）都明显低于TMED3低表达的病人,多因素分析显示TMED3高表达是影响肝癌病人术后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体外细胞学实验证实,TMED3能够显着的促进肝癌细胞侵袭和转移能力,但是对于细胞的增殖能力没有任何影响。裸鼠体内实验证实TMED3对肝癌细胞体内成瘤没有影响,可以促进肝癌细胞转移到肺部成瘤能力。接下来我们利用表达谱芯片和一系列的分子学实验发现TMED3上调IL-11的表达、诱导IL-11的自分泌、活化IL-11/STAT3信号通路。总之,我们通过对大规模肝癌临床样本分析,发现TMED3的表达与病人预后显着相关;机制方面,我们发现TMED3通过影响IL-11/STAT3信号通路调控肝癌的侵袭和转移;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潜在的肝癌治疗靶点,为肝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尚丽[5]（2017）在《慢性肝脏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问卷（SCL-90表和EPQ问卷）的方式,调查慢性肝脏疾病患者及健康对照组的心理及人格特点,从而探讨下列问题:1.明确慢性肝脏疾病患者与健康人心理及人格是否存在明显区别。2.探讨慢性肝脏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心理问题存在何种相关关系,以便为临床的治疗提供更好的帮助。方法:选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感染科、肝胆外科及大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及肝胆外科2016年8月至2016月12月期间收治入院的慢性肝脏疾病患者,包括慢性乙型肝炎、慢性丙型肝炎、肝炎肝硬化及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另设立对照组的研究对象是随机抽取体检中心同期体检的健康人。对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作为评估量表。来分析慢性肝病对于患者心理以及人格方面的影响。收集的问卷答案最终输入计算机,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结果:（1）一般资料分析:肝病患者观察组与健康人群对照组之间在年龄、性别等方面（p>0.05）均无统计学差异。（2）心理健康状况分析（SCL-90量表）:（1）肝病患者和体检中心的健康人群的SCL-90表综合评分对比有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肝病患者在躯体化（P<0.05）、人际关系敏感（P<0.05）、抑郁（P<0.05）、焦虑（P<0.05）、其他方面（P<0.05）的因子分高于健康人群有统计学意义,而其中健康人群的敌对（P<0.05）、恐怖（P<0.05）、偏执（P<0.05）的因子分高于肝病患者有统计学意义,强迫症状和精神病性的因子分（p>0.05）两者没有统计学差异。（2）肝硬化组和病毒性肝炎组患者的SCL-90表综合评分（p>0.05）对比没有显着的统计学差异。但肝硬化组患者的抑郁（P<0.05）、其他因子（P<0.05）因子分高于病毒性肝炎组患者的因子分有统计学意义,病毒性肝炎组患者的人际关系敏感（P<0.05）因子分高于肝硬化组患者有显着统计学差异。肝硬化组和病毒性肝炎组患者的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分的差异（p>0.05）没有统计学意义。（3）肝癌组和肝硬化组的SCL-90表综合评分（P<0.05）对比有显着的统计学差异。其中肝癌组的躯体化（P<0.05）、强迫症状（P<0.05）、抑郁（P<0.05）、焦虑（P<0.05）、恐怖（P<0.05）、偏执（P<0.05）、精神病性（P<0.05）、其他（P<0.05）因子分比肝硬化组的因子分高都有显着的统计学意义。人际关系敏感和敌对因子分没有统计学差异。（4）肝癌组和病毒性肝炎组的SCL-90综合评分（P<0.05）对比有显着的统计学差异。其中肝癌组的躯体化（P<0.05）、强迫症状（P<0.05）、抑郁（P<0.05）、焦虑（P<0.05）、恐怖（P<0.05）、偏执（P<0.05）、精神病性（P<0.05）、其他（P<0.05）因子分比病毒性肝炎组的因子分高都有显着的统计学意义。但人际关系敏感（P<0.05）因子分是病毒性肝炎组比肝癌组高且有显着统计学差异。两者的敌对因子分（p>0.05）没有统计学意义。（3）人格分析（EPQ问卷）:（1）肝病患者与健康人群的EPQ问卷分析中,内外向因子、精神质因子和神经质因子（p>0.05）均没有统计学差异。（2）肝硬化患者组和病毒性肝炎患者组的EPQ表进行对比,内外向因子、精神质因子和神经质因子（p>0.05）均没有统计学差异。（3）肝癌组和肝硬化组的EPQ表进行对比,两组患者的内外向因子（P<0.05）和神经质因子（P<0.05）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精神质因子（p>0.05）无统计学差异。（4）肝癌组和病毒性肝炎组的EPQ表进行对比,两组患者的内外向因子（P<0.05）和神经质因子（P<0.05）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精神质因子（p>0.05）无统计学差异。结论:1.慢性肝病患者相比于健康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睡眠及饮食差方面表现的愈加明显。2.在慢性肝病患者中,肝癌患者相对于病毒性肝炎及肝硬化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具体表现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强迫症状、恐怖、偏执、睡眠和饮食差、精神病性。病毒性肝炎患者的人际关系较肝硬化及肝癌患者更加敏感。3.慢性肝脏疾病患者的人格和健康人群差异不大。4.肝癌患者相对于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而言,更加偏向内向,神经质维度大。
