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台大

一、傅斯年与台湾大学（论文文献综述）

陈彦垒,胡志坚^[1]（2021）在《傅斯年的心理学探索及其贡献》文中指出傅斯年是被忽视的近代中国心理学人,他与心理学渊源极深,不仅是近代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学习者、传播者,也是科学心理学思想的践行者。傅斯年学习心理学前后共12年,写有《心理分析导引》专着一部,最早翻译麦独孤的《群体心理学》,另有《性命古训辩证》等哲学着作和多篇文章阐述其心理学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包括心理学研究必然走向科学化,做出"科学化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基本判断,将"有群众无社会的无秩序取向""心中无主义的心气薄弱性""万恶之源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民众心理发展的三大障碍,并倡导民众确定一个健康的、即物穷理的、积极努力和纪律约束并存的人性观。傅斯年参与了"中研院"心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创建,与蔡元培、汪敬熙、唐钺、苏芗雨等心理学人关系密切,共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其一生中存在一条选择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离开心理学又助推心理学和运用心理学的心灵探索之路。

庄小松,康乐^[2]（2019）在《论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文中研究说明傅斯年是民国时期学贯中西又极具个性的一代大师,他提出的教育独立思想、通才教育思想、品性教育思想,对于现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意义,包括回归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本位,坚持人才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动态平衡,明确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

林苗羽^[3]（2019）在《民国大学校长致辞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大学校长致辞是大学产生的历史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精神产物。在大学中,青年学生无论是真理的获得、生活方式或是精神追求、社交关系,从作用上来看,大学校长的致辞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使学生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以及使师生在致辞中获得一种团体性质的认同感。进入现代社会,受到强烈的功利主义的冲击,大学校长在行为上表现为重视指标和排名等物质化的利益,在致辞上则表现为思想性和人文性的内容减少,物质化和行政化的内容增多,甚至在真实性上也出现争议。那么,是否时代的转变就意味着大学校长致辞的形式化的必然趋势?且大学校长致辞是否与大学现代化进程相冲突呢?近代时期,由于人本价值的凸显,民国大学校长在其致辞中也展现出极具他们在掌校时所凸显的人文情怀。以“教育救国”为目的的家国情怀,以思想独立、真理至上为准则的大学情怀以及以生命至上,以人为本为理念的育人情怀。语言是与生命相联结的,既反映了民国校长们的人生轨迹和矛盾,也体现了历史在塑造时代时所扮演的角色。直到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回归教育理想和情怀的重要性,且依然不断品味着民国大学校长所带给整个中国短暂的教育理想的“黄金时代”,并期望是否可以将民国大学的理想国成功复制,但是过去与现在的时代特征是否具有兼容性?是否民国校长在致辞中表达的情怀能够引起今天人类的教育共鸣?这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的一共9位校长在他们一生中所做的共170篇致辞作为研究对象,并试图以话语分析的方式来对民国大学校长致辞进行解读,探究何为真正的校长致辞以及民国校长致辞中所体现的情怀。实际上,以洪堡特的语言哲学视角作为出发点,语言的产生必然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而无论是可见的语言风格还是隐性的情怀,都不可能与校长人生中不同的抉择不可分割,基于人本价值的立场讨论校长身份的角色转变为致辞的话语分析提供了深层次的成分,而正是在情怀和身份角色的基础上,才最终体现了民国校长治校的韬略和价值取向。因此,本研究将分为五个部分对民国大学校长致辞进行探究,主要逻辑结构如下:绪论部分从大学校长如今的发展现状及其隐含的原因,与民国大学校长致辞人文精神的表现来详细讨论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并通过大学校长致辞和民国大学校长两个维度进行文献的查询,以说明相关研究的现状为何。以选题产生的背景、国内研究现状、核心概念界定、主要的研究问题、研究重点与难点以及研究理论依据和方法等内容为主体。第二章中,由于大学校长致辞在本质上属于话语,且在更大的范围中亦属于语言的范畴,因此,从洪堡特语言哲学视角来看,大学校长致辞必然与校长本身的存在意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本章中将以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为背景,并结合校长致辞本身来探讨大学校长致辞应然状态下的特性,以及作为现代化产物的当今大学校长致辞存在着怎样的现状,与之相反,重新回到洪堡特的语言哲学视角后,大学校长致辞又应该呈现出怎样的诉求方式。在第三章中,作为第二章理论模型的现实写照,以及本研究的主体部分,笔者选取了9位民国时期的着名校长与其将近170篇致辞语篇作为研究样本。在校长个性特点和内容主旨的基础上,对致辞划分为家国情怀、大学情怀和育人情怀三个维度进行讨论,还包括对这三种情怀的历史和渊源的考察,以中国知识分子所遵循的“道统”作为一切知识分子情怀的滥觞。其次,以话语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对致辞文本中的词汇和话语结构进行分析,进而对隐藏在致辞话语之后的校长人格特质和时代的关联性进行剖析。第四章与第五章是基于第三章所总结出的结论来综合讨论。民国大学校长的情怀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所同亦有所不同,因此除了“道统”的影响外,作为校长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以政教身份之间的矛盾与抉择作为三个不同的维度进行讨论;对身份的抉择又直接影响到了校长在教育上的价值取向,以对大学基本单元——学科观,以及大学教育最终的出口——人才观作为两个主要分析的维度,这是致辞中所体现的校长情怀的客观表现。但是,对民国校长情怀的追溯和推崇必须考虑时代的要素。民国大学校长的情怀和他们所创造的教育辉煌时代是否能够在现代重现是值得思考的,因此在研究的最后,从两个时代国民性和技术的对比来讨论民国大学校长情怀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李天星^[4]（2018）在《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重振》文中研究表明台湾光复后,由台北帝国大学接收而来的台湾大学在改制发展过程中,前三任校长或受政治势力钳制过多,或无力处理师生杂事,皆不能控制台大局面,导致早期发展不尽如人意。1949年,基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考虑,傅斯年毅然接任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努力将其大学理想付诸实践,立志将台湾大学建设成第一流的大学。凭借与党政人物的特殊关系、过人的组织才干,以公正公平之态度,以奖罚分明之方法,傅斯年成功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创制改革措施,不仅注重延聘师资,提倡学术研究,而且严格招生、加强培养、整顿校风,竭力将政治势力排除在校园之外,力求重振学术风气,重塑研究精神。这不仅为台湾大学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也为当代中国台湾地区人文学术的繁荣开拓局面。

