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舰再次驶向印度洋

一、日本战舰再次驶向印度洋（论文文献综述）

周芬^[1]（2021）在《19世纪英帝国孟买和哈利法克斯海军基地研究》文中指出

徐立特^[2]（2020）在《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文中认为从开启“新海军”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海军经历了从籍籍无名到世界第一的巨大转变。这一发展历程固然会受到美国优越的自然禀赋、经济实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国内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人才优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也离不开海军思想、海军战略、海军建设与海军行动四位一体的相互配合与推动。海军思想是美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智力资源与潜在动力;海军战略是海军思想在实践中的反映,作为美国海权推进的总体规划,是美国海军发展运筹帷幄的关键因素;海军建设和海军行动检验、强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海军思想与海军战略,体现了美国海军独霸全球的实践路径。第1章海军思想:从华盛顿到马汉海军思想是美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智力资源与潜在动力。尤其是马汉的海军思想,甫一出世便风靡全球,成为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强心剂。马汉海权思想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从华盛顿、亚当斯与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海军建设随着国家发展目标的转型而强化升级,海军思想也围绕着美国的军事扩张与海外商业发展战略演进而不断更新。到马汉时代,他成功地整合了海军历史与海上战争经验的特有规律——尽管这些规律有不少是片面的和不充分的,但依旧比较成功地在海权与大国实力增长之间建立起正向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与瓜分世界的进程中,体现了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时期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马汉的海权思想在空间-制海权-商业扩张-海外基地之间构建了话语体系,就海权思想而言,是比较完整的,并且存在着不断自我修补的余地,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依然发挥着效力。第2章海军战略: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海军战略是海军思想在实践中的反映,作为美国海权推进的总体规划,是美国海军发展运筹帷幄的关键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海军战略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而不断演进。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整个总统任期内,都以将美国海军建设成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强大海军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伍德罗·威尔逊的海军战略不似罗斯福那样明显和激进,他反复强调的是公海航行自由,为全球性自由贸易的推进提供必要条件。以海洋自由为口号,以商船和护航舰队为手段,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交战双方供应战争物资,提升美国经济实力。同时,受战争双方不断扩张海军的影响,威尔逊政府提出了建立“最强大海军”的目标。作为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将海军战略由攻势制海战略转变为防御制海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岌岌可危的战争威胁面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实行中立战略,保存了美国海军实力。罗斯福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而要想取得胜利,必须采取“控制海洋”战略。参战后,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军事压力面前,出于对国家利益与战场态势的考虑,罗斯福采取了“大西洋优先”战略,把重心放在欧洲,进行跨大西洋航道护航,在太平洋战场采取灵活太平洋战略,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政策。同时,罗斯福继续坚持海权战略,拒绝了派遣远征军参加大陆作战的主张。这些战略的实施,对调配战争资源、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3章海军建设:从新海军到《两洋海军法案》在1882-1945年的这段时期内,美国历届政府的决策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海军发展寄予厚望。19世纪80-90年代,新海军建设成为美国海军发展的显要标志,美国海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造舰高峰。西奥多·罗斯福是热忱的大海军主义者,他不仅为海军建设提出计划、建议并为之游说国会,还亲自在海军战争学院召开舰船设计会议,就建造新舰的设计方案出谋划策。在海军建设上,威尔逊不仅关注到美国可以从海军扩建计划中获取大量利益,还观察到包括日本、英国在内的列强正掀起不可抑制的海军扩建热潮,于是迅速确立起两洋战略,两洋战略配合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海军战略又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海军建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并没有阻止任何海军强国的扩军步伐。