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委托外资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刘程,罗雄苑[1]（2021）在《外部监管对国企创新与改制创新成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国资委成立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提升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利用2003年国资委成立事件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外部监管对我国国企创新与改制创新成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大实证部分:外部监管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以及对改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部监管能够显着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其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投资过度以及减少冗余雇员等渠道来实现的;第二,同时外部监管能够显着改善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第三,外部监管还能够显着提高国有企业的改制创新成效,即外部监管提升了国有企业改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其中检验发现,该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民营大股东掏空效应来实现的;第四,当改制国企处于高竞争程度行业时,外部监管能较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改制创新成效。本次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国资委成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也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以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
李尚[2]（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如何?这是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是围绕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的。首先,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促进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的认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国有企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宏观所有制结构层面有机结合,实现了“国民共进”。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分配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其次,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理论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形成的公私合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企业自发形成以及通过试点股份制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新时代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三个理论线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最后,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利用包含116770个观测值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中都具有显着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干预,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途径只会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代理问题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二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垂直结构”下上游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下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上游国有经济比重与下游行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维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比重,可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于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所有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模型,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投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取决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间储蓄率的大小。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实证结果,本文最后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张剑锋[3]（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雷艳[4]（2020）在《竞争性国企混改中股权混合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依然存在“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与国企资产管理行政化等问题,导致国企的治理效率与经营绩效偏低。在相关政策推动与生存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国企加入混合所有制改革队伍,引入民营资本作为国企混改的重要路径,民营资本除了持股还会通过派任董监高的形式直接参与企业治理,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实现了深度融合,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对于企业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以形成“混合”的股权结构,股权混合度是否及如何企业绩效有待深入探讨。因此,本文试图在国企分类改革的背景下,探究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权混合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本文选取2013-2018年8个竞争性行业领域的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中手工收集与整理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比例、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派任董监高人数等数据。在相关理论基础及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董监高来源异质性视角,实证检验股权混合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考虑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竞争性国企混改中,股权混合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地正向促进作用。（2）董监高来源异质性在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绩效关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机构投资者在混改国企中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其整体持股比例不仅正向调节股权混合度及董监高来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还正向调节“股权混合度→董监高来源异质性→企业绩效”这一中介机制,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混合度通过董监高来源异质性对企业绩效产生的促进作用就越强。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结论以及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多元化和均衡的股权结构、健全国企内部治理结构、引入和培养积极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完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法律与政策体系等建议,对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治理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李明敏[5]（2020）在《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国企深化改革背景下,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旨在通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形成灵活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以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国有资本基于政府权力的制度逻辑与非国有资本的财产权利逻辑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很多国企在资本结构上早已实现混合所有的形式,但政府干预力度并未减弱,行政垄断体制并未打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治理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及“旋转门”等制度障碍,存在丧失话语权的担忧,导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效应。可见,赋予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实际控制权,对于缓解非国有资本对“混而不合”的担忧,提高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至关重要。