陈俊虎[6]（2016）在《基于GWAS易感基因遗传变异与广东顺德人群原发性肝癌发生风险的关联研究》文中指出背景和目的: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最常见的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据2015年最新统计,2012年全球新发肝癌患者78.25万,死亡患者74.55万,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几乎相等,其中我国肝癌新发和死亡患者数均占全球总数的50%以上,可见其恶性程度之高。近年来肝癌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统计表明发病率和病死率均未下降,仍呈逐年升高趋势。肝癌已经成为严重危害我国居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给国家和地区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大量的流行病学和实验研究表明,肝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的积累过程、由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制过程。目前研究已证实的肝癌环境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乙型肝炎病毒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黄曲霉毒素的摄入、嗜酒、吸烟等。20世纪70年开始,广东顺德是我国四大肝癌高发区之一,肝癌死亡率是26.8/10万,仅次于江苏启东、广西扶绥,肝癌死亡率居顺德癌症死因顺位的第一位,但是,和江苏启东、广西扶绥、福建同安三个肝癌高发区已有研究相比,特别是近十年来的研究,顺德肝癌研究比较少,也没有形成系统化研究。在我国,超过80%的肝癌与慢性乙型肝炎相关,但在乙肝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罹患肝癌,肝癌存在家族聚集现象,因此,肝癌的发生环境因素是诱因,但遗传因素决定了易感性。研究基因在不同肝细胞中表达的复杂性、基因-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及这些基因发生突变后的生物学效应是复杂性肝病发生机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鉴定与肝病发生相关的基因是首要工作。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采用高通量的基因分型平台,检测大样本病例和对照的全基因组水平上的SNPs,并辅以多个独立的人群研究进行后续验证,用于识别参与肿瘤发生的遗传变异,从而阐明肝癌易感性的遗传基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伴随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单体型计划（HapMap）深入进行,以及基因组研究技术的突飞猛进,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日益成熟,并广泛应用于肿瘤遗传研究。自2010年起,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研究机构在不同人群中相继开展进行了肝癌GWAS研究,发现了多个肝癌易感基因以及遗传变异。总之,肝癌的发生环境因素是诱因,但遗传因素决定了易感性,寻找能早期预测和诊断的特异性遗传标志物,是实现防控肝癌关口前移,降低肝癌发病率的有效措施。本课题选择广东顺德作为现场,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策略明确广东顺德地区肝癌高发的流行病学特点;同时综合GWAS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筛选GWAS鉴定的肝癌易感基因的潜在功能遗传变异,开展肝癌遗传关联研究,并系统分析遗传变异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肝癌的影响,以期识别与肝癌发病相关的潜在功能性遗传变异和重要的基因-基因、基因-环境交互模式;在此基础上,初试顺德肝癌风险预测模型研究的构建,为顺德地区肝癌的防治提供理论参考。材料与方法: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病例来自于顺德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调查时间从2010年11月到2014年11月,根据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临床病理、血清标志物等,诊断确诊的新发病例。选取同期入院的耳鼻喉科、神经科、内分泌科等科室的无肿瘤病史患者作为对照,按照年龄（±3岁）和性别与病例进行频数匹配。采用自行设计的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包括:人口学信息20项、个人生活史28项、职业史7项、居住史15项、家族史7项。采取调查对象外周血,用于提取DNA。采用生物信息学技术筛选GRIK1、STAT4、HLA-DQA1和HLA-DQB1基因上的潜在功能遗传变异,运用Sequenom MassArray分型技术对选择的 14 个 SNP（rs2832499、rs363504、rs455804、rs2647073、rs3104369、rs3997872、rs9272219、rs1063355、rs9273363、rs9273651、rs9275319、rs1031507、rs7574865、rs897200）进行分型。