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更是把壮大海军作为增加就业、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工业复兴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顺应海上作战形式的变化,大力推进航空母舰建设,成为美国海军夺取制海权的重要保障。第4章海军行动: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以来,美国海军从一支孤立主义海军发展为全球性海军,并确立起在全球海域的支配地位,这一过程是伴随着美国海军行动展开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海军对外扩张的开端,战争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与殖民权益,激发了美国的扩张野心。此后,即便有时会变换形式,但美国本土之外的对外扩张之路就此开启。美国迟至1917年才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在战争中,检验了美国海军的建设成果,验证了美国海军战略,也推动了美国海军的军事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汉所倡导的美国海权优势得以尽显,美国彻底冲破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在大西洋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两线作战,在大西洋实行反潜战,在太平洋实行潜艇战,并顺应海军军事变革需要,建立快速航母战斗群。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体现了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对海军力量的支撑作用。美国的海军行动,实践并超越了马汉的海权理论,推动了海军作战战术的革新,通过对战争的参与,美国海军深刻体会到并践行了以航空母舰为作战核心取代以战列舰为作战核心的海军军事变革。这些海军行动为二战后美国海军独霸全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第5章海洋、海军与海权:历史与启示海洋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与大国竞争中,海洋的战略意义日渐凸显。在大国竞争过程中,海军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影响海军建设的诸因素中,自然条件与经济禀赋、新兴技术与军事变革、国家战略与外部环境相对突出,大国海军的崛起通常离不开这些因素的支撑。自马汉创立现代海权理论以来,海权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瞩目的焦点问题,也上升为很多国家的国家战略。海权论固然符合其提出时期的时代需求,在西方强国崛起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海权论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的自身局限性及其霸权本质上。

何岸^[3]（2020）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主题为: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以这个主题为核心,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资源极为缺乏的岛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为何忽视了极其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保护,从而导致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以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由于研究主题属于战略研究领域中关于战争失败的研究范围,所以本文根据战争失败研究的代表性着作《军事灾难:战争失败的剖析》一书提出的导致战争失败的“军事灾难”产生的基本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首先确认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属于战争失败中的典型“军事灾难”,而这种“军事灾难”的产生绝非单一因素所导致。其次,分别从纵向层次与横向领域两个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与分析。其中,纵向的研究主要分为国家、军队、战区/舰队、部队四个层次,分别对应战略研究中的大战略、战略、战役、战术四个层次。横向的研究则分为政治、军事、组织、敌人四大领域,并按照这四个领域依次探寻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原因。最后,根据导致其失败的政治、军事、组织、敌人四大原因,总结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教训,及其对于当今海洋战略的启示。

严永晔^[4]（2020）在《甲午战败中的北洋海军将官指挥群体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现代意义的海军,完全采用西式的武器装备以及训练方法,在正式成军之后其综合实力位高居亚洲首位。但是在甲午战争中,这支耗费大量努币,经年建设,并被朝野寄予厚望的军事力量让大家大失所望,在与日本海军的较量中全军覆没。而且这场战争的影响深远,致使日本藉此跃入强国之列,而中国经此一战,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沦陷中更是一路下滑,沉沦到被列强宰割的深渊,进一步加重了民族危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中。甲午战争中方的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时代的,也有国家的、体制的,具体到参战的每个成员,北洋海军的每个个体,尤其是领导指战群体的每个成员,几乎都表现英勇、抵抗顽强,即使战胜无望,也不惜以死效国、杀身成仁。但作为一个对战争的效能发挥和结果走势负有重要责任的现场指挥整体,北洋海军的临战指挥力量是一个组成复杂,并有特殊形成背景的群体,这个群体成长于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和政治生态之中,是有一些共性东西存在的。探究这个群体在形成和存在中的某些特性和问题,考量这些问题在战时对战能发挥的滞碍,是追究甲午战败的思路之一。