李席^[5]（2018）在《历史主义与中国现代新史学，1902-1949》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主义是基于这样三层预设的生命观、世界观及历史思维:人类生命的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其本质存在于它在过去时间的整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价值由其自身存在所规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个体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时代或阶段都是人类精神的特殊体现;对它的恰当理解只能用历史溯源的方法,既要根据其所处的环境或语境加以判断,又要从中把握一种特定的发展趋势。作为现代人文主义的重要构成,历史主义在西方兴起于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主要是以德国的历史观念与史学实践的专业化为标志,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精神、文化与史学自主性的一系列思考。同时,历史主义的观念要素和人文精神并非孤立存在于西方文化土壤,这在东方中国的历史思想中则有着最突出的前现代意义上的体现。待至19世纪末以后,西方历史主义虽日渐陷于危机,但伴随着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扩张而传至东方国家时,其洪澜余波则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历史精神和乾嘉史学运动的遗脉汇流,从而为中国现代新史学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参照。本文从“历史主义”这个观念的重新认识入手,尝试对中西历史观念两种文化源流及近代以降的“汇流”加以梳理、比较,通过深入系统地描叙和分析历史主义在其中的思想谱系,揭示历史主义在历史学的专业化和扞卫史学自主性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尝试指出历史主义内涵又是如何被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所片面分割的,以及在中国本位文化史观中又是如何被诠释和展现的,进而探讨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理论困境及其面对的中西文化问题。全文总共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绪言”部分,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与写作主旨,以及力求较为深入系统地回顾评析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前贤研究成果,并对研究思路及方法做出必要的交代。第二至第四章为正文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其中,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历史主义的内涵及其西方源流和发展状况,进而通过中西比较,阐述了“东方历史主义”的特征和表现概况。第三章论述了历史主义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新史学理论形成中的思想运作,通过对史学性质问题的由来、历史学的科学化、理性与人文的史学观念以及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的分别考察,指出历史主义在为论证历史学的人文性及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性时,更多是以历史学的“艺术论”形式出现的,它在新史学寻求自身定位和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提供了最根本性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历史学领域的普遍主义和科学主义起到了制衡作用。第四章论述了历史主义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新史学实践中的具体状况,指出其中最有成就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于小叙述、重考证、反对普遍规律的中国历史学派,承接乾嘉考证学传统,汲取西方现代实证史学方法,以重建历史事实为目的;二是中国文化史学的兴起,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而是有其自身独特性。通过以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新史学家的史学实践背后的观念为例,进而剖析和讨论他们的历史主义思想所指向的历史时代的文化命运问题。最后,在第五章“结语”部分,对全文论述的历史主义思想及其在中国现代新史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指出历史主义乃是历史学难以摆脱的一种具有支配性的基本思想,克服其中的相对主义和避免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普遍与特殊这个永恒的命题。

