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与少数民族与民族学

一、林耀华与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章彤晖^[1]（2020）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1922-1950） ——以中国籍学者群体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于1922年,是由传教士为主的西方学者发起组建的,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学会早期主要由西方学者主导,对华西边疆地区展开一系列人类学、自然科学、宗教学以及考古学等方面的考察研究,创办学术期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学会为适应政局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革,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籍学者开始入会并在抗战爆发后,中国籍学者入会人数逐年增长,入会的中国籍学者以学会为依托,积极开展边疆研究,日渐成为学会边疆研究的主力军,为近代中国的边疆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战时中国籍学者在学会体量上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学会的发展,也形成了中国籍学者边疆研究团体,形成了中国籍学者齐聚华西,集体作战的边疆研究繁荣局面。笔者将目光聚焦入会的中国籍学者团体,通过整体把握和个例分析的方式,理清中国籍学者在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对本土边疆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大致展现当时国人视野下的边疆研究风貌。

宋培军^[2]（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文中指出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其德文、英文着作中的"民族"字眼,可以发现其民族观揭示了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两条形成路线,都经历了"部族"阶段,并且分别以建立古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为各自发展的高级形态。这就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强调"现代"这一时代定位有了出入,从而为拓展其适用性提供了可能。无论是梁启超1905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国家主义创造,还是顾颉刚1939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论证,很多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暗合。费孝通1939年运用"族团"（ethnic union）概念与顾颉刚进行商榷,难说构成民族对等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其1988年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阐发,则更多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实践智慧的总结,但其核心概念"民族集团"的使用比较随意,也缺乏定性分析,这都源于其始终没有认识到乃师史禄国英文写作中运用的ethnos实际上是希腊语ενοs的拉丁转写。"中华民族"在梁启超、顾颉刚看来就是属于文化族类而非种族、氏族、部族的"汉族"或"汉人"。只有以马克思民族观为基本规范,才能解决政治学、民族史学科分割带来的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镜像看到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结构变革的历史真相,进而建立"一族多线"的中华民族国家观。

朱晓晓^[3]（2020）在《“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文中研究表明吴泽霖先生（1898—1990）是江苏常熟人。他是我国着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旋即经欧洲回国,先后任大夏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分别就职于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被南开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学校聘为兼职教授,还是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顾问。学术界对吴泽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研究涉及了多个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对这位前辈所留下的学术富矿的整理和挖掘工作至今仍未结束。在近些年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广泛涉及到了学术思想与理论、学术思想历程等等方面,为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吴泽霖及其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每年都有对吴泽霖先生的纪念性文章出现,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并不乐观,并且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是吴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且研究成果单一,缺乏综合性。总体来看,目前对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民族学界做出的突出贡献挖掘不够,并且也没有真正找到吴泽霖先生在民族学发展中应有的位置与高度。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过去这些对吴泽霖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以往的研究内容上向纵深发展的还不够。二是关于吴先生民族学方面研究的分类问题。时至今日,对吴泽霖先生的研究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上都不理想,虽然研究角度渐趋多样化,但是研究内容上向纵深发展的还不够。前辈学者对吴先生的解读还是停留在历史学的脉络上进行史料去伪存真的工作,并没有对吴泽霖先生的思想进行挖掘和总结。结合以往对吴泽霖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吴泽霖学术着作的仔细阅读和分析,笔者认为,在吴泽霖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一条线索,即追求民族平等与团结。二是以往学者往往将吴泽霖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与民族学博物馆思想研究割裂开分别进行论述,甚至仔细体味会发现学者们默认吴先生的“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是从他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脱胎出来的。这一方面,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吴泽霖的民族学研究不但不应简单且轻易的进行划分,而且应该着重强调吴先生的民族学博物馆思想建设。因此笔者在论述这一部分时,将打破已有的论述视角,以“物”的研究来为吴先生找到他在学术史中应有的位置。