张岩鑫^[5]（2019）在《晚清海战岸防图解析及其军事败因探讨》文中提出所谓海战,指海军兵力在海洋进行的战役和战斗;海防,指在国家领海,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本文中的海防作战,可等同于岸防作战,或者反登陆作战。这是因为清政府忽视海权和领海防御的重要性,故一般直到外敌侵入海岸,方才着手组织抵抗。先是外国舰队入侵中国,后来发展为列强在中国海面为瓜分中国而战。反映在海战绘画上,就是中国人绘制的多是海防画,外国人绘制的多是进攻海战画。在没有摄影术的时代和摄影术发明还没有广泛应用的时代,西方商船和战舰都有画家随行远航;在中英、中法海战中,西方舰队都配有专门的测绘船、绘图师和随军画家,以图像和绘画的形式记录战事现况。这些图像和绘画作品是当年西方媒体极为重要的战事报道依据,也为列强侵华提供了第一手地理、军事和文化情报资料,本文运用历史文献整体梳理了晚清海战岸防的历程基础上,搜集、复制了大量相关的国内外珍藏的绘画图像资料,直观地再现了晚清海战岸防的历史,晚清以前中国对外海战与海防。中国的水师和海军,在中外一系列海上战争和登陆/反登陆战争中,曾多次征讨外敌、抵制入侵与收复故土。唐、元时期中国水师东征朝鲜、日本,目的是确立中国在东亚地位;明末出师朝鲜,是为了协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而郑成功水军攻打台湾,则是从荷兰侵略者手里夺回故土。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由于中国沿海的倭寇之患,促进明朝重视加强海防建设,岸防的强化,中国沿海倭乱逐渐平息。在抵抗外寇的过程中,中国沿海岸防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十五至十八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展开早期殖民侵略活动,古老而封闭的中国,成为欧洲殖民者扩张、攫取利益的目标。中国的岸防体系、海上力量、海疆危机,乃至整个国家安全,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晚清中国海防建设与对外海战与岸防。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海路门户,频繁侵犯中国领海。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水师不堪一击,难以招架各国海军的进攻。清政府有鉴于此,通过购买外舰、自造军舰,从北洋水师船队到铁甲舰队,建立起数支近代化舰队。如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舰船交锋,中法甲申海战,中日甲午海战中的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晚清中国对外岸防作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华南、东南沿海防务与岸防作战,清军连连损兵折将,英军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大沽口防务与岸防作战,广州几乎为不设防城市;三次大沽口之战,除第二次可称之为完全的胜利外,均遭失败,英法列强得以长驱直入杀入京师,强迫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中法战争期间台湾、镇海防务与岸防作战,基隆防卫作战,镇海防卫作战,澎湖防卫作战,除了澎湖沦入法军手中外,占据基隆为担保品、占领镇海军港和消灭南洋三舰均未能实现。中法战争中的几次胜利,胜在守备,却没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旅顺、威海卫防务与岸防作战,日军分别在花园口、荣成湾登陆,最终攻下旅顺、威海卫两座军港,将北洋舰队逼入绝境。纵观晚清政府组织的历次岸防作战,基本上都失败了。对外海战与岸防双双失利,除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外,从军事角度,即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军事制度、作战思想三个层面,是晚清海战岸防失败的重要原因:败因之一:军事器物层面的差距。武器装备性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晚清中国无论是武器质量、武器配备还是武器研发制造,均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理念,一些先进中国人零星、自发的开始从事枪械、战船、水雷、大炮等武器的研发与制造。虽然在总体的落后中也有局部的领先,如中法战争中基隆、镇海战役清军武器配备就曾占据优势,但是面对英法日等海军强国,无论是岸防作战、还是海上作战,中国水师无力接敌,不敢与其正面交锋,无法抗击优势强敌,只能将制海权拱手相让。何时开战、在何地开战,战争主动权完全为列强所操控。败因之二:军事制度层面的缺失。一是战争准备、动员机制缺失,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统治者既不重视战争准备,上下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又出于防范民众的考虑,不敢放手发动民众一同抵御侵略,战争动员能力严重匮乏。战前疏忽大意、对敌情缺乏了解;临战游移不定、疏于战备,是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准备不足的两大集中表现;二是战役指挥、调度体系不灵。近代海军作为中国军队的一个新军种,理所当然应成立一个统一的指挥和调度机构。然而,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几支舰队,全都具有私属性和地域性,各支舰队互不统属。晚清政府自始至终都没能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海军指挥机关,几支海军各自为政;三是官兵缺乏训练,腐败气息浓重。晚清时期,中国军队腐化堕落,训练无常,官兵的战斗素养缺乏,战斗意识低下。军队编制不合理,驻防地域广大,分布松散,指挥混乱,兵种单一。军事制度的落后,很难与初步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外国侵略军队相抗衡。败因之三:军事思想层面的落后。晚清中国之所以“败在海上”,思想意识根源在于西方国家拥有先进的海权思想,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控制整个世界的最高战略层面。而晚清统治者则固守“口岸防守”的消极观念,致使海洋成为中国国防藩篱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由于清政府海权意识淡薄、海防战略的滞后,宏观方面既无科学的国防战略规划与近代海权观念的指导;又无具体完整的海防作战方针、目标计划、以及战争实施的措施。