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决策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股东可通过董事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文探讨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明晰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以期为混改国企通过为非国有股东配置董事会权力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提供理论借鉴。具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非国有资源与国有资源的优势互补性,明晰了国企混改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继而引入资源依赖理论,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了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并在治理结构视角下分析了董事会权力来源于股权,为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奠定理论基础。（2）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关系,对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作用强度的差异,并基于这一强度差异,在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下引出“超额委派董事”概念,进而探讨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3）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别从资产运营效率和经理管理防御两方面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在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后产生资源禀赋效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通过提升混改国企的资产运营效率,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在混改国企治理中发挥权力制衡效应,通过抑制混改国企的经理管理防御,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4）为进一步深化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研究,从国有股东控制度入手,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与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协同互补效应,基于治理结构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治理制约效应。随着国有股东控制度的增加,治理制约效应逐渐增强,协同互补效应先增强后减弱,使得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正向关系发挥先正后负的双重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以往文献针对异质股东的关系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异质股东之间的对立制衡关系。在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求不同所有制资本发挥协同效应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优势互补效应和权力制衡效应,实现了异质股东关系的对立与统一,有助于拓展异质股东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进而为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所有制资本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指导。第二,在现有研究分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后果直接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从经理管理防御与资产运营效率两方面深入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并考察了国有股东控制度对两者关系强度的影响效应,以明晰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作用机理,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治理结构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关系研究,并为国企混改实践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议。第三,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董事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关注,本文结合新一轮混改背景下混改国企中出现的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超额配置特征,深入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差异性,并进一步细化地考察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丰富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因素探讨。
王萌[6]（2020）在《混改程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混改试点企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企业的混改经过地方、中央试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混改效果并不理想,混改认识也存在分歧。在新经济背景下,国企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化的挑战和机遇。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四批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名单,先后四批试点企业多达200余家,而判断混改成功与否主要看能否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盈余作为企业财务报表最重要的综合性指标之一,从财务角度看盈余质量改善与否可以作为判断混改效果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用盈余质量来衡量四批混改试点企业的改革效果,以此希望能为更多企业提供改革的思路和动力。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密,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考虑政府干预影响,研究混改程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本文选取2014-2018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四批试点名单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并参考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数据,区分市场化程度差异,在考虑政府干预调节重要作用,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盈余质量的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1）市场化程度是影响混改效果的重要因素,国企混改需要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因地施策;（2）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混改程度有利于提升盈余质量。表现无论是提高股权混合程度还是增加股权多样性,都会明显增强企业的盈余质量;（3）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混改程度对盈余质量并没有明显影响。表现无论是提高股权混合程度还是增加股权多样性,企业的盈余质量并不会明显提高;（4）混改过程中,政府干预的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而言,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减少政府干预并不影响盈余质量,但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减少政府干预能够明显提升企业盈余质量。这一研究结论说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发挥主要作用,政府干预本身发挥作用比较小。但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市场有效性比较低,政府对于企业发展影响较大,政府适当减少干预有利于企业盈余质量的提高。根据本文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在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不能单纯通过改变股权结构,提升地区发展的市场化程度,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国企改革的关键。对于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国企改革策略应该有所差异。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通过股权多元化,促进股权融合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短期内政府适当放权,帮助企业在市场中提高自主经营能力,长期来看需要提升市场化水平。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不同地区企业混改提供借鉴,同时对于企业治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刘志永[7]（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杨崇莹[8]（2020）在《混改视角下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国有企业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企随时代变迁而进行因时制宜的改革,自始至终也都是至关重要的。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一项重大改革,本身作为激励措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因其能够向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成为了继续深化混改的助力剂。过去的员工持股计划在企业中主要起到提高员工主动性、保留技术人才的作用,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有重要意义（Marianna,2006;Chang等,2015;孟庆斌等,2019;黄萍萍和焦跃华,2019）。