陈瑛^[4]（2020）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两个重要会议中均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标志着这个从21世纪初出现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的概念开始进入国家力量主导的建设实践。2015年西藏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进一步体现了其重要性。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华民族在同心勠力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严峻形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创新之举,是凝聚向心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繁荣,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安定的现实需要,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解读近年来国家层面与民族工作相关的重要会议精神,在提及牢固树立或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都要求必须增强认同,并且在不断总结提升中形成完整的“五个认同”表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涵是“八个坚持”,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进一步将之丰富为“九个坚持”。从“八个坚持”升级“九个坚持”,习近平同志都阐述了对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拳拳嘱托,应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民族工作之重要着力点。分析相关主题的既有文献,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定义和内涵界定见解颇丰,其中都论及“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密切关系,但对认同的价值指向和其类型及位序却未尽一致。建构学说体系和开展理论阐释有必要厘清基本概念和中心内容,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化提炼仍有研究空间。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共同体思想和认同理论,在分析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形成的逻辑进路,提出“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认同,并对其开展了理论确认。以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民族政策的变迁和民族工作的成效为脉络分析核心认同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新社会新中国七十年建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价值取向从公平正义向平等正义调适、民族政策设计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向、民族工作从专注少数民族事务向多领域交集融通,认同建构在实践和话语体系两个层面不断延展和深入,从内地到边疆,从少数民族到广大民众,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了多样认同的整合。从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公共社会资源配置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来分析对核心认同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以及探索在经过历史和实践证明的政党的有力领导下,以政治互信、经济共建、社会互助和价值共识增强核心认同为着力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础研究。

顾超^[5]（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禄开辉^[6]（2019）在《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文中指出多年来我国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面积的64%,民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目前已被国家纳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困难较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所指的凉山彝区农村,即泛指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心区域,以“诺苏”为自称的彝族人口世代聚居、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整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凉山彝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片区域目前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部分地区还因毒品及艾滋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凉山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构成、影响因素都做出整体观察和判断,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等关系的平衡。长期以来,凉山彝区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型的,以经济为中心,强调来自于外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凉山彝区拥有悠久、深厚且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并适应于这一独特区域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其内在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智慧和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扎根于凉山彝族农村社会,发挥着诸多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对凉山彝区社会影响深远的毕摩文化,正是凉山彝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和话题。毕摩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显示出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其自身有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是调整彝族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和多种意义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和代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毕摩文化生长于凉山彝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中,并在其严格的传承制度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直传承延续至今,并且当前仍对彝区农村社会发挥着教育与文化传承、医疗、社会整合与心理调节等功能。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有利有弊。经济上,毕摩文化内蕴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毕摩文化倡导的勤劳、自立自强、诚信、考虑长远等价值观有助于彝区农民的经济发展,部分毕摩文化资源也可与相关的美丽山川河湖结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受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彝区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人情消费都普遍偏高,以至于形成攀比的风气,在毕摩文化色彩浓重的葬礼和祭祖仪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毕摩文化本身并非主要原因,但毕摩群体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仍可在文化和移风易俗方面做出相应的引导。在乡村治理方面,毕摩文化中对彝区民众注重品德修养、亲戚和睦、社会和谐、家人团结、人人平等、重视礼仪、离恶向善等价值观的教育,对彝区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培育及乡村治理的改善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彝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毕摩仪式在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家族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稳定作用,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对彝区民众遭遇意外、突发事故时帮助缓解冲突和心理危机,无形化解社会矛盾。毕摩们还参与彝区禁毒,帮助调解社会纠纷;但毕摩文化中仍部分存在的“诅咒”“神判”等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冲突。在文化上,毕摩文化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对毕摩文化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在现代化中处于被动境地,毕摩文化的“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相矛盾,受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又面临传承危机。生态环境方面,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万物共生共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天然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许多关于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仪式和禁忌,都客观上保护了彝区生态环境。但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标准与毕摩文化关于“洁净与污秽”和彝族传统文明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继而造成对当地文化的误解和贬低,造成诸多建设项目收效甚微。显然,毕摩文化在凉山彝区农村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利用毕摩文化中的有益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调适它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和错位,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推进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将毕摩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自觉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去;其次,凉山彝区的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文化英雄”引领彝区民众提升文化自觉,需要各个主体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给予“文化关注”。再次,毕摩文化在自身文化自觉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最后,在毕摩文化与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调适中,可借力毕摩文化资源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彝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如此,在两者的对话、碰撞中,互相调整、兼容中,毕摩文化赢得自身的升级换代,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彝区农村社会,彝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融入传统文化价值,有望能够建设成为根基稳固的,有地方和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自信的现代化,实现两者的共赢。