微观方面,军队缺乏战役战术布置、战斗意识培养;战术保守落后、海陆协同作战不足,岸防作战战术呆板单一。作战意志方面,士兵缺乏家国意识,不知为谁而战;将领各怀私心,临战难以用命。综上因素,一遇海上战事,固守“重陆轻海”的观念,忽视海洋权利的维护,导致海战、岸防常常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非但不主动出击,制敌于海上,反而将制海权拱手让与敌人,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褚书达^[6]（2017）在《18世纪英国的旅行书写与澳洲认知》文中提出18世纪是英帝国发展与转型的时期,也是英国人面向海外的探索与旅行出现热潮的世纪。其中,英国对南太平洋与澳洲的探险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在探险过程中,旅行书写大量出现,它们表现为航海日志、殖民地记叙与书信等形式,表达了身份各异的旅行者对澳洲的看法,受到英国公众的热烈欢迎。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旅行书写是英国认知澳洲的重要媒介,它与英帝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英国的目光下,作为客体的澳洲形象发生复杂的变化,英国的自我性格也不断得到呈现。在近代早期,先验与虚构的“南方大陆”地理假说在欧洲仍然长盛不衰,西班牙与荷兰已经向南太平洋发起航海探索,英国却长期在这块海域缺席。从18世纪初开始,身为帝国代理人的私掠者在好奇的语境下,率先向英国公众描述南太平洋的异域趣闻,引起他们对这里的最初兴趣。作为私掠者中唯一登陆过澳洲大陆的航海家,威廉·丹皮尔对澳洲的观察与描述深受传统地理观、人种观的影响。他所见的新荷兰海岸环境贫瘠,动物怪异,土着如野兽般面目可憎;在私掠者展现的南太平洋异域世界中,新荷兰与南方大陆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介于半未知半已知、半神话半现实之间的澳洲形象。私掠者还将劫掠西班牙城镇与船只作为旅行书写的重要内容,同时希望通过发现南方大陆来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这构成了英国对南太平洋的最初激情。到40年代后,英国公众兴起一股“南方大陆热”,他们翻阅之前的航海日志,编纂新的航海文集与历史地理志,希望通过发现与殖民这个大陆来增加英国的帝国荣耀。作为呼应,乔治·安森以私掠的形式率领皇家海军横渡南太平洋,在欧洲国家竞争的背景下策划与推动英国官方的探索。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经验科学的发展,航海者在离开欧洲本土后,开始采用新的语调来描绘异域风景。天文航海术的发展及其中的“计量精神”使他们能够更加精确地描述遥远陆地的海岸线,自然史学说的盛行及其中的“分类—命名意识”也深远地影响到航海家对异域的动物、植物与民族的看法。在科学与政治的合谋下,詹姆斯·库克指挥奋进号进入南太平洋,发现了澳洲东海岸。库克船长与船员用经验主义目光的来审视与书写澳洲,他们测绘海岸线的形貌、记录水文数据与地理位置、收集动植物的标本、将澳洲的风景概化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对象,同时用民族志式的方法考察土着的身体、文化与社会。作为神话的南方大陆形象最终褪去,现实的澳洲逐渐进入到帝国的知识图景之内。库克船长与英帝国的命运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对澳洲的新发现成为他的宝贵遗产。在英帝国内部一系列机缘巧合的变化中,英国最终选择将新南威尔士作为新的囚犯流放地。1788年,第一舰队在澳洲登陆并进行拓殖活动,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此时的英国在政策上将澳洲视为本土监狱的延伸,但身处遥远异域的殖民者却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局限于此。在菲利普担任新南威尔士总督的1788—1792年,殖民者的旅行书写记述了内容丰富的拓殖实践,实质上成为一种典型的“殖民叙事”。它通过一道身份边界划分出两个内外有别的空间。界外是野蛮而带有诱惑的“荒野世界”,那里拥有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量,是潜在的等待进入之地,优美与神秘、野蛮与荒芜都被纳入探索与征服的视野,土着是文化引导的对象;界内则是逐渐成长壮大的“殖民定居地”,是自我改造与全面发展的领域。澳洲一面以压倒性的饥荒、凶恶的囚犯、袭扰的土着示人,成为一个阴郁大陆,同时也被视为存有发展与改良机会的希望之乡。总之,本文旨在探讨18世纪的英国如何在帝国语境下,通过旅行书写来认知澳洲,如何将自己目光中的澳洲一步步纳入帝国权力之中,同时呈现自我性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初隐藏于神话中的未知大陆开始脱离古典语境,逐渐转变为科学观察下的知识对象,最终成为现代性的自然—殖民空间。这一切都成为“澳大利亚”概念诞生的基础。

刘雨辰^[7]（2017）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三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三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三,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三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岳鹏^[8]（2017）在《战略对接对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主题来源于现实情况与历史问题相结合所导致的困惑。一方面,当下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积极构建与一些重要国家的战略对接关系,同时作为崛起大国,中国的海权事业也在蓬勃发展,那么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构建战略对接的行为对海权领域的发展会起到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为什么在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德国作为崛起国家都在发展海权,且这种行为都挑战了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但是最终美国胜利了而德国却失败了?