问卷信息核查无误后,与SNP数据进行匹配,形成完成的数据库,用于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描述,两组均数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利用卡方检验比较各因素在两组别的频率分布差异,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顺德肝癌危险因素。SNP与肝癌的关联分析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运用基于logistic回归框架下的相乘和相加模型、MDR法分析遗传变异之间、遗传变异与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运用MDR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肝癌风险预测模型,采取ROC曲线方法对模型的风险预测能力进行评价。所有统计学分析由IBM SPSS19.0、STAT12.0、PHASE 2.1、MDR3.0.2 和 MDR Permutation Testing Module（1.0 beta）等统计软件包完成。结果:本研究调查时间自2010年11月至2014年11月共纳入顺德地区原发性肝癌患者617人,对照组617人,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6.48±11.89、56.38±12.09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83）。病例组和对照组性别比例相同,男性535例（86.71%）,女性82例（13.29%）,男女性别比例6.5:1。顺德原发性肝癌患病年龄段集中在50-60岁,杏坛、勒流、大良人群发病率较高,高发区与上世纪70年代研究基本一致。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最终6个因素进入多因素模型: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肝吸虫感染、肝癌家族史、肿瘤家族史、饮酒和饮用沟塘水,经性别、年龄和各因素互相校正后,OR及95%CI分别为20.86（14.99-29.03）、2.48（1.43-4.30）、2.05（1.06-3.97）、1.56（1.04-2.35）、1.54（1.10-2.16）、1.60（1.18-2.17）。对SNP分型结果进行Hardy-Weinberg检验,结果表明除了两个位点rs9272219（P=0.000）、rs1063355（P=0.000）,其余 12 个位点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rs3997872和rs9275319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在病例组和对照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未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结果。GRIK1基因的三个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程度较弱（rs363504与rs455804:D’=0.183;rs2832499 与 rs455804:D’=0.048;rs363504 与 rs2832499:D’=0.002）。STAT4基因中,rs1031507与rs897200位点间存在连锁不平衡,D’值为1.00,其余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程度较弱（rs1031507与rs7574865:D’=0.024;rs897200与 rs7574865:D’=0.022）。HLA-DQA1基因的 rs2647073 与 3104369,以及rs3104369与rs3997872位点间均显示存在连锁不平衡,D’值分别为0.998和0.996,rs2647073与rs3997872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程度较弱,D’值0.442。在HLA-DQB1基因中,rs9273363与rs9275319位点间显示存在连锁不平衡,D’值为0.922,其余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程度较弱（rs9273363与rs9273651:D’=0.001;rs9273651 与 rs9275319:D’=0.286）。单体型分析GRIK1基因单体型包括ACA、ACG、AAA、AAG和GCA等5种,STAT4基因包括GTA、GCC、TTA、TCC等4种,HLA-DQA1基因包括ATC、ATT、AAC 和 CTC 等 4 种,HLA-DQB1基因包括 CCA、ACA、CTA、ACG 和ATG等5种;基因GRIK1和STAT4单体型构成比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体型趋势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0.05）;HLA-DQA1的AAC单体型的分布在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0.0001）,与参考单体型ATC相比,AAC单体型与肝癌低风险相关,OR值及95%CI为0.43（0.28-0.66）,且趋势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41）;HLA-DQB1的ATG单体型的分布在两组中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14）,与参考单体型CCA相比,ATG单体型为与肝癌低风险相关,OR值及OR值及95%CI为:0.42（0.25-0.72）,且趋势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65）。