梁民华^[6]（2018）在《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育史,是一部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百家争鸣史。各个教育流派群雄并起,争芳斗艳。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出形形色色的火花。在这纷乱交错之时,一些意志坚定的教育家,为挽救民族危亡,始终坚持教育救国,在时代的裹挟中奋勇前行。傅斯年无疑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傅斯年（1896——1950）,1926年回国后便投身教育事业,提倡教育救国,改革高校中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傅斯年坚持大学是学术研究中心,教师必须做好教学和研究工作,加强对学生的知识和品德教育;学生必须发奋学习,品学兼优,立志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他时刻维护师生利益,是师生爱戴的好老师、好校长。本论文采用文献法和历史研究法进行研究。主要以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教育业绩为重点,坚持客观实际原则,通过广泛搜集、查阅文献,分析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思想形成的原因,阐释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思想的内涵,最后总结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思想的特色,结合我国大学师生管理现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总体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核心概念的界定。正文第一部分: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分析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思想形成的原因。个人方面来说,求学经历使傅斯年逐渐从传统走向自由。家庭方面来说,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对他要求甚严,培养了傅斯年良好的品质和作风。社会方面来说,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一些权贵昏庸腐朽,把高校当作升官发财的场所,对大学进步造成了不良影响。在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傅斯年决定一改高校发展风气,推动高等教育迈上新台阶。正文第二部分:主要以傅斯年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教师管理措施入手,分析傅斯年大学教师管理思想。傅斯年通过严格教师聘用标准,重视教师学术研究,改进教师教学方法,提高教师待遇、合理运用科研经费提高教师质量。正文第三部分:主要从傅斯年对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学生管理措施入手,分析傅斯年大学学生管理思想。傅斯年通过严格考试筛选学生,全面关心爱护学生,注重对学生知识和思想教育,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更多人才。正文第四部分:用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的特色,为当今大学师生管理提供借鉴。在物质条件优越的今天,校长对学校的发展极为关键,是大学发展的灵魂;学术创新是大学发展的硬道理;性品教育是大学发展的软实力。研究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思想不仅能丰富对傅斯年的了解,同时也能加深对民国教育发展的认识。坚持古为今用,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的政策对当今大学师生管理仍有借鉴价值。