基于上述困惑,并结合当下时事,本文采用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从战略对接的视角来研究海权。因此,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间构建的战略对接如何影响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并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的核心假设:不同战略对接的选择会通过系统能量传送力影响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建立战略对接的两国作为国际系统之下的子系统,会在系统能量传送力的作用下对其中一国内部某一具体领域的发展产生影响。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及验证研究假设,本文采用了诠释法、模型分析法和案例法。基本思路是将国家间建立的战略对接关系视为国际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它具有系统的属性和功能,由两个国家构成,但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发展领域。在本文中,国家被定义为一级单元,国内的发展领域被定义为二级单元。本文研究的重点就是子系统与二级单元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系统能量传送力",它是连接子系统到二级单元之间的重要纽带,是能量在系统内进行转移和传送的重要机制,它发挥作用·需要依托供需关系的平衡、战略对接模式、战略对接国和战略对接领域的选择。有了这一机制,就能够解释"子系统"是如何对二级单元的发展施加影响,从而为战略对接对海权的影响提供解释力。接下来,本文采用了案例验证的方法,使用美国和德国海权发展成败这一正一反两个案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为了使两个案例具有统一性,案例的时间范围都控制在自1890年至1945年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段内。在经过两个历史案例验证后,本文又以系统理论为指导,对案例验证得出的基本结论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进而得出四点结论:第一,战略对接建立与维持的基本原则是两国供需关系的平衡;第二,战略对接对海权的影响取决于对接模式、对接国和对接领域的选择;第三,系统能量传送力是战略对接得以跨层次影响海权发展的关键机制;第四,国家间体系与国家内部发展领域之间存在双向建构关系。根据以上四点结论,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中国在进行战略对接时必须要仔细权衡本国的战略需求程度和战略供给能力,避免"供需失衡"情况的出现;其次,中国在构建战略对接时要基于本国海权等重点发展领域的需求,对战略对接模式、战略对接国和战略对接领域进行慎重的选择;最后,国家应尽量建立海权领域的直接战略对接,如果在其他领域进行对接,也应通过合理的规划与调整,使在非海权领域的战略对接能够起到反哺海权的作用。最终实现战略对接与海权领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刘笑阳^[9]（2016）在《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文中研究指明15世纪以后,海洋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人类文明进入了更富开拓性的“海洋时代”。同时,世界海洋强国的历史也呈现出一些普遍性逻辑,即（1）国家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需求决定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地位;（2）国家经略海洋的能力决定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效用;（3）涉海大国都可以超越客观环境而崛起为海洋强国,但海洋强国的衰落也是必然的规律。而这些规律的核心要义便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海洋强国战略,必然能够在海洋时代塑造出一个成功的海洋强国。对于诸如中国一般的崛起大国而言,势必要通过合适的战略走向富强,也势必要走上海洋这条通途大道——它在昔日曾经是一条发展的捷径,而现在却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地区性濒海大国,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皆同海洋息息相关。当前,中国海洋经济总量已连续多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以上,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量的90%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多数原油进口需要依赖海运,中国业已在海洋渔业、海运业以及造船业等领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海洋上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相较于陆地边界局势的基本安定,中国近年来的外部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海洋疆土。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及其军事盟国、有海洋争端的邻国等构筑的战略围堵态势,国家的海上战略空间长期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制。作为全球性贸易大国,尽管中国一直都在参与地区海洋秩序的塑造以及融入全球海洋秩序的进程,然而赢得走向海洋的机会却并不等于“赢得海洋”。可以说,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中国保障国家综合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和塑造新型海洋秩序的必然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无论是在政策和研究领域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设计在战略评估、目标确定和手段选择上多少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将选择“海洋强国战略”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一种创新性的解读模式与设计框架。