基因-环境交互分析结果显示,CRIK1中rs363504与肝癌家族史的相加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446）,与携带rs363504GG+AG基因型的肝癌家族史阴性者相比,携带rs363504 AA基因型的肝癌家族史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值为4.75（95%CI=2.60-8.69）;rs2832499与乙肝病毒感染的相乘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135）,与携带rs2832499 GG+AG基因型的乙肝病毒感染阴性者相比,携带rs2832499 AA基因型的乙肝病毒感染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 值为 16.04（95%CI=10.06-25.56）;5TAT4中rs897200与乙肝病毒感染的相加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360）,与携带rs897200GG+AG基因型的乙肝病毒感染阴性者相比,携带rs897200 AA基因型的乙肝病毒感染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值为21.37（95%CI=13.82-33.04）;rs7574865与肿瘤家族史的相加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477）,与携带rs7574865 GG+AG基因型的肿瘤家族史阴性者相比,携带rs7574865 AA基因型的肿瘤家族史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值为 2.99（95%CI=1.97-4.54）;HLA-DQA1中rs3997872与饮酒史的相加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491）,与携带rs3997872GG+AG基因型的饮酒史阴性者相比,携带rs3997872 AA基因型的饮酒史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值为3.21（95%CI=1.60-6.44）,rs3997872与乙肝病毒感染同时存在相乘交互作用（P=0.0253）、相加交互作用（P=0.0128）,与携带rs3997872GG+AG基因型的乙肝病毒感染阴性者相比,携带rs3997872 AA基因型的乙肝病毒感染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值为20.82（95%CI=11.67-37.16）;HLA-DQB1中rs9273651与饮酒史的相加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436）,与携带rs9273651GG+AG基因型的肝癌饮酒史阴性者相比,携带rs9273651 AA基因型的肝癌饮酒史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值为1.58（95%CI=1.08-2.31）;rs9275319与乙肝病毒感染的相加交互作用（P=0.0390）有统计学意义,与携带rs9275319 GG+AG基因型的乙肝病毒感染阴性者相比,携带rs9275319 AA基因型的乙肝病毒感染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值为19.04（95%CI=12.22-29.67）,与肿瘤家族史的相加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240）,与携带rs9275319 GG+AG基因型的肿瘤家族史阴性者相比,携带rs9275319 AA基因型的肿瘤家族史阳性者肝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OR值为3.20（95%CI=2.14-4.77）。MDR分析结果显示,基因-基因分析模型共纳入9个SNP因子,产生1-5阶不同交互模型,各因子组合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因-环境分析,模型纳入14个因子,产生1-5阶不同交互模型,各因子组合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最佳模型为rs2832499,rs9273651,rs897200,乙肝病毒感染和肝吸虫感染等五因子（TBA=0.7945,CVC=8/10,permutation P<0.001）。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构建了基因因素、环境因素、基因结合环境因素三种肝癌风险预测模型,选择ROC曲线进行评价,曲线下面积（AUC）不同:0.5617、0.7842、0.8344,诊断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三种风险预测模型的准确度进行评价,基因结合环境因素预测模型最佳,灵敏度为74.96%,特异度为87.71%,正确指数为0.6267,阳性似然比为6.098,阴性似然比为0.2855。结论:（1）顺德原发性肝癌高发区域与上世纪70年代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公共卫生相关部门应重视勒流、杏坛、大良等镇街的原发性肝癌监测工作,顺德原发性肝癌危险因素包括,乙肝病毒感染、乙肝家族史、饮酒、饮用沟塘水、肝吸虫感染和肝癌家族史等方面。（2）所选遗传变异在显性模型、隐性模型、加性模型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在基因-环境交互分析中,rs363504、rs2832499、rs897200、rs7574865、rs3997872、rs9273651、rs9275319 等 7 个遗传变异与肝癌危险因素在统计学上表现出交互作用,体现肝癌形成由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共同影响所致。（3）在顺德人群中,初步建立了肝癌风险预测模型,相比于传统风险因素预测模型,基因结合环境因素构建的肝癌风险预测模型能更好预测肝癌的患病风险,但需要识别更多肝癌相关遗传变异,以完善肝癌风险预测模型。