在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中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引入员工持股的方式,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向国有企业注入非公有制资本的要求不谋而合,因而成为了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项关键途径。那么,在混改背景下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其原本对于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是否将会与混改带来的政策红利相辅相成,迸发出更显着的作用呢?员工持股计划发挥出对于混改国企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又是否有一定的内部要求和外部要求。在国有企业进行深化改革和分类治理的背景下,研究员工持股计划是否能够促进混改企业的创新活动,以及产生激励效应的必要条件,对于保证我国国企改革的质量和效率至关重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结合混合所有制背景,研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于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探析员工持股计划在混改企业中所产生的效用。进一步,本文引入行业因素和区域因素方面的调节变量,研究行业垄断性与竞争性、市场化进程水平高低不同时,员工持股计划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从而厘清该激励效应的实现条件。全文共包括七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厘清了员工持股计划与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归纳了员工持股计划、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在员工持股计划方面,梳理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动因及方案设计、长期效应、短期效应;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回顾了目前学者对于混改为企业带来的影响作用的研究成果;在企业创新方面,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角度,总结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结合已有学术文献,本部分最后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评析。第三章为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员工持股计划,本章梳理了两项政策的历史渊源、沿革变迁与发展现状。第四章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章首先进行了理论分析,以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双因素激励理论为基础,随后提出了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第五章为研究设计。结合本文特性与以往学者的做法,本文选择合适的变量测度指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于混改国企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进而引入调价变量,分析不同行业类型与不同市场化进程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差异。第六章为实证结果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结果分析、进一步分析、稳健性检验。本文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水平的积极影响,以及竞争性行业、高市场化进程对于上述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七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当下形势与政策的发展现状,本文为实践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参考建议,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同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为继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较于未混改的国企,已混改国企的员工持股计划将增强企业创新。（2）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较于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的员工持股计划将增强企业创新。（3）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较低市场化进程的地区,高市场化进程地区的员工持股计划将增强企业创新。
林明灯[9]（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丁嘉呈[10]（2020）在《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四维图新的案例研究》文中提出加速国有企业的创新,是加快推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一步。公司治理结构、经营决策、资源等都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内部因素,而股权持有者又会对这些因素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企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股权构成密切相关。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以及解决由此引发的后续管理问题也是历年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所在。与过去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相比,2013年后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股权结构的变动,而是把重点放在通过股权结构的变动来改善国企原有的经营管理机制,从而推动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战略投资者成了许多国企用来完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优选路径。与引入的战略投资者达成战略合作,会对企业的公司治理、经营决策以及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从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由此,本文先从总体上对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介绍,将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资源理论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并对影响创新的因素、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的关系以及战略投资者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接着,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引入战略投资者影响创新的路径进行了阐述。最后,本文选取了四维图新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在2014年通过引入腾讯作为战略投资者而实现的混改为具体案例,对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经营决策以及资源合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从四维图新的研发能力、成果产出能力、商业价值实现能力这三个方面对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创新的影响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改善企业的股权结构;（2）四维图新引入的战略投资者能在企业公司治理、经营决策以及资源合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3）四维图新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确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上述研究为国有企业如何更好地引入战略投资者来提升其创新能力提供了以下启示:（1）选择的战略投资者要与企业有共同的利益契合点;（2）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关键在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3）国有企业要形成自身竞争力,避免对战略投资者的过度依赖。希望能为国有企业更好地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国企委托外资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企委托外资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外部监管对国企创新与改制创新成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国资委成立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一)制度背景 |
| (二)研究假设 |
| 1.创新监管激励视角 |
| 2.创新资源视角 |
| 三、外部监管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一)实证设计 |
| 1.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 2.样本和数据 |
| (二)基准回归结果 |
| (三)影响机制检验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外部监管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 |
| 四、外部监管、国企改制与企业创新 |
| (一)实证设计 |
| 1. 模型设定 |
| 2.样本描述性统计 |
| (二)基准回归结果 |
| (三)影响机制检验 |
| (四)匹配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
| (五)行业市场竞争的异质性效应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
| 1.2.2 相关概念分析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
| 1.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研究 |
| 1.3.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
|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1.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 2.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分析框架 |