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对海洋强国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将首先总结并归纳研究所需要涉及的核心概念,并将在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中西互通、古今互鉴”为原则,结合海洋时代的整体性趋势和阶段性变化,综合考虑海洋强国战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尝试在基础研究层面为海洋强国战略构建可行的分析框架:海洋强国战略分析的主体是涉海大国,其核心问题是国家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即国家摄取海洋战略价值的能力与意愿之间的互动。同时,涉海大国的国内基础必然要受到所处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客观环境所包含的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之间的结构,既可能对国内基础形成积极塑造,也可能对其产生消极限制。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家便依据其国内基础,设计并实施相应的海洋强国战略。随后,本文还将就分析框架中的四个核心要素——海洋的战略价值、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海洋强国战略的国内基础以及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框架分别进行专门阐述,进而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设计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创新。本文的第二章主要介绍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本章旨在对新航路开辟以来的西方海洋强国发展进行分阶段的历史梳理,并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海洋战略进行重点分析,从而在追溯西方海洋强国演进逻辑的过程中,寻找到海洋与大国兴衰的内在联系,并发掘出西方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其中,本章节将以1415年的休达之战为时间起点,以刚刚结束的2015年为结点,对西方海洋强国战略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基于全球化的深入程度、国际关系史的阶段分野和西方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笔者拟将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开拓时代（1415-1648年）、殖民时代（1648-1845年）、争霸时代（1845-1945年）和“威慑—合作”时代（1945-2015年）。与此同时,本文将从不同时期中挑选出个别国家作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典型案例,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寻找到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以全球海洋秩序的运转为基础,通过考察核心主导者和强力挑战者在海洋领域的互动,无疑更有利于归纳出西方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逻辑。本文的第三章主要介绍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与相关实践。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并非新近萌生的国家理念,而是两千年来特定历史逻辑的产物。尽管内陆传统长期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但是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作为两个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不存在有些学者所主张的主导和支配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海洋强国探索的历史也呈现出周期性演进的趋势,而国家意愿和能力的互动关系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对中国而言,由于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逻辑以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层面的特殊性逻辑,因此没有如欧洲一样在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三次峰值上实现向海洋强国的转型。以上述核心观点作为历史梳理和分析的框架,本文从古代的缘起、近代的萌芽和当代的探索三个阶段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及其战略实践进行了历史梳理,并总结出其中蕴含的历史特点和演进逻辑,即由浅显认知向系统论述演进、由“重陆轻海”向“陆海统筹”演进、由“趋利”向“避害”再向“趋利避害”演进、由探索海洋强国之“术”向塑造海洋强国之“道”演进。本文的第四章主要介绍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设计。本章将以海洋战略价值及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和国内基础尝试就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设计提出理念性和框架性的建议:（1）海洋强国战略在海洋实力的巩固与提升、海洋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以及海洋秩序的融入与塑造三个方面的基本目标;（2）海洋强国战略的主导理念,即以和平主义为宗旨、以防御现实主义为核心、以经济主义为首务、以地区主义为重点和以合作主义为通途。（3）海洋强国战略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四个层面上的核心内容;（4）海洋强国战略的四项实施原则,即国内与国际的统筹、陆地与海洋的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合作与竞争的统筹;（5）海洋强国战略在中观层面可以侧重考虑的五种联动模式,即中央与地方的联动、政府与民间的联动、战略与战略的联动、部门与部门的联动、产业与产业的联动