王智珊,侯安明[7]（2015）在《病毒感染相关性原发性肝癌患病危险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大规模调查探讨病毒感染相关性原发性肝癌患病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04年4月至2014年4月来我院住院的120例病毒感染肝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入院后都进行临床资料的详细记录与调查,了解原发性肝癌的发病情况,并对其患病危险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120例患者中出现原发性肝癌41例,发病率为34.2%。单因素分析显示病毒性感染肝炎患者发展为原发性肝癌与患者年龄、饮酒、高血压病史、高脂血症史和糖尿病史有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饮酒、高脂血症史和糖尿病史是影响病毒性感染相关性原发性肝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病毒性感染相关性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比较高,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年龄、饮酒、高脂血症史和糖尿病史,要积极进行临床诊治与预防。
王宁,赵四敏,程琦,畅灵丽[8]（2015）在《我国HBV、HCV重叠感染与原发性肝癌关系的Meta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综合分析不同研究结果,探讨我国人群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及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重叠感染与肝癌的相关程度。方法:采用Meta分析,对我国200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HBV、HCV重叠感染和原发性肝癌关系的18篇病例对照研究文献进行定量综合分析,利用Stata12.0中的Meta分析模块进行数据处理。发表偏倚的识别采用漏斗图和Egger’s检验。结果:异质性检验发现:P=0.000,df=14,提示入选文献存在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合并的OR为25.71（95%CI为12.50-52.89）。结论:HBV、HCV重叠感染与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存在高度相关。
付广双,张晶芬,程海涛,刘金玲,张晓玲,袁静,王立红,王彦宽,王政慧,李春荣,刘丽,杜金华,申恩华,李欣杉,王茉莉[9]（2014）在《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的新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已确诊的130例原发性肝癌病例,应用Cox回归模型针对有意义的因素及既往曾报道的与原发性肝癌预后有关的可能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筛选出有独立显着意义的预后因素。结果 HBV DNA、HCV RNA水平、病毒感染持续时间与中位生存期呈直线负相关,与肿瘤复发或转移率成直线正相关;不同治疗模式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乙、丙型肝炎病毒载量、病毒感染持续时间、治疗模式、治疗前血清甲胎蛋白（AFP）水平、child-Pugh分级以及是否存在肝外远处转移、门脉癌栓对原发性肝癌患者预后影响显着（P<0.05）;与HBV相关原发性肝癌患者相比,HCV相关原发性肝癌患者中位生存期较长,13年内的累积生存率较高,具有较好的预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HBVDNA、HCV RNA水平、病毒感染持续时间是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的新因素。
崔莲花,金昌吉[10]（1997）在《病毒性肝炎与原发性肝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病毒性肝炎与原发性肝癌崔莲花金昌吉延边大学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关键词肝炎，病毒性，人；癌；肝中图法分类号Ｒ７３５．７；Ｒ５１２．６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世界上广泛流行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在我国肿瘤死因中占第二位的常见病．它的病因迄今并不完全清楚...