徐国君^[7]（2018）在《知识精英与政治领袖 ——以傅斯年与蒋介石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说明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是中国社会的两大群体,两者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从古代的士大夫到近现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与政治领袖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改变以往士大夫唯封建统治者马首是瞻的传统,以独立人格和自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傅斯年延续了传统文人的“忠君爱国”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凭借自己的“魅力”成功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傅斯年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关心政治但又不加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的关系的重要体现。他们的关系以及对彼此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民国政局复杂的形势。1928年是傅斯年与蒋介石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之前,傅斯年与蒋介石的家庭环境、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新式教育以及出国之后的种种经历为两人的人生交往作了铺垫。共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感受着相同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体会着社会阶层的差异,渴望实现人格自由和国家统一。正是这些共性,使得两者能够在乱世之中互相吸引,同时又因为个性,他们对彼此的态度总是飘忽不定,时常发生改变。1928年之后的傅斯年与蒋介石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领域,两位看似毫无瓜葛的人却逐渐走到一起。傅斯年与蒋介石的接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傅斯年从欧洲归国后,受到蔡元培和朱家骅等人的帮助和举荐,开始与国民政府有所交集。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傅斯年发挥自己“书生”特长,为政府和政治领袖提供建议。在“西安事变”中,他极力营救蒋介石。在1937年正式与蒋介石交往后,他大力赞扬蒋介石并感谢蒋介石对自己的赏识。傅斯年始终将国民党视为“正统”,因而,他对自己所面对的政权总是保持忠心不二的感情,这也体现在他对国民党领袖的态度上,他对蒋介石最终都表示支持。但是支持并不代表无条件服从,傅斯年在很多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对蒋介石审判陈独秀施加压力,对蒋介石推行的“道德教化运动”进行批判,对蒋介石在民族危亡问题上的怯懦和妥协表示反对。他不顾蒋介石的“脸面”,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行为进行检举和打击。蒋介石虽对傅斯年的“执着”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能默默接受。1945年之后,傅斯年访问延安,为国民党奔走;受蒋介石所托代理北大校长;接受蒋介石的指示,赶赴云南解决昆明学潮;甚至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制定“抢救学人计划”并接任台湾大学校长。1945年之后的傅斯年与蒋介石关系更加紧密,协助和追随成为定局。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的关系并不是单纯地维持,而是复杂地进行。鉴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性影响,近现代知识分子依然有胸怀天下的责任意识,但他们不屈服于权威,有独立的人格。近现代的政治领袖也与封建君主有所不同,更加注重民主、接受反驳和批评、接纳意见和建议。

冯典,李芳莹^[8]（2018）在《一个行动者的选择与坚守:傅斯年的办学理念与治校经历》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对傅斯年在特殊背景下执掌两所大学的理念和经历的系统考察发现,他作为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无论是处理北大的复校还是台湾大学的重建,都体现了政治授权与学术诉求的紧张关系。面对学术与政治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傅斯年坚持了其所谓的"奉献大学于宇宙精神",体现了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群体的理念共识,而他在两校工作中所扮演的积极"行动者"角色,则彰显出他独特的领导力和鲜明的个性色彩。

吴慧芳^[9]（2018）在《傅斯年与罗家伦治校理念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9）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史学家、教育家,以无比的爱国热情、强烈的民族意识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影响了一代学人。两人均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相继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先后出国留学。两人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共同的信仰,又处于同一时代环境之下,如此相似的背景,但是傅斯年被称为自由主义教育家的代表,而罗家伦被认为是“学者化的政治人和政治化的文化人”,甚至被称为是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在治校理念方面也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如在育人理念方面,都强调学生品性、体格的教育;在教师理念方面,都是求贤若渴,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求得良师;在管理理念方面,待学生如子女一般,既严格又慈爱。此三方面,虽共性颇多,但也存在诸多个性方面的差异。但是二人在学校的办学定位理念方面,分歧较大,源于两人对于政治是否过多地干预教育的态度有关。本文就傅斯年、罗家伦的治校理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来论述,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引言、正文和结语。引言部分概括了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文的继续写作打下良好基础。正文部分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傅、罗治校理念的形成背景,主要从时代背景、本土文化的浸染、良师益友的影响以及现代西方大学思想的洗礼四个方面结合分析;第二节主要梳理兼比较傅、罗的治校理念,包括办学定位理念、育人理念、教师理念、管理理念的介绍与比较;第三节对傅、罗治校理念的特点、影响和评价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