朱涛^[10]（2016）在《晚清译着《御风要术》研究》文中认为《御风要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台风的译着,涵盖了当时西方最新的气象学和航海学理论。《御风要术》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史和航海学史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当时航海、造船和海防人员的必修书籍。《御风要术》译自英国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威廉·拉德克利夫·白而特（William Radcliff Birt,1804-1881）撰写的The Hand Book of the Law of Storms一书。该书原着出版于1853年,用简洁明了的语言阐述复杂的理论,剖析了台风的性质,并介绍了避风航海术的使用方法。The Hand Book of the Law of Storms的出版,普及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学和航海学成果,受到各界的欢迎,因此多次再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华蘅芳（1833-1902）与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1914）合作完成了《御风要术》的翻译工作。1873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次刊行了该书的中文版,此举开创了中国气象学和航海学的新局面。学界尚未对此书展开研究,而鉴于该书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本研究对《御风要术》的出版、内容和传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首先,本文简要回顾了《御风要术》译书的时代背景,包括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并追溯中国近代气象学和航海学的发展情况;介绍原着者、译者的生平和突出成就,考证并分析英文原版的成书历程和刊行情况,简述《御风要术》在中国翻译、刊行、传播的情况。其次,从内容归纳和结构分析入手,对《御风要术》的章节内容设置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照书中的气象名词术语与现代汉语（英语）的气象学术语,对书中出现的中英文地名进行考证;此外,还对着作中的科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再次,在分析、研究《御风要术》的全本内容的基础上,本研究对书中涉及的台风预测方法以及避风航海术进行了归纳和分析。重点探讨了以下内容:预测台风、判断台风移动方向和风力大小、判断台风移动路径、判断船只在台风中位置、船舶停泊和下锚趋避台风、中国东南海的台风及行船方法、世界其他海域的台风及行船方法等,并与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对比。最后,本研究对《御风要术》在中国晚清时期的传播情况进行考证,探讨该书的出版对我国气象学、航海学、军事和造船业的推动作用,并分析《御风要术》的传播给晚清科技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日本战舰再次驶向印度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战舰再次驶向印度洋（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论文提纲范文）

（3）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甲午战败中的北洋海军将官指挥群体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海战岸防图解析及其军事败因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6）18世纪英国的旅行书写与澳洲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7）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战略对接对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译着《御风要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本战舰再次驶向印度洋（论文参考文献）

• [1]19世纪英帝国孟买和哈利法克斯海军基地研究[D]. 周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
• [2]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D]. 徐立特. 吉林大学, 2020(03)
• [3]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D]. 何岸. 北京大学, 2020(03)
• [4]甲午战败中的北洋海军将官指挥群体因素研究[D]. 严永晔. 鲁东大学, 2020(01)
• [5]晚清海战岸防图解析及其军事败因探讨[D]. 张岩鑫. 吉林大学, 2019(10)
• [6]18世纪英国的旅行书写与澳洲认知[D]. 褚书达. 南京大学, 2017(12)
• [7]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08)
• [8]战略对接对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的影响研究[D]. 岳鹏. 天津师范大学, 2017(08)
• [9]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D]. 刘笑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晚清译着《御风要术》研究[D]. 朱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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