二、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癌关系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癌关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原发性肝癌患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临床研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汉缩略词语对照表 |
| 1 前言 |
| 1.1 原发性肝癌概述 |
| 1.2 Hp简述 |
| 1.3 原发性肝癌致病因素简介 |
| 1.4 研究指标简介 |
| 1.5 小结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纳入标准 |
| 2.1.2 排除标准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仪器与试剂 |
| 2.2.2 检测方法 |
| 2.2.3 判定方法 |
| 2.3 统计方法 |
| 3 结果 |
| 3.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与健康体检者Hp感染的关系 |
| 3.2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性别、年龄与Hp感染的关系 |
| 3.3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HBsAg与 Hp感染的关系 |
| 3.4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病理组织类型与Hp感染的关系 |
| 3.5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肝功能分级与Hp感染的关系 |
| 3.6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肿瘤分化程度与Hp感染的关系 |
| 3.7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HBV-DNA定量与Hp感染的关系 |
| 3.8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AFP与 Hp感染的关系 |
| 4 讨论 |
| 4.1 Hp与原发性肝癌发生的关系 |
| 4.2 Hp与原发性肝癌HBsAg的关系 |
| 4.3 Hp与原发性肝癌病理组织类型的关系 |
| 4.4 Hp与原发性肝癌肝功能分级的关系 |
| 4.5 Hp与原发性肝癌肿瘤分化程度的关系 |
| 4.6 Hp与原发性肝癌HBV-DNA定量的关系 |
| 4.7 Hp与原发性肝癌AFP的关系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慢性肝脏疾病的研究进展 |
| 1.背景 |
| 2.螺杆菌属与肝脏疾病发病的关系 |
| 3.幽门螺旋杆菌与慢性肝病发生发展的关系 |
| 3.1 幽门螺旋杆菌与慢性病毒性肝炎的关系 |
| 3.2 幽门螺旋杆菌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关系 |
| 3.3 幽门螺旋杆菌与肝硬化、肝性脑病之间的关系 |
| 4.幽门螺旋杆菌与原发性肝癌发病的关系 |
| 5.幽门螺旋杆菌是以何种路径进入肝脏发挥其致病性 |
| 6.思考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研究生学习期间获得奖项及荣誉 |
| 研究生学习期间参研的课题 |
（2）消化系统肿瘤相关危险因素及适配体在其诊断及靶向治疗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第1章 绪论 |
| 1.1 糖尿病与原发性肝癌的流行病学研究 |
| 1.2 糖尿病促进原发性肝癌发生的生物学机制 |
| 1.2.1 高胰岛素血症, 胰岛素抵抗与原发性肝癌 |
| 1.2.2 肥胖,高血糖症和原发性肝癌 |
| 1.2.3 糖尿病与其它原发性肝癌危险因素的交互作用 |
| 1.2.4 炎症因子,表观遗传机制和原发性肝癌 |
| 1.3 糖尿病与不同病原学导致的原发性肝癌的相关性 |
| 1.3.1 丙型肝炎病毒 |
| 1.3.2 乙型肝炎病毒 |
| 1.3.3 非酒精性脂肪肝 |
| 1.3.4 酒精所致原发性肝癌 |
| 1.4 降糖药物与原发性肝癌的发生风险 |
| 1.4.1 二甲双胍 |
| 1.4.2 噻唑烷二酮类 |
| 1.4.3 胰岛素增敏剂,胰岛素及胰岛素类似物 |
| 1.5 糖尿病病程 |
| 1.6 结论 |
| 第2章 原发性肝癌危险因素的分析 |
| 2.1 初治的慢性丙型肝炎相关的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1.3 研究结果 |
| 2.1.4 讨论 |
| 2.2 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的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 |
| 2.2.1 研究对象 |
| 2.2.2 研究方法 |
| 2.2.3 研究结果 |
| 2.2.4 讨论 |
| 第3章 核酸适配体的筛选及其在胰腺肿瘤诊断与靶向治疗方面的初步研究 |
| 3.1 材料和方法 |
| 3.1.1 细胞系 |
| 3.1.2 主要试剂 |
| 3.1.3 主要仪器 |
| 3.1.4 实验方法 |
| 3.1.5 统计学方法 |
| 3.2 实验结果 |
| 3.2.1 核酸适配体的筛选过程 |
| 3.2.2 适配体PCA＃1 选择性识别As PC-1 细胞 |
| 3.2.3 单链DNA适配体的生物稳定性 |
| 3.2.4 Ap DC的形成及适配体作为运载工具选择性递送霉素对As PC-1 细胞 |
| 3.3 讨论 |
| 结论 |
|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延边地区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特征及分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第一部分 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特征回顾性分析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数据录入 |
| 2.4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
| 3.2 2000～2015年原发性肝癌的整体构成比 |
| 3.3 2000～2015年不同病毒感染的原发性肝癌构成比 |
| 3.4 不同病毒感染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
| 3.5 不同民族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
| 3.6 不同年龄段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