| 第3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 |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49-1956) |
| 3.1.2 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78-1992)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93-2012) |
| 3.1.4 新时代背景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2013 年至今) |
| 3.2 混合所有制改革演进的理论逻辑 |
| 3.2.1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调整生产关系 |
| 3.2.2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3.2.3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 |
| 4.1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分析 |
|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问题的提出 |
| 4.2.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2.3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2.4 实证结果 |
| 4.2.5 本节小结 |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问题的提出 |
| 4.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 |
| 4.3.4 本节小结 |
| 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问题的提出 |
| 4.4.2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4.3 实证结果 |
| 4.4.4 本节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5.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
| 5.1.1 不同阶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
| 5.1.2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 |
| 5.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2.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2.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 |
| 5.2.4 本节小结 |
| 5.3 上游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行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3.3 实证结果 |
| 5.3.4 本节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
| 6.1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
| 6.2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 |
| 6.2.1 收入分配模型的构建 |
| 6.2.2 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3.1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分析 |
| 6.3.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竞争性国企混改中股权混合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竞争性国有企业 |
| 2.1.2 股权混合度 |
| 2.1.3 董监高来源异质性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资源依赖理论 |
| 2.2.4 协同效应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2 董监高来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3 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3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机理分析 |
| 3.1.1 股权混合度、董监高来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内在关系分析 |
| 3.1.2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分析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绩效 |
| 3.2.2 董监高来源异质性在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
| 3.2.3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定义 |
| 4.2.1 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 |
| 4.2.2 解释变量—股权混合度 |
| 4.2.3 中介变量—董监高来源异质性 |
| 4.2.4 调节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 |
| 4.2.5 控制变量 |
| 4.3 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假设检验分析 |
| 5.3.1 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 |
| 5.3.2 董监高来源异质性的中介效应 |
| 5.3.3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
| 5.3.4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董监高来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
| 5.3.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部分研究样本数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企业 |
| 1.2.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 |
| 1.2.3 资产保值增值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董事会权力的文献综述 |
| 2.1.1 董事会权力配置 |
| 2.1.2 董事会权力测度 |
| 2.1.3 董事会权力结构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经济后果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权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3.2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1.1 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互补性分析 |
| 3.1.2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1.3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内涵分析 |
| 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 |
| 3.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博弈分析 |
| 3.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机理 |
| 3.5.1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 3.5.2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 3.5.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调节因素分析 |
| 3.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模型 |
| 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 |
| 4.1 假设提出 |
| 4.1.1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 4.1.2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非国有股权的作用强度对比 |
| 4.1.3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非对等配置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实证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作用强度对比的实证检验 |
| 4.3.4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5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内生性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分析 |
| 5.1 假设提出 |
| 5.1.1 股东资源视角下资产运营效率的作用路径 |
| 5.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实证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3.2 作用路径一:资产运营效率 |
| 5.3.3 作用路径二:经理管理防御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股东控制度的调节作用 |
| 6.1 假设提出 |
| 6.1.1 股东资源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 6.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实证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3.2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
| 6.3.3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混改程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混改试点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1.2 盈余质量 |
| 2.1.3 政府干预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
| 2.2.2 盈余质量研究综述 |
| 2.2.3 政府干预 |
| 3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产权性质理论 |
| 3.1.2 股权结构理论 |
| 3.1.3 控制权理论 |
| 3.1.4 异质性股东 |