刘文钊^[10]（2017）在《论傅乐成史学》文中指出傅乐成是从大陆迁往台湾的重要史学家。《中国通史》作为傅乐成的扛鼎之作享誉海内外,其《隋唐五代史》和《汉唐史论集》同样饱受赞誉,使得傅乐成成为台湾秦汉隋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并被视为其伯父傅斯年的衣钵传人。然而后世学者对于傅乐成史学的研究和认识却相对薄弱,一方面是因为其着作大都存于台湾,并未得到广泛流传,另一方面傅乐成的光辉被其伯父傅斯年所掩盖,傅斯年作为近现代最为着名的史学家之一,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所以傅乐成史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傅乐成能在史学道路上取得成就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影响。一是家庭,傅氏家族十分重视教育,少时的傅乐成常年寄读于伯父傅斯年家中,受到了良好的熏陶。二是老师和挚友,傅乐成考入西南联大后,学校历史系的着名教授如姚从吾、刘崇鋐等均对傅乐成的学习和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他的同学及挚友殷海光则不断激励他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傅乐成一生着作丰富,其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编写《中国通史》,该书以语言平实易懂,内容丰富深刻得到了海内外的一致好评,甚至有人认为和钱穆的《国史大纲》难分伯仲。二,民族问题研究,受伯父傅斯年和老师姚从吾的影响,傅乐成的民族问题研究是傅乐成史学的重点,能够相对客观平等的去面对民族问题,是傅乐成民族问题研究的闪光之处。三,中国近代史研究,傅乐成的近代史研究面向广阔,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并且大多借古言今,体现了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从傅乐成的史学成就中,可以概括出傅乐成史学的几个特色:其一,史性率真,这种特色传承于其伯父傅斯年,即以人物气节的好坏作为褒贬的标准,史观泾渭分明。其二,对于史料极为重视,治学严谨,善于考证。其三,经世致用,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的关心,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了历史学的功用。其四,尊重读者,傅乐成着述,其字里行间常常显示出对读者的谦逊与尊重。傅乐成史学对在史学界具有较大影响。首先,他的秦汉隋唐史研究成为台湾史学界的开山之作,对现今台湾的史学研究仍然产生着巨大影响。其次,他所撰写的《傅孟真年谱》和《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成为现今史学界进行傅斯年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最后,傅乐成早年于台湾多所高校授课,影响了台湾整整一代史学家。

二、傅斯年与台湾大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傅斯年与台湾大学（论文提纲范文）

（1）傅斯年的心理学探索及其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2）论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大学校长致辞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5）历史主义与中国现代新史学，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6）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知识精英与政治领袖 ——以傅斯年与蒋介石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8）一个行动者的选择与坚守:傅斯年的办学理念与治校经历（论文提纲范文）

（9）傅斯年与罗家伦治校理念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傅乐成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傅斯年与台湾大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傅斯年的心理学探索及其贡献[J]. 陈彦垒,胡志坚. 心理科学进展, 2021(06)
• [2]论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J]. 庄小松,康乐.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9(12)
• [3]民国大学校长致辞的话语分析[D]. 林苗羽. 云南大学, 2019(03)
• [4]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重振[J]. 李天星. 北京社会科学, 2018(09)
• [5]历史主义与中国现代新史学，1902-1949[D]. 李席.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傅斯年大学师生管理思想研究[D]. 梁民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7]知识精英与政治领袖 ——以傅斯年与蒋介石为考察对象[D]. 徐国君. 山东大学, 2018(12)
• [8]一个行动者的选择与坚守:傅斯年的办学理念与治校经历[J]. 冯典,李芳莹. 高等教育研究, 2018(04)
• [9]傅斯年与罗家伦治校理念比较研究[D]. 吴慧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18(01)
• [10]论傅乐成史学[D]. 刘文钊. 淮北师范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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