| 3.7 不同性别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
| 3.8 伴或不伴有肝硬化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小结 |
| 第二部分 原发性肝癌发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病例纳入和样本的选取 |
| 2.2 样品的制备 |
| 2.3 实验方法 |
| 2.4 生物信息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肝癌组织与癌灶远旁组织的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
| 3.2 差异基因的KEGG生物通路富集分析 |
| 3.3 差异基因的GO生物通路富集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差异基因的KEGG生物通路富集分析讨论 |
| 4.2 差异基因的GO生物通路富集分析讨论 |
| 第五章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肝炎病毒感染调控肝癌增殖和转移作用和机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第一部分 肝炎病毒感染调控肝癌增殖和转移作用和机制的研究 |
| 一、前言 |
| 二、材料和方法 |
| 三、实验结果 |
| 四、讨论 |
| 五、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TMED3通过IL-11/STAT3信号通路促进原发性肝细胞癌进展的机制研究 |
| 一、前言 |
| 二、料和方法 |
| 三、实验结果 |
| 四、讨论 |
| 五、附录 |
| 六、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5）慢性肝脏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1.材料收集 |
| 1.1 研究对象 |
| 1.2 入组标准 |
| 1.3 排除标准 |
| 2.研究方法 |
| 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
| 2.2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
| 3.数据整理及统计学分析方法 |
| 结果 |
| 1.一般状况分析 |
| 2.心理健康状况分析（SCL-90） |
| 3.人格分析（EPQ问卷）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
| 附录二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
| 致谢 |
（6）基于GWAS易感基因遗传变异与广东顺德人群原发性肝癌发生风险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广东顺德原发性肝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 1 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3章 基于GWAS的肝癌易感基因GRIK1、STAT4、HLA-DQA1和HLA-DQB1的遗传变异与肝癌发病的遗传关联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第4章 基于GWAS的肝癌易感基因GRIK1、STAT4、HLA-DQA1和HLA-DQB1的遗传变异与环境因素之间交互作用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第5章 基于GWAS的肝癌易感基因遗传变异和环境风险因素的顺德人群肝癌风险预测模型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第6章 总结 |
| 1 结论 |
| 2 研究特色 |
| 3 不足之处 |
| 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原发性肝癌流行病学调查表 |
| 附录二 质量控制管理表 |
| 附录三 缩写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HBV、HCV重叠感染与原发性肝癌关系的Meta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资料与方法 |
| 1. 1资料来源 |
| 1.2文献纳入标准 |
| 1.3文献质量控制及排除标准 |
| 1.4资料整理和分析方法 |
| 2结果 |
| 2.1文献检索结果 |
| 2.2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
| 2.3资料的异质性检验 |
| 2.4敏感性分析 |
| 2.5发表偏倚的识别 |
| 3讨论 |
四、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癌关系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原发性肝癌患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临床研究分析[D]. 李海娥.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19(03)
- [2]消化系统肿瘤相关危险因素及适配体在其诊断及靶向治疗中的作用[D]. 李旭. 吉林大学, 2018(12)
- [3]延边地区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特征及分子机制研究[D]. 隋洪婷. 延边大学, 2018(01)
- [4]肝炎病毒感染调控肝癌增殖和转移作用和机制的研究[D]. 郑浩. 第二军医大学, 2017(11)
- [5]慢性肝脏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分析[D]. 尚丽. 大连医科大学, 2017(08)
- [6]基于GWAS易感基因遗传变异与广东顺德人群原发性肝癌发生风险的关联研究[D]. 陈俊虎. 南方医科大学, 2016(04)
- [7]病毒感染相关性原发性肝癌患病危险因素分析[J]. 王智珊,侯安明. 国际病毒学杂志, 2015(06)
- [8]我国HBV、HCV重叠感染与原发性肝癌关系的Meta分析[J]. 王宁,赵四敏,程琦,畅灵丽. 现代肿瘤医学, 2015(15)
- [9]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性研究[J]. 付广双,张晶芬,程海涛,刘金玲,张晓玲,袁静,王立红,王彦宽,王政慧,李春荣,刘丽,杜金华,申恩华,李欣杉,王茉莉. 中国医师杂志, 2014(03)
- [10]病毒性肝炎与原发性肝癌[J]. 崔莲花,金昌吉. 延边大学医学学报, 19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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