| 3.1.5 政府与企业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股权多样性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
| 3.2.2 股权融合度(制衡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
| 3.2.3 政府干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
| 3.2.4 政府干预程度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盈余质量关系的影响 |
| 4 样本选取及模型设计 |
| 4.1 样本选取 |
| 4.2 变量定义 |
| 4.2.1 解释变量:混改程度 |
| 4.2.2 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 |
| 4.2.3 调节变量:政府干预 |
| 4.2.4 控制变量 |
| 4.3 实证模型设计 |
| 5 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1.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1.2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独立T检验 |
| 5.4 回归分析 |
| 5.4.1 高市场化程度下混改程度与盈余质量 |
| 5.4.2 低市场化程度下混改程度与盈余质量 |
| 5.4.3 回归结果总结 |
| 5.5 稳健性检验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6.3 不足之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混改视角下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内涵 |
| 2.1.2 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内涵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员工持股计划的文献综述 |
| 2.2.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献综述 |
| 2.2.3 企业创新的文献综述 |
| 2.2.4 员工持股计划、混改与企业创新的文献综述 |
| 2.3 文献评述 |
| 3.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 |
| 3.1.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渊源 |
| 3.1.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
| 3.1.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现状 |
| 3.2 员工持股计划的发展分析 |
| 3.2.1 员工持股计划的发展历程 |
| 3.2.2 员工持股计划的发展现状 |
| 4.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员工持股计划、企业创新与混改的理论基础 |
| 4.1.1 委托代理理论 |
| 4.1.2 产权理论 |
| 4.1.3 双因素激励理论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 |
| 4.2.2 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影响企业创新的行业差异 |
| 4.2.3 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影响企业创新的区域差异 |
| 5.研究设计 |
|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变量定义 |
| 5.2.1 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 |
| 5.2.2 解释变量:员工持股计划 |
| 5.2.3 分组变量:混合所有制改革 |
| 5.2.4 行业差异指标 |
| 5.2.5 区域差异指标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实证模型 |
| 6.实证结果分析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1.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子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 |
| 6.4 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影响企业创新的行业差异 |
| 6.4.1 实证回归结果 |
| 6.4.2 分组回归结果 |
| 6.5 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影响企业创新的区域差异 |
| 6.5.1 实证回归结果 |
| 6.5.2 分组回归结果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更换因变量度量方式 |
| 6.6.2 使用PSM模型进行检验 |
| 7.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与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10）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四维图新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混合所有制 |
| 2.1.2 战略投资者 |
| 2.1.3 企业创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资源基础理论 |
| 2.2.4 技术创新能力理论 |
| 2.2.5 理论框架 |
| 2.3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2.3.1 关于企业创新的文献综述 |
| 2.3.2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献综述 |
| 2.3.3 关于战略投资者的文献综述 |
| 2.3.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 |
| 3.2 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
| 3.2.1 单一国有股权对企业创新的“阻碍效应” |
| 3.2.2 引入战略投资者能解决单一国有股权存在的问题 |
| 3.3 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 |
| 3.3.1 改善公司治理,为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
| 3.3.2 参与经营决策,为创新提供正确导向 |
| 3.3.3 发挥联盟优势,为创新提供资源支持 |
| 第四章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
| 4.1 选择案例公司的原因 |
| 4.2 四维图新公司的基本情况 |
| 4.3 战略投资者腾讯公司简介 |
| 4.4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实施过程 |
| 4.5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关键事件 |
| 4.5.1 与HERE设立合资企业 |
| 4.5.2 战略投资者腾讯协助布局并购杰发科技 |
| 第五章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分析 |
| 5.1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股权结构 |
| 5.1.1 股权构成 |
| 5.1.2 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 |
| 5.2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公司治理 |
| 5.2.1 董事会结构 |
| 5.2.2 专业委员会构成 |
| 5.2.3 激励机制的设置 |
| 5.3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经营决策 |
| 5.3.1 研发新产品 |
| 5.3.2 并购民营企业 |
| 5.3.3 明确未来业务方向 |
| 5.4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资源合作 |
| 5.4.1 互联网资源支持 |
| 5.4.2 牵线业务与合作 |
| 5.4.3 资金支持 |
| 第六章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分析 |
| 6.1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研发能力分析 |
| 6.1.1 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 |
| 6.1.2 研发人员 |
| 6.1.3 大型研发项目 |
| 6.2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分析 |
| 6.2.1 自主知识产权 |
| 6.2.2 新产品的推出 |
| 6.2.3 主要产品荣誉 |
| 6.3 四维图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商业价值实现能力分析 |
| 6.3.1 新产品的营业收入 |
| 6.3.2 产品营业利润 |
| 6.3.3 净资产收益率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选择的战略投资者要与企业有共同的利益契合点 |
| 7.2.2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关键在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
| 7.2.3 形成自身竞争力避免对战略投资者的过度依赖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国企委托外资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外部监管对国企创新与改制创新成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国资委成立的实证分析[J]. 刘程,罗雄苑. 商学研究, 2021(06)
-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D]. 李尚.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竞争性国企混改中股权混合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雷艳.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5]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D]. 李明敏. 西安理工大学, 2020
- [6]混改程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混改试点企业为例[D]. 王萌.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混改视角下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研究[D]. 杨崇莹.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10]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四维图新的案例研究[D]. 丁嘉呈. 苏州大学, 2020(03)
标签：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