罗锐^[7]（2019）在《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文中研究表明民族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期受到压迫的少数民族公开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有哪些民族、有多少民族进行甄别的工作,属于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民族识别工作使各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初期存在识别结果不够完善的问题。广西大新县地处中越边境,历史上民族成分的构成相对复杂,因此该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一个长期而又繁琐、一直存在调试并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对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工作中存在不完善的问题进行梳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搜集相关档案材料,结合田野调查的方法。阐述了民国时期的学者在“识别”各族群的基础上,新桂系的“民族同化”政策使得各族群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该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西通过民族识别工作,识别出12个世居民族,但识别结果不够完善,存在部分人群的族属无法确认的问题。叙述了在此背景下,大新县域的民族识别工作存在识别结果不够准确,各民族人口数量变动大,涉及范围广,各民族支系并归的政策在执行时,解释和宣传工作不够完善,导致群众对民族识别的认知不足,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的情况。以大新县域民族识别中的“苗改壮”为案例,回顾了大新县部分人群因服装、“名从主人”等因素被识别为“苗族”,随着民族识别的不断完善,并归为壮族,由此“苗族”的民族意识不断淡化的过程。探讨了大新县域的民族识别,有使得部分群体从人口较少民族变为省一级的自治民族,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发生改变的同时,民族关系从原有的与壮、汉冲突到相互交融的改变,从而有利于民族和谐与发展的历史意义。通过对县一级政区民族识别工作的回顾与反思,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民族政策落实到基层遇到的复杂情况,对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带来的促进作用,为更好的落实民族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开展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历史经验。

李致江^[8]（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张福强^[9]（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指出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王雷垠^[10]（2019）在《我国宪法上的“民族”概念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3月11日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写入了宪法,这也是“中华民族”概念首次写入宪法。能够看到,这一次的修宪对于统一的国族概念的强调有了加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民族是宪法文本中一个当然存在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民族”入宪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虽然民族概念较早进入中国,但是立宪者和修宪者出于民族团结等原因的考虑,对于“民族”采用审慎的态度,一直没有将民族写入宪法。中国自古以来有“民”,有“族”,但是却没有代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这一语词。通说认为这一语词是从日本传入。在民族概念经历翻译的转介之后,内涵变得丰富而复杂。梁启超和立宪派人士由于深刻感到民族危机,所以偏向于将“民族”作为国族概念来理解。但是革命党人为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目的,极力反对立宪派的民族主张,强调一种文化和自然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之后其观念又在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被孙中山、蒋介石等人从“国族”意义上进行修正,如蒋介石提出的强调单一民族主体的“宗族说”。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这一概念的认知主要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复合的民族观,即在清楚划分各个族群的基础上,保证国族的统一。在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最终的胜利,民族得以在1947年写入《中华民国宪法中》。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继受苏联民族理论,对民族展开民族识别工作,最终,宪法的框架形成一个“二元”的民族观——序言部分的“民族”是国统一族意义上的,而大纲和正文部分的“民族”是“族群”意义上的。这一框架一直影响到了现行宪法。虽然民族识别有利于各民族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但是也埋下了之后民族矛盾的种子。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间,国家偏重政治生活,阶级斗争是生活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民族的差异性被掩盖。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成为生活的主线,阶级话语被人为地淡化了,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以及利益分配不均,最终使民族重新被人们想起,重新被强调。在经济、文化差异逐渐扩大带来的不公面前,民族主体性再次觉醒,民族差异被放大,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2018年3月的修宪,立宪者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写进了宪法之中。虽然这一概念早已广为人知,但是由于其内涵的复杂性,立宪者对其使用一直保持着警惕。本次修宪,这个概念在中国百年宪法史中第一次进入宪法中。由此可以看出,在民族处于危机和困难之时,只有强化“一”而淡化“异”,人民才能战胜阻碍,最终实现生活的富足和国家的富强。本文将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在宪法史的脉络中对上述民族的两个相关表述,即代表族群意义的“民族”和代表文化共同体、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两个概念的由来进行分析,同时将其写入宪法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以期对宪法上的民族概念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二、林耀华与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耀华与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1922-1950） ——以中国籍学者群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论文提纲范文）

（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8）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9）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宪法上的“民族”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林耀华与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1922-1950） ——以中国籍学者群体为中心[D]. 章彤晖.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2]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J]. 宋培军. 文史哲, 2020(03)
• [3]“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D]. 朱晓晓.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D]. 陈瑛.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6]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D]. 禄开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7]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D]. 罗锐.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8]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9]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10]我国宪法上的“民族”概念研究[